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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人》
作者：图书堂

内容简介：    现今，人们的面子观念越发增深。不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甚至在民间，人们均以各种形色出现于世人面前，使自己不丢面子，并在交往中加深感情。面子既如此重要，那么，它又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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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人 一、闲话国人(1)

    1. 面具与角『色』

    现今，人们的面子观念越发增深。不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甚至在民间，人们均以各种形『色』出现于世人面前，使自己不丢面子，并在交往中加深感情。

    面子既如此重要，那么，它又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肯定，面子是给人看的东西。"面"这个字，甲骨文从"目"，写成一只眼睛加一个眼眶的形状。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说："契文从目，外象面部匡廓之形，盖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过于目，故面字从之也。"所以"面"有相见之意，如"一面之交"、"一面如故"等；又常与"目"联用，如"面目如故"、"面目一新"等。但"面"与"目"虽都与眼睛有关，意义却不同。要言之，"目"是用来看别人的，"面"则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看，则有没有"面"，或者"面目"是可爱还是可憎，都不太要紧。只有当人们看着的时候，才必须特别地注意面子。

    人的身上，可以让人看的，主要是"脸"。其他部位，或不可看，或无足观，或寻常看不见。唯独脸。不但可看，可观，而且非看不可。俗云："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如果不善于"察言观『色』"，很可能会无端地"碰一鼻子灰"，弄得"灰头灰脸"地好没有意思。

    正因为"脸"和"面子"都是可看、可观，且非看不可的，所以"面子"有时也叫"脸"：有面子是"有脸"，没面子是"没脸"，丢面子是"丢脸"，而毫不顾及面子是"不要脸"。"不要脸"是极刻毒的话。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若被人骂作"不要脸"，便非和你拼命不可。

    甚至"面子"和"脸"还有一种生理上的联系：丢面子时会"脸红"，得面子，也就是别人"赏脸"或自己"『露』脸"时，则会觉得"脸上有光"。总之面子的得失，全都写在"脸"上，一望可知。正因为一望可知，所在"面子"往往比"里子"重要。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便只好舍"里"而求"面"。比如做一件棉衣，"里子"不妨用旧布，"面子"则必须用新绸。又比如平时不妨吃咸菜，结婚时则必须大摆筵席。再比如小学校的危房可以不修，县太爷的进口轿车则不能不买。火车站里，外宾休息室总比一般候车室"体面"，而单位一到有人来参观时，清洁卫生总会比平时做得好。由此可见，面子乃非常之时用于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这样看来，它又不太像是"脸"，至少不能简单地说是"脸"。

    事实上，"面子"与"脸"还是有区别的。第一，"脸"是天生的，"面子"却可以后天得到，比如突然一下升官或发财等；第二，"脸"有美丑，"面子"却只有美没有丑，所谓"面子上不好看"不叫"面丑"，而只叫"没面子"或"丢面子"；第三，"脸"可以修饰，比如揩洗、剃须、抹粉等，"面子"却不能修饰，只能替换；第四，"脸"生而有之， 永随各人，"面子"则不但可以争取，甚至还可以当作礼物或薪水来赠送、发放、赏赐，或者借用。这样看来，面子又有似于"荣誉"。但是，有荣誉者因然有面子，丢面子却不一定是丧失誉。比如，一位小姐的玉体不慎或不幸被一位男士看见了全体或不可看的部份，便大丢面子，但与荣誉无关。荣誉并非人人皆有，且不会丧失；面子却是从人该有，且稍有不慎，便会丢掉。

    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面子的以下特征：一、人人必备，一且丧失，便"没脸见人"；二、可以替换，有时会变大，有时又会变小，有时还会丢光；三、专供观赏，有人看时挂在脸上，没人看时束之高阁。那么，这样一种可以随时取下又随时地挂上的可看之物，又该是什么呢?

    说穿了，它就是"面具"。 面具产生于原始计会。在那个巫术礼仪主宰着部落生活的时代，它是酋长、祭司和萨满们与神灵打交道的工具。戴上它。就可以与神灵对话，甚至请神到场，为部落的重大决策指点『迷』津。既然连神都可以请到，当然是极有"面子"了。所以"有面子"就是"有面具"。或者说，正因为"有面具"，才"有面子"。"有面具"既然能"通神"，当然也能"通人"，也就在人群中"吃得开"。直到今天，我们还把那些"有面子"而"吃得开"的人，称为"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甚至"呼风唤雨"，就因为"面子"原本是"面具"，是"通神"、"通灵"的工具。

    能戴上面具与神灵对话的神通广大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极有地位的人。所以，面子也就意味着身份、地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面子也就越大。他们往往又叫"头面人物"，意谓群体的"头脑"和"脸面"。古史上曾说黄帝"四面"，学者们为此曾争论不休。其实，依我看来，大概无非是说他"面子"又多又大又极广，一人而"面"四方，上上下下左邻右居地都"吃得开"，所以才做了部落联盟的总酋长。

    "面子"或者说"面具"既是通神的工具，当然只能为少数神职人员所专有，怎么又成了人人得而有之而且断然不可丧失的东西呢？原来，面具不但能"通神"，而且能"通人"。也就是说，它不但表明一个人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一个人的"归属"，即他属于哪个群体、哪个阶层，类似于今之"身份证"，当然又人人不可或缺了。在原始时代，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崇拜不同的图腾，也就有着不同的面具。只要看他使用什么样的面具，也就知道他属于哪个"图腾系统"，从而判断出是敌、是我、是友。所以，面具（面子）之于人，至少在原始时代，就已是『性』命攸关的事。如果你没有面具（面子），那就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就叫做"政治面目不清"。"不清"也就"不亲"，必须加以防范。甚至，"政治面目不清"，比公开的敌人还可怕，因为他可能会是『奸』细和间谍。在"宁肯错杀一千"的指导思想下，也可能立马被杀掉。因此，在原始时代，一个人如果不能出示自己的面具，就很难安全地通过一个充满警惕的部落。当然，这里说的"面具"是广义的，它包括整个人体装饰。但因为人体装饰的重点在头部，因此也可以广义地称之为"面具"。不过，当"面具"的功能由"通神"而转为"通人"，更多地标志身份和归属时，称之为"面子"就更为贴切。总之，从原始时代起，人们就是"死要面子"的。因为没有"面子"，就很可能不但生命没有保障，而且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要知道，连死者的葬埋和灵魂的安顿，也都是必须按照"图腾系统"来『操』作的。没有标志身份归属的"面子"，死了以后，便只能去做孤魂野鬼。 由此可见，"丢失面子"，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久而久之，这种恐惧感就转为羞耻感，视"丢失面子"为可耻，进而又把一切可耻之事视为"丢脸"。事实上，在原始时代对于那些犯下为本部落众人所不耻罪行（通『奸』、通敌等）的人，惩处的办法之一，就是剥夺其"面具"。失去了这一"面子"，也就失去了与自己人交往的工具，当然也就"没脸见人"，只能自个儿跑开，到不见人烟的地方去自生自灭。这种惩罚，有时比判处极刑还要可怕。中国人视面子为命之所系，很可能便是对原始时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远古回忆。 面子既然原本是"面具"，则它也就同时是"角『色』"。 "角『色』"与"面具"原本就是统一的。无论在图腾歌舞中，抑或在现代舞台上，一定的角『色』都会有一定的面具（在京剧舞台上即是"脸谱"），而有一定的面具也就标志着一定的角『色』。角『色』有主有次，面子也就有大有小。但人人都有角『色』，故人人都有面子。为了使每个人的角『色』都不致错『乱』。就必须对每个人的面子进行规范。进行规范的这项工作就叫"正名"，而"正名"的依据就叫"礼"。

    礼，作为从原始巫术仪式和图腾制度演变而来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社会和群体的每个成员，部按照自己身份地位（亦即面具、面子，名)的规定，去担任和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履行这个"角『色』"的职责和义务，同时也相应地享受这个"角『色』"可以和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待遇。所以，"礼"与"名"是相依存的：名无礼无以正，礼无名则无以行。同样，"面子"与"角『色』"也是相统一的：无面子则无角『色』，无角『色』亦无需面子。这就好比在图腾歌舞和通神仪式中，有人唱主角，有人跑龙套，一应职司动作，都由其所戴之"面具"来决定。倘若不事先确定各人的"面具"，那么，不是弄得大家手足无措，便是弄得混『乱』一团。同样的，仪式之后的"图腾餐"，分吃"胙肉"时，也得依照"面具"来分配。否则大家都要争吃里脊和蹄膀，或者一窝蜂上前放抢，便会影响"安定团结"，也会弄得祖宗神灵不高兴，认为不肖子孙太"丢脸"。

    "正名"即确定"面子"，确定"面子"即分配"角『色』"，"角『色』"则规定着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他的观众和其他"角『色』"。一个人如果弄不清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或者不按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去表演，那就会出现"角『色』错位"的局面，当然也就"对不起" 了。比如"君"是一种角『色』，"子"也是一种角『色』。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依照孔子的说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按其所司之"角『色』"行事。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就非丢"面子"不可。严重一点，如宋灵公、楚成王，还会丢了『性』命。至少，也会被视为"表现不好"。

    所以，中国人要争得一个"表现好"的"面子"，就得严格按照"角『色』"的规范来"做人"。"做人" 一如"做戏"，都要讲究"做工"，文雅的说法叫"懂礼貌"。中国人的道德教育，往往从"讲礼貌"开始。"貌"也者，面貌也，其实也就是面具。面子、角『色』。皇帝面前要磕头，老师面前要恭敬，父母面前要听话，都是懂得"礼貌"的"表现"。一个人，如果懂得"礼"之"貌"，也就是懂得给别人"面子"，而别人也就会"赏脸"。"'赏脸"的结果，是不但自己有"面子"，而且会连带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和上司也有"面子"。因为"面子" 既然是"面"，那么也就难免会连成"片"；既然连成"片"，就难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比如，一个孩子在客人"面"前极懂礼貌，因而受客人的夸奖，这在于父母，是极有脸面的事。相反，如果一个孩子公然地在客人"面"前不听话，则是极"丢脸"的事，因为他不给父母"面子"，使父母不能扮演家长、教育者的"角『色』"。这时，恼羞成怒的父母可能会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当然只能是连带客人一起都灰头灰脸。所以，那些乖巧的孩子，尽管平日里十分骄横，一旦来了客人，也会作"懂礼貌"状。同时，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也一定会装出一切大事都是丈夫当家作主的样子，以便那怕老婆的老公，还勉强能够暂时地扮演一下大老爷们男子汉的角『色』，不至于"丢尽脸面"。

    不过，一个人"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在儿子面前是老子，到了老子面前便是儿子。此外，年龄的增长，荣誉的获得，地位的升降，财富的盈亏，都会引起和造成'"角『色』"的变迁。所谓"一阔脸就变"，就是说地位高了，财富多了，"角『色』"大了，"面子"也大了。对于先前和自己"面子"相等的人，便会不大看得起。所以，中国人必须有"角『色』"更换以后"面子"也随之更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具体说来是：当"角『色』"变小时，"面子"也要相应地立即缩小，免得人们说你不懂规矩；相反，当"角『色』"变大时，"面子"则不一定相应地立即放大，这样可以获得"谦和"、"念旧"、"不忘本"的好评（也是一种"面子"），也可以免遭"一阔脸就变"的物议（遭人物议也难免"丢脸"）。《儒林外史》第二回写范进中了生员。身份和"角『色』"部发生了变化，他的丈人胡屠户便来和他讲"面子经"，说是"你如今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胡屠户这些话中虽不乏混帐之处，但抽象地看，也还是符合"面子逻辑"的。及至范进中了举，成了"老爷"，张乡绅亲自来贺时，胡屠户便不但自己也不敢再"装大"，甚至连"面"也不敢出了。这正是"角『色』"变换之后所必须引起的"面子"变换。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如果要想不伤了对方的"面子"，最好先弄清对方此刻在份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你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或儿时伙伴此刻发达了，当了官，做了教授，出任了董事长或总经理，那么，在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他的同僚或下属或学生或雇员的"面"，便断然不可呼叫他的小名或绰号，甚至不可直呼其名，免得他当场下不了"台"。比如陈胜当长工时，与伙伴们相约云："苟富贵，勿相忘。"后来陈胜当了王，伙伴们来找他，不懂规矩地大敲宫门，叫着陈胜的表字要见他。见不到，又当街拦道地大叫陈胜的名字。进宫以后，又大惊小怪地喳呼："阿哟！你这小子可真阔气啊！"又肆无忌惮地『乱』说陈胜少时一些"隐私"。如此这般，大伤了陈胜的"面子"。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能共富贵，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同理，要想给一个人以面子，最便当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角『色』，让他由配角升格为主角，或候补主角。这种升格可以有真实的和虚拟的两种。真实的如升官、升职称等，虚拟的如赐紫金鱼袋，赏穿黄马褂等。虚似的升格还可以仅仅只是口头上的，比如称年龄、辈份比自己小的人为"兄"，或自称"鄙人"、"在下"、"区区"等。总之，只要对方在心理上感到变换了角『色』，就同样行之有效。这就好比演戏。配角抢主角的戏，是"犯现"（情节严重者要被开除出戏班）；主角给配角让戏，则是"赏脸"--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面具（脸谱）赏给对方。既然是"赏脸"，那么，它也就是"殊荣"、"恩典"，至少也是"客气"。"情份"，不能"给脸不要脸"，但也不能白要，而必须回报。回报的方式因人而异。如果对方与自己原本平起平坐，那么对方的让戏就是谦让，必须以略高一级的规格把"脸"还回去；如果对方地位高了许多，就是赏赐，自己可能已无"脸"可还，只有报之以身家『性』命；如果对方地位低得多，则原本无戏可让，但既有孝敬之心，自然也该"赏脸"。总之，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只要能处处时时记住给别人面子，一般地说总会有回报的。付出的未必多，得到的未必少，多半会是一种合算的买卖。

    2."交情" 与"交商"

    交朋友，要讲"交情"。

    "交情"有深有浅。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浅的却一般不叫"浅交"，而叫"一面之交"。"一面之交"从字面上看是只见过一面的意思。但既然见了"面"，依照"人情面子原则"，也就有了"情面"。不过毕竟只是见过"面"，也许连姓名职务身份都不大弄得清楚或记得住，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情"，或者说交情尚"浅"。"浅"则"浮"，"浮"则"泛"，所以又叫"泛泛之交"，而"一面之交"也就不一定是"只见过一面"，只不过是"交情尚浅"的意思。"交情尚浅"，也可以托"人情"，但往往不大好"开口"，也不能"重托"，除非是"一见如故"。"故"就是"故交"，也就是见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旧"、"故知"，如"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邻居"、"老朋友"。一般地说，中国人的交情，是与交往的时间成正比的。"老"则"深"，"深"则"入"，"入"则不再"浮"在"面"上，而能进入心灵"深"处。即使不能"深入"，"老"本身也是"面子"，总比"一面之交"来头大。

    的确，中国人是很讲究交往时间之长短的，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陈越"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靠得住"，也难以产生"恋恋不舍"的"恋情"。故民谚云："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又云："新婚情烈，旧友情深"。"友情"不同于'亲情"，"亲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爱；"友情"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靠"积累"。"积"则"厚"，"厚"则"深"，叫做"深厚"；不积累则"薄"，"薄"则"浅"，叫做"浅薄"。"浅薄"的人，"胸无城府"（亦即自家庭院宅小墙薄，没有"进深"）。表现在交往上，一是"多言"，夸夸其谈，自我炫耀，"半瓶子醋『乱』晃『荡』"；二是"泛交"，轻佻浮薄，轻诺寡信，不知自重。这都是知识和经验缺少积累所致。中国人的学问，讲究"厚积而薄发"，交朋友亦然。"厚积而薄发"，才"面淡如水，心甘如饴"，"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交情"虽然以"老"的好，但"故旧"并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并不很深，无非是以其"老"来饰其"浅"，一如时下某些"青年学人"，专好卖弄玩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新概念，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不过是以其"艰深"饰其"浅薄"而已。"交情者"，只不过意味着"面子大"。"老交情"有事来请帮忙，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当然也可能只顾"面"上敷衍，这就全看交情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了。从这个角度讲，"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深交"者，"深入之交"也。只有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之间，心灵都成为"不设防城市"，可以自由出入，从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知交"。要结知交，第一要"诚"，即以诚相待，"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第二要"忠"，即忠于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义，"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权"，即通达权变，"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权"最难。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可以和他"同学"，但未必"同道"，因为道路可选择，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样；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因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动机、目的、志向并一定相同，虽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说不定只是"同路人"，没准什么时候还要分手；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权"。因为"志"是"方向"，叫"志向"；"权"是"便（hian）宜"，叫"权宜"。大彻大悟之人，为了最终地实现"道"与"志"，有时不得不略作"变通"，以为"权宜"。但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忠诚"，或不"诚信"，一但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与之"同权"；而一旦"同权"，也就真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了。

    由此可见，结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难无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种朋友，虽不一定"知己"、"知心"，却最可依赖，这就是"患难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或是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时，掩护或救援过自己；或是在危难时，和自己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将是最忠实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反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颈之交"。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难，功名利禄，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的赞语中说，有个下?国人姓翟的；在先当迁尉(最高司法官)时，宾客来往极盛，把大门都塞住了，罢官以后，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鸟雀的一网罗("门可罗雀"一词即出于此)。后来，翟公又当了廷尉，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行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乃情见"，说得真是再透彻也没有了。翟公的话，可以说是关于"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仅谈到了"交情"，而且谈到了"交态"。《说文》云："态，意也"，变即"意态"。所谓"交态"，就是结交朋友的"意向"和"态度"，也指人世间社交的常态，即"世态"。其实"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说是两种"交态"，但那只是两个极端，因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毕竟都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介乎"君子"与"小人"之间，无妨称之为"常人"。"常人"的"交态"也就是人世间社交的"常态"。通常的"交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分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指导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支持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游学"，都属于此类。一类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或特殊困难(如生病住院，购买车票等)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都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这些隐秘有时也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是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去。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说是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第二是"趋利害"。"趋利害"就是"趋利避害"，本为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有目的"地交朋友，当然就不能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也不能一概地斥之为"小人"、"不义"。一个人在选择和开始结交朋友时，两人之间，尚无"情义"，如果"趋利避害"，又怎能说是"不义"?历史上如信陵君之结交侯赢，公子光之结交专诸，严仲子之结交聂政，燕太子丹之结交荆柯，都有朋显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视为"不义"，不怎能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计利害？严格说来，只有那些"共患难而不共富贵"，"为小利而忘大义"，"卖友求荣"，"一阔脸就变"的人，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顾身家利害，甚至承担着风险，仍要去结交身处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义凛然"的"君子"。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时趋利避害，是应予理解的；若能在对方失势落难时仍维持友谊，便更是难能可贵，应视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离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为目的，则需要发生变化，朋友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或加深，或疏远，或转移。所以常人的朋友关系，往往会不断地重新组合，老朋友渐欠疏远，新朋友纷至沓来。这既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无妨说是一种"好事"，因为能扩大交往的范围。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视"朋友"如"夫妻"，一味强调"从一而终"，"既不现实，也不尽合理。因为对人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与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异，亦不妨说声"再见"，从此各奔前程。单方面强调"从一而终"者，往往都有一种"霸气"，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以一己之善恶为善恶，要求朋友处处与自己相同，事事与自己相合，倘有异议，便视为"背叛"，这其实是"同而不和"。其结果，不是弄得变成"小人之交"，便是弄得自己变成"孤家寡人"。许多人终身无一知己，道理往往在于此。如果还要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来作适词，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观点独异。但圣贤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却不一定都是圣贤。非圣贤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过于狭隘之故。

    正因为常人的"交态"，是有目的、趋利害和多离合，所以常人的"交情"，也就有深浅之别。合目的、有功利者则"合"，交情也就"深"；反之则"离"，则"浅"。这其实也广义地是"益友"与"损友"之分。我们当然反对和鄙视"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但如果把"义利之辩"推向极端，否认一般交往中不可避免要多少存在的"利"的成份，失于"宽容"和"权变"，也未必就是十分正确的态度。

    3.文化机制

    认真说来，仅仅只靠"人情"来维持群体，是不大靠得往的。 毫无疑问，"人情"，或者说人的情感，是内在的、自发的、人皆有之且生而有之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而且还是最真实和最美好的。因此，从理论上讲，用情感来维系群体，便确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和替代的优越『性』。但是，情感又毕竟只是人的一种心里活动。一方面，它深藏在心，看不见，『摸』不着，无从确认，不可测量，难以把握；另方面，它又富于变化，或因人异，或因时迁，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容易冲动。所以，用它来维系群体，有时又不大"靠得住"。尽管有"良心"制约于内，"义气"制约于外，"同情感"修养于里，"人情味"文饰于表，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仅仅只靠这"感情"来"用事"，毕竟风险甚多，把握不大。显然，为了确保群体的稳固、社会的安定，还必须有较之"人情"更为"可靠"的方式，亦即更具有现实『性』、强制『性』、结合力和制约力的机制，来作进一步的规范和制约，才能保证这群体，不致于变成"一盘散沙"。

    这种机制就是"单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有时也不亚于饮食、服饰、面子和人情。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衙门里去办个，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几乎便一定要问这句话。"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有"金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单位工作，也许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也好歹"有口饭吃"；如果还在上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许多人的考大学、选专业，也都是考"单位"、选"饭碗"。总之，有了"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糊口"，至少"饿不着"。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这个在一定意义上即等于是"饭碗"的"单位"，能不重要吗？

    "单位"又是"面子"。一个在"大单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那些在"小单位"工作的人，见了他就不敢"装大"，只能"做小"。如果一个人竟没有"单位"，当然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甚至被视为"无业游民"和"闲杂人等"。在许多"单位"的门口，都竖着"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他们是严加防范的："他怎么会连个单位都没有呢？"八成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个体户"刚刚出现，还没有成为"款爷"的时候，他们是"吃不开"的，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老想着给自己找个"单位"，比如"挂靠"在某个国家或集体的单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称作"公司"，这样才有"面子"。总之，"单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单位"，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单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

    "单位"还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们的"单位"是"上下级单位"、"兄弟单位"、"相邻单位"或"客户单位"，其"关系"又更进一步。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请求，只要办得到，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双方"单位"并无"关系"，但对方的"单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关系"，"套交情"，甚至"走后门"。其中原因乃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原因，个人与单位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两个"单位"之间如果想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对方"单位"中"熟人"的"关系"，去"托人情"、"套近乎"。单位既然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则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一般说来，国内的"单位"都有下列义务和权利，或者说具有下列功能：

    1、安排工作，指定岗位，派遗任务，考核业绩，评定工资，决定升迁。指示"出路。"

    2、安排"衣食住行"，包括建立食堂，分配住房，发工作服，发福利费，夏天发降温费或冷饮，冬天发烤火 或宿舍供暖，建立澡堂以解决"洗澡问题"；为家不在单位的职工报销"月票"或发"自行车修理费"，用单位的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发"洗理费"、"书报费"、"粮油补贴"、"副食补贴"、"燃料补贴"；逢年过节为职工采购"年货"，或组织价格较低的肉菜粮油来单位上卖，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时期还要负责发放购买粮、油煤、禽蛋、副食、布、的确凉、鞋、手表、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等等的各类票证。

    3、安排娱乐活动，如组织看电影、看球赛、看演出，开运动会、联欢会、舞会，组织外出参观、旅游、疗养。

    4、『操』办婚丧嫁娶，包括批准结婚和离婚，给育龄失『妇』传授计划生育知以并发放避孕工具和『药』品，分配生孩子的"指标"并指定何时方可出生，批准生第一二胎，制裁"超生"；如未有"对象"，有义务帮他"找对象"；如已有"对象"，有义务为他分配住房，并帮他主持『操』办婚礼；如夫妻分居，有义务将其配偶调来本地，介在他"单位" 无法接收时有义务自己"消化"，在一时不能调来时应给予亲假并报销路费；职工生病，有义务为其安排治疗，报销医『药』费，并进行深望，其配偶生病则有义务探望；职工死亡，有义务为其『操』办丧事并发放丧葬费，其配偶死亡则应吊唁。

    5、组织政治学习，关心思想进步，发展党团员，选拔各类人员参加各种培训，包括学历教育、岗位培训、出国进修等。

    6、安排退休人员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娱乐、疗养的条件；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包括子女入托、进幼儿园上学和安排工作等。

