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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ISBN：23466716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历史普及读物 > 中国古代史






一、天下大势




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

哪三大文明？

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

是这样吗？

是。

请看世界地图。

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

文明的版图，五彩缤纷，绚丽斑斓。

斑斓也不奇怪，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比如埃及、苏美尔、印度的哈拉巴、中国的夏。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要么在冲积平原，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



◎收割谷物（绘画，公元前1300年，出土于埃及墓穴）。公元前8000年，被驯化的谷类作物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新月地区得到普及，而后，又在埃及的尼罗河沿岸、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及中美洲的河谷得到种植。图为埃及人正在收割金光闪烁的成熟麦子。通过农业，人类得以实现对自然的支配。


其次出现的是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辽阔的海域，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建立起跨地区、跨民族、跨国界的商品经济，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勃然兴起，现代文明席卷全球。蓝色交响曲，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欧洲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克里特——爱琴海南端入口的一个狭长岛屿。克里特是航海民族米诺斯人的家园，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开始，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航海贸易为基础的帝国。米诺斯海员充分利用他们在地中海上的战略位置，将商路延伸到埃及、利比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大陆和爱琴海上的诸岛。他们的许多贸易栈点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殖民地，将米诺斯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坐贾，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就要卷起帐篷转场，迁徙到夏牧场或冬窝子。他们也不喜欢定居，而更愿意骑在马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游牧的贝都因人从沙漠中来到麦加有拱顶的店铺中，与麦加当地的商人进行交易，远处是天房卡尔白。在穆罕默德时代，麦加的主要产品是羊毛与皮革制品，还有一些供过往商队使用的实用品，如装水或油的皮囊。


因此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来自迦南地区的希克索斯人，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事实上“希克索斯”的本义，就是“牧人之王”或“外邦之王”。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比如征服了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

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商队之大，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只，还有镖客护驾。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

这就是伊斯兰。

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

现在很清楚，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中华、伊斯兰、西方，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

天下大势，一目了然。

问题是，世界的态势，何以如此？

未来的走向，又将怎样呢？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的事情。但总体上说，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眼或源头，比如苏美尔、孟菲斯、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地涌流，就会慢慢地也默默地渗透、弥漫、吸取、交汇、融合，把原先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都“圈”起来，形成“文明圈”。如果这圈子足够大，可以超越国界，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

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印度文明，就是区域性的，不论种族论地区。斯拉夫文明，就是民族性的，不论国家论民族。日本文明，则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一国一族一文明。因此，不大可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被日本化、印度化、斯拉夫化。过去没有，将来也难。

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被奉为国教时，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然而一旦失去根据地，它们就气化了。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气体也可以染色，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亚洲南部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化相异却同为赭黄。

当然，即便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明，也可以有世界性影响，只要它足够优秀，足够先进，足够强大，有让其他民族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想想看吧，东汉魏晋以后的印度，鸦片战争以后的日本，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这是要认账的。

液体，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然而不同的文明圈，人口、面积、影响力和知名度，总归不一样。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也不一样。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恐怕就更不一样。这就好比同样是水，都能养鱼，却有的是海，有的是湖，有的是荷塘，尽管那荷塘中月色颇佳，而且风情万种。

文明，平等而又有量级。

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那么，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哪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第三世界包括朝鲜、蒙古、东南亚等等。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股市中的散户，大鳄则是前三甲。

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

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正是这一意志，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壮阔，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

那就一一道来。





二、历史谜团




文明来自野蛮。

野蛮时代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他们建立的，首先是“文化点”。这就是“原始群”，本书称之为“夏娃的时代”。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就会壮大为“文化面”。这就是“氏族”，本书称之为“女娲伏羲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又会连成“文化片”。这就是“部落”，本书称之为“炎黄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就是“部落联盟”，本书称之为“尧舜的时代”。这时，为了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群居的人类开始把聚落变成城市，把部落变成国家，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就叫点、面、片、圈、国。分水岭，是国家的诞生。或者说，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以此为界，人类历史被裁为两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开始了。成功与挫折，光荣与屈辱，升华与堕落，也开始了。

请看历史年表。

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分为三代。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苏美尔，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统称“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所以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也叫“两河文明”。

苏美尔和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初现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荒。大约要过一千年，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再过五百到八百年，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哈拉巴、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那时，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苏美尔人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

作为文明，克里特也叫米诺斯，哈拉巴也叫印度河。印度河文明跟印度文明是两码事，而且八竿子打不着。前者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后者是雅利安人创造的，之间还有几百年的空白。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克里特、夏，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六大古代文明示意图。人类文明在两河之间及尼罗河流域最先出现，大约两千年后，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此时的埃及人已经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虽然华夏文明不是最古老的，却是唯一一个从古至今绵延三千七百年没有断绝的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其中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及希腊、波斯、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是“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俄罗斯在公元后，是“年轻人”。第三代叫“现代文明”，主要指西方。这是文明史上的“新新人类”，其功过尚待评价，其前途则未可限量。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因为第二代文明中，玛雅、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都纷纷退场，印度、日本、俄罗斯又不具备世界性。第一代文明，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不知所终。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