    7、保存每个成员的"档案"，有权在必要时通过一定程序添加或抽去某些材料。

    上述权利、义务和职能，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便都会有，"小单位"可能少一点，"大单位"可能更多一点，但大体上，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乐，单位部"承包" 了，正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你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奢望，比方说，不想有过多的"自由"和"主见"，那么，在这样的"单位"里，应该说会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不用『操』太多的心，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单位"，那就简直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那些做母亲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的"单位"。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的"终身"是否确有依托。事实上，"单位"的"关怀"，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说，许多"单位"都规定，本单位人员去世后，单位负责其安葬；如果自己没有"单位"，则配偶所在单位还会负责其丧葬。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岂非"终身"有靠?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单位"，确乎会使"身"在其中的人产生一种与之融为一"体"的感觉和情感，从而建立起一种"血肉"联系。当他在外面，和"外单位"的人在一起时，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本单位"的立场上，替"本单位"说话，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面子争实惠。如果"外单位"的人居然攻击"本单位"，指责"本单位"，即便对方说得有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原本也有意见，这时心中也会大起反感，觉得对方是在有意攻击自己，贬低自己，"小看"自己。这时，即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要奋起反抗，据理力争，和对方吵个"面红耳赤"。因为个人与"单位"既已融为一"体"，当然也就共有同一张"脸"，"单位"的"面子"也就是自己的"面子"。所以，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说话，要想不伤害对方的"面子"，最好连对方的"单位"也不要妄加指责，甚至最好多多恭维。一个人，如果公开向"外单位"的人说本单位的"不是"，而同时又有"本单位"的人在场，便多半会引起"同事"的反感甚或义愤，认为"这家伙"居然"吃里扒外"，"太不像话"。甚至"外单位"的人也会莫名惊诧，从内心深处看不起这种"不识大体"的行为。除非对方是关系极深的"自己人"，又没有"别人"在场，才可以诉说。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开会时，说自己"单位"各方面都不如对方"单位"，甚至"差得远"。因为"本单位"的同行者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对方"面子"而说的"客套话"。不过，即便是这种"客套话"，一般也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而且要说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当然，为了表示"虚心"学习的"诚恳"，也不能一点具体内容都没有，多少也要讲一点"本单位"确实不如对方"单位"的地方，这样对方才会实实在在地感到有"面子"。所以，这种话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不住分寸，也不但会有"吃里扒外"之嫌，而且对方也不会"领情"。

    至于回到"本单位"，则又是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话可以放肆，行为也可随便。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本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和种种好处，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工资，要奖金，要级别，要职称，要住房，要…… 。倘不如意，便要"闹情绪"、"提意见"，比如称病不来上班，"磨洋工"，既不辞职也不工作地"占着茅坑不拉屎"，故意在吃饭时找到领导家里去让他不得安宁，给上级写信或在上级检查工作时去"告状"，让"本单位"领导难堪等。"闹情绪"的理由多半是"都是一个单位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比如晋级、升工资、分房）而我就不可以？""提意见"的依据则多半是"看看人家单位是怎样做的？"这时，"单位"又成了随时可以祭起即用的"法宝"。遇到这种情况，"单位"的领导往往自己就首先觉得"理亏"，于是极尽安抚劝慰之能事，就象父母拿糖去"哄"不听话、闹别扭、耍孩子脾气的子女。如果领导没有这样做，而是公然搬出规章制度来"弹压"，"单位"上其他人就会"抱不平"，认为该领导没有"人情味"。当然，如果不多少给一点"实惠"，只是"拿好话甜和人"，则又可能被视为"滑头"。高明的办法是设法"调剂"和"弥补"。比如张三和李四年资能力贡献大体相当，张三升了级，李四没有，便可以安排李四公费出国一次等等。

    上述种种，之所以虽然在逻辑上并无多少道理，却又被人们公认为"理所当然"，就因为无论领导抑或群众，都在潜意识上把单位和个人融为一"体"。既然融为一"体"，当然也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事实上，许多单位，如工厂、学校，都会张贴悬挂这样的标语口号："团结起来，振兴我厂（校）。厂（校）荣我荣，厂（校）耻我耻"，亦在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一体意识"。同理，既然"俱为一体"，则"单位"上有的"好处"，也就应该"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才是"有福同享"。当然，如果"单位"上有了困难，大家也应"有难同当"。这时领导也可以同样"理直气壮"地要求群众暂时放弃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共渡难关。在这个时候，率先主动提出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就叫"识大体"。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体"，集合起来是"集体"，团结起来是"团体"。"单位"作为"集体"和"团体"当然是"大体"（反之个人则是"小体"）。因"小"失"大"，便叫"不识大体"，更何况小大之"体"，早已融为"一体"？更何况"单位"上平时"关怀"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人情"又岂可不"回报"？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所以说，"单位"决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场所"，而可以说是强化群体意识、维系群体关系的一种"机制"。

    4.时尚问题

    当今社会，随着『潮』流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在渐渐求一种"时尚"，"时尚"也自然地成为一"社会问题"。

    的确，一方面是对"奇装异服"的深恶痛绝，另方面是对"时髦新『潮』"的盲目追求，这看起来犹如冰炭而不能两容的矛盾倾向，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并存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呢？

    根子仍在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所谓"群体意识"，如前章所述，就是说群体先于高于个体，每个个体都只能作为群体的一员而生存。因此，每个人的价值--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等，都只能通过自己与群体、与他人的关系，从他人那里得到证明。就连"冠冕堂皇"的"羊人"，也只是"于人而美"，于我则为"仪"，更何况其他？又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在自己身上给别人看的。如果没人看，再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也没有意思。陆游咏梅之词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花儿尚且不能无人观赏，而况美貌盛妆之人乎？所以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也就无心梳妆："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年轻貌美的妻子，尽管家中各类洗发香波和润发膏油应有尽有，只因丈夫从军东征，便"首如飞蓬"，这就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既然穿衣打扮，原为让人观看，则每个人的服饰，便必须根据自己面对的对象而加以确定，不能一味地讲什么"美学原则"，更不能随心所欲，别出心裁，甚至不能修饰得过份。完全不假修饰，固然粗野陋俗，会被人"看不起"；过于讲究修饰，又显得虚伪做作，会让人"信不过"。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质彬彬"，就是既文雅又质朴，既有修养又不失本『色』，才是真正的君子。

    君子既然必须"文质彬彬"，当然也就不能"奇装异服"。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礼"，实质上则是因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你却偏偏要穿那样的衣服，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吗？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不是公然不把大家伙儿放在眼里吗？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无人、太自以为是了吗？难道就你懂行就你出新就你爱美？难道别人都是阿斗，就你是孔明？难道别人都是卡西莫多，就你是皮尔卡丹？--厌恶、反对、痛恨"奇装异服"者，大多是这种心理。

    不能完全说这种心理毫无道理。道理也很简单：既然穿着一定的服饰，是对他人的尊重；那么，穿着"奇装异服"，当然也就不能不被视为对他人的蔑视。并且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蔑视，而是对公子、对群体的蔑视，这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公愤"。所以历史上喜爱"奇装异服"的人，差不多都鲜有好下场。甚至像公于臧那样因一顶奇特的帽子而丢了脑袋，还不能得到舆论的同情，当然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了。

    穿着过时服装，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情况则又不同。它虽然也是"不合群"，但却不是因为看不起群众，故意和大家作对，而只是比较"傻"，比较"笨"，或比较"闭塞"，才"落后"于群众。穿着者本人既无"恶意"，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反感、厌恶、憎恨和敌意，而只会引起多半是"善意"的嘲笑，或仅仅只是觉得"可笑" 而已。"落后" 已是"吃亏"，岂能再加谴责？更何况，有人"落后"，才显出自己"先进"，自然也就不会必欲去之而后快。

    至于"赶时髦"，则原本出于"群体意识"。"时髦"即"流行于时"者，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赶时髦"的人都有一种"合群『性』"，其深层心理在于眼见群体已向前进了，生怕跟不上，这才去"赶"。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宁说合群之心太切，过于猴急而显得可笑。"奇装异服"则不同，它是"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所以，中国人反对"奇装异服"，决非反对"时髦"，而只是反对"独异"。"独异"是"与众不同"，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时髦"则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当然不会"犯了众怒"。

    总之，群体意识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只有懂得这一点，才看得懂中国文化现象。

    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中国人的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做"变通以趋时"，另一条叫做"不为天下先"。

    先说"变通以趋时"。

    有人说，中国有些人是守旧、因循、最不愿意改变现状的，这话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可以举出诸如饮食习俗等许多事例来证明这一点，也可以举出诸如"以不变应万变"、"一动下如一静"之类的古训来加以证明。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还有一些人是最善变的。而且，有时变化之快，弯子转得之大，也同样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阿q，刚刚还嘲笑过假洋鬼子及其老婆的，一转眼，自己的辫子也盘到头顶上去了；刚刚还绘声绘『色』地讲过杀革命党的，一转眼，自己也是革命党了，而且除假洋鬼子之外，在未庄还是"头一份"。义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

    这就叫"变通以趋时"。也就是说，时代变了.服饰及其它方面，也要"跟着"变，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便会"落伍"，"落伍"也就"不合群"。"不合群"的人肯定"吃不开"，甚至可能会"吃亏"、"吃瘪"，至少也要担被人耻笑的风险。严重一点的，则可能会丢了"身家『性』命"。因为"时变"常常因于"政变"，"易服"往往意味着"易主"。大家都跟着去朝拜新皇帝、当新国民了，你自家一个人还穿着旧时冠服，便难免被视为"敌对分子"。所以中国又有一句古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说，时势变了，风头变了，大家都跟着变了，你也要尽快变过去，否则就会"背时"。"背时"就是"倒霉"，"趋时"才有"甜头"。关键在于要看什么东西"行时"。反正首先要变的，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如服饰之类。骨子里的东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叫"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所以时势变了，人们也会跟着变，至少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如此。

    

这些中国人 一、闲话国人(2)

    显然，中国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更不反对"趋时"即"赶时髦"，反对的只是某个个人的"超前"，即做时髦的"带头人"，亦即所谓"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领先、带头总是可怕的。因此又有第二条原则，叫做"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当然也"不耻最后"，即不能"落伍"，"掉队"。最好是"随大流"，"甘居中游"，既不担风险，又不费脑筋。如果居于"中上游"，则很可能还有便宜可占：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上游者享用？

    "不为天下先"，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往往难免要犯错误。在中国，少数人被称为"分（fēn）子"，而"分子"往往是不好的，比如"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相反的名词则是"农民群众"、"革命群众"等等。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落得个又"穷"又"臭"的地步，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

    那么，什么是"群"？

    "群"这个字，依照字形，是"君"引导、统领、管辖、放牧的"羊"，--当然是许多的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群众"就是象"兽群"、"羊群"一样的"人群"，因此也需要由"君"来引导、统领、管辖和放牧。中国古代的统治术，就叫"牧民之道"（如刘备就曾当过"豫州牧"）。至于"君"，就字形而言，是一"手"一"口"。大概原始时代的"君子"，原本是脑体并用、动口又动手的，到了后来，才"君子动口不动手"。"君"--牧羊人，手里挥着羊鞭，口里喊着号令，把羊们从一个地方引导到另一个地方，共进共退，共行共止。单个的羊跟着"群"，群体的羊跟着"君"，从一个草场"赶"到另一个草场，叫做"赶场"。于是，当"人众"也被视为"群"时，他们的"赶时髦"，也就必须遵循这样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从上"，是包括服饰在内的中国一切时尚形成的主要原因。"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历来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审美风尚的形成往往源于上流社会的好恶与倡导。王涯《宫词》云："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宫廷、豪门、都市，从来就是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带头人"。比如"长冠"（又叫"斋"冠），是一种竹皮冠，相传是刘邦发迹之前发明的，所以又叫"刘氏冠"。只因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后来竟被定为官员的祭服，而且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一律不得服用。又比如"花钿"（又称"额黄"），是一种两眉之间的装饰。它的缘起，据说是南北朝时，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仰卧殿檐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额上眉间，染成颜『色』，拂之不去。宫女们见之奇异美观，便竞相仿效，蔚为风气。李商隐《蝶》诗云："春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说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点痣"，原本是天子后宫嫔妃，月事来临时，不便承奉龙恩，又不便言说，便以朱砂点面以为标记，传到宫外，竟也成为一种妆饰了。

    "从上"就是"崇上"，也就是"崇尚"。它一方面表现了"下层社会"对"上流社会"的一种盲目崇拜心理，另方面也未尝没有一种较为"保险"的功利考虑在内。因为一方面，惩罚总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这样，"从上"，就可以避免承担"始作俑者"的风险，即便错了，也不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受到追究。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饮食起居、服饰妆扮，宫廷较之民间，都市较之乡村，上层较之下层，总是更豪华、更排场、更精美、更"先进"。跟着"上面"走，就既保险，又可"得风气之先"，何乐而不为呢。

    "从众"的心理也如此。中国人做事，对错先不论，只要是"大家"都这样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险系数"。即便果真错了，也无庸忧虑会受处罚，因为"法不治众"。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即那些胆敢"出头"的"分子"。至于"群众"，则只是教育问题。"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随大流"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因在中国文化中，每个个体的价值都要由他人来确证。这样，"他人"便成了"自身"行为是非对错的参照标准。"别人"既然可以这样，自己也就可以这样，而"群众"也会对此表示同情。所以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 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好像这样一来，他的非礼，也就合理合法了。

    既然说话做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委过或迁怒于别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几年，又没有文化，否则他的"调戏"吴妈，完全可以委过于。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脸上，不该"有一点滑腻的东西"了。

    有了"从上"和"从众"两种心理，则中国的"时尚"，就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一窝蜂"，二是"攀比"。

    鲁迅先生早就描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一个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并蹲下来看，立即就会围上一大堆人来看。这时，如果看客中有一个人发一声喊，拔腿就跑，那么，大家也就会跟着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中国人的这种"一窝蜂"，真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就拿锻炼身体来说：喝红茶菌便都喝红茶菌，打鸡血针便都打鸡血针，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练气功便都练气功。最近听说又有人推出"喝『尿』疗法"，不知能蔚然成风否？当然，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体去做"一窝蜂"的实验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连国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窝蜂地去炼钢铁，或一窝蜂地去串联抓走资派，便难免弄得国无宁日。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尽管历史上证明并不正确，但当时却能毫无困难地发动起来，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归结为这一心理。

    与"一窝蜂"相配套的『操』作系统叫"一刀切"。所谓"一刀切"，就是对一应问题，各『色』人等，均不问高矮胖瘦、青红皂白，一律按同一标准处理。但"一窝蜂"是群众的事，"一刀切"则是领导的事。群众沉在基层，难免不辨是非；领导高屋建瓴，难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会"摆不平"。你让王五晋升赵六不升，赵六不会闹情绪？没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尽管大家心里都明白"一刀切"并不合理，但谁当了领导，也都只能如此办理。

    道理就在十中国人实在太爱"攀比"。你盖星级饭店，我也要盖星级饭店；你买进口轿车，我也要买进口轿车；你评职称，我也要评职称；你炒股票，我也要炒股票。反正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表现于服饰领域，则是你"耐克"我也"耐克"，你"飘马"我也"飘马"，你"鳄鱼"我也"鳄鱼"，反正不能让别人给"比"下去，必须弄得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心里才平衡。于是，一方面是"跟着"别人走，另方面一心要"比过"别人。因为倘若"跟不上"，或者"比不过"，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没有"面子"，便"没脸见人"，所以非"攀比"不可。这就牵涉到"面子"问题了，而"面子"恰是中国的文化现象之一。那么，我们还是"且听下回分解"。

    5."圈子"

    中国人友谊的又一个特点，是任何人的结交，都有一定的"圈子"

    "君子之交"是一种"圈子"，"小人之交"也是一种"圈子"；"侠义之交"是一种"圈子"，"清高之交"也是一种"圈子"。虽然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没有一定"圈子"的交往，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就连水泊梁山之上，虽然都是"哥儿"，也有一定的"圈子"，比如智取生辰纲的几个就比较亲密，而李逵、花荣、戴宗等人则和宋江比较"贴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圈子"，原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只要看看他生活在哪个"圈子"里，和什么样的人来往，和谁交朋友，也就大致猜个八九不离十，这就叫"不知其人而视其友"。

    这种"观人之术"，应该说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每个人在结交朋友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和自己在各方面都比较相同，至少在某一方面相同的人，或者气质、禀赋、个『性』、志趣、爱好相同，或者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同，或者是个人道德修养、知识修养、审美修养的档次、层次、境界相同，如相异，就没有共同语言，甚至"话不投机半句多"，哪里还有"友谊"可言？总之，"云从龙，风从虎，麋近鹿，凤求凰"，"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的是土八"，友谊可能成"圈子"。

    然而，"圈子"却又不一定是因友谊而生成的。形成"圈子"的因素和条件有很多，比方说"行业"，便是条件和因素之一。"行"（h?ng）的本义是"道路"，其次是"行列"，"同行"也就是"同道"、"同列"。"同行"之间，只要生存在直接的、现实的利害冲突（如同在一个单位争夺一个职位），一般说来，感情上总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较之非同行要更亲密，也较易交往。所以历史上，不少行业都有自己的"圈子"、"团体"和组织，叫做"行会"、"行帮"或"帮口"，就连流浪行乞的乞丐也有自己的"帮口"，叫做"丐帮"。行会帮口内部，有自己的规矩，则"行规"；有自己的语言，叫"行话"。不懂行规行话，就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甚至很难和他们交往。

    又比如，"学历"，也是形成"圈子"的条件和因素之一。这里说的"学历"，是广义的，它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学什么，类似于"行业"。习武的，是"武林中人"；修文的，是"儒林中人"，又叫"衣冠中人"，这就有"圈子"了。二是跟谁学，这就有"门派"、"学派"、"师门"之别，"圈子"更小。同一"门派"、"师门"的叫"同门"，感情关系又更深。三是何时学成，学到何种程度。科举时代，同届考中者为"同科"，同科考中者为"同年"。同科、同年之间，无论先前是否相识，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叫"年谊"。有"年谊"者，互称"年家"，称其长辈为"年伯"，同辈为"年兄"，后辈为"年家子"，宛如新属家人。一旦为官，则在官场上，都有互相照应提携的义务，甚至约结成党，朋比为『奸』，成为"朋党"。

    形成"圈子"的又一种最常见的因素和条件是"籍贯"。中国人历来重籍贯，直至今日，中国人的档案材料中，差不多都有"籍贯"一栏。中国文化认为，不同的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密，或耿直，或油滑。如民谚云"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辽宁辽宁人什么都敢干"，都如此。这种文化气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行业职业，如"江南出才子，山东出响马"，"宁波出商贾，绍兴出师爷"。同一籍贯的人，由于文化气质相近，当然也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于是"同乡"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叫"乡谊"。如果都是背井离乡、出来谋生者，则同乡之间，也是必互相照应的。

    以上三种最常见的"圈子"中，又以"同乡"为最常见，最普遍。一是因为每个人无论有无职业、学历，都有籍贯，都有乡里，因此最具普遍『性』；二是因为"乡"与"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乡情"本身便带有"亲情"『性』质或"亲情"意味，故谓之"乡亲"。事实上，各种"圈子"都多少具有"类家庭的『性』质："师"与"父"，"友"如"兄"，"门规"、"行规"如"家法"，而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交往，也往往以自己的"家"为中心而向外幅『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在城镇叫"街坊"，在农村里叫"邻里"。街坊邻里的关系，有时比亲属还要密切，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门对门、墙隔墙的近邻，关系最亲密，因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见得多，自有"情面"。亲热的说法，叫"有墙是两家子，拆了墙就是一家子"。街坊邻里是一个"圈子"，扩大一点，就是"乡里"，再扩大一些，同一县，甚至同一省，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感情自然非比寻常。

    "圈子"既以"认同"(同乡、同年、同行)为前提，则"圈子"一旦形成，便难免"党同伐异"，把"圈内人"视为"自家人"，把"圈外"人视为"外人"，严格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进行交往。比方说，几个人在一起，如果都是"自家人"，就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而且可以相互开一点"出格"又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这时又来一个人，而且是"圈子"以外的人，则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说话，弄得那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十分尴尬。至于略带隐秘『性』的信息、传站、"小道消息"，也首 是在"圈子"内相互传递，而且传递时还往往要加以叮嘱："不足与外人道"。尤其是关系到某种实际利益的消息，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让"圈内人""近人楼台先得月"。也就是说，必须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给予适当的"照顾"。

    其实，所谓"圈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资源共享"的意思。比如"同乡"，就是共同耕种一块土地，共饮一江一河一井之水者，所以"乡"字写作二人相向而食之状。其余如"同学"，是共享"知识资源"；"同事"，是共享"行业资源"。依照中国文化的"人情原则"，先前既然共享了资源，则现在有了新的资源，也同样必须拿出来共享。这正如先前我在你家里吃了饭，则现在你来我家，我也一定要请你吃饭一样，是一种讲"良心"有'"回报"的表现。这是中国人必须普遍遵循的一条道德原则，甚至一个盗贼，行窃得手后，如碰上了另一个盗贼，也要"见面分一半"，以示"利益均沾"，因为大家都是"圈内人"。如果该盗贼竟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则他在"江湖"上，便会立即声名狼籍，不但从此休想再和大家一起共享资源，而且很可能连"立足"都成问题。

    然而，"均沾"者决不止于"利"，还有"害"。正如公与私。你与我难以区分，利与害也不过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所以"共享资源"者也必须"同仇敌忾"，"利益均沾"者必须"祸患均摊"。比如在旧中国，常有两姓或两村之间的大规模械斗。这械斗的起因往往有两种，一种是争"面子"，一种是争"资源"（如共用一河一渠之水的上下游村落，在大旱之年因争夺水资源而爆发械斗）。械斗一旦发生，则两姓、两村之人，都会全体出动，争相投入，有进无退。奋勇当先。如果是有预谋的械斗，则事先往往还要举行一种极为残忍的仪式。在仪式上，先将生擒的"敌方"人员，（最好是青壮年或对方首领）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后架起大锅，将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体成员，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肉，喝一口汤。参加"人肉宴"的，有时只限于成年男子，但至少各家各户必须有一人参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则，只要有一人参加，也就全家有份。这就等于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对方的"死敌"。这种仪式的用心是极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与对方结下了"仇怨"，终身无法摆脱，世代无法摆脱，只能横下一条心来，和对方决战到底，决不会中途出现"变节分子"，因对方决不会饶恕和接纳一个吃了自己人的肉的敌人。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有了"罪恶"。这种"罪恶感"会使每个人都变得疯狂，从而在战场上成为"死士"。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分担了"责任"，一旦对方报复或官府追究，便必须施加于全体。对方的报复要施加于本族本村之全体，当然没有那么容易（比较容易的办法，是也从这边抓一个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则因"法不治众"，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见中国人一旦"抱团儿"，就不大好对付。

    既"共享资源"，又"同仇敌忾"；既"利益均沾"，又"祸患均摊"，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中国人交朋友、结圈子、拉帮派的基本原则。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一个人一旦有难，便不怕没有救援。读过武侠小说的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谓传"侠义柬"、"绿林箭"的规矩，即一方有难，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门师弟不必说，便是不同门的朋友，无论亲疏远近，只要接到了"侠义柬"、"绿林箭"，全得立即赶到应援，否则便是"不义"，无法再自立于江湖。非同门的朋友赶到之后，如果发现其事于理不合，或双方都与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劝双方讲和，但同门师弟则一般不问是非地"同仇敌忾"。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江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人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刑律，要受处分了，他那"圈子"里的人便会络绎不绝地前去"说情"，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这种事，可谓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狱遍于国的时代，它确能使部分"好人"幸免于难；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又可能会使部分"坏人"漏网。是非功过，实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上述"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之一，就是消解了"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人，如各学派的祖师、各门派的宗师、各团体的领袖，可能会因个人的魅力而成为"核心"，并因此建立"圈子"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要想进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内生存，都必须尽可能地与"圈子"认同。甚至包括极细小的方面。比如"老乡"们在一起，就要说"家乡话"。如果一个人外出多年，依旧"乡音未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便会对他格外亲热。如果他居然记得只有本乡本上才有的极"土"的"土话"，就更会受人欢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乡，竟是一口的"官话"、"京片子"，大家就会"敬鬼神而远之"，在内心深处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论语》上说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虽谨慎，但也明白流畅，一到自己本乡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对"乡党"的恭谨外，不知有没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里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么，即便你厌食、胃溃疡、酒精过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为"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不能因一人之好恶，扫了大家的兴。这些小事尚且如此讲究，遇到"大是大非"，当然也就更没有价钱好讲。这样一来，"个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说"我"就变成了"我们"。一个人的"团体意识"越强，"自我意识"就越弱；越是与"圈子"认同。就越是消解了"个人"，最后就变得只会说"我们"，不会说"我"了。中国人写文章，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说"我们认为"，而不会说"我认为"，就是这种观点和习惯所使然。

    代价之二，则是消解了"国家"。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如果把类似于家族、宗族的乡里、帮口、师门、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虑进去，则孙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人只有"团体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对于国家，从来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为国捐躯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他们多半是集"国难"与"家难"、"君仇" 与"父仇"于一体的人。前方将士抗敌是因为"守土有责"，边陲士民抗战是为了"保卫桑梓"，"岳家军"、"戚家军"作战英勇是因为他们忠于团体。只要"鬼子"们不打到自己家门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口头上的。故"前方吃紧"，并不妨碍"后方紧吃"，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旧歌舞升平。"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写尽了毫无"国家观念"者的心态。甚至"国难当头"之日，朝廷里的各个"小团体"，仍不肯放弃一己之私利，一个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忙于"党争"，无暇"御寇"，如明末小朝廷即是。其时崇帧已经殉国，清兵早已入关，南明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入阁辅政的马士英之流，却要翻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旧案，以便集结党羽，与在前方抗战的史可法唱对台戏。后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引军东下，传檄声讨马士英等人时，首先开示的罪名，也是指斥他们的重翻旧案，"门户之争几乎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这可以说是团体(即"小圈子")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战时是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平时则是"人情大于王法"。这类实例实在太多，我们在报上、杂志上时有所闻，可以说每办一案，都难免有人来"说情"，或有人会"徇情"。其实，"人情"岂止大于"王法"，而且大于"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牵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内人"处理起来，便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疏"则"公事公办"，"亲"则"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边。有人说中国人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人情即原则"。也就是说，"人情"，"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本身就是"原则"，就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是不是人"的问题了。

    所以，为了坚持这一"最高原则"，什么真理，什么公道，什么王法，都可以不顾，可以"不视为"原则"。因此，一旦"圈子"、"团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被牺牲掉的往往便是后者。因为"国家"是"公家"，"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何妨牺牲一点。反正国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稍稍牺牲一点也无伤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伤害"人家"的利益，伤害了"公家"，谁也不会来管"闲事"。"圈子"和"团体"就不同了，这是"自家"。自家门前雪，自家不扫谁来扫？伤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会"没脸见人"，当然只好为了维护"自家"而对不起"公家"了。

    没有"国家观念"，也就没有"公民意识"。所以，中国人一旦有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国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发生困难，不会去领"社会救济"，而是靠亲戚朋友接济。一旦国家救济了（如"扶贫"），又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不把"扶贫款"用来发展生产，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丝毫也不考虑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还有什么"义务"。又比如，做生意，办企业，也不是向国家贷款，而是靠亲戚朋友"集资"。即便贷款，也要靠"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托人情，走后门，才贷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强暴等），也首先不是诉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帮忙，把对方也痛打一顿，或者索赔"私了"。总之，在中国人心目中，亲戚朋友，圈子团体，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无法直接感知的"国家"要更亲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检讨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属于哪个"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的是"公民"。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没有"公民"概念而只是"臣民"、"子民"概念的。"臣"是对"君"而言，"子"是对"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子"，遥远得很。"君"代表的"国家"，便不能不给人以陌生感。"君"远在天边，"父"则近在眼前。各种"父"，--一家父，师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更何况，君王的意旨，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通过各种种类的"父"，接力捧似地传达到每个"臣民"或"子民"。这样层层传递下来，不走样、变味，才是怪事。处于最下层的"民"们，不对"国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不是国家管理公民，而是国家管理"圈子"，即由管理高级官吏"圈子"始，而地方官吏，行帮和乡社，而家族和家庭，最后再由家族和家庭管理个人。于是，"国家"也就在实际上被这些大大小小、犬牙交错的"圈子"消解了。

    因此可以这么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有许许多多的"圈子"。"天下大治"时，这些"圈子"可以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耦合成一种"同心圆"的结构。一旦"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失控，那么对不起，这些大小的"圈子"们立即自成体系，或群雄割据，或土崩瓦解，一个个村落立即建设成既可"生产自救"又可"武装自卫"的"土围子"，而江湖上的各种行会帮口也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等到一个或几个"枭雄"出来"收拾残局"时，也不能不借助各个"圈子"的力量，把大家再"拢"到一起，重新结构"同心圆"。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不准确的。因为只有崇尚"个体意识"的西方人，才会这么看问题。准确的说法，应是"一盘散圈"。大大小小的"圈子"，星罗棋布地"散"在各处，相互之间靠着血缘和地缘，人情和面子，维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系"。只要这种松散的联系尚能维持，『政府』也能借助这种联系收税完粮，那就是"天下太平" 了。这就难怪中国人要特别看重友谊了。"个人"太渺小，"国家"又靠不住，除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外，又能怎么样呢？

    6."公私不分"与"内外有别"

    个人向单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穷"，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不安之感，就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孩子"向"妈"要"『奶』"吃，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钱用向'妈'要，没有东西到'家'里拿"(国有企业的许多物资就这样流失)，有什么"不对"?岂但并无"不对"，而且"合情合理"。这"情"，就是前述"恋母情结"；这"理"，则是所谓"公有制。

    "公有制"原本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从字面上讲，所谓"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的制度"，或者说"财产归公共所有的制度"。这个"公共"，可以是国家、社会、民族、企业、社团，也可以是几个人"打伙"，或者人数较多的"集体"。反之，"私有制"则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这个"私人"，严格说来，只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法律上单独存在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西方的"私有制"，才是彻底的私有制，即"私有财产归个人所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并不天然地就归配偶、子女、亲属继承，而应根据他的"遗嘱"即他的"个人意志"来分配。如果他遗愿留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则其配偶、子女和亲属即便"义愤填赝"，也莫之奈何。显然，这样一种彻底的"私有制"，在中国几乎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制，应该说是"家庭所有制"，或曰"家有制"。包括主要生产资料（即土地）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家庭而不是家庭中某个成员所有。父家长只拥有"支配权"，却并不拥有"所有权"。表面上看，父家长不但可以任意支配家庭财产，而且可以把妻妾和子女也当作私有财产予以转让、出租或变卖，好像财产归他私人所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财产在他"告老"或去世后，却又理所当然地必须归家庭中其他成员来继承和行使其支配权，比如"分家"什么的。子女在外工作所得之劳动报酬（佣金、工资）等固然必须上交父家长，但父家长的遗产却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子女（主要是男『性』子女）瓜分。所以从本质上讲，家庭财产是归全家庭成员"公共"所有，而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只有对此并无多少支配权的女『性』配偶，才被允许拥有为数极少的"私房钱"，无非用来增置些"针头线脑"或给"娘家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已。

    因此，"家有制"并非真正的私有制，而毋宁说是"公私不分"。一方面，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是"私有"的；另方面，对于全体家庭成员而言，却又是"公有"的。更重要的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也既是家庭"私有"的，又是国家"公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说是你们自己家里的？"王"（天子、皇帝）既是"私人"，又是"国家"（故宋代皇帝便称"官家"），既是"私"，也是"公"。一方面，"至尊天子"对臣民的土地、财产乃至生命，都有"生杀予夺"之权；另方面，这种"生杀予夺"，又必须遵循国家法度，有时还要在御前会议上集体讨论，如若处理不"公"，引起"公"愤，还得"收回成命"。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既是"私家"（皇家），又是"公家"，皇帝也不是这些财产的真正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天"，"天子"不过"替天行道"而已。然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如果"逆天"而行，则为"民贼独夫"，可以"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另由新的"真命天子"来行使这些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管理权，谓之"改朝换代"。要言之，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不是家长"私人"，而是"全家"；国家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皇帝"私人"，而是"全国"。所以，"家有制"并非彻底的私有制，"国有制"也并非完全的公有制，而应说是："公私不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种说不清是"公"还是"私"的经济现实，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就形成"公私不分"的观念。何以谓之"私"？按："私"之本字作"么"。(今之"私"字原本是一种"禾"的名字）。《韩非子·五蠹》云："自环者谓之么"。何以谓之"公"？韩非子接着又说"背么谓之公"。《韩非子》此说告诉我们两点：第一，"面"对"面"时为"公"，"背"过"脸"去就成了"私"。第二，没有"私"也就没有"公"，因为无所可"背"者。中国古代既然没有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当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公"，而只能是"公私不分"。

    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在旧中国，就没有"公路"而只有"官道"，也就是只有"官民"之别，而无"公私"之分。直到现在，仍有人主张把"私营"叫做"民营"，把"私立叫做"民办"，比如把"私立大学"叫做"民办高等教育"，似乎这样更为堂皇。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比如臣对君的"德"，君就不必；子对父的"德"，父就不必行，没有一种"德"是人人皆必遵循之"公德"。这话恐怕只讲对了一半。一些人缺乏"公德心"，大概是事实。比如公共走廊上的电灯，很可能从半夜亮到第二天中午，也很少有人去关一下；公共洗手间的水龙头，也可能变成长流水，而便池则无人冲洗；集体宿舍的门前，很可能垃圾成堆，脏水『乱』泼；"公"园里的果皮箱，更可能是形同虚设，痰迹、废纸、烟头、果皮、空瓶则遍地都是。又比如上车、买票、购物不排队，甚至把别人挤到一边，或者让"熟人""加塞儿"，也都是缺乏"公德心"的体现。

    但是，"公"与"私"原本是一对矛盾。不讲"公德"的人，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私德"。梁先生所谓"私德"，即"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与其说是"私德"，不如说是"二人之德"，即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德"，"一人之德"的"私德"是不存在的。正因为没有"一人之私德"，所以当"私身一人"时，就不会有什么道德考虑的一些明明有利于"公众"、"公家"的事，比如顺手关掉公用水龙头或走廊里的灯，即便不过举手之劳，也不愿意去做，除非这时有领导或同事、同学在场。这也因为"做人"是"做"给别人"看"的，有人"看"时不能不表现得"有道德"些，无人"看"时另当别论。

    "公私不分"的观念表现在行为上，首先就是"化公为私"，比如用公家的车接自己的亲朋，用公家的电话谈私事，用公家的稿纸写私人信件，用公家的电脑玩电子游戏等等，更遑论以权谋私或多吃多占了。问题不在于这些具体行为，而在于其"理论根据"；"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东西算什么 ？"也就是说："我是公家的，公家的当然也是我的"，这不是"公私不分"的必然逻辑么?我就曾亲见一位逃票的乘客在车上"理直气壮"地和售票员大吵："公共汽车么？要什么票！"很显然，在一些人看来，所谓"公共"的，就是"人人有份"的。"人人有份"，也就人人都可以去"吃"一口。如果别人"吃"了自己没"吃"。那就等于"吃亏"。所以公路人人可走，公车人人能坐，公园人人该游，公费人人得花，公费吃喝当然人人该来。如果别人有份而自己没有，便要大叫"不公"，可见"公"就是"人人有份"。至于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卫生，保卫公共财产等，则又当别论。因为这不叫"人人有份"，而叫 "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是"公"字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启发，人人皆知；"人人有责"则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须诉诸教育，时时提醒。所以街头巷尾的标语，只会写"爱护公物，人人有责"，决不会写"公费吃喝，人人有份"，然而号召力却正相反。

    "公私个分"的观念，个但为"化公为私"提供了""依据"。也为"假公济私"提供了"方便"。事实上，历史上的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国夺权或篡党夺权时，都无不打着"为公"、"为国"、"为天下"、"为人民"的旗号。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却也未尝没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心理因素在内。似乎只要这样一来，他们无论如何谋私，便都"师出有名"了。在这方面，林彪、江青这两个阴谋集团干得要算最为"出『色』"。他们干脆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在最大程度地剥夺每个公民财产和包括思想权、隐私权等一切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这真是一场"在反对私有观念形式下进行的大规模的私人占有运动"，其教训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它告诉我们，完全否定个人和个人权利的存在，最终只会导致什么结果。

    "公私不分"的观念还为"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方式，即"本单位主义"，简称"本位主义"。"本位主义"就是把"本单位"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事当前，先替"本单位"着想，先替"本单位"考虑，甚至不惜损害"兄弟单位"和"全局"的利益。严格地说来，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在实际上，所谓"个人主义"每每被视为"万恶之源"而痛加批判，"本位主义"虽然也受批判，却在批判之余颇受同情。一个人，如果为一己之私利而大吵大闹，或对自己的个个成就大吹大摆，便会引起"公愤"，至少要被视为"太不像话"或"恬不知耻"；但如果是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地位争好处，或宣传"本单位"的成就，则不但本人可以"理直气壮"，领导和其他人也不好太责难，顶多笑眯眯地劝他说："不要太本位嘛！"或者说："考虑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顾全大局。"显然，在许多人看来，"本位"较之"大局"虽然是"小体"，但毕竟好歹也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只要不是为"个体"，就不能说是"个人主义"。只要是为了"群体"，不论其大小如何，便都体现了"群体意识"，也就多少具有一点"合法『性』"，不能过于责难。事实上，许多人在为"本单位"争名争利时，也确实不一定直接地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关。比如评职称时为自己单位多争名额而自己并不晋升，评奖时投自己单位候选人的票而自己并不获奖。所以，一旦受到批评，便会"理直气壮"或"满腹委屈"地说："我又不是为自己广!"但是，"本位主义"虽然并非为自己个人却又毕竟是为自己单位，因此又不能说真正是"大公无私。"事实上"本位主义"虽然不一定直接与自己的个个利益有关，却不能否认它间接地对自己个人有益，比如在"本单位"好"做人"，落下"人情"等等。所以，对于"本位主义"，就很难严格地界定那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不如说同样也是"公私不分"。事实上，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私"公开合法地存在，因此一个人"私心杂念"，也就只好通过这"不公不私"、"半公半私"和"亦公亦私"的"本位主义"，来半公开半合法地迂回曲折地加以体现。

    当一个人站在"本位主义"立场上时，他就在心理上和逻辑上，把"自己单位"和"别人单位"严格地区分开来了。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不讲"公私之分"，却注意"内外有别"。

    这种严格区别"内外"的现象，在中国可谓举目可见随处即是。比如，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差不多都会有自己的围墙（特大的"单位"，则由下属各单位自修围墙），以防"闲杂人等"混入。一些稍有条件的"单位"，虽然既非"军事单位"，又非"保密单位"，也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门卫。门卫们对"本单位"的"熟人"含笑点头打招呼，对"外人"则严加盘问冷若冰霜，本能地表现出一种防范心理。"本单位"的车辆可以自由地驶入(门卫们都记得车牌认识司机），"外单位"的车辆则须停在门外，除非是"有来头"的"上级单位"，否则就必须"走后门"。不过我们有时候又搞不清楚被称为"内部"的东西，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比如"内部通报"的情况，只有"信得过"的"自己人"才有资格去听。另外，我们也常常弄不清楚何谓"内部"，何谓"外部"。比如"内部文件"，当然许多人都不能看，然而"内部刊物"却又人人可看。"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水平一般要差一点，而"内部文件"的内容却又往往重要和实在得多。又比如，"单位"上的"内部招待所"，外国人（也包括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是不能去住的，他们只能住"外招"，但"外招"的设施、服务。较之"内招"却又好得远（当然价钱也贵得多）。"外单位"的人虽然是"外人"，却又住"内招"，因为较之"外宾"，他们又是"内宾"。可见"内外"的界限，也因人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并不那么死板。总之，不论如何区分"内外"，"区分"本身总是必不可少的。

    "内外有别""的观念同样来自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家庭和家族虽然是最亲的，总体上说都是"自己人"，但也要区分"内外"。比如父亲的父母是"爷爷"、"『奶』『奶』"，母亲的父母则是"外公"、"外婆"，儿子的子女是"孙子"、"孙女"，女儿的子女则是"外孙"、"外孙女"。因女儿已嫁到"外"面，连带其一切关系都具有"外"的『性』质，叫故"表亲"。"表"有"表面"的意思，故姑、舅、姨的子女为"表兄弟"、"表姐妹"；与"表"相对应的则为"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就是"堂"，故叔、伯的子女为"堂兄弟"、堂姐妹"。一般地说，"堂亲"要亲于"表亲"；"表亲"中，"姑表"要亲于"姨表"；"姑表"中，"娘舅"又要亲于"姑爹"，这又是"血缘"所使然。不过，"舅老爷"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姑『奶』『奶』"。一个女人，由"姑娘"而"姑妈"而"姑『奶』『奶』"，面子便逐步升格。如果是"老姑『奶』『奶』"，面子会大得吓人。所以，一个厉害的女人，总是会自称或被称作"姑『奶』『奶』"或"老姑『奶』『奶』"。

    显然，"分内外"是为了"别亲疏"，"别亲疏"则是为了界定"人情"的大小和"面子"的尺寸。一般地说"内"则"亲"，"亲"则"近"，叫做"亲近"；"外"则"疏"，"疏"则"远"，叫做"疏远"。"疏远"者为"客"，必须"客气"，也必须"装门面"；"亲近"者为"家里人"，不必"客气"，可以"不留情面"。所以，"自己人"犯了错误，就可以狠狠地批评；"外人"犯了错误，则只能委婉地指出。同里，"外宾"和"外单位"的人来参面时，便一定要打扫卫生，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腾最好的房间给他住，平时有意见、闹别扭的同事，也都作"一团和气"状，以免"家丑外扬"。而本单位的问题和情况，则只能在"内部会议"上通报。可见"外人"的"有面子"，完全是假象，是"假面"和"门面"，"自己人"才真有"面子"，而且同时还有"实惠"。比如有事要"求情"，自己人准比外人有面子；那些被客客气气地打发的，则准是"老外"。反之，一个人如果和你说话随便，不怕揭自己的"短"，不怕"家丑外扬"，则多半是已把你当作了"自己人"。总之，"丑"的"同时虚假的和空洞的)展示给"外人"(比方说在家穿旧衣破衣，出门穿新衣好衣)。这种"先人后己"的"高风亮节"，正是由"内外有别"导引出的"面子法则"。

    "内外有别"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公私不分"。也就是说，既然不能公开地和明确地区分"公私"，则只好以"内外"来取代"公私"："公"为"外"而"内"为"私"。"公事公办"之所以即等于"不办"，就是因为那是"外"；"内部"之所以可以"通融"，则多因其"私"。这样，"公私不分"和"内外有别"，就保证了群体的单位既"一团和气"又"差等有序"，而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便是"大锅钣"。

    

这些中国人 二、现代市井百态(1)

    1.住房：想说爱你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地面上涌现出来，然而，另一方面，房子从此也就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最头痛最伤脑筋的事情。

    对于中国人来说，房子好像从来都是家庭生活的头等大事：农民攒钱盖房，城市人熬年头分房。房子永远是我们追求的重大目标。但从建国以来，中国人还没有过多地发愁过房子。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我国人民实现小康生活的目标。从此，"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的话到处流传开了。这不仅意味着人民『政府』把改善国民的居住条件放在了突出位置，而且说明我国人民对住房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人对住房问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不论是否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而一大批房地产商的涌现和人们对于住房的紧迫感，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资料表明，从1980年到2002年这22年间，我国是世界各国中同时期住宅建筑面积最多的国家。但是，人民群众住房的紧迫感反而更为严重，使住房变成国内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有关房子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其实我国人民住房的条件比起过去的确改善了许多。但是，由于生存质量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于住房标准的要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也就是说，人们对住房的要求大大提高了。所以，从理论的角度讲，人们对住房的这种紧迫感，应当说是一件幸事。起码每个家庭都能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独立的足够的空间，这是一种进步，它在无形之中推动着时代朝前迈进。

    但是，接踵而来的现象却令人头疼。越来越多的人突然意识到自己为国家工作了那么多年，才住上那么大一点房；或者祖孙几代挤在一套狭小的旧房里；或者结婚证已经揣在口袋里，却没有可供两人相处的新房；或者只有住的地方，而没有读书工作的空间。

    由于特殊的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职工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住房条件要差些。职工们是分房的条件差，而知识分子则是住房的需求高。而他们大多数又都是没有职位的普通人，分不到令他们满意的住房。所以他们是对住房问题呼吁最强烈的两个阶层，但是他们只能呼吁，只能把分房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却没有更多的钱去购买商品房。

    由于上述两类人是中国城市居民中的大多数，所以，中国人住房很紧张。人均住房10平米的目标，还要经过努力才能实现。

    随着改革的深入，住房改革进一步使人们出乎意料，取消福利分房制度，这一招，究竟是喜是忧呢?

    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很明确，经济实用房、非商品房只售不租，从此不再进行福利『性』的分配。而大部分的购房资金只能来源于自己的积蓄，单位的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只占很有限的数额--何况很多人根本无法付得起贷款买房的利息--那我们购房的资金从何而来呢？

    买房，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居民现实的困难。而现行的三种购房价格，使大多数人根本无法选择：

    市场价，成本价，标准价。

    --其中市场价最容易理解，却最难接受。以目前的房价和贷款条件，即使获得利率优惠的住房公积金，一个家庭买一套够住的房子，在一些大城市需要四五十万元。这要求一个家庭的月收入起码得在六七千元以上，可中国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呢？

    --标准价指负担价和底交价。负担价指双职工能负担起的价格的3倍，底交价指男女双方公积金的80％。相比市场价，标准价当然是很优惠的了，但这也已经超过了普通中国人的承受能力。

    --成本价包括地价、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七项费用，这听起来比较能够承受，普通人也是根据这个价格来决定买不买房的。但就是这种成本价，对于绝大多数城镇职工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问题终于出现了，有人问道："中国家庭的经济危机是不是由房改引起的。

    回答肯定不是!

    中国家庭本来就存在经济危机，全国大面积的房改不过是用事实提醒了这一点罢了。从这一点上讲，中国房改对中国人生存意识的觉醒，应该说是起到了当头棒喝的作用。

    在中国就是很富的一些省份、城市的大多数居民也无法买得起房，大家都只能望楼兴叹!感到自己的钱包不够鼓。

    1997年北京市公房成本价每平方米为1445元，这样算下来，购买一套80平方米的公房，需要11.6万元。

    消息公布之后，一位老劳模走上了大街，他是北京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他同他的同事们挤在一起，共同看着房管科贴在墙上的一张通知。他们争吵起来，其焦点是那个售房价格计算公式：

    成本价购房实际价格＝［（成本价－标准价高限x年工龄折扣率x夫『妇』工龄之和）x（1＋高节因素之合）x（本套住宅建筑面积＋阳台面积x系数）＋装修设备价〕x（1－已竣工年限x2）－负担价x现住房折扣率x（本套住宅建筑面积＋阳台面积）

    即使是高水平的数学教师，面对这样一个房价公式，也会头疼。但我们国家类似的公式，却不仅仅出现在北京。

    老工人终于打破了沉寂："干了一辈子，就落下套房子。"

    老工人现住北京中关村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两居室，1992年单位卖房时他还这样想："好不容易攒下点钱，又让想着法儿给弄回去了。"但这一回他不买不行了，刚退休时，房租每月5.80元，现在每月房租已经涨到53.80元了。为了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他的儿女特意领着他到附近一幢公寓楼看了看，并告诉他，这里最便宜的住房每平方米5880元，最贵的住房每平方米7420元，"而你买的房子还不如人家阳台的价格，不过才30000多元嘛。"老工人终于被说服了，他说："也算，干了一辈子，盖过人民大会堂，还盖过『毛』『主席』纪念堂。临老了，总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呀！"

    老工人是辛酸还是欣慰，谁也说不清。但我们如果身临其境，恐怕会品出另一种滋味：老工人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了。

    从目前情况看，全国除北京一些大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在房改方面进展仍较缓慢，不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有了详尽的政策。

    但有一种情形是可以肯定的，全国大多数城市的普通官员、干部、文职工作人员及职工，每个月还都挣着可怜的几百块钱工资。我想这种现象令『政府』和个人都很头疼，而且，它绝对反映着面临国家的房改政策，中国人最大的困境。

    退一万步说，就算自己把房子把房子终于买下来，但是现代家庭的现代化配置又是中国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又有多少家庭能够摆脱这重担呢?