六大古代文明，我们硕果仅存。

这是一个奇迹，却是事实。事实上，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再到近现代，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甚至混血；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甚至整容。但，既没有代沟，更没有空白。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不但老早就有，而且基本不变。家国一体，夏就是；祖宗崇拜，商就有；宗法制度，从西周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人际关系，文化心理，要么始终如一，要么万变不离其宗。而且不管是谁，只要属于这个文明，哪怕漂洋过海，背井离乡，改变国籍，嫁娶洋人，也仍是Chinese，到头来还得认祖归宗，心中也永远“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所谓“中华文明中断”，请问从何说起？

但，没有中断，却有衰减，也有变异。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也许是一个分界点。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对内亡于藩镇割据，中华文明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从此收了回来。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对人类文明也再无像样的贡献。人们津津乐道自我陶醉的，是核舟记、病梅馆、鼻烟壶，以及三寸金莲。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词，敏感地唱出了末世的挽歌。那是一种“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缓慢地走了一千多年，其间既有一蹶不振，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地盛极而衰之日，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史称“百年翻译运动”。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能高瞻远瞩，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就因为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捉摸，却也正在于此。没错，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识丁。可是，当西方现代文明后发制人风起云涌之时，伊斯兰世界却跟我们、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茫然失措，甚至懵懂无知。也许，那时谁都没有想到，通过文艺复兴接过了古希腊火种，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后来竟会雄霸了全球文明的话语权。难道天底下，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需的。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从麦地那建国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从但丁和薄伽丘算起，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越是后起之秀，越是迅猛异常。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意味着“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作回顾。

众所周知，世界性文明的出现，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是时，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一统大中华，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罗马文明陨落了。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峙，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鳌头。唐代的长安，众望所归，四海瞩目，八方来朝。因此，汉唐七百年，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辉，但我们“夕阳无限好”，人家“新月正当时”。真主和先知的声音如同绿色的泉水，滋润了整个西亚、大半个非洲、部分南亚，然后漂洋过海远达印度尼西亚。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之久，时间之长不逊于汉唐。整个中世纪，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直到1792年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也就在这一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其实这时，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显然，如果说在西方勃然兴起之前，中华文明还老有所为，伊斯兰文明也方兴未艾，那么，此后的岁月，便没有争议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代文明前赴后继，三大文明次第辉煌，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同为世界性文明，罗马黯然神伤，中华源远流长，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那就问个究竟。





三、伊斯兰




先说伊斯兰。

伊斯兰无疑是成功的。从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历元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到怛罗斯战役之前，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东至葱岭与大唐接壤，南达北非，西与法兰克王国为邻，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班牙、印度北部和整个阿拉伯半岛都置于新月旗下，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才能做到的。

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然而，公元1258年（忽必烈攻打鄂州那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因此而毁于一旦，反倒星火燎原继续弥漫，直到18世纪才停住脚步，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因为信仰。

是这样吗？

可能是。

的确，马其顿人是没有信仰的。然而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此外，还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



◎《古兰经》开篇（伊朗，公元17世纪）。“古兰”意为“宣读”，共有114章，与旧约《圣经》的内容很相似，但《古兰经》却被称为天书。穆罕默德认为，仅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没有讹误地记录下真主的话，这也是《古兰经》不能译成其他语言而只能加以注释或解经的缘故。




◎运用在建筑上的《古兰经》（西班牙建筑）。雄伟的阿尔罕布拉宫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王朝所建造的宫殿。这扇阿尔罕布拉宫的窗户四周是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典范，尤以将《古兰经》的经文作为装饰最为特别，浮雕、镂雕和彩绘瓷砖将建筑烘托得金碧辉煌。


但这样说，有问题。罗马人也有信仰，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犹太人有最早的一神教，印度更是宗教大国，犹太和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世界性？

不妨一一看来。

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孔雀王朝信佛，笈多王朝信婆罗门，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则都信伊斯兰教。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伊斯兰、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多元并存，就像一杯鸡尾酒。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保住自己已属不易，哪里还能走向世界？于是就连是否存在统一而连续的印度文明，都至今没有定论。

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罗马人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国家史和文明史，离西罗马帝国灭亡则只有一百多年，二者岂能共存亡？相反，伊斯兰却是先立教，后建国，有宗教才有文明。所以罗马文明终于陨落，伊斯兰文明却长盛不衰。