    实际上这也并不能称为负担，而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依恋。买下房子之后，住宅的现代化装修，家庭设施的现代化配置……中国的家庭经济条件无论优劣，很少有人能绕过这些巨额的现代化消费。

    按最普通的标准，装修一所住宅，每平方米需要多少钱？即使是只有60平方米的住宅，没有2万元左右，能下得来吗？

    按最普通的标准，哪一所装修好的住宅里头能没有电视、影碟机、冰箱、洗衣机、音响之类的电器？这些没有几万元能下得来吗？还没有计算它们的维修费和电费呢。如果从事写作和设计工作，或者比较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很多家庭还要配备电脑，这又得花多少钱呢？

    按最普通的标准，哪个现代化的家庭不安装一部电话？没有几千块钱能下得来吗？如果交往比较多的家庭，恐怕还得买手机和传呼机，这又得花多少钱？而每个月的管理费，恐怕已经超过很多人的工资了。

    还有煤气费、水费……

    事实上，维护一个家庭的开支要大大超过购房款。说到这里，很多人会说，住房和住房消费应当是量体裁衣的事。但客观情况是，我们已经走进了现代化的生活，谁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日子中去了。这应当是个进步。但这个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经济负担太大太大，使我们的收支极大的不平衡。

    现今，我们在买房之后又应去考虑房产管理。1997年8月，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和物价局统一制定了北京物业管理的服务收费标准。如果不包括大修，一套60平方米的住宅，每年需交纳1225元物业管理费，而低层住宅则需交661元。

    而那些花园式的别墅区，以"万科"城市花园为例；每月每平方米交物业管理费1.5元，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最小的108平方米的住宅，每月也得交物业管理费162元，这一年就是两千多元。

    但是，交了物业管理费就可以一切坐享其成了吗？事实上，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开支在等着住户支付。这是现实，并不是我们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物业管理不信任。

    另外，不论是别墅式的豪宅，还是最普通的住宅，我们应当看到一点，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的。即使能买得起，其中很多人在买了房之后，便一无所有了，甚至欠一屁股外债。这才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因此我们可从中得出一结论：那便是即使买了房子，但房子这个所有的家庭都梦寐以求的东西，却不一定能给中国大部分家庭带来欢乐、幸福和宁静。

    2.汽车：这个时代的必然

    汽车时代，总会让人想起古时候的"员外"时代，不知道是现代人的倒错心理还是一种怀旧需求，孰是孰诽，并不重要，这倒给人一个有趣的思考。

    "汽车有什么好？要想进去，就必须弯下腰来，使自己永远比别人低。而且，你刚一钻进汽车，便闪电一样瞬间从别人的目光中消失，什么也没留下。如果骑一匹高头大马则是另一番情景，你昂首挺胸，高高在上，而马蹄得得得的声音吸引着路人的目光。当你威风凛凛地从大街上走过，必然使你得到充分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其次，汽车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也削弱了人对距离的神秘感，这使人觉得活着没有深度。比如说首都北京，本来在人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但是坐着汽车几个小时就到了，就好像到邻村看一个亲戚那样方便。这样子一来，到北京还有什么意思呢？北京哪是那样容易就能达到的？那样容易达到的地方怎么能是首都？

    想起来还是过去好。一个人进京赶考得走几个月，越走他就越觉得北京的神秘和威严，因为他一直走不到。而且，路途上还要经历很多奇遇，或者遭人打劫，或者碰见一个好心的员外，留你住几天，临别的时候还把自己的姑娘许配给你。然后又碰见一个好心的员外，又留你住几天，临别时又送你一大笔盘缠。然后你风风光光地来到了京城赴考，你将会拥有一次真正的进京经历，你就会在心目中一直向往并维护那个地方。你回到家乡也会真实地感觉是衣锦还乡了，起码是有了去过一趟大地方的感觉。

    而现在，人们从北京回来，大部分都是那句话：'也不过就是那么个地方，就是地方大一点，街道宽一点，楼房高一点嘛！"

    这些话很形象地描绘了人们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与社会不同的关系，以及他们内心的生存感觉。它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汽车时代以及我们对逝去的时代的理解--优点和缺点同时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选择。

    现在车如此之多，谁能记住北京的某一辆小轿车？但人们不会忘记《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乘坐的小洋车和《骆驼祥子》里祥子拉的黄包车。而且人们细细想起来，还是觉得坐在黄包车里感觉要好得多，因为它既能让人融进都市熙熙攘攘的氛围，又能让人感觉到他与拉车人的距离，而更关键的是，它能让坐车的人看见别人：看见了他正被人侍候着的样子--这时他感到自己是个很有身份的人。

    其实，人活着有时候还不是想追求这样的感觉吗？

    是的，肯定是的。

    但是，汽车把这样的时代抛得很遥远了。

    这就是汽车的力量。

    随着科技的发展，汽车的被发明，1899年，汽车作为人类进步的产物，开始大量制造。在世界已经进入汽车时代半个世纪的今天，汽车终于成了中国都市的宠儿。

    有资料表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在1997年，私人汽车的拥有量已经以35％的高速向上递增。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一旦汽车价格下降到国民平均年收入的1.5倍就可以买一辆的话，轿车将大量涌进中国家庭。2000年，中国每600万辆小汽车中，将会有120万辆为私人拥有；而到2010年，中国私人汽车将占到中国轿车总量的60％，总数达到1220万辆。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自行车王国--人们的代步工具往往最强烈地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程度--而随着社会的变化，自行车明显适应不了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需求。所以，汽车受宠，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进步。它不仅解决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交往的难题，而且推动着中国历史朝着一个让我们很陌生的地方快速前进。它对国家的贡献将使我们难以想象。

    从目前状况来说，中国与世界相比，总体上还很落后，但中国的城市和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由于城市总体容纳量的饱和，住房已经出现困难，迫使很多人开始往市郊搬迁。但市郊的居住选择，又带来交通的困难，这时候就急需汽车。二战以后，美国都市就出现了市郊化倾向。而中国都市的大规模发展没有多少年，却已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这应当是中国的幸事。

    如此市郊化的倾向将带动汽车数量的增长，不仅带领我们走出那拥挤而又臃肿的城市，并且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难能可贵。

    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汽车把人们的生活搬迁到市郊，使人们分不出哪儿是城市的中心，从而使城市极度扩张。而扩张的城市又会出现大量的交通堵塞，这时候新的都市恶『性』循环又会产生。

    我们已经尝到坐着共公汽车上班误点的苦头，也经受了几十年上班骑车的劳累。而现在即使我们还没有汽车，我们在上班的途中，已经看够了城市车辆堵塞、凝滞的车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头疼景象。可现今说车并未普及到家庭，而当汽车成了更多人的代步工具后，那将又会是一种什么境象呢?

    1997年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会发布消息：

    1996年，全国各大中城市近50％的主要道路处于超负荷运载。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中心区，白天平均车速仅为每小时4-8公里，还不如一个成人步行的速度。

    还有一份资料显示：

    "八五"期间，中国城市新修道路达1.8亿平方米，但增长率只有1％，远远落后于汽车的增长速度。

    其实这根本不怨国家，因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早已证明，任何国家道路的增长速度，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汽车的需求。这是汽车时代的规律。我们既然选择了汽车，就得肩负汽车带给我们的重负。

    法国是个十分重视道路建设的国家，但在巴黎城区内，每年进出的汽车高达300万辆，由此造成的交通堵塞，每年损失7000万个工作小时。美国国土的2％已经铺设成公路，各城市将近一半的地方都用于停车。尽管如此，每年由于交通拥堵，造成的国民总产值的损失仍高达1680亿美元，超过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

    而中国一位有关专家估计，这种危险在中国的到来，最多不会超过10年时间。

    尽管各种数据是如此，但人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汽车了。尽管现在大多数人还没有买车，但很多人将自行车闲置在家，花着钱打的士出门，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细算起来，每个人打的士的钱，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这并不是人懒了，而是需要。你想，现代生活这样紧张，一般人一出门就要办很多事，一会儿东城，一会儿北城，如果骑着自行车，一天能跑几个地方呢？还有一些人办完这些杂事，回到家里或办公室还要干工作，比如读书、写作、设计、研究课题或进行商业谈判。假如你骑着车在城里跑了那么多的路，还有什么精力？而更重要的是时间，现代人都那样忙，约好时间与你见面，你误了点能行吗？

    用一整天时间消消停停办一件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代人每天不知道要办多少事，就这还在埋怨时间不够用。

    自行车只能淘汰。

    我们需要汽车！

    北京一位学者说："家住大兴，工作单位又在海淀，不买车怎么行呢？买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最实用。要是对方同意分期付款，我就想买辆富康。"

    知识分子挣点钱是容易的吗？但是他们需要车，那就得买。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目前买车的目的和不久的将来买车的目的，恐怕都是出于以上考虑。也就是说，对于收入很少的中国人来说，汽车在家庭的出现，并不是追求奢侈的表现。

    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也无法选择住地的远近，甚至无法选择自己想干什么而不干什么。我们面前共同的主题是生存，而现代生存就需要汽车。

    3.市井邻里：相逢如同陌路人

    市井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相逢如同陌路人，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人交往的傲慢和偏见，同时也表现了现代人的人情冷落，世态炎凉。

    生活在社会上，不能脱离自己所归属的人群。邻居，是我们与社会人群交往的一座桥梁。邻里之间多有交往，同龄的、同『性』别的、同职业的，还有老乡、同学、同事，也有相同兴趣的棋友、笔友、票友、酒友、球『迷』、歌『迷』、戏『迷』、钓鱼『迷』等等，都可以成为交往的理由，那"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亲密情景真是难以形容的了。

    近邻往来可成相知，绝非杜撰，而是有着丰富的生活史料可查的。例如，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人口增长很快，家家"闹房荒"，自建的五花八门的所谓"小厨房"、"地震棚"都成了人们的栖身之地。农村和城市中的大杂院便应运而生；在那个没有个人隐私的时代，一个大杂院真是像一家人一样，那时发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至今历历在目。

    住房的改善和改革，使人们逐步住进了多层和高层的楼房；一家一套的楼房，各样设备俱全，使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但是邻里的观念淡薄了，住在同一楼层、同一单元而互不相识的情况真的是很普遍了。大家各忙各的，各过各的，互不干扰，事事不必求人，邻里之间的交往之路就被封闭起来了。

    可是，社会是开放的，家庭反而封闭起来，这样协调吗？家庭可有自己的独立『性』和隐秘『性』，但又必须有交往『性』和外向『性』，这样才能更好与社会的各种人群息息相通。

    现今，住大宅院的时代或许已一去不复返，大多数人也都搬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多层或高层的楼房，其中却隐含了不少问题。

    单元房--一个家庭独立的、封闭的、隐秘的、生活所需样样俱全的小天地。在以往，住楼房是普通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近乎是神话的世界。住上单元房，万事不求人，幽静、清闲、自由自在地随意地支配着自己的空间、时间和思维，说起来倒也十分自在。光阴荏冉，现代住宅似乎在和我们悄悄地叙说着什么，我们影影绰绰地似乎听到、感觉到缺了点什么。时间再拉长，再拉长一些，我们已不再是"缺"了点什么的感觉，而是丢掉、是丧失了人间最最宝贵的无价之宝，那就是"邻里亲情"或"亲情邻里"。上楼去下楼来，尽管人们仅仅是还不到一尺厚的墙壁或楼板相隔，在"跺一下脚就可相闻"的空间里相邻相居；碰面了，却犹如路人，擦肩而过，几乎完全形同陌生人一般；但不管怎么说，日子一长，总会弄个半熟脸，最多也只不过是礼貌地相互送上些许淡淡的微笑，人们各自的"内心世界"依然是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好像又回到了"鲁滨逊时代"……。

    单元房，隔绝了亲情，隔绝了信息，相互间很难有个基本了解；隔绝，也就更谈不上相互的倾诉、交流，精神上的抚慰；隔绝，使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是生活上的支持与互助照应几乎成为不可能；隔绝，也更谈不上共同抵御社会上一些坏人的侵害，于是邻里间也就失掉了许多相互作为"保护神"的有利条件。"邻里亲情"的消失，使人们在人群中找不到"归属感"，在单元房群中找不到"亲切感"，在林立的楼群里找不到"安全感"，……于是人们开始封闭小区楼群，用一片住宅区设一个小小出入口的办法来阻挡那些企图作案的坏人和混人。这个主意当然也不失为一个谋求安全的好办法，可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多了一道，乃至更多道障碍了！

    住上楼房就无法交往了么？这并非理由，无论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无论是低矮的平房，还是高高的楼房，人们都必然有出有进，人们都需要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

    当人们有了各种需要时，自然就会愿意与其他家庭交往。老死不相往来，并非是人们的真心选择，还是自自然然地交往起来更好。为了避免老人因独过而发生意外，有些街道给有老人的家庭安装了"报警铃"；若是老人发生意外，家里又没有人，可通知邻居及时救助。有的人来拜访亲戚朋友，因为没有记住房间号，往往一找人打听都是一无所知，邻居之间不熟悉真是带来许多的不方便。再说，如今经常在居民区发生一些刑事案件，也常常是因为人们相互不了解，使坏人可以轻易混进去；如果大家住在楼房也像在大杂院时代那么熟悉，必然可减少许多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

    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大杂院在一天一天地减少，楼房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事在人为，如果能够发扬大杂院的优越『性』，楼房也可以变成"立体的大杂院"，同样可以重温"远亲不如近邻"的温馨。

    许多新建设的住宅区，都有美丽时髦的名称，例如：xx家园，xx花园，xx雅苑等等；并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即将物业管理与社区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社区是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归属感的人的群体。在一个社区里，人们通常具有共同的人生价值准则、共同的历史或背景，并承认某些行为方式对于全体社区成员都是必要的和正常的。信奉一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相同的人群，也可被称为一个社区。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社区与一个地方区域不完全是一回事；社区是人群，不是土地，但社区成员也能指出属于该社区的土地边界。

    社区服务是对一定的人群服务，并且这个人群居住地点相对集中。家庭细胞不是孤立的，必须与周围的社区成员交往，家庭必须归属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这样遇到问题和困难，则会有人相帮。如今在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发展社区服务中心，使居民在小区中得到周到的服务。每个家庭都融入社区的群体之中，就会建立起新型的邻里关系。现代的社区，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大杂院。在大杂院中，人口特别密集，为了共同的切身利益，在家庭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基本上是自发地形成的；但也不排除人们之间会因地盘的争夺或是互相的干扰，而产生各种矛盾，或是争吵、动手打架也是会有的。在大杂院的时代仍旧经济匮乏，不可能真正考虑人们的需要，也难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即使邻里融洽，也只是苦中取乐而已。而现代的社区，是由专门的社区工作者来组织和运作的，是以人为本的。

    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可以保证家庭及个体的可持续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健康和社交等方面提供最多的方便。例如，保险业的发展与家庭生活质量是息息相关的，在有些国家，每个人都有三四份的保险，保险业深入到社区和每个家庭，以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

    在我国，社区工作刚刚发展，许多工作还不完善。例如，某个家庭若是有一个人患了大病、重病，这个家庭往往不堪重负，倾家『荡』产也难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当许多人自发地捐款、献爱心时，也常常是杯水车薪，或是挂一漏万，使许多年轻的生命无奈地夭折。但我们不免想到我国有12亿人口，假如深入挖掘保险业的潜力，并使其健康发展，投入不多的钱却能解决家庭的大问题，就如那个患病者的症救。

    社区的概念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社区使我们获得邻里关系的崭新感受，那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社区的发展将提高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并使人们的心灵和行为习惯得到净化。当我们买了一套新房，住进一个服务完善的社区，它会提高我们的生活层面，规范我们的心理行为，使我们结识一些非常有作为的人，并融入他们的行列，那种体验一定是非常"酷"的！在一个与时俱进的、高档次的社区里，一个普通的人也会建立起自信心，决心与周边的人群一道进取和走向成功，这样你才感到自己与这个美好的社区环境氛围是相协调的呀！

    4思想争鸣：争鸣之后需清理

    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会『荡』击着现存的观念形态，使各种与人紧密相关的信念，如价值取向、英雄观念、个人活法等都会处在一种大调整中，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色』彩。现在人们难以再找出一种全社会都在模仿的东西，如"文革"中的绿军装、灰衣服等。这说明个人手中的金钱在深深地影响着个人的每一步走法，当十三亿人以不同的走法汇聚到一起时，便呈现出一种『色』彩纷呈的"大观园"景象。这是社会和个人进步的标志。

    宗教几乎是每个时代的思想都要涉及的问题，并且常常是人们走入创新天地的第一步思想洗礼。几千年的宗教史，无论人们如何去文化批判、推毁庙宇、打破神像，它依然在每次洗劫之后，重造殿堂，再塑金身，这就是宗教魔力所在。人一直生活在物质精神双重世界中，生产的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它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精神家园的空寂仍然是人类解放自己的首要任务。宗教的历史可以说与人类寻找个人灵魂突破密切相关。因此，对待宗教，首先应把它看做是人类破突自身的智慧，实现心灵归宿的良『药』。但许多人会搬出马克思的"宗都就是人类精神的鸦片"等话语来批驳，而这些语言是就其付作用来讲的，单讲付作用，似乎欠全面，并以此全盘否定宗教，那更是愚蠢之极。

    今天社会的文化人要想在社会中立足，他必须是一个"大文化人"，也就是说在他本学科以外的其它领域也必须要有所掌握。当面对学术和现实问题时，要从大的文化背景中去思考，而不是只从自己单一学科角度去看待问题，只有这样，他的文化观察的成果才能被人们普遍地加以接受。比如说：搞哲学的，必须要对与之相关的艺术、经济、社会学等学科有所涉猎。要把社会中出现的问题置景于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多『色』彩环境中，由此而得到的结论才能放『射』生命的光彩。

    庸俗理想主义是以自己心中对世界的美好为尺度，让不理想的现实符合自己的标准，而不是自己去面对问题。这样做的的结果。是用理想批判现实，让自己在每一次批判中得到一丝感情安慰。有些人一生也不知道自己是庸俗理想主义者，在那里怨天尤人，仿佛世界都"对不起"他，事实上，恰恰是他"对不起"世界，因为他一直生存在远离现实的理想国中，逃避现实是他生存的原则。以逃避和怨天尤人的方式去生活实在让人不屑，而这样做不如去适应世界，在世界上寻求发展，否则，牢『骚』于自己的生存并无帮助，反而会一无所成。因此，许多实业家就提醒要多研究问题。

    市场经济首先是契约经济，它促使全社会的人、组织和关系全部契约化。换句话讲，一切都法律和制度化。当人们把所有都纳入法律轨道并按之行事时，一切都变得正常和合理，这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状态。事实上，每天变化的事情常常使我们身边出现法律真空和违法『乱』纪，对于这些，如果没有健全的"亡羊补牢"的挽救措施，便很容易动摇市场经济的基础--契约关系。因此，良好的社会自我恢复弹『性』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物质和意识是人们进行思考和工作时的心理前提，它就象几何学中最原始的公理一样，为几何学大厦构筑了基础，但在公理之后的几何学发展中，人们很少再提及原始公理，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在用公理精神构造几何学大厦，而不是用公理代替几何学本身。哲学本来是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的理论思考，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是我们应遵循的原则，如果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重提这一问题，只能说明在哲学思维上我们一点也未有前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贯彻这一精神时，应展开具体情况的丰富多彩『性』，让原则在每一个问题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否则的话，原则等于无。

    权威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社会现象，它要求人们必须放弃一些权力，同时也把自己大脑的一部分思考的权力交给了权威。换句话讲，人们用权威来替自己思考，替自己安排行动。这种由来已久的现象往往是不被人们知觉，一旦说出来，又是人们不愿接受的，可事实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当人们还没有摆脱人本身对社会、群体的依赖时，组织本身就需要用权威来维持自己的稳定，对于个体来讲，我们有权选择信仰哪一种权威，而没有权选择不信仰权威。

    哲学的基本问题，物质和意识，这是任何哲学派别都承认的事实。现在要指出的是：在二者关系的大背景中，个人所要遇到事情一旦涉及到个人情感时，它表现为一种情感需要，一种非理『性』，它的解决通常只能在意识的层次中，诸如，个人心灵如何沟通来达到个体需要满足等等，针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就会产生只注重意识的"唯心主义"。当我们作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产生的具体学科，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不能统统斥之为一种唯心主义心理学，因为它要解决的就是"唯心"中的心理问题，而且是一种非理『性』的、不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原则问题。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只存在于哲学研究的本质上，一旦人们具体研究时，原则就不能代替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具体中的丰富多彩表现出来，只有这样，哲学和其它学科才能算是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5.谈《论语》：让现代中国人脸红心跳

    在中国，提起《论语》，恐怕没有人会不知道，因为它的影响太大了，用古人的话讲："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与孔子的名子紧密相联，从我们现在来看，它是孔子的一些弟子对孔子的行为言论的记录，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主流。孔子在后来的朝代演进中，被封为"圣人"。它的思想也成为了各朝各代控制社会的主流，这与孔子当时到处流离，处处跋涉形成了有趣的文化现象。现在我们对孔子有批有赞，这已成了个人心中的事情。实际上，许多人是在"我注《论语》"，只要是我认为合理的，就拿过来为我所用，这是一种好的现象，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换句话讲，没有让死人拖住活人的大腿。对于现存的文化遗产，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他们怎么说，这是学人的事情，要做的是怎样利用《论语》为自己生存提供思想工具。下面所体现的是与孔子?论语?中的一些思想认同和差异，其属单向思维，一方发难，但目的明确，在儒家?论语?大幕下的做人生的小?论语?。

    在二十章的语录中，孔子谈问题都很具体，它从思想中把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从表层的虚伪到内在的真实表『露』无遗，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人起居饮食中的文化内函，最好方法就是直接读《论语》。《论语》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缩影。每个人在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身影，比如说："孔子的"君子"和野人之分，到孟子发展到"无君子无以治野人无野人无以养君子"，如果把这句话中的思想仅仅局限在对二者关系的压迫与反压迫上，对孔子就会有所误解，从阶级分析角度看，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但是从当时现实状况出发，社会上确实存在这样君子和野人的区别，他们之间的这种上下关系与他们个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如果让种田的农民走入官府坐大堂，确实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在这里面透『露』着一种社会分工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分工是一种现实，如果个人能够从《论语》中读到这层含义，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状况，便会有所发展，例如：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就会从野人一步跨入君子，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当权者心里也很明白，社会就是这种分工的社会。为了消除野人对分工的不满，他就有必要用一种思想为社会准则，弥合人们心中的落差，逐步从不满足到接受，因此，孔子的大旗在他们手中迎风招展，大肆鼓吹。在《论语》中，诸如这种思想比比皆是。

    

这些中国人 二、现代市井百态(2)

    现在街头地摊上，诸如《论语》类的古书很多，许多人买它们是出于不同的需要，因为为学问而研究它们，存在于知识层中，为生存而研究它们则存在平常百姓家中，但是，青年人在朝气拼搏中最好不要去读它们，如果长时间接受它们，你会感到它们在教导你一种认命的思想，一种循规蹈矩的行为。比如说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甚至严矣！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可算是顶的啊！但人们缺少此德已为很久了。"文革期间，孔子的中庸思想受到严格批判。现在来看，这种批判从中庸对人格所形成的不良影响还是有道理的。后来，人们对中庸思想进行了正名，说它兴不过是一种方法，即孔子要教人们的是在事物和关系中把握恰当时机，说是一种人生智慧。不错，从哲学的高度应该是这样总结，但当它落实到实际时，它就变成了老好人的践行方法。从读《论语》中，给大众的心理验就是这样。因此，在哲学正名和大众的心理体验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象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样，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情况。中庸人生对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们来讲作用是不同的，对于30岁以下，弊大于利，因为它抹杀了心灵的激情。对于30岁以上的人来讲，它是生命的运行原则，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你也得这样做，否则便很难生存好。再有一个，古人看到中庸的好处时曾极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尤其是当权者。这样做的好处是，中庸对人生逾矩起到一种强的思想襟锢作用。可以这样讲，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中庸『色』彩，许多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在中庸的原则下得到解答而不再去问为什么。相反有时也会有人对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反唇相讥道："你怎么还提这样的问题呢？"这就是人在《论语》中的中庸体悟。

    读《论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毛』『主席』的话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素质，对同一句话的体悟也会相去甚远。因此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容而不逾矩"。孔子能完成《论语》，在于他一个先天优势者，他对人生、世界和掌权者的体悟已达到后人难以达到的高度，所以，他能站在人类的高度来把握芸芸众生的生息繁衍。有许多事情，只要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坚持不懈，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水到渠成。就以常听到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为例。大凡能够做到人生谦虚的人，在事业上都会有所成就，如果能够进一步做到"善者从之，不善改之"的话，大可成为一代名人。在事实上，回顾身边的人，几乎举不出谦虚的人，单说个人吧，没有人认为自己天生不是一块好料，一旦学到一点知识后，在坐井观天中，老子天下第一。更为不幸的是，有许多人一辈子也走不出自己的井口。当人由自信走向自傲时，在他的心理层次上，就形成一道风雨打不破的自我崇拜的樊篱，一直生活在自己营造的假象中。如果这样的生活在平静的环境中，他也许会一辈子在假象中结束自己的人生几十年，感觉不错，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环境的巨大变迁，它使这种人在新旧环境的对比中撕破假象，重新认识自己，这时，面临最大难题的是：内在已经定型的心理模式的调整。如果个人的心理弹『性』较大的话，还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否则的话，最先打败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所以说，有人强调，在一个的环境中，判断一个人好与不好的第一标准就是：能否找到自我，这是个人幸福的心理出发点。因此，做人首先就要在心中知道，天外有天，楼外有楼，山外有山。其实有些人也明白，但他仍然犯这样的错误。这只能归结到：此人的天份太差了，且一辈子也只能干他现在的事情。这就是社会分工的个人因素，都知道社会在天天进步，按理说，我们也应天天进步。如果用这种原则来苛求人的话，是有点过份，可实际是，别说进步，就是一些人去其不善的恶习，学习良好的习惯都很困难。在短时间内，人们还感觉不到自己已经与社会拉开了距离，一旦某一天忽然醒悟，对周围的人都不认识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落伍。比如说看见同龄人一个出国而自己仍在挣血汗钱时，知道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已把同伴抛在身后而回头注视时，你知道他自己和社会进步的车轮已经不同步了。如果以《论语》中善与不善的角度讲，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话，即使与同伴拉开了距离，那也是外在社会条件多元化在自己身上形成的多元反应。精确的讲，那是彼此人生际遇不同，值得你骄傲的是，你仍然处在社会进步的前列，你的精神始终在燃烧，这是你处于不败的根本，而且你也不会失败。对于人生的进步，说了这么多道理，一直也没有离开孔子那句话。现在可以看出，有些事情，你只需要做就可以了，甚至有人提出"只求耕耘不求收获。"看似有点偏激，其实渗透着人生的大智大慧，说得再多也没有用，因为人生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苦行僧"模式。在读《论语》时，会碰到许多这样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轻下断言，要用自己的生命慢慢体会，因为《论语》中的道理是生命与时间的沉淀。

    在孔子的弟子中，最令他满意的是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贤哉，回也！"意思是说："颜回，多么贤德呵！一竹筐饭，一瓢子水，住在狭小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苦楚，颜回却不改变他的乐处，多么贤德啊，颜回。"本来，孔子打算让颜回接过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可竟想不到的是，颜回短命死了，在以后的文人行列中，人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颜回了。现在看起来，孔子说这句话的主要立足点是想树立颜回形象，让文人应该有这么点精神。后来，人们对孔子进行了修正，对文人指出了"十年寒窗"，紧接着"一举成名天下知"。中国文人的心理模式是"学而优则仕"，象颜回那种精神是值得文人为之汗颜的。当然在生活上，没有人去效仿他。这说明，文人不要为读书而读书，为精神而精神，这些都不是人生和社会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安民兴邦。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的文化集团具有多种层次，需要有些人终生从事纯理论研究，象颜回一样，当然，生活要有基本保障。更多的是需要把理论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如何让理论的力量化为物质力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人做的并不是很好，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做得好的只有两个人，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人们批判"左"倾错误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这些理论工作者拿理论去剪裁实际，最后把理论和实际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让人心寒，甚至差点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象历史中的王明路线，让长征过后的红军只剩下了3万多人，它使无数的人在2万5千里的长征途中以生命作了代价。想一想，砝码有多重。在中国，智慧在群众，动力在群众。邓小平指出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要求社会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如何把具体理论跟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在关键的时刻让理论化为批判的武器。象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这种情况。在理论中自我陶醉美妙无穷，让人享爱，但这有什么用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忘记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颜回虽然活在孔子的时候，但今天的许多人，身上仍有颜回踪迹，稍有不慎，知识的"酸味"就会流『露』出来，因此，读《论语》的时候，对颜回本人的特点，实在难以苛同。

    孔子有能力说《论语》，可为什么却得不到各个诸侯国的重用呢？这让许多人沉思而不得其解。其实这是孔子个人所独有的悲哀。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他要诸侯王国实行"德治"、"仁政"，这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到处推行学说而不能被采纳。可是后来各代王朝推崇孔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标榜自已要实现孔子的梦想，实行"德治"、"仁政"，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这么做了。事实上，他们使用的是孔子这杆"德治"、"仁政"的大旗，对下面的民众胡言『乱』语。进一步讲，孔子在这里成了他们进行欺骗的一个工具，所以各朝代对孔子称赞不已，屡有加封，而对于他的精神实质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孔子个人人生的不幸，不能归结到他自己身上，更多的是这种历史上"二律背反"在他身上的显现。社会需要他揭示中华民族的本『性』，但不需要实事求是践行这种本『性』的人，孔子就是这种人。比如说，他讲"李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李氏在周天子王朝比周公还富有，然而我的弟子冉求还帮他搜刮而增加更多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弟子，学生们，你们完全可以大声势去声讨他。"孔子的这种做法看起来确是为民众着想，皇权着想。可是，周王朝已经不行了，在那种情况下，诸候聚敛财富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可他却不停地批判，试想之，有谁能够接受，奉为上宾。孔子的初衷是善良 的。可做法却是违时的，精神可嘉，力量不足。

    我们的民族一直宣传自己是伦理的民族，孝悌的民族，可有时做得并不是很好，就以二千多年前孔子举的例子来检验一下，看看是否有愧于心。他讲："今之孝者，是调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句话意思是说："现在称作的孝，是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就是狗、马，也都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说到孝，古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它是人类的一种种族情感，没有人在内心中不想孝敬父母的，有许多人不知道怎样去孝敬父母（当然，这与"忠孝不能两全"是两码事）。当父母年老而一起生活时，长时间与父母缺乏足够的语言交流和感情沟通，在意识中，一天提供父母良好的饭菜也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为子任务。岁数大的老人，就象年幼的孩子一样，他们也需要一种来自晚辈的关怀，子女对父母长时间的熟视无睹，父母会有一种被人遗忘的感觉，这是一种抹不去的内心忧伤。所以，孔子指出了"敬"要远远大于"养"。如果我们现在仔细回想一下自己在父母身边的表现，心中一定会有许多难以言表的遗憾。世间最伟大的爱是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即使我们曾忽视了父母的情感，曾意气用事顶撞了父母，等等，这一切都没有关系，没有父母会恨孩子对自己的不恭敬。只要我们改了，重新去面对父母，重新去寻找做子女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会瞬间消失殆尽。最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对父母的悔意留在父母撒手西去以后，因为那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它会在心灵中不时折磨自己的情感，尤其夜静沉思时，简直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负荷。没有人不在父母弃世时悲痛欲绝，呼天抢地。正是这种"寿终正寝"规则，孔子告诉我们，"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是说："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要进行长时间的远行。如果不得已要远行，也应该要有一定的去处。"当然，这句话已经不适应了今天的市场经济让人们走出家门的现实，但它对父母亲提出来的内在敬意让我们深深回味。他还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意思是说："父母的年纪不能不记在心上，一方面因为他们健康长寿而高兴，一方面又为他们日益衰老而忧虑。"记得在一次地区『性』的调查问卷中，几乎有60％的人们答不出自己父母的准确岁数。这种情况不能不让我们心中感到寒心。如果我们去问自己的父母，恐怕没有一对会记不清自己孩子出生时间，这种关心与忽视的对比，再次敲响了孩子应对父母的孝敬方式和内容的警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子女对态度的改变和飞跃，都是发生在自己成为父母以后，正所谓"不养儿，不知父母"。孔子还说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思是说："如果能在长时间的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没有改变的话，就可以称他是孝子了。"在《论语》中，诸如此类的话很多，确实需要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认真玩味。

    以上的一些东西，可为孔子?论语?及其他一些思想点，从中可以读出许多有关人生及人『性』的东西，并大有领悟。

    6."移民"：中国的农转非政策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举措开始改变了人们的普遍心理，拓宽了人们选择生存空间的自由度，流动人口中出现了一族农民"移民"。"流动"本是指居无定所之意。我们之所以将具有"两栖"特点的农民流动人口，称其为"移民"，是因为这个群体，在流入地的居住上，由"暂住"在向"常住"方面发展。

    据最近河北省10个省市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现住地连续居住三个月以上或不满三个月但离开户口所在地三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占调查区常住户口人口的8.3％。居住一年及以上的占流动人口的43.8％。据推算，目前河北省10个省辖市区居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到了50多万，这个群体95％是"常住"的农民。从全国范围看，确实构成了一个没有办理迁证的农民"移族"。

    这就不难看出，农民是否滞留在土地上，户口已经没有了多大的钳制作用。所以，这种由"暂住"转变为"常住"和"迁移"现象，决非是"民工『潮』"所能包容了的。因为这个"移族"群体，有近44％的人长年居住在城市，完全从事非种植生产劳动；说不是农民，其身份确实是农民。可是城市官方却不按常住人口对待。因而在政策上怎样对待这种"移民"现象，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毋庸置疑，目前的农民"迁移"，体现的是利益移动，浓厚的商品意识使农民寄于的"迁移"，首先选择的是经济利益。而与之并存的是，我国城市主导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业途径多，经济收入高，生活环境丰富多彩，以及便利的交通通信等，吸引了人口的"迁入"，并且阴滞了人口的"迁出"，这种经济诱因下产生的农民"自我迁移"是较难控制的。

    从社会政策上分析，中国的户口政策衍生出了等级、门弟观念和社会身份的差距。因为在职业划分上，"农"和"非"的划分标准不是以"职业"，而是以"户口"。可是，城乡之间存在的悬殊差别和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是众所周知的。当农民的"户口"和"职业"产业错位后，仍然以此划分，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反差，反而从政策上暴『露』出了人身生存权利的不平等。这种独特社会管理，极大的压抑了个人能力的发展。当社会环境松动后，尤其是农民，为了逃避终身为"农"的命运，只得"择木而栖"。农民有了迁徙的自由，人口流动就象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

    但当我们作具体分析，可发现当前的农民"移民"现象，主要构成了以下几个特征：

    (1)迁移主体年龄轻。流入人口的年龄构成显示，15～29周岁年龄组占了62％，形成了移动的主流。因为这个人口群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适应能力强，自我实现的观念最强烈，迁移欲望也最强烈。其目的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社会身份、生产现状和生活状况。

    (2)女『性』人口过半，15周岁以上的女『性』占流动人口的50.6％。这些女『性』88％来自于农村，其中外省流入『妇』女占了该群体的65％，且流量大，流动范围广。这个现象，反映了农村『妇』女对自己生活现状不满，她为了发展自己，从家庭走向社会。这种生活观念的确立，是『妇』女个人解放意识觉醒的表现。可以说，没有『妇』女实质上的个人解放，就不会有家庭的解放，没有家庭的解放，也就不会获得社会的解放。如果『妇』女婚前经济上不能自主，婚后处于依附状态，就无法消除男女人身权力上的不平等。可见，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是改变自身处境，获得个人解放的一个契机。

    (3)私营、个体是承受主体。调查结果表明，私营和个体吸收的劳动者占流入人口的75.8％，并且绝大多数从事商饮服务业。相反，国有经济吸收"移族"劳动力相对较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1源于"移族"人口自身素质上的落差，也迎合了私营经济对劳动力素质的低要求；2出自城市本身就业人口的压力及企业的自裁员；3城市就业人口"贵族"化。当"低档"劳动力出现短缺后，被视为"三等公民"的"移族"劳动力成了这个缺口的弥补者。

    (4)生育水平偏高。1993年河北省流动人口出生率为19.2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5个千分点，近两年其生育状况仍然处在常往人口的生育水平之上。

    (5)无业人员过多，当前，流动人口中有11％的人口无任何职业。这些"游民"隐没有茫茫人海中，其生存的依托是什么，是不可想象的。城市充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难免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致使城市社会犯罪率在逐年上升。据估计，50％多的犯罪分子是出自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涨『潮』"虽然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从人口迁移效应上讲，仍然是利大于弊。因为人口迁移，1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能使人力资源和各种经济要素得到最佳结合；2在就业"资本"压力下，通过自主择业强化了劳动力素质；3扩大了通婚圈，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4改变了人口的社会构成，缩短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因为目前我国市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8％，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1％）。

    因此，农民"迁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杜绝人口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是，要想更好地引导人口流向，应有如下三点注意：

    首先，必须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城市规模过大，成了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阻滞因素。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政府』不得不将相当大的资金用在公共事业的投入上，这就大大影响了工业产业的技术进步。导致城市建设初期就凸现出低格调、低水平的"摊蛋饼"现象和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因为在家庭独立经营的现状下，主要劳动力外流，必然降低农业的投入，针对"种一葫芦收一瓢"的自然经营，农业现代化可谓遥遥无期，新规模经营在莫衷一是中出现了"难产"，农业向何处发展，成了重要的农研课题。另外，城市规模过大，超出能源资源、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就会步入重复建设、重复改造的泥潭。当前我国几个大规模城市出现的水源危机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建立一个移民、产业就业、城市规划等不行不悖的政策体系，以控制城市人口的大规模发展委实必要。

    其次，应该发展多边劳务输出。

    它是分解境内人口迁移，构想劳动力转移的新思维。从全国看，我国人口迁移基本上是封闭型的，国际移民极少。由于在国际劳务输出上控制的过分严格，没有从团体、社会、产业上考虑劳务输出的多边发展。而国内又处于产业并重、人浮于事的状态，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沉积，也是浪费人力资源的一个劣根。在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应该认识到劳务输出也是强化民族经济实力的对外窗口，也是培养国民素质，扩大我国经济文化影响的一个途径。多边劳务输出，不仅得到了外汇，也会制导国内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上的转移。此种方法较那封闭式的人口迁移要好得许多。

    再次，建立以农产业为主的重镇，弱化农业劳动力"外溢"。在乡镇设置上，不能只走并乡建镇的道路，也可架构镇不并村的桥梁，以突破村村经济独立的格局。目前，有的地方许多乡镇管辖的村落星罗棋布，三里一村，五里一店，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大致相同，却是各自发展，实力分散。农业上的粗放经营，形成了重叠的种植结构，失去了一村一品的特『色』。而且，在农村规划上，由于受经济独立的制约，不能实现婚姻以外的人口的就近迁移。通过村间群落的兼并，可将靠输血过日子，贫穷村落融入经济较好的村镇，使其从农业开发到民宅规划，都得到合理安排。以农产品重镇为中心，实行新的"经夷治夷"，这就将因贫困造成的人口外流转变成了就地的转移及消化。

    另外，国家可将闲置的国有资产（主要是机械设备）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这样，既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浪费，也强化了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社会效应。

    最后，必须抛弃计划经济下的"户口政策"。农民的社会身份不是终身不变的。在就业选择上，给农民一个改变自身社会身份的机会，是强化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激励机制。但必须取消当前的"卖户口"现象。目前有的地方为了解决公共建设资金不足，以"非农"指标为诱饵，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卖给了农民。而『政府』却无法安排其就业，农民虽然买了"非农"指标，可还是生活在乡下，而乡下又注销了本人耕地，农民用血汗得到一纸"农转非"，成了镜中看花。为此，许多农民叫苦不迭，也大大降低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并迫使这部分人为了寻求生活出路，而重新向外转移。

    总之，目前的发展，使各种经济成份表现的更为多样化、复杂化。随着国有资产的转移、重组以及企业的兼并、破产造成的劳动转移，再加上农业劳动力的逐步解放和人口就业上的双向选择，流动人口"涨『潮』"会出现非常态发展。所以，建立移民法，是社会之急需。

    7."治黄"：刻不容缓

    下面是一位母亲的呼吁：

    一位苏州的普通女工，给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写了一封举报信。在这封信中，她讲述了突然发生在她幸福家庭中的一段痛心不已的故事，令读到此信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我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近来，我每每以泪洗面，夜不能寐。思前想后，使我下决心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

    "我和丈夫都在企业中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们认为这没什么，我们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儿子。儿子很聪明，读书成绩一直不错，我和丈夫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倾注在他身上。我们希望他能争气、能成材。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打碎了我们的梦想。

    "事情还要从年初说起，儿子从去年开始自学电脑，而且学得不错。丈夫和我商量了半年，终于咬咬牙花了8000多元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我的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不怕您笑话，家里的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可是我们认为值得。谁想到，事就出在这电脑上。

    "近两个月来，我发现儿子一直神神秘秘，经常把自己锁在自己房间里，当时也没觉得怎样。可后来发现他近期几次考试成绩直线下降，好几门功课竟只有六十几分。问他原因，他一直说粗心，未答好试题。有一天，班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我儿子几个月来上课一直不认真，神情恍惚，最近几个下午竟没来上课。我接了电话，气得不行，马上请了假冲回家.打开儿子的房门，发现儿子正和他的两个同学在看电脑放的电影（后来才知道叫vcd）。可待我仔细一看，天啊！那是什么镜头啊。我当时气得手脚冰凉，呆呆站了十几分钟不知该怎么办。

    "晚上，我丈夫回来了，他一生第三次，也是最狠的一次打了儿子。他问儿子这些黄『色』vcd是哪来的，儿子说是托人从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买的，很便宜，而且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丈夫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家公司并不是地下工厂，它是一家正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前几天我们还在吴江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个企业的领导出现过，而且是介绍先进经验。这难道是真的吗？

    "可事实回答我是真的。杨书记，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国家里，中外合资企业难道可以为所欲为生产这种黄『色』东西吗？！这难道不是违反国法吗！

    "当然，出了这件事，我们做父母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想，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决不允许有这样的企业。我的儿子只有16岁呀！如果没有好的社会环境，他该怎样走完他的人生啊！"

    因此可见，黄毒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并正在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这一现实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黄毒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应花大力气予以扫除。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位母亲的呼吁很令人震惊，看来黄毒泛滥的形势已经异常严峻，我们绝不能在这方面步发达国家和港台的后尘。"

    目前我国对『淫』秽『色』情出版物的鉴定、审查还没有专门化、法制化，对不法分子最主要的打击手段只是罚款和没收其非法出版物，这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单光鼐建议，首先把环境犯罪化，即所有的促成电子黄毒泛滥的环节和活动都视为犯罪。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副部长赵友丽把这封信一连读了几遍，感到十分震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赵友丽说，孩子的健康成长，不仅家长和老师有责任，全社会都有责任。这位母亲在呼唤着人类的良知，呼唤着社会公德。

    广西科技报社莫如平夫『妇』看完报道后，心情很沉重。他说，现在的小孩，幸运的是有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利在于，外来黄『色』的东西都容易得到。不是家长不给孩子买电脑就算完事，重要的是要学会去督导他们。

    南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卢桂章教授说，在天津高校也曾出现过学生利用计算机收看黄『色』光盘和『操』作黄『色』游戏。新闻媒介向全社会宣传电子黄毒的危害，倡议社会围剿之，十分及时。计算机科技工作者要勇担重任，向电子黄毒宣战，用我们的才智降伏"黄魔"。他介绍说，为使青年学生免受黄毒之害，南开大学正计划将全校计算机联网后，建立"无盘工作站"，使电子黄毒不得其门而入。

    中国政法大学的郭翔教授曾经主持过一项8省、市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发现有28.5％的青少年因为看过黄『色』录像并受其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有的地方青少年『性』犯罪中90％以上是受黄『色』文化的毒害。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康树华教授也断言。黄『色』传媒是青少年犯罪增多的罪魁祸首。两位教授呼吁：对以营利为目的制黄、贩黄的应处以重罚，令其倾家『荡』产、谈黄『色』变，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杜绝这条发家致富的歪门斜道；同时，要对接触过黄『色』文化青少年进行"消毒"工作，对青少年法制教育不能流于形式，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就应提供必要的『性』教育。

    对黄毒的泛滥，老师和家长最有切肤之痛。北京市五中特级教师姜菲感叹，社会上低级、庸俗、『色』情的东西无孔不入，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正确安排业余时间。学生家长葛小刚愤怒地指责那些制黄、贩黄而毫无社会责任感的"病态作家"和"掉进钱眼的出版商"是在"制造罪恶"。

    杜绝黄祸，拯救青少年，首先必须从查抄黄『色』出版物特别是电子黄『色』出版物入手，这些乃为黄毒泛滥的根源。

    许多事实表明，当前受电子黄毒危害最大的是青少年。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阶段。身体和心理还不成熟，『性』观念与『性』道德也不稳定，这种特点使他们比较容易受到外界黄毒的侵蚀。尤其是电子出版物，例如光盘中的黄毒，以游戏的形式让『操』作者加入其中，诱导人们不由自主地受毒害而不能自拔，带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危险『性』。电子黄毒有如"精神上的海洛因"，其危害不能小视，必须坚决扫除干净。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任。不扫除黄毒，不仅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受到影响，而且将降低国民素质，动摇我们民族的根基，其后果不堪设想。

    真正扫除电子黄毒，各级领导才是关键。这几年我国在禁止电子黄毒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仅今年4月到6月，各地公安机关就收缴『淫』秽软盘和光盘2万多张，涉及人员300多人。但是由于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认识上的差距，各地工作开展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对这种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不够，因而电子黄毒屡禁不止，甚至日益猖獗。还应看到，电子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也给我们的禁毒工作增加了难度，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电脑黄毒的制造和传播，比文字和图片等形式要隐蔽得多，快捷得多。各级领导只有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才能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和效果。

    全社会各个方面协同作战，是禁止黄毒制造与传播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动员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到扫除电子黄毒的斗争中去，杜绝黄源。同时要加强计算机使用的管理，加强软盘光盘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对生产光盘厂家的监督。教育工作者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要对学生适时地进行必要的生理教育，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公安政法部门对于电子黄毒要加大打击力度，抓住一件，惩处一件，除恶务尽，决不姑息养『奸』。

    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黄毒尤其是电子黄毒，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就决无立足之地。

    同时，鉴于目前『色』情业严重泛滥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我们应不断地加大整顿力度，坚决取缔。

    以前，尽管有关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整治『色』情业，但却是屡禁不止。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一，有些执法部门，特别是有的公安部门打着为本部门创收的旗号，与某些有钱的部门（工商、税务、银行等）联手开办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桑拿浴室，无形中充当其保护人。

    其二，相当一部分依靠『色』情捞取不义之财的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桑拿浴室等的开办者、经营人都是所谓"手眼通天"的人，有"保护伞"，自然"泛黄"者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

    其三，一些干部腐败为『色』情业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上述几点的交替影响，彼此依托，互为庇护，才使『色』情业严重泛滥且禁而不止、扫而不灭。

    嗟夫!腐败不除，黄祸难清!

    

这些中国人 三、经济的泡沫与泡沫的经济

    1.贪欲：吞噬着人的心灵

    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则报道：在国道上，一辆水果车不幸跌沟倾斜，果子散落一地。当地乡民闻讯蜂拥赶来，但不是救助，而是抢拾落果。继而、某个人的率先行动，诱使几十双手更贪婪地伸向车厢，司机和押车人员拼命劝阻，但无济于事，十几分钟后车上的果子已空。

    集体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别人的危难之机发生了，在史称民风淳朴的孔孟之乡山东境内发生了。是什么时候，善良淳厚的民『性』被压在一车果子之下呢？

    假的泛滥、恶的横行、权的变质、美的沉沦，人们心灵正在被金钱吞噬。人们啊，你们也到了提醒命运和自省内心之时了，你们更应直面正视和矫正世风了，否则后果真不敢想象。

    (1)泛滥的假

    很少有人没受过假货的欺骗，假烟假酒假电器假光碟假『药』品假文物假发票假文凭假证件假书刊假批文假钱币假结婚假离婚……几乎每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必有附身吸血之赝品。

    一位资深阅广的外贸企业家曾沉痛地说过一句话："或许世界上假货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了。"假货泛滥，是流通上的特质赝品的增，是人际上实意真情的减，是精神上公理正义的负数。而这一切确为中国市场的一大悲哀。

    上海一位作家在德国买回一块巴掌大的柏林墙作纪念，他的所有朋友都问他：这花了近40元的水泥块是真的吗？作家感到悲哀的是只有自己的同胞才会这样发问。我们被席卷全国、无孔不入的造假现象吓坏了。作家说，在德国什么东西都可能买到，可要想买假，很难、很难；

    中国的不法商贩们在重利引诱之下，不要说信义廉耻，事关人命也在所不顾。云南某镇的酒厂老板，以工业酒精兑上有死耗子污染的井水，装进沿街收购来的名酒瓶，贴上新印的假商标，再以低价卖给利欲熏心的商贩，结果上百买主饮后中毒伤亡。

    造假『药』的更是在病人身上再捅一刀。前些年晋江假『药』案已惶『乱』人心，近日又有某些『药』贩将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回收后包装，诱以高额回扣卖给各医院、诊所，后果怵目惊心。而更为卑劣的还是救死扶伤的机构海南红十字会也卖假『药』，将一种普通的调节剂宣传为抗癌特效粉，以每克260元的天价，暴赚人命钱。

    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公布过一份资料，注水猪肉充斥市场已达20％。东北某市调查农贸市场70多个摊位，发现猪肉注水占84％。技监部门抽查湖南某地销往外地的猪肉，发现每25公斤内含水8公斤。注水的猪肉更易腐烂变质，一些发达国家已拒绝进口我国家畜。

    有位记者这样描述四川一小镇的宰猪过程：水管子扎进被捆绑的猪嘴，猪被水灌得浑身颤抖、皮『色』发青，直到昏死过去。如此再灌两次，直至猪胃脾破裂，痛苦死去。

    假币也如流行病，让人躲闪不及。1995年春节，一群湖北打工仔兴高采烈地挤在返家列车上，买盒饭时才发现苦挣一年的百元大票全是假钞，整个车厢顿时哭倒一片。

    如今，钱在每一环节都被质疑，先是100元50元要映日光入验币器，渐渐地十元五元也因有假而被翻来看去。人与人就这样变得不敢信任，无法信任。

    与假的商品同轨并行的是假的公司假的经理假的合同，是假骂假唱假戏，是假的情感假的面具假的人格。多年前曾有《假如我是真的》话剧惊悸人心，如今mtv一曲《你为何骗走我的心》已成流行经典……

    假，像毒蛇一样缠绕着、噬咬着民族工业、民族躯体、民族心灵。如一味让"假"继续下去，所酿成之后果是让人怵目惊心的，而这条毒蛇真的就甩不掉赶不尽杀不死吗?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我们全社会花大力气去干，相信一定会取得应有成效。

    (2)横行的恶

    前几年在深圳市至宝安路段连续发生车、人失踪案件。一伙来自附近农村的无业男女16人，以扮乘客、充警察和女『色』引诱等手段抢劫过路车18辆，杀死司机17人。其中主犯张小健一家兄弟姐妹妯娌7口参与，成了"杀人专业户"。18辆车每辆都顺顺当当卖掉，每个司机都像小鸡一样被轻易屠杀。他们的远景杀人目标已折合成钱：每人捞够100万。

    为了发财，北京19岁的武警士兵张金龙敢于砍死高层领导人李沛瑶；21岁的安徽农民打工仔陶锋手刃有恩于他的名作家戴厚英及其侄女；清秀纤弱的两个四川打工妹，合力肢解隔邻女子并弃尸列车上……

    公安部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恶『性』凶杀案件增多，其中诱因多是钱、钱、钱。真可谓说"钱乃万恶之源。"

    1996年8月9日，深圳路畔花园发现一具女尸，后查明是其夫雇人所害，二凶曾就付酬问题激烈争论，最后由10万元讲到6万，就此定下一条命的价钱。

    另一类恶行应属肆虐全国各地的拐卖『妇』女案件。人贩子坑蒙拐骗到引诱恐吓绑架加上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买家则像购物一样交钱后即可为所欲为，稍有不从就毒打，甚至转卖或通其卖『淫』。为防女子跑掉，全家甚至全村人互相配合监管，村支书也装聋作哑。更令人悲愤的是公安人员去解救时常常要悄悄进村，不慎惊动人就会遭致围攻。恶风盛刮，终致在安徽涡阳茅庵赵村产生了中国旷古未闻的"卖人村"，此专业村中的600多人有80％参与拐卖『妇』女。兄弟联合、夫妻携手、合家出动、内外勾结。至1996年5月31日，解救的部分『妇』女已达334名。

    鼠的猖撅不止有猫的失职，也有居室的脏『乱』。当行人掉入大路上无盖之井时，人们似乎已习惯指责那人没长眼睛。而于社会上的风气及某些人的工作无半句可言。

    物欲的极端膨胀必然是人『性』的全面沦丧。女『性』项链、耳坠、皮包被当街抢劫，脖颈耳垂鲜血淋漓，惨遭荼毒；后来男士的bp机和提包也被摩托飞车掠夺。更有甚者，1996年7月广西柳州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全城一片汪洋，趁水打劫者也浮出水面；有冲上去抢人腰包的、有潜入工厂窃取铝锭的、有窜入人家盗物搜钱的……几天内被抓的已有十多人。

    恶，怎敢这般横行？

    当物欲将人的灵魂吞噬的时候，也是兽『性』的人把一切都看作可吞噬的物的时候，便行各种手段去获取自己想要之物。

    一位社会学家忧心忡忡地说：在超密集的人群突遇大灾大变时，社会存在的潜恶可能会像魔盒打开……

    (3)变质的权

    建国以来，在各种运动中，因腐化落马的人达到2000万。这是公元756年唐肃宗元年的中国总人口，是西班牙今天全国人口之总和。

    前几年曾有一省下狠心清查全省的基建问题，结果瞠目于发案之比例、回扣之数额。某些主管基建的领导与建筑队包工头默契于权钱交易，偷工减料，糊弄验收。包工头的草台班子建完即走，无处可寻，只把千百隐患矗在那里。一位建筑专家沉痛地说：也许短则三五年长则十来年，当年所建危楼会像猛虎下山……

    有些官员走哪条道就湿哪双鞋：负责审理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及30多名司局处干部受贿案的组长张辛泰收贿了2万元电器；湖南醴陵管盐务的局长李爱仁偷贩私盐；四川沙平劳教干部邱屏方、汪洪嘉向劳教人员贩毒；广东某县县委书记郑元盛3年间从批出的18个乡镇领导的位子上得了14万元……

    权力真的成了冻蛇做成的手杖？

    其实一些腐败的官员更一直以"权力合法挥霍"的方式制造着不易觉察的浪费和污秽：广东某吃救济款的穷县，一个40多人的普通小局，金碧辉煌的办公楼有11层，大班台配至普通员工，餐厅舞厅夜夜灯红酒绿。该局领导振振有词说未用财政拨款，只是"自筹资金"。而这一职能部门惟一可能筹钱的方式便是利用权钱交易获得巨资。

    北京报纸前不久披『露』，当地一个著名的海鲜山庄，每晚都停着上百辆大半是『政府』部门的车子，吃公款的食客们每次人均消费近千元。

    某市想出了反腐倡廉的新招数，隆重推出了"廉洁奖"，拒收贿、不贪污即可获此殊荣。新闻见报后，一位市民发表了意见：是不是给不偷不『摸』的老百姓也颁发"合法公民奖"呢？

    谁要在大都市的十字路口站上几十分钟，也许就会发现：在车流拥挤时违章超车、挤行慢车道甚而闯红灯的多是些有特殊牌照但并无紧急公务的汽车。广州几次组织军、警、『政府』要员守着路口盘查违章违令特种牌照车，收获颇丰。

    实际上，权的歪用在此商品社会里真大有人在，官员、医生、教师甚至一个电话安装员都滥用职权。这些不禁让人发出感叹，这不仅在制度上，在灵魂深处也是一场战争。切记，权之舟，水能载之也能覆之。

    (4)沉沦的美

    一位探险江河的朋友，再次踏上几年前感动过他的一片生机盎然的高原时，愣住了，面前已是几十米的沙丘。人贪婪的围猎、过度放牧以及风沙的肆虐，使当年的植物动物已渺无踪迹。他呆立风中，想起一句保护水资源的公益广告：如果继续践踏水资源，人类面对的最后一滴水可能就是自己的眼泪。

    江山，该是祖国的血脉脊骨。多少年来，人们因为鼻子下的一己之私，而抽血毁脊。

    1996年7月底，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祁连山，痛惜地发现：哺育着56条内陆河、滋养河西走廊几百万人民的祁连山，60％的森林已被滥伐，掠夺式的矿点比比皆是。冰川线每年后缩2一3米，水流量逐年锐减，40万公顷耕地已风蚀沙化……

    再看看另一条大河的命运。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自美的蚌埠人，以往的自豪已渐被这条河的污浊卷走，他们开始靠矿泉水度日。

    淮河流量锐减，污染剧增。原因何在，稍作巡视，不难发现，河南、安徽流域内小造纸厂就有上千家，这些企业年排污30多亿吨。这条大河就这样成了公众的下水沟。当地水保部门称：淮河流域已找不出一条干净的河流。更让人惊心的是河南沈丘一个村的40多户，家家有癌症患者。

    中央提出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治淮，关闭5000吨以下造纸厂。然而地方保护主义受利益驱动，许多关闭只停留在口头上报纸上或面子上。

    中国不少城市浓烟如墨，少见丽日白云，已进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名单。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3／5的乡镇企业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三高"之上。眼前一叶之障让人们看不到远处枯萎的果树。

    更有利欲已熏至心黑者，十几年间竟在国内各关口进口着洋垃圾，为一把洋币的蝇头小利，不惜以国土家园作垃圾场。此类不法商家究竟是如何过关闭隘？

    美的丧失常常先是人格与灵魂的沦落。

    一些涂脂抹粉、袒胸『露』背的女郎以另一个方式将青春的美出卖。入夜之后的大都市，『色』情业像霓虹灯一样在洗发、『药』浴、按摩、桑拿房闪闪烁烁。当有钱成为各『色』人等成功的唯一代名词时，"见威武就屈，遇富贵就『淫』"已呈流行。

    乞讨或半乞讨的孩子与老人也成为都市的灰『色』风景。几岁的孩子围追行人卖花、擦车、兜售黄『色』书刊，尽失天真；衣衫破烂的老人手执一个永不缩回的盆钵乞讨，全无慈祥。太多的乞丐弄得人们不善良，他们强行冲入别人的空间和心情，然后要你用钱收买方才饶过你。

    在丧失自尊的一刻，丑便到来。

    再望望四周：道路上是防人爬的隔离栅，居室是鸟笼似的防盗网，出租车上是司机的保护罩；大庭广众场合嘈杂喧哗，街巷墙壁上常可见"严禁"、"严惩"的标语，"请、你好、谢谢"成了几千年文明古国需要再普及的基本用语；无人售报摊因报款俱无而难以为继，公共汽车无人售票钱柜被人投入烂钞假币。沉船车祸时见死不救，一旦救了人却又遭诬陷！

    美与丑的大战至今厮拼激烈在我们的手掌间、泥土上、空气中、观念里。

    面对假的泛滥、恶的横行、权的变质、美的沉沦，已有许多说法和剖析，已有许多对策和行动。这是我们历经挫折的民族在新世纪初起飞前所面临的困『惑』和痛楚。这是对教育的叩问，对法制的厚望，对良知的呼吁，对信仰的追寻。也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唤醒。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应该永远折服于无限伟大的事物。否则就将无法生存，绝望地死去。"

    人生在世，怀有崇高信仰与广博的爱应是第一要义，这是滋润远行者荒芜心田的高处泉源，是中国人自古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令人敬畏的力量。

    公理与法制体现着政党和人民的意志，是阻止任何人走向任何泥潭的电网。平等的度量平等的人格平等的机会使社会风清气朗。苍天在上的法理、人民在旁的监督，使善可乐居，恶遇枷锁。

    知识的教育与品质的陶冶是民族灵魂的基建工程，容不得偷工减料、欠资拖期。未来世界国力之拼最终是人的素质之拼。

    一个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能够对历史的厚望说"是"，还在于他敢于对自身的丑陋说"不"。像相信泰山的巍峨、长江的浩『荡』一样，我们相信自己民族扶正压邪、击浊扬清的信念和伟力。在中国人民的汗水泪水血水的一次次洗礼中，真的、善的、美的，与岁月平行，随国土绵延。

    人『性』终胜物欲。

    2."大款"：人如其名吗?

    夜总会在40年前曾经是中国一块绝对的禁区。当中国人一夜中从睡梦中醒来，终于发现"夜总会"这3个神秘的但又具无限意味的字眼出现在上海滩的『迷』离夜『色』中。与英文best谐音的上海"贝恩特"首开沪上娱乐『性』夜总会的第一道大门。"贝恩特"在上海虽然不算最高档的夜总会，但这里却是地地道道的名流荟萃的娱乐天地。"末代皇帝"尊龙曾光临"贝恩特"，"棋圣"聂卫平曾在"贝恩特"的ktv包厢引吭高歌，那位以一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红整个港台、风靡大陆的歌星林忆莲曾在"贝思特"接受了"91年最受欢迎女歌星"的奖座，还有童安格、高明骏、李宁……法国著名女歌手多罗黛、美国著名乡村歌唱家科里等都曾陶醉于"贝思特"。"'贝思特"的迪斯科舞厅，日营业额高达万余元，这里是上海一流舞男舞女心目中的圣地，一个标志身价和品级的所在。国庆后的一个星期日，夜12点，在通常今夜此时的高『潮』时刻，出现一个决非"通常"的高『潮』。一曲既罢，舞男舞女们已准备款款步向各自的座位，"贝思特"总经理出现在本属于歌手的话筒前。他带着非常得体的微笑请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和一位年轻的先生站在自己的身边，然后说："各位小姐、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今天是蒋小姐和叶先生相识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极富罗曼蒂克的一天，叶先生已将各位今晚的费用全包了。请各位尽情地跳吧！"话声未落，舞厅里响起了热烈但极有礼貌的掌声。

    挥金如土，纵情奢华，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然而却在一小部分中国人中变成了现实。于是，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大款"（或"款爷"）。

    玩名牌，是近几年在中国掀起的一股旋风。

    玩名牌，说起来似乎很轻巧，但没有坚强的后盾，没有雄厚的财富，玩名牌不是对于任何人来说就玩得起的，或许就是"大款"们的专利。

    名牌是财富的象征，名牌是身价的标志，名牌也是时尚和信心的凝聚。于是，你就不难理解那些腰缠万贯的中国"大款"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名牌，热衷于对名牌的追逐。

    大家一定很清楚，电视剧《义不容情》中丁有健用的那种带响簧的打火机，"大款"张朋拿在手上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好。当他每一次点完烟后，总要把玩片刻，有时会煞有介事地向周围的人卖弄："这叫都彭，法国货，3000块！"众人目瞪口呆。名牌就是与众不同。张朋自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如今在生意场上混，除了熟悉经营之道外，还要懂得汽车、服装，懂得烟、酒，懂得打火机等等，越是高档、名牌的，你越要一眼认出来，这样你才能『摸』清对方的身价和实力。对自己来说，一身名牌就是资本。生意还没谈，名牌就能先镇他一家伙。"

    在中国，尽管人民生活的水平有极大的提高，但对于绝大多数城乡家庭来说，私家车，仍然是遥远的梦，想说爱你不容易。但对于一部分"大款"来说，他们比一般人提早圆了"轿车梦"。在成都，据统计有1000多辆私人轿车奔驰在大街小巷。这些私家车普通的有"夏利"、"'波罗乃茨"、"拉达"，高档的有"奔驰"、"皇冠"、"蓝鸟"、"桑塔纳"、调查表明，跻身于"私家车族"的"大款"主要有这样几类：先富起来的个体户、有钱的知名人士和私人企业主。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轿车，那些"大款"们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自己的纪录，也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但在中国大陆，有私房的不算"大款"，可如果你有一部私人轿车，又是一部名牌车，那么你在众人的眼里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款"了。有房阶层是不能与有车阶层相提并论的，因为你那房可能是祖上遗产，落实政策发还，家徒四壁，并没有发活财的路。但有车阶层就不同了，如果手头没有几十万，他买不起车，养不起车，玩不起车，特别是那令人咋舌的名牌车。

    ktv，这种被人称作"城市生活中的『迷』墙"的娱乐方式，尽管已在城市安营扎寨若干年头，但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只能作"壁上观"，并为之叹息。他们也许只能听到许许多多关于包厢中惊人的高消费以及一切由此而产生和演绎出的各种各样浪漫的故事却不能躬身亲历一番。而对于极少数的中国"大款"来说，他们则在其中乐此不疲，纵情享乐，将大把的钞票掷向无边无际的高消费的汪洋大海。富丽堂皇的ktv，向人们的经济实力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一般而言，ktv的基本构成是一个全封闭式的单间，沙发、几案、空调、电话、彩电亦或投影屏幕的选用，根据包间大小而定，大则可至72英寸的屏幕，完全像欣赏小电影一样。每个包间都配备有全进口的音响设备，有印刷绝对精美的歌曲目录供你选择，你可以在卡片上写上你所点的曲目，交给侍应服务小姐。侍应小姐将它递到中央控制台，由中央控制台为你依次播放，你便可以尽情欢歌。ktv有情侣间、家庭间和10多人享用的大屋，价格以每小时计，从200-500元不等。若要良宵尽兴，加之以与其匹配的洋酒饮料，踏进ktv的主顾非得有一掷千金的气魄和实力不可。

    前面的一些玩法足以让普通百姓深为观止的了，可是玩腻了的"大款"还需要新的刺激。在北京昌平，有个北方『射』击场，为国内首家娱乐『性』的大型『射』击活动场所，有五六式冲锋枪，七九式狙击步枪，不足两公斤的微声冲锋枪，『射』程1000米左右的两用大口径机枪等30多种国产武器供客人选用。『射』击场共有18个『射』击间，每个『射』击间都装有防弹钢板，武器全部固定在『射』击位置，枪口无法掉转。每个靶位设一位服务人员，他既为『射』击者装填子弹，又同时负责讲解示范。『射』击间内还配有40倍望远镜、电视机和电子报靶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方『射』击场完全可以与国外大型『射』击场相媲美。据北方『射』击场的负责人介绍，『射』击场的客人除了台湾、港澳以及少数的外国人外，国内"大款"也纷纷光临这里。有些国内"大款"枪瘾之大，丝毫不逊『色』于海外的富商巨贾。某日傍晚，两位大腹便便的国内"大款"来『射』击场过过枪瘾，重机枪子弹，250发一泻而光，枪管都烧红了，『射』得服务员目瞪口呆。重机枪子弹一发3元，250发就是750元。两位"大款"将『射』击场预备的所有武器都打了个遍，一共花了2万多元。另一日，一位"大款"兴致极高，从手枪打到火箭筒，从上午8点半『射』击场开门打到下午6点『射』击场关门，总共花了37500元。

    钱，在"大款"眼中似乎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而是一张张、一沓沓五颜六『色』的纸片。花钱如流水，成千上万地过手，眼都不眨一眨，这就是有时比国外大款还大款的中国"大款"。

    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大款。

    3.拜金主义：钱丢了，剩下的还是钱

    钱，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钱执行着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为人类造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另一方面，人们将钱神秘化、偶像化、当作崇拜的对象，将钱异化为神。人，变成了钱的奴隶！

    《太平广记》中记载有钱通神的故事。唐张延赏将判度使，知一大狱颇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曰："此狱己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惧之。明日复见一小帖上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又有小帖子，曰："钱十万贯"，公遂不问。子弟承问侦之，公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

    卡尔·马克思认为："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写道："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下的丑恶。"

    莎士比亚在名剧《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做了淋漓尽致的阐述。事实上，良心、自由等非商品的东西在某种条件下也变成了商品，并于其所有者用其进行金钱交换，以获取金钱。

    一所大学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唐朝由强盛转入衰落的安史之『乱』，让同学们提出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有同学提出唐玄宗这样一个年近耄耋之人，如何能在『性』方面满足尚处在"如狼似虎"年龄的杨贵妃的需求？当时，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至多算一则笑料而已。如果放在商品社会里看这个问题，就十分清楚了。满足杨贵妃的，不是唐玄宗的『性』能力，而是所谓的"皇恩"浩『荡』。权势和金钱，都有神奇的壮阳作用，快感来自于征服！

    时下一些大款，一宴吃掉几十万，一赌赌输上百万，肆意挥霍似乎来得很容易的金钱。他们仿佛很"潇酒"，很有"派"。透过表象，可以看出，这是自身空虚的一种外『露』，是潜意识『性』行为的一种变相发泄。钱，是大款之所以成为大款的"命根根"。在大款眼中，钱比『性』感女人更『性』感，占有钱，就等于占有『性』感女人；玩钱花钱，就相当于玩『性』感女人。钱比『性』感女人更温顺，更有激情。不会耍聪明，发脾气，提条件，甚至上法庭……因此，玩钱比玩『性』感女人更有快感，更刺激，更乐而不倦。

    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一把双刃剑正切割着人的灵魂。

    人，既是钱的主人，又是钱的奴仆。

    人，想钱挣钱又花钱，骂钱恨钱又爱钱，怎么才能不得钱病？

    唐代名臣张说的《钱本草》曰："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此既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而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搏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告期谓之位，入不妨己谓之智。以此术精炼，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弱智伤神，切须忌之。"在钱面前，很多人不得不『露』出其本来面目。肆意挥霍钱的，称为"败家子"；舍不得花一分钱的叫做"守财奴"；挖空心思找钱的人，命名为"钻钱眼的人"；为钱不顾道义的人，谓之为"只认钱不认人的人"；视钱为神的人，变成了钱的奴隶；把钱当做粪土的人，被当作高尚的人……

    钱睁着一双媚眼，向智慧和阴谋同时暗送秋波，看谁会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钱伸出一双贪婪的手，向勤劳和冒险同时频频致意，看谁能够紧握瞬息万变的信息；钱迈开一双无形的腿，向胆识和投机同时指明了路标，看谁敢越自己心中的座座高山？

    在"拜金热"中，"金钱万能"是一种新的必然，还是一种陈旧的回归？

    毋须讳言，"金钱万能"是对"权力万能"的否定，"人与人金钱关系"，是对"人与人人情关系"的否定。"拜金主义"的产生，也说明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正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当今，官本位基础仍很雄厚，而钱本位也以其难抵御之力冲击官本位，但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应是人本位，并且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我们社会逐步向人本位社会发展过渡。4.下岗工人：路在何方

    下岗，是痛苦的，但坐以待毙，更加痛苦。

    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下岗，似乎给人们带来的是生存危机，似乎是剥夺人们的生存权利。但危机意味着转机，剥夺意味着自强。危机和剥夺，只是意味着我们要告别过去的大锅饭时代，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并且会有向前发展的机遇。

    下岗，意味着再就业。

    下岗职工完全有理由寄希望于『政府』。劳动者就业是国家政策。就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高度重视，挑起重担，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培训和再就业机会，进一步放开就业渠道、搞活就业形式，去着力化解当前的就业矛盾。

    下岗职工也完全有理由寄希望于社会。就业这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的建设，需要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需要社会真诚的理解、积极的支持和广泛的参与。

    但是，我们不应是盲目的理想主义者。

    如此沉重的再就业压力，完全指望『政府』大包大揽，不现实。社会的支持、参与，也无法代替每一个下岗职工自己的努力。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可能凭自己实力走向市场去冲浪会有惊奇的成果出现在自己面前。

    市场不相信神明，市场也不相信眼泪。我们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两眼向上、完全躺在国家身上一味地等靠要。下岗职工，应该是到了丢掉幻想、迎接挑战、勇敢地参与就业竞争的时候了。

    靠自己，怎么靠？一要有新观念，二要有真本事。如此方能实现再就业。

    再就业确实不那么容易，农民进城热『潮』不减，下岗职工日见增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有大批下岗职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社会上又有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急待人们去就职。为什么？多少年端铁饭碗已经习惯了，不少下岗职工的心理素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难以适应新的现实。一是择业的主观要求脱离实际需求，"体面、钱多、活轻、家近"，期望值往往过高；二是受传统择业观影响，"一全民，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抱着把职业分成三六九等的偏见不放；三是依恋于过去的大就业观念，希望再捧一个打不破的"铁饭碗"，缺乏对多种就业方式的认同，更不愿从事各种非正规就业。

    下岗职工往往以一种不正确的择业观以图再就业，往往失败得很惨，其具体表现如下：

    (1)"工作（劳动）既舒适又要多挣钱，否则宁肯待业也不干"。这是选择职业时常见的误区之一。在选择职业时，考虑收入无可厚非。但必须从整个社会经济收入水平和个人劳动能力水平考虑选择收入较高的职业，不能只想收入高不高而不考虑个人劳动能力，更不能宁肯不就业也不选择收入较低的职业。

    (2)"不符合我的志趣、爱好的工作不干"。这是选择职业时又一常见的误区。选择职业时不顾个人劳动能力水平如何，也不考虑个人有兴趣、所爱好的职业能提供多少就业职位，只想个人兴趣、爱好，不符合的就不就业，即使就业也不认真去干，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3)"不管具体职业岗位『性』质是否能最大限度发挥我的特长，只要牌子响的单位干什么都行"。这是职业选择的又一误区，所谓单位的牌子响，在市场经济中，就是一个单位的工作效率高或经济效益好，企业文化素质水平高、社会信誉好、知名度高。到这样的单位就业固然很好，不过这样的单位对就业者的素质水平的要求自然也高。

    (4)"管它什么职业，只要能找一个离家近而又不累、能自由点的单位就行。"择业时考虑家与单位的远近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城乡交通状况和交通工具的改善，家与单位的距离不能成为择业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所选择的单位是不是能使自身的劳动能力、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5)"管它什么职业，只要能稳定地干一辈子就行"。这也是下岗职工选择职业的误区。当然，选择职业时，考虑相对稳定是应该的，总不能在一个单位干几天就换地方。但是，想找一个稳定干一辈子的单位的想法对下岗职工来说，并不一定可取。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知识不断更新，那种几十年不变的职业岗位是越来越少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那个不看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只要被企业录用就有了生活保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提高自己的技能也就是职业素质在再就业过程中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下岗人员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参加相应的就业与转岗培训，练就一门专长或实用技术，再次择业的机会也许就多了。

    路，就在脚下。希望就在前头。勇敢迈出第一脚，迎接你的将是一片光明。

    下岗，是一次痛苦的磨练，也是一次新的选择。不少职工不仅重新找到了工作，而且重新认识了自己，为实现自己的价值，捕捉到了新的机会。

    下岗职工，挺起你的脊梁来，勇敢地面对就业的竟争，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相信你在难关重重的再就业道路上，干出一番事业，有一些作为，真正走向成功。

    5.文艺界：商海即是舞台

    在中国，徜徉于文学艺术殿堂的名人们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不甘寂寞，他们借风扯帆，拨浪弄『潮』，把从文和经商自古不相容的两者集于一身，给变革中的社会平添了奇光异彩。原本人们就挺关注他们的，可现在却要用新眼光去审视他们了，并且从中受到启发。

    文人、艺人"下海"经商热，波及文学界、戏剧界和音乐界等，从著名艺术家到当红新秀，相继跻身商界另辟新业。在上海，著名电影艺术家秦怡和歌唱家朱逢博是沪上艺人经商的先行者。这支先行军中还有"伤痕文学"的始作者卢新华、老诗人王宁宇、作家宗福先、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等。尽管他们的事业并不是一马平川，但毕竟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

    也许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文化圈一些先行者们通过经商而迅速致富的现实，激发得其他人再也不愿等"红头文件"给长工资、加奖金，纷纷纵身商业大『潮』，去体验"人生难得几回搏"的滋味。

    在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中扮演主人公周璇而成名的茅善玉，是上海沪剧界青年旦角演员中的头牌明星，曾荣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演员奖、大众电视金鹰奖等多种大奖。

    《璇子》那段《金丝鸟》主题唱段，被她演唱得婉转动人。如今由她投资的贸易公司就以"金丝鸟"命名。

    茅善玉说，这家注册在浦东的公司的经营将是多方面的。她已开始做一部分生意，计划租下南京路的两个店面，推出"金丝鸟"牌号的羊『毛』衫，并有意开一个快餐店。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出席许多开业典礼，不仅仅是助兴，而是开始结交生意场上的朋友，介绍自己公司的业务。

    "沙漠王子"赵志刚，越剧尹派小生，曾获首届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一等奖。全国越剧青年演员大选赛最佳演员奖，并当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市劳动模范。如今他成了以他的代表剧《沙漠王子》命名的"王子酒家"的总经理。这家酒店虽由东风实业公司投资，但赵志刚认为，这也是他与商界的一次社会合作和知名度投资。酒店尚未开张，已有许多越剧『迷』打电话向他预定酒席。

    在电影、电视和广告中频频亮相的青年舞蹈演员周洁，最近也涉足商界，经营房地产。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无所不能的"孙悟空"，现今也放下了"金箍棒"，与一家糖果公司联手生产经营"六小龄童"高级『奶』糖，同时，又应聘担任了上海申联科技发展总公司的高级顾问。工人作家胡万春最初以稿费开设书店，并与人合伙兴办私人企业，他投身商界数载，事业有成，不久前跨出国门，赴越南与上海雕塑家沈默联手从事民间贸易，在河内创办了几家公司及"中国上海产品展销部"。

    人们虽然对各种各样的新鲜事一般不会大惊小怪，但面对这么多他们所喜爱、所敬仰、所崇拜的名人，忽然不再以他们所熟悉的形象出现时，他们还是惊诧的。由此引发的社会议论此起彼伏，跟名人"下海"一样热闹。

    "本来文艺市场就不景气，文艺队伍不稳，现在舞台上的名角都走了，无疑是釜底抽薪。"对文艺舞台担心过重的人这样认为，他们说：明星是完全可以以自己擅长的表演艺术、艺术作品以及名声去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又赚钱又繁荣文艺，何必到商海苦苦挣扎呢？"隔行如隔山，文人经商未必轻车熟路，马到成功。""当红歌星见异思迁，对稳定文艺队伍将发生不可估量的离心作用。"对文艺界担心过重的人这样说。

    也有人认为："港台娱乐圈里，大明星都拥有几家公司，却都由亲朋代理，本人仍以主要精力投身艺术事业。"他们深知滚滚财源因演艺而得，岂可为财源滚滚而头脑发热。持这种观点的人希望艺术家们"下海"从商还须审慎从事，不应因经商而废艺。

    对新生事物推波助澜者认为："文人，艺人得风气之先，是思想解放的一个表现。在市场经济生长的今天，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艺术难以发展。与其空叹'难以为继'，'消极等待'，'『政府』扶持'，还不如以商养文，另辟蹊径。"

    也有人说："文人、艺人从政的不少，但很少有人说三道四，而'下海'从商却众说纷纭，究其原因还是轻商重文的思想在作怪。"

    "下海"者们却有自己的看法。一位经营服装生意的艺术理论研究者谈起经商的动机时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处在生活底层的文艺界人士有着强烈的翻身欲望。担任一家文艺艺术公司总经理的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希望赚了钱来支持艺术事业。胡万春则认为文人和经商并不矛盾。他把经商实践视为生活积累，他自己一边经商，一边在构思一部反映企业经济改革的长篇小说。

    胡万春讲述了他的"下海"初衷："我们从前是一年演三出戏，现在是三年演一出戏，人闲着是最大的浪费。我经商不求赚几百万、几千万，只是为了在社会舞台上一试身手。"

    茅善玉说；"改革对每个人机会都是均等的，每个人都可以有参与意识。演员为何不能经商？过去羡慕外国明星，既搞艺术又有实业，而中国演员没别的事干，只能在舞台上终了一生，这是很可悲的。"她认为，有经济实力做保证，适当的时候收山隐退，对舞台对演员都是一种良『性』循环，有利于艺术发展。

    上海大学文学院创作教研室主任张锦江副教授发出了感慨："文人到了该自救的时候了。"现在已成了海泰经济贸易公司总经理的张锦江，最理解文化人的苦衷，海泰公司在创办伊始就订下了扶植文化事业的宗旨。

    下海经商并不像舞台上作戏，必须要真枪真刀地实干。文人，艺人名气再大，而商界是讲竞争讲实力的，真可谓"商场如战场"。他们在商场中仅是学步者，挫折和坎坷向其涌来。朱逢博创办的逢博酒家曾因同合伙人的合同纠纷而诉诸法院，她所经受的磨难终究给"下海"者积累了经验。"名人经商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名气'最多只能做一个月的生意。在生意场上我们都是小学生，要从头做起。"茅善玉的这番话显示了一部分"下海"者的深思熟虑。

    文人、艺人经商总脱不掉文人气、艺术味。赵志刚把他的"王子酒家"设计得像个舞台，颇具艺术情调。孙徐春也把他的"昨夜精美食乐园"装点得富有诗情画意。这种"文化味"在餐饮业中的融汇，本身也是一种进步。

    实际上，目前这些"下海"的文艺名人与老本行处于一种藕断丝连的状态。许多人像胡万春一样并没有完全放弃本行，他们只是期望通过经商使自己的生活有所变化，没有人认为自己除了赚钱别无他求。经营房产的周洁说："经商为得是取得一些经济自立的经验，真正值得献身的事业还是电影艺术。"茅善玉说："我不会离开影响我一辈子的沪剧事业，再说演戏能提高知名度，对做生意有利。"现担任一家艺术公司总经理的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也希望赚了钱来支持她追求了多半生的艺术事业。

    6.有偿新闻：如今不再新鲜

    在当今中国新闻界，有偿新闻早已不再让人大惊小怪了。尽管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全国记协管主管部门几乎每年都要三令五申有关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但有偿新闻仍然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禁而不止，禁而不绝。

    尽管有偿新闻不是新闻，但仍然时不时有那么一个新闻单位或新闻记者不小心撞在枪口上。比如四年前湖南省衡阳县『政府』曾正式批准县广播电视局制定的新闻收费的范围和标准，使有偿新闻在当地名正言顺，大模大样地上了电视屏幕(转引自?报刊文摘?1996年12月2日第3版)。此事被查处并被曝光后，一些"惺惺惜惺惺"的同行表面上装出一副要引以为戒的样子，好像挺当回事儿似的，其实心中比谁都清楚：衡阳县的广播、电视的有偿新闻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怪就怪在他们"傻"，不知道这种事应该偷偷地搞，而是正儿八经地要制定出个什么"新闻收费标准"，一下子『露』了目标，何苦来着?所以有人非但不觉得衡阳县的广播、电视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他们第一太冤，第二太"小家子气"，一条有偿新闻才收取一二百元。

    有偿新闻有两种：其一，记者个人收费。这种地下交易透明度不高，成交额少则千儿八百，多则数以万计，全都流入记者个人腰包。其二，新闻单位收费，衡阳县的新闻收费即属此类。相较而言，这种收费透明度高，个人不容易做手脚，成交额多少不一，全都正式入账，但最终有相当部分以各种名义返回到个人手中，以体现"有偿"之实。两种有偿新闻当中，第二种是第一种的公开化、"合法"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平均化。

    从理论上讲，如果说第一种有偿新闻是个人腐败，那么第二种则是集体腐败。显然，这两种腐败均在必须根除之列。如何根除，则归结到新闻改革问题。新闻机构到底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如果是事业单位，那么自我约束，自负盈亏，富得流油了，没人嫉妒你；穷得揭不开锅了，也没人可怜你。现在新闻单位的情况不甚相同，有的是典型的事业单位，有的则具有明显的企业的『色』彩，但无论哪种情况，有偿新闻都是一个怪胎--

    作为事业单位的闻机构，理应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如果出卖版面和时段，则是对这一『性』质的亵渎，势必妨碍上情下达、下情上闻渠道的畅通，从而失去在读者中应有的威信。作为企业单位的新闻机构，则必须时刻考虑市场的反应，如果从头到尾都充斥着铜臭味十足的软广告新闻，在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不出两天这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就得倒闭。实际上，事业型和企业型两者之间也有竞争，假如谁老是搞有偿新闻，就会无读者、无广告客户，失去生存条件和基础，所以说，有偿新闻是新闻界中竞争机制、管理机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歧形产物。

    新闻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明确新闻单位的『性』质，强化相应的监管措施，促进行业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得搞有偿新闻者轻则让记者个人声败名裂，以致被剔出新闻队伍，重则让整个新闻位名声扫地，甚而被『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如此，那有偿新闻方可消声匿迹，整个新闻界才能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7.知识界：儒商的巧妙结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京城的人们仍沉寂在夏末的欣喜之中，而从北京林业大学爆出一则新闻，再度掀起热浪：该校外语系党支书崔力强副教授，居然推车上街卖起了馅饼。

    "教授卖馅饼"，"馅饼教授"，--经各种新闻媒体迅速传播，反响强烈，甚为轰动。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做起了饮食服务的小本经营，而且做得如此坦『荡』、从容--并非迫于生计，而是为了"更新观念，学习经商，体验生活，为民服务"。这是商品经济下的新事物。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遵奉"士不问商"的千年古训，羞于谈钱谋利，使他们的心中筑起淡泊名利清贫自高的心理"围城"，抵御着外界金钱与物欲的诱『惑』。当商品经济大『潮』兴起时，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成了『操』纵器、指挥棒，成了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企业走向市场，"象牙塔"中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阳春白雪的文化事业也被指挥棒推向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社会变革的大『潮』把文人雅士、专家教授卷进了商品经济的海洋中，他们从以往遮遮掩掩的帷幕后走了出来。仅天津登记在册的教授、专家兼作企业家的就有1500多人，而且头戴老板衔的大多是那些专业基础扎实、有经营头脑的出『色』的专家教授。

    这些"下海"的专家教授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背靠单位的科研实力，搭起了科研成果与生产力之间的桥梁，大大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下海热"引发高等学府刮起"公司热"，与数年前的校园"经商热"不同，这是一次有校方支持，由各系主办，以本专业学科为依托的正规化行动。开办公司的呼声几乎遍及所有院校及其下属的系所。据统计，目前上海高校中的500多家产业绝大多数都由教授坐镇挂帅。开办的公司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如复旦大学知名教授蒋学模与上海十多位知名经济学者自筹资金3万余元，创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复兰德经济顾问行"，开起了"头脑公司"。高校人才分流，走向市场，出售智慧，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使得高等教育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鼓励和组织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下海"成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一大批科技实业家活跃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科技企业正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新兴的主力军。当年，从几千元、几万元贷款起家的四通、联想等一批科技企业，已迅速发展成为驰名国内外、拥有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资产的大企业。北京的中关村，如今已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孵化器"、开拓高新技术产品的基地。科研院所正逐步发展成以科研为龙头，融科研、开发、经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经济实体。中国科技情报所，经国家科委批准，已作为科技服务机构"下海"，按事业型和经营型两种运行机制逐步分流，将近2／3以上的人进入科技信息企业，靠经营创收，逐步做到不靠事业费，自我支持，自我发展。

    这些是掌握了一定科技才干的知识分子，而对于那些文科知识分子来讲，就没有这个优势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好扛"文化苦力"。

    "文化苦力"或称"扛文化活儿的"是指那些受雇于人、出卖自己的脑力或作品的文化人。近几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带来了文化的异常繁荣，特别是一些书商、文化经纪人、自由撰稿人大量涌现，为"文化苦力"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条件。

    不要以为"苦力"只出现在社会最底层，与神圣的大学校园绝缘，恰恰相反，"文化苦力"一开始就滋生于大学校园这座神圣的知识殿堂里。在京城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里，学生们遭遇最多的就是应书商之邀编书撰稿，这些学生多为文科院校的高材生，既有高年级的，也有低年级的，还有一些研究生。他们所以乐于做"文化苦力"，一是家庭经济来源较差，比较清贫。二是校园的书刊和资料比较丰富，有良好的条件撰稿。三是试试身手，为踏入社会作准备。据报载，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研究生是一位典型的"文化苦力"，他在受雇于一位书商后，就行『色』匆匆地奔忙于图书馆和小书摊之间，通宵达旦地撰写起文稿来。半年以后，居然购置了一台电脑，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过上了令同学们羡慕的潇洒生活，但他却说，他只不过为书商打工而已，自己得小头，书商得大头，他写得越多，受的剥削越多。此话也道出了"文化苦力"的苦衷。

    有人说，中国的专家、教授们终于"下海"，证明市场经济攻下了中国最后一块"高地"。人们看到，风云变幻的市场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教授老板，虽然"下海"者都有一段不轻松的经历，闯海的路上也时有艰难，但他们所发出的"光晕效应"，每每令有潜力者产生"临渊羡鱼"、"见贤思齐"的心态，他们已经或正在准备"下海"一游，一种催发更多有志者投身科技开发的宽松氛围已逐步形成。

    改革，在带给人们物质生活丰足的同时，也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契机，而选择的同时必将打破自身的枷锁。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知识界的净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知识分子同样参与"经济竞争"。至少与我们所提的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相一致，至少可以找到一点心理平衡。

    

这些中国人 四、请君对号入座

    1.追星族：死去活来最疯狂

    当今中国，历经了"全民经商"、"全民搓麻"、"全民炒股"之后，走进了"全民追星"的新时代。追星的那种狂热，就像一步入花的海洋，被花的香味所包围。

    不信，您就翻翻报纸、杂志看看，哪一天也少不了"星"闻。外国的明星，狂赌滥嫖；中国的明星，偷税假唱；港台的明星，偷情婚变。男明星动粗行凶，女明星泼『妇』骂街；企业追星，赠送豪华别墅；商人追星，馈赠黄金珠宝；警车追星，警灯闪烁，警笛开道；编辑追星，逐名追利，出书立说；大款追星，花天酒地；百姓追星，入魔痴『迷』。追星者，追得死去活来；捧星者，捧得没完没了。

    更有甚者，追星要以明星的"精"济建设为中心，向明星取"精"寻宝，建立明星、名人的"精子"库。或许今生当不成明星名人，是晚辈不肖，庸碌无能，愧对列祖列宗。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后代沾点"星"气，耀祖光宗。或许某时真能从那所谓的"精"济建设中克隆出点什么来，我想，这大概也不会出人意料。

    看着心烦，扔了报纸、杂志，打开电视，放松放松。坏了，明星们怎么全都一股脑儿涌到眼前来了。明星说了，"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就这一点点，也够您一呛！想安静地休会儿闲，没门儿！

    不是这个明星告诉您，使了她的洗面『奶』"今年20，明年18"，就是那个明星跟您说，"用了他的牙膏"吃嘛嘛香"；一会儿，这个明星给您展示西服、领带，告诉您这是"男人的世界"，一会儿，那个明星拿出保健『液』，在您耳边念叨"女人更需要关怀"；刚端起饭碗，马上过来个明星，冲着您喊，"泻立停、泻立停，跑肚拉稀一吃就停"，刚准备夹口菜，就有明星教给您，"贴肚脐，治痔疮；一贴就灵"。反正这么说吧，从洗头洗澡，到涂脂抹粉；从穿鞋戴帽，到喝酒解馋；甭管您是发炎还是闹脚气，也不管您是腰酸、背疼、腿抽筋，明星们没有不管的，就连孩子『尿』床，到晚上熄灯睡觉，只要电视开着，明星们就整天围着您忙活，一直伺候着您。眼看这些大腕们整天服侍自己，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乎破坏了心目中的那个美好形象了。

    星光渐『乱』『迷』人眼，到底追星追到什么份儿上，谁也没底，谁也说不清楚。

    明星画蓝眼圈，准有一群人涂得像熊猫似的；明星穿中式小棉袄，大街上准有一帮人打扮得像村姑；明星穿短背心，大姑娘就『露』肚脐眼儿；明星穿圆跟鞋，满大街的女同胞，把脚下的大圆掌，叭叭地跺得山响，在马路上盖戳；明星要是港台腔，得，台下准儿有大舌头。

    追星，已经追成了"模仿秀"。不仅发型装饰衣着打扮而且连语言风格、举止做派，都要把明星模仿得惟妙惟肖。少不更事的俊男靓女，不远千里，纷纷报名，登台献演。模仿者，自以为得意，沾沾自喜；观看者，乐不可支，呵呵傻笑。只道是现在的换颜美容，技不如人。如果真能达到吴宇森执导的影片《变脸》中的高超医术，我敢打赌，定会有甘愿献脸者，把自己变成心中的偶像。可要是满大街男的都是刘德华、任贤齐，女的都是赵薇、张惠妹，也够招人烦的。找个人，接个站，报个户口，兴许凑合，可要是登个寻人启示，不把您急死，算我白说！

    追星风之猛烈，连文化人也不能免，前些时候，有一作家仗着自己和某著名胖歌星长得几分相似，于是在作广告之时，将他的新书书目往屏幕一冲，并大吼一声。至今，我还不懂，难道真是那位作家"找不到北"吗？

    追星风，战鼓擂，不知到底谁追谁。现在，除了追星族追星，就连明星自己也顾影自怜，开始追星。明星创办"名人"杂志，于是乎，明星找明星，明星照明星，明星写明星，明星捧明星，明星策划明星。明星忙得手忙脚『乱』，明星忙得不可开交。明星把"名"当成了星，明星把"星"又做出了名。我猜想，或许明星也研究过日本的企业管理，懂得了"团队精神"，或许明星学会了市场经济，明白了"群体效应"？

    其实，社会上疯狂地追星，完全是市场经济使然，完全是被利益所驱使。市场经济，品牌也是资产，名人也有效应。商家追星，并非看中明星的脸蛋和身段，而是看重明星身上的商业价值。唱片公司雇佣"星探"，寻星探宝，为的是日后能在明星身上赚到滚滚财源。街头小报、地摊杂志炒作明星，为的是制造新闻，诱『惑』读者，提高发行量。出版商追星，为的是借用明星名望，出书赚钱。企业追星，为的是推销他们的产品，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电视屏幕上，无论那些明星们是怎样地对我『露』出《笑脸》，是如何对我《甜蜜蜜》地劝说，我总感觉到在笑脸后面，隐藏着商人们抢占市场的焦灼心情；我总感觉到在甜言蜜语当中，包含着商人们寻求猎物，"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急切渴望；我总感觉到自己后脖梗上有把快刀，正在丝丝地冒着凉气。

    电视机前，我常常胡思『乱』想，全社会对明星的这种无条件的狂热，会不会使人丧失正常的理智？会不会叫人出卖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判断能力？会不会成为对大众的文化与时尚的媚俗与亵读？会不会就是对我们的品位与格调的一种廉价的拍卖，

    为什么鲜有明星在电视中做公益广告？为什么鲜有明星作为公众的正面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或许这类广告无法给厂家和明星带来巨大收益？或许明星本身已经在市场经济中完全异化，只是具有商业价值，而不具有社会道德和良知的感召力？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高讲"反腐倡廉"；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宣讲"关心下岗职工"；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教育我们要"遵守社会公德"、要"整顿社会秩序"……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看着追星『潮』的疯狂涌现，我甚至有点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胡思『乱』想，在想什么，追星的出现到追星的内在。其实，我们也可追星『潮』中读到许多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人们内心的空虚等等。

    2.权力：追逐者的坟墓

    何谓市场经济，即一切可以放到市场中去交换，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也在咱们中国建立起来了，那一切也可用去交换，其中当然也包括权力。

    王宝森，就是其中一位，他选择了用权力去交换金钱、美女，市场经济则选择了他的灭亡。

    1995年4月4日北京之夜，一辆悄然驶向郊外的豪华轿车上，一个60开外、面『色』苍白的男人，用颤抖的手向自己举起了枪……几天后，新闻在全国炸响：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他贪污公款数十万元，挪用2亿多人民币，建造豪华别墅，取悦姘『妇』一掷千金，亲友立项随心拨款……此案件更令人惊心恶心的是这些大人物在案发前仍是满口冠冕堂皇……

    两年前，原贵州省委书记夫人、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建宏因收取巨额贿赂被执行枪决。1996年2月，她的继任者向明序，又因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而被捕。这是权力的不幸还是人的不幸？

    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北方，仅国内外的住宅就有6套，香港半山区的别墅耗资2500万港币，而他给单位造成损失10亿元。在这前后首钢又有5位权重位高者贪污金额均在百万元以上。而首钢，原以严格管理著称。

    除王宝森、阎建宏、周北方在权力面前被淘汰外，还有相当一大批贪官难以逾越"权力"这一道"鬼门关"。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古代贪官如是，今日贪官更如是。

    权力，正把越来越多的贪官送入"鬼门关"。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市场经济的大『潮』，正改变着国人的生存方式，正冲击着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变，大过渡的前夜，然而在"十字路口"，国人中有些『迷』失方向，有些躁动不安，有些则坐等观望，其间违法变成了"合理"，丑君变成了"潇洒"，支流充当主流，一时间，泥沙俱下，浊流泛起。

    在中国，许许多多一味追逐要权力的贪官污吏被送进了坟墓，这给国人带来沉重的话题：

    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部门显得十分无力，我们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与管理，在一些部门也显得十分软弱。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许多年的培养考验，要经过个人长期的奋斗和努力。而一些干部走上犯罪道路经常是一念之差。每当发现干部成为罪犯时，我们总要花大力气去忍痛挖疮、亡羊补牢。无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花精力对干部加强日常的监督和管理呢？常检肌体、未雨绸缪总比忍痛挖疮、亡羊补牢强得多吧？

    许许多多的案例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仅仅是权力监督问题，比如还有，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今不那么管用了，现在有些党组织的生活会上，所谓的批评犹如隔靴搔痒，更多的是小批评大夸奖；那种出自于同志情的尖锐的批评再也听不到了，当党『性』碰到人情或权力的时候，往往有些人就把党『性』抛在脑后。比如，我们有些领导，对下属的干部看优点多，看缺点少，看成绩多，看失误少，夸奖他们多，批评他们少，尤其是那些曾取得过一些成就的干部，一叶障目不及其余，对于反映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很少认真调查核实，而是一压再压、一推再推，完全背离了党使用干部的原则，这无异于纵容和姑息干部犯错误。如果说，一个正确看待自己成绩的人，他脚下的路总是从零开始，那么，我们领导对任何有成绩的干部的考察不妨也从零开始，摘掉有『色』眼镜，考察干部会更客观；再比如，在党委的领导下，纪委如何有效地监督党委的成员，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对党政干部如何预防经济犯罪，全面防微杜渐等等。

    很多案例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党的反腐败工作却任重道远……

    其中不少东西令人深省，当今的中国怎么了?难道真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或许在他们眼里赶赶『潮』流，玩玩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行为终归还是逃脱不了法律这张巨网，当然留给他们最后的也只有阴森的牢笼。

    3.观念：守旧难以冲浪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似乎演绎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当今的中国，竞争异常激烈，『潮』起『潮』落，又有多少英雄能屹立其中，接受市场浪涛的洗礼。

    马胜利就是这样一位守旧的冲浪者，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凭借其改革的东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后来的观念的僵化，一味地用以前的老套方法、落后的旧观念去进行企业的改革，最终导致失败，就是缺乏创新所换来的巨大的损失和血泪的教训。

    客观地看问题，马胜利的承包方式在改革之初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马胜利的经营方式已远远不适应，为此，承包方式他尝试过，集团方式他尝试过，租赁兼并方式他也尝试过，而他不能更深地去控制企业内部的潜力，并且没从深处关注以产品、以名牌为主的企业间的深层联合，似乎他所强调的联合仅是表面的承包，也就成就了"马承包"，但是他最终却未能挽救败局，且直接导致了企业的翻船。

    对于这一教训，马胜利有所领悟，但他对矢志改革以来所产生的压力始终感到委屈。

    市场经济是无情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适应谁就能够站稳住脚，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这是市场经济一条铁的规律。

    与马胜利相似，以3800元起家的巨人集团曾以奇迹般的崛起速度，成功地演绎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初创时期的辉煌。然而，巨人集团却因经营危机再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经济巨人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从高峰滑到低谷？

    透过巨人危机，我们能够窥到民营企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一是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投机欲望和短期行为。决策者们强烈的增长欲，易于形成哪里热就向哪里投资，忽略产业选择的可行『性』，企业经营表现出随意『性』。二是民营企业家长制的管理作风。家长制的管理风格随着民营企业的壮大很容易得到强化，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机构和集体决策体制。在巨人风波中，史玉柱拒不纳谏，执意推行的两件事：巨人健康大行动（损失1亿元）和修建巨人大厦（积压资金1.7亿元），成为巨人集团元气大伤的根源。三是个人素质的提高跟不上企业发展的要求。随着企业的发展，竟争的加剧，如何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运作资本、加强管理等等，成为企业家的基本功。而这些对于从"农作坊"里把企业盘活扯大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还显得相当陌生。四是难以清醒认识"形势比人强"的真正含义。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操』作阅历中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思路。往往他们的经验和作风与深层的市场经济机制是相悖的，并且市场经济中存有优胜劣汰的原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如果民营企业家不会随之采取措拖，放眼未来，仍抱一种"有经验比谁强"的心态，企业难免要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最终被淘汰。

    4.新闻：在中国也有"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我国宪法之中便有明文规定，而由此推展开去，到了"新闻自由"似乎有点让人感到为难，为何有之，人们对新闻有自由与言论自由之间关系有一种误解，将新闻自由当成『乱』说『乱』动，视之为忌讳的东西，实让人笑话。

    真正的新闻自由，第一不是"『乱』说"，其所有言论都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为限度；第二不是"『乱』动"，即便是"腹诽"，或"敢怒而不敢言"。但如果发展到"君子动口又动手"、"敢言而又敢动"的地步，就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当事者该如何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还没有实现新闻自由--不但没有一部《新闻法》，令新闻工作者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而且他们还被赋予了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即只能"帮忙"，不能"添『乱』"。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对有的人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痛苦，反而使他们享有了另一种"新闻自由"。

    有两类人享有这种"新闻自由"。一类是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他们常常被认为代表了中央和"上面"的声音，每到地方和基层采访，往往能享受到某种级别的领导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渐渐也学会了领导同志那种前呼后拥、颐指气使的派头，好不舒坦。笔者曾亲耳听到某中央大报一名"名记"的感慨："要什么新闻自由，我现在够自由的了！"另一类是主流媒体的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他们对麾下的媒体具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命令它报什么、不报什么，正所谓"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咬几口"，因此他们享有空前的新闻自由。南京市副市长张连发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经验是："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困扰居民生活的问题，反映到我们这里，要是一级一级转下去，起码得一个星期才有回音"，"我让新闻界一捅，往往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能解决或有个说法，灵得很"（《人民日报》1995年11月11日第5版）。

    而在河南省新乡市，『政府』部门享有的新闻自由更大。企业家刘万奎，出资购买了300辆三轮车，想为该市的下岗职工开辟一条再就业之路。不料下岗职工以"难为情"、"无固定工资"等理由拒绝了刘万奎的好意，而大学生却踊跃报名，希望以此勤工俭学。河南省党报《河南日报》下属《大河报》，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随即报道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新乡市有关领导一看，这还了得，"好，我们新乡的下岗工人有问题，思想落后，这无形中使新乡投资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谁还敢来这种落后地区投资？"于是一声令下，当地党报《新乡日报》连篇累牍发表"调查报道"及新闻评论，一方面大骂"刘万奎欲以三轮车作摇钱树"，一方而指责计大学生蹬三轮车是"误人子弟"……高度的"新闻自由"，使《新乡日报》在维护新乡形象、保护新乡投资环境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那些享有"新闻自由"的人的角度来看，新闻有如胡适博士所感叹过的历史，无非是一个乡下姑娘，想怎么打扮她就可以怎么打扮她。你不是说刘万奎是急下岗职工之所急的"好人"么，我偏要把别人和有关部门签订的合同加在刘万奎身上，以此"证明"他是一心想利用下岗职工赚钱的"大骗子"；你不是说大学生积极勤工俭学是自立自强的表现么，我偏要说他们是"心态浮躁"、"不务正业"……诸如此类随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新闻自由"大树特树"形象"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你不是说我这里街道普遍脏、『乱』、差么，我今晚就在电视新闻上播放一段样板街的录像给你看看；你不是听说我这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人室抢劫案件么，我马上可以派记者去采访一个居民小区，让居委会的老太太给你描绘一番本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妙景象；你不是在某高校亲眼目睹了青年教师住房困难之"怪现状"么，那不要紧，我明天就通知日报组织采写一篇反映本市为青年教师办实事的长篇正面报道……

    这一种"新闻自由"，代表了一个地方的"主流"声音，引导了一种惟"大人"马首是瞻的舆论，的确可以大帮其忙，避免被人"添『乱』"的危险（好在小地方如《新乡日报》的"新闻自由"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其他地方的媒体如《大河报》。《中国青年报》它管不着）。这种"新闻自由"，是以取消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为代价的，二者此消彼长，似不能共存；但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当二者可以和平共处，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能平等地接受公众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时，真正的新闻自由才可望水到渠成。

    其实，河南新乡的那种"新闻自由"从表面上似乎真还给其带来了声誉，是否能如愿引进外资却很难说，但好像刘万奎等等能以为家乡作贡献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也是不错的，毕竟"新闻自由"是他们的嘛！

    既然有人享有着命令媒体报什么、不报什么的"新闻自由"，那么反过来看，媒体便不可能享有自己决定报什么、不报什么的自由。但即便如此，有人仍然不满足，希望对媒体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督。

    1998年4月14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一篇题为《谁来监督媒体》的评论，严厉谴责了此前不久流传颇广的一则假新闻（某大导演口出狂言：只要有钱，中国也能拍出自己的《泰坦尼克号》），认为"有人说假新闻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并由此发出疑问："对'无冕之王'的'超水平发挥'，应该由谁来监督呢？"

    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这个不成其为问题、同时似乎又有点问题的问题提出疑问。说"它不成其为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媒体已经和正在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监督。按照正统和权威的理解，媒体是党的喉舌，担负着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任务，必然要受到党和人民的监督。党历来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为此制订过一系列新闻宣传方面的纪律和规定。同时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家报纸有看头，尽管价格逐年上涨，家里也照订不误，哪家报纸全是大话空话，他们心里一清二楚。此其一。

    其二，从反面讲，那些专干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家伙，以及某些闻功则喜、闻过则怒的大人物，从来就是不伸于用强权和暴力"监督"坏了其好事的媒体的。《福州晚报》记者顾伟1999年因揭『露』"老虎机"黑幕而险遭杀身之祸；北方某市电视台两名记者揭『露』伪气功招摇撞骗坑害群众，伪气功大师及其信徒们未经向公安局申请并获得批准即跑到电视台门口静坐示威，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非但没有依法调动警力予以制止，反而下令电视台立即将两名记者开除，并限期在电视上为伪气功播出专题节目，以挽回影响。其三，从纯事实的角度讲，大凡有机会在媒体上扬名『露』脸的人，别说被人非议、诽谤了几句，就是认为人家吹捧过了头，也大多要一路吼叫着跑到法院去讨说法，使得"名人官司"、"名誉权官司"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好不热闹。

    说"同时似乎又有点问题"，则是因为现在媒体的监督与被监督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无法必依的状态。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寄予了"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99年12月29日李鹏同志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题词）、"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1998年10月7日朱?基同志向"焦点访谈"节目赠言）的厚望。有的地方进一步设立了舆论监督台（被群众称为"青天台"）舆论监督中心之类的机构，一些地方领导还公开鼓励记者解放思想，大胆批评，但到底哪些能让监督，能让你"访谈"到哪一级别，能让你"纵横"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的新闻记者"也是人"，虽然不至于"右手执笔、左手抚头"(20年代因批评时政而被军阀张宗昌枪杀的名记者林白水语），但一方面要鼓劲、帮忙，另一方面又不能添『乱』、帮倒忙；一方面要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盲目的、不必要的牺牲：这其中的分寸如何掌握，"温度"如何调节，『操』作难度之大、艺术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假新闻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此言的确一语中的，但说这话的人，是否注意到有好多真新闻被封杀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的"监督"过于严密？与此类似的，还有厚颜无耻的有偿新闻、"软"新闻的大行其道，其根源似乎也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同时又有好多真正有价值的无偿新闻、"硬"新闻因为某些享有另一种"新闻自由"的人的"监督"过严而夭折……如果不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进行新闻体制改革，我们的媒体恐怕永远也无法摆脱某种欲说还休、欲去还留的尴尬境地。

    5."媒体"：策划者的掘金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媒体陆续得以发展，并以迅猛的态势越发为朝阳产业，其从业人员素质也不断的在发展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不仅仅是在学历上的越发过硬，可以说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对行业和本身职业的了解更为透彻，因而运作起来也更为专业化。

    媒体对市场的影响力之一就表现在对消费『潮』流的制造和引导上，而幕后的策划者就是那些编辑和记者。

    1992年-1993年在京沪闹得沸沸扬扬的换肤霜一案就是极生动的一例。最早有一批记者撰文大谈换肤霜如何如何灵验，于是报纸与换肤霜同样热销，继而编辑记者们又共同策划"换肤霜换了什么？"换肤霜的消费者们再次成为媒体的消费者，媒体的这一种商业行为的手段是不断制造热点，以促进媒体的销售，这是习惯了传统媒体的读者们所不了解不适应的。那些最先悟出媒体经营之道的编辑记者们成了大众传播市场的领先者，他们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当读者及观众逐渐适应了这种商业行为，并越来越懂得筛选及甄别时，有一批媒体从业人员则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策划"成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字眼，媒体中的策划已超出了简单的标题、导语、视角、体例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如何令一个选题带动一桩生意，甚至如何成体系地动用舆论力量去培植一个市场。

    那些新闻圈里的"『穴』头"很多已脱胎换骨成"策划"，因为媒体运作经验丰富，他们很知道如何制造一个新闻眼，以及选择什么媒体以什么形式去传播关于企业或商品的信息。

    现在举办一个20家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直接费用都在3万-5万元之间，而且结果大多是发些豆腐块文章；但如果由一个深谙市场及媒体『操』作的编辑记者来策划，记者们就会追着商家去采访。

    这一类有策划能力的编辑记者立刻就身价倍增。《北京青年报》的夏鸿1996年被瀛海威挖走，身价是配备一套单元房，一辆车，及10万元以上的年薪，他因此被称为当年最具身价的记者。瀛海威如此看重夏鸿，就是看重了夏鸿的策划能力及他与媒体的网络关系。

    在新闻圈，凭记者身份博得夏鸿这种身价的人比较鲜见，但因从事媒体多年，积累了足够多的人际关系及经验阅历，转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许多人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人获取财富的多寡却在于他有多大优势在他所依的媒体。

    中国的报纸有四千多种，杂志有七千多种，电台电视台也数以千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利用的媒体资源极大富足甚至饱和，恰恰相反，这其中大多数媒体的非市场化运作使它们根本不具备大众传播机器的功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1997年全国报纸广告总收入为96亿元，杂志广告总收入为15亿元，其中只有1／5赢利或持平，4／5都亏损。市场的空白及有效资源的稀缺使那些较具市场价值的媒体始终炙手可热。借助这种媒体优势，内部人士便可获得超常价值。

    中央电视台因其覆盖面的广泛而傲视各类媒体各地的地方电视台，晚报总是当地最盈利的媒体，晚报记者、省电视台记者只要不是给采访对象曝光，总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媒体中人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或慢或快地致富了。此种方式并非中国独有，媒体在商业社会本就是一个大商场，每个版面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如同商场货架上的物品，商家如同顾客，各取所需按价付钱。记者们利用职业的关系换取报酬本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但这里引起争议的是：记者们究竟有多大权限决定版面的价值？当他们获得某种补偿后，回馈又怎样？

    在当代中国从事媒体的人士中，之所以有一批人能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之列，在于他们的『操』作方式使他们的劳动有着较高的附加值。有人说什么时候中国的媒体市场进入规范化『操』作阶段，"有偿新闻"就会杜绝。其实，所谓"规范化的『操』作"其实并不存在。在大众传播业最为发达的欧美，"有偿新闻"照样存在，只不过人家『操』作"有偿新闻"更为规范。

    中国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媒体也随之发展，而媒体之中的某些策划也在其中掘取自己的第一桶或第几桶金，飞速发展的媒体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他们的掘金地。

    6."小女人"：都市的亮丽风景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小女人散文"的文学『潮』流。"小女人散文"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及其所生动书写的"小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共同构造了一部新的城市神话。这部神话，相当真切地表达了"有闲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作为"中间阶层"的"小女人"们对于"有闲阶级"的急切认同，以及她们对于"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的追慕，想象与憧憬。所以，在本质上，"小女人散文"并未能够真正地表达自身，而是"有闲阶级"的文化表达，自然，它更不可能是最为广大的"劳苦大众"即"社会下层"和"社会边缘化群体"的真切表达。

    "家居生活"是"小女人散文"寄予较多热情的题材，正是因为"家永远都是人类心灵的归依和寄托"（素素《我想有个家》），所以她们才不厌其烦地唠叨着家庭布置（素素《布置》）和室内装修（石娃《装修趣事》）。对于"小女人"而言，刻意经营的居室，不仅是她们"心灵的归依和寄托"而且还是建立她们"有闲阶级"的身份想象的重要途径："常常，在五颜六『色』美仑美奂的高级舶来品面前，会觉得自己活得多么卑贱多么不值：几乎就是贫无立锥之地。于是，我们只好学会默认难堪与委屈，学会掉转头去快步回家。我们怎么能不刻意地装修房子？"（素素《至尊君王》）正是在刻意装修的居室之中，"小女人"们忘却或逃避了自己相对于真正的"有闲阶级"的"卑贱"与"不值"的形象真实，从而暂时地建立了"至尊君王"这样一种"有闲阶级"的身份形象。

    如果说，在上述写作之中，"小女人"们还不避难堪地自陈了她们的"中间阶层"的身份形象的话，那在他们生活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宠物"书写中不难看出，他们似乎同病相怜，并且在不断挣扎中极力去回避这种难堪，而难堪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豢养"宠物"，向来是有闲阶级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他们炫耀金钱、显示有闲的重要途径。在那些集中了90年代的新富阶层的高尚住宅区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那些牵着叭儿狗的仪态慷懒、招摇过市的有闲人物，而且在他们中间，多是一些仿佛无所事事的"小女人'们。这样一些"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充满着温柔富贵之气的"有闹景观"，在"小女人散文"之中，有着相当丰富的真切书写。

    "小女人散文"之所以对她们的饲养"宠物"投之以较多的热情，是因为这样一种日常活动能够相当突出地显示她们的"有闲"身份，或者对于她们建构"有闲阶级"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特点，在马莉的散文中有着相当明显的表现："从前读外国小说看见描写那些贵『妇』人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只猫儿狗儿什么的满街跑，很有些神往。幻想着有一天我也如此这般地手上牵一条链那头挂一只宠物地到处风光。"（《我的宠物》）很显然，通过饲养"猫儿狗儿什么的"宠物，正是能够满足她们对于"贵『妇』人"这样一种"有闲阶级"形象的身份认同。我们在"小女人散文"中发现，豢养宠物虽然是"小女人"们非常热衷的日常生活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得到她们的"宠幸"，"小女人"们对于"宠物"的选择并不是毫无标准的，而这一标准便是动物的"非生产『性』"或"非实利『性』"，而且一种动物，越是价格昂贵、饲养费时和无用，越是容易得到她们的青睐，这些宠物的"昂贵、费时与无用"，也是她们所乐于谈论的话题。如在《永远的麦克》中，赵洁便有如下的文字："这狗属于西施狗的一种，是有贵族血统的，小的时候在市场上便要卖数千元"，"麦克的到来令我多了许多事情，每天要带它出去散两次步，喂它吃两次饭，每天给它洗一次澡，洗完了不但要用风筒帮它吹干还要用梳子给它梳『毛』"，此外，还要为它喷香水、打扫房间等等。"小女人"宁愿在饲养宠物上费时费力，也不愿意对养儿育女投以热情，她们往往以做石娃所说的"绝代佳人"作为自己的快乐，其原因，在于养儿育女的辛苦无疑会损害她们的有闲认同，在此方面，她们自己的解释也许更加生动："细细想想，构成女友们拒绝生育的原因，不外是生活紧张、环境污染、人生苦短、人口爆炸等等。而最重要的，恐怕是我们太热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生儿育女无疑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正是这种严肃『性』和沉重『性』令我们犹豫再三，望而却步"，"女友们是乐得做绝代佳人的。无论聚会、旅游、打牌、做事，我们总显得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石娃《绝代佳人》）"小女人'们即使未能免"俗"地生儿育女，在同样需要费时费力的"孩子"与"宠物"之间，也是宁愿留下"宠物"，设法将孩子"寄养"的（马莉《我的宠物》），她们与其忍受普通『妇』女的"当妈咪"的辛苦与冗烦，倒不如饲养宠物以示"有闲"（石娃《当妈咪》）。

    凡勃伦在研究有闲阶级的豢养宠物时曾经指出，有闲阶级的动物的美与可爱的评价标准，与社会下层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于有闲阶级来说，猪、羊、鸡、鸭等动物，由于均都"属于生产品『性』质，各有它们的用途，并且大都是能生利的，因此一般不能说是具有什么美感"，而那些"通常不适用于生产目的的那些驯化动物"，由于"属于明显消费项目，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荣誉『性』，可以恰当地认为是美的。上等阶级对这类动物是一向宠爱的；那些在财力上较差的阶级，对于这两类动物，却觉得在美感上并没有什么高低"。所以，"小女人"的饲养宠物，不过是她们寻求有闲认同的身份符号，而这些符号，具体出现于"小女人散文"中的，便是一些非生产『性』的动物，如马莉笔下的"小灰猫咪"、"雪白的小兔"（《我的宠物》）。黄茵笔下"小狗波比"（《小狗波比》）。乌龟"阿财"（《阿财》）、赵洁笔下的小狗"麦克"（《永远的麦克》）、张梅笔下的各种各样的名贵"猫咪""key key"等等（《猫和少『妇』》、《走"亲戚"》）。

    "小女人"们的豢养宠物，除了源之于她们的有闲认同之外，还与她们作为"第二『性』"的"邀宠"心态有着密切关系。悉心关爱着娇弱的宠物，无疑有助于增强她们的女『性』气质。"爱"动物，体现了她们的"有爱心"，而"怕动物"，却更能体现她们的"楚楚可怜"与"小鸟依人"，而对如此种种的津津乐道，则更是显示了她们的"第二『性』"的娇弱与可爱。马莉的《我的宠物》，相当矫情地描写了她对宠物"猫咪"与"小兔"的"惧怕"："白天，猫咪在那间房子里玩，我就到这间房子里看书。晚上，丈夫回来，猫咪和丈夫在这间房子里看书，我就到那间房子里玩。开始它还比较听话，不会『乱』来碰我；可过不了多久，它就对我放肆起来啦，一忽儿钻到我的椅子下面去碰我的脚踝，吓得我高高悬起双脚好半天才敢放下；一忽儿它又用那长而软的尾巴缭绕我的脖子，使我从梦中惊醒缩进被窝里直冒冷汗。总之，有了这，我除了整天小心翼翼地躲着它啥事也别想做啦！最后非得丈夫作陪我才敢迈进家门不可。"真正是："就连小猫咪，我也是怕得要命呀!"其中表达小女人的心态以及对于丈夫"邀宠"似有作之闲，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小女人的有用和娇弱是由此显『露』的。

    "小女人"对于"宠物"的喜爱，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需要和善于"邀宠"方面，她们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张梅有一篇题为《猫和少『妇』》的散文，对于这一相似之处有着极为生动的说明：

    "猫和少『妇』是这样的相像。猫是懒懒的，少『妇』也是懒懒的；猫是白『色』的，少『妇』也是白『色』的；猫是眷恋主人的，少『妇』也是眷恋主人的。

    "因为猫和少『妇』这样相像，所以养猫的也多为少『妇』。

    "猫是要人宠的动物，你越宠它，它就越可爱。你不宠它，它就很不开心，做出一些令你也不开心的事情。这跟女人一样，一样是要宠的，越宠就越可爱。……得男人宠的女人一般都可爱，甚至让人为之感慨。得宠使她们生出许多对别人的爱，会爱别人。

    "猫也一样，你宠它，它就会做出许多可爱的动作来讨你的欢心，也会更漂亮。"

    "城市里的猫和女人，在某一点上是如此相像，所以难怪她们都要养一只和她们习气相像的动物了。"

    从上面的自白中，我们可以发现，就对"主人"的"邀宠"心态而言，"小女人"与其所热心豢养的"宠物"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关系。"小女人"与她们的宠物一样，实际上都不过是她们"主人"的宠物而已，宠物是"小女人"显示有闲的工具，而"小女人"也不过是她们各自的"主人"显示男『性』权力或者力量的工具而已，这在我们紧接着的关于"小女人散文"之"第二『性』认同"的讨论之中，将会有更详细的阐述，我们也可从中读到点什么。

    在对家居生活、特别是她们豢养宠物的日常生活的极力书写之外，"小女人散文"还很热衷于书写她们的日常的另外几个方面，即她们的饮食习惯与社会交往等等。

    "小女人散文"所显示出的"小女人"们在饮食习惯方面的特点主要有：酷爱美酒（王璞《喝酒》），而且要么是些寻常百姓所未必听闻的"洋酒"如昂贵的"人头马xo"或者"西班牙的特产sherry"（素素《好酒是好心情》），要么就是只有优雅高贵的女士才会青睐的"绿薄荷酒"（张梅《绿薄荷酒》）；讲究口味（素素《清淡》、《做汤》）；嗜好鲜果，而且更加青睐异国水果（石娃《水果问题》）；挑选购物环境（石娃《麦当劳》）……实际上，"异国『性』"与"贵族『性』"是"小女人"们饮食消费的根本『性』特点，这在石娃的《水果问题》中有着极具概括『性』的书写："那天晚上，我吃罢泰国米饭，靠在比利时沙发上，打开日本索尼电视机，喝了一听德国黑啤，然后开始吃真正的美国新奇士橙。"在当下中国的消费水平之下，这种"异国『性』"与"贵族『性』"的取得，显然需要相当的金钱基础。

    "小女人"们大部分作为文化记者的特殊的职业背景，使得她们的社会交往更多地联系着形形『色』『色』的"名流"与"名媛"，"小女人"们书写这些名人以及自己与他们的交往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出于自己的职业要求对于这些名人进行"非批判『性』"书写也是可以理解一种本分，但是，"小女人散文"在此方面的误区在于，她们通过极力书写自己与这些"名流"与"名媛"间的交往所企图实现的，是要建构自己的不凡身份，并将有闲阶级得以充分表『露』。她们的有关散文，充满了沾沾自喜的自我炫耀以及脐身名流的自我幻觉，她们在书写自己与形形『色』『色』社会名流以及"小女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之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互文『性』"或者"借势『性』"的写作。黄茵不断唠叨着她与广州的著名"娱记"间的深厚友谊，津津乐道着自己与童安格的"奇遇"，而且在"回家以后……每晚痴痴地面对他的照片，不断地丧失现实感"，石娃也说黄茵"认识的男人总是一流的，无论外型或气质"（石娃《女友的文章·之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曾涉及的，"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们、尤其是广州的"小女人散文"作者，时常书写她们之间充满快乐的聚会，也时常在各自的散文之中互相夸耀，比如石娃就曾说过："在广州有两位要好女友：黄茵、张梅、黄茵侠义、平和、机警；张梅时髦、敏感。三人闲聚，我便可以观赏两道不同的风景线"，"平时的黄茵有一副『荡』『荡』的浪子情怀。侠义、不羁、热心、捣蛋、浪漫、多情"（《女友的文章·之二》），而其笔下的喜爱东西，则是"……在宾馆里，穿牛仔套装，青春『逼』人，野『性』十足"，"……在舞厅里，她长发及腰，脸贴金纸，艳丽妖冶，很像花妖"，如此种种，再经过诸如《广州文艺》这样的媒体的有效宣传，加之以她们的写作往往以专栏的方式而使她们在读者众多的晚报媒体上频频出场，则更给人以一种上流社会的雅士名媛的"有闲"形象。

    "小女人散文"所书写的日常生活，自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而这些常有强烈世浴气息与感『性』『色』彩的日常生活也无疑就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必然后果。但她们的大量写作有一种遮蔽，即她们对有闲的过分认同，忽略了中层生活中的焦虑和尴尬。因此，人们从她们那"小女人散文"中只能读到极片面的、"单向度"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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