更重要的是，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既是关于天园的、来世的、末日的宗教，也是关于人间的、现世的、当下的伦理。这正是他们的独到和过人之处。是的，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释迦牟尼悟到了正等正觉，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基督耶稣救赎了人类原罪，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伟大的智者，要么在此岸，要么在彼岸。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唯有穆罕默德。

事实上，穆罕默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更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古兰经》和圣训，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做到了的。但儒学不是宗教，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

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

没错，犹太教的建立，虽非建国之初，却在复国之时，即“巴比伦之囚”以后。因此，犹太人的文明，也可以说跟宗教相同步。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也融为一体。可惜犹太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特选。所谓“特选”，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这个观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能不讲。而且，正因为讲特选，失去祖国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才能维系自己的文化，凝聚成同一个民族。但这样一来，犹太文明要想具有世界性，就十分困难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伊斯兰则不同，既讲特慈，也讲普慈。所谓“特慈”，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所谓“普慈”，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就既有亲疏远近，又能一视同仁，结果便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其实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正在“伊斯兰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和“拉希姆”。所以，个人信真主，内心就安宁；人类信真主，世界就和平。顺从真主，安放心灵，谋求和平，这就是“伊斯兰”的本义。顺从真主且实施善行者，就叫“穆斯林”。

是的，本义。

因此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热爱和平，尊重生命，关心他人。比方说，反对自杀，因为生命是安拉赋予的。必须封斋，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挨饿。可以正当防卫，不能虐待敌人，穷追猛打，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事实上所谓“吉哈德”（阿拉伯语Jihad），是不能翻译为“圣战”的。它的原意是奋斗，全意是“为主道而奋斗”，并不特指战争。为抵抗侵略而战，只是“小吉哈德”。奉主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安拉喜悦的人，才是“大吉哈德”。

同样，至仁至慈，就公平公正，也自由平等，大度宽容。比如到清真寺做礼拜，谁去得早，谁就在前面。因为在真主面前，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贵贱尊卑。又比如，有条件婚娶的必须结婚，但必须双方自愿，即便是奴隶也不能强迫。至于以宽容务实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成果，不惜重金翻译推介，更不足为奇。

显然，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又超越了信仰。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伊斯兰文明润物细无声般地从阿拉伯半岛弥散到世界各地，就连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也被伊斯兰化。事实上，伊斯兰文明虽然在早期，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地区靠武力传播；但在后期，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不包括新疆）就主要靠商贸。比如阿拉伯人从未征服过印度尼西亚，印尼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成为世界性文明，不是没有原因的。

于是，当希腊罗马先后退场，中华帝国收缩内敛，印度佛教远走他乡，欧洲大陆不见天日时，是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高举文明的火炬，承担起联接东西方的责任，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之后，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





四、西方




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然而轻轻一跳就直上重霄九。联省共和，君主立宪，联邦宪法，人权宣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蒸汽机、发电机、照相机、计算机，一系列的创造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你还能想象没有西方科技发明和文明成果的生活吗？几乎人人都在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吃快餐，用电脑，打手机。

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地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

比方说，也是因为信仰吗？

否。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而且也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西方世界，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便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

那么，西方人更在乎什么？

自由。



◎《美国独立宣言》，为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的文告。宣言的原件由大陆会议出席代表共同签署，并永久展示于美国国家档案馆，是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自由比信仰更重要。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的确，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那么西方人看重的就是“普世价值”。具体地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此外的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则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与宪政是制度，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它们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账，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核心价值，是文艺复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尽管它们在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但真正成为西方国家的全民共识和朝野共识，仍然费了不小的工夫。然而一旦确立，西方现代文明便腾空跃起。

是这样吗？是。

一般都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

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而且能够实行呢？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这是我的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

价值。

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

但，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则大错特错。

不可否认，明确说出独立、自由、平等的概念，应该归功于西方人。为它们找到目前为止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途径，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说这些制度和方式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好作品和好商品会有口碑，原因就在这里。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华夏文明旭日东升时，对待周边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这种态度。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翻译为现代汉语，岂不就是“普世”？

然而再先进的文明，也不能有居高临下唯我正确的优越感，哪怕这优越感被看作或说成是使命感。也就是说，你有好东西，可以展示，不能炫耀；你有好办法，可以介绍，不能强加；你有好主意，可以建议，不能指挥。所有的决定都得别人自己来做。如此，才符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对！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实际上无论哪种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没谁是普世的。如果西方的价值可以叫做“普世价值”，那么伊斯兰精神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何况中华、斯拉夫、日本、印度、拉美、非洲等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请问还有“普世”吗？如果别人的都不是，只有你是，请问凭什么？

所以，普世文明，是不通的。普世价值，是不对的。普世概念，最好不用。

那叫什么？

共同价值。

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有，因为人性相通。比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和拉希姆（至仁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

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的判断。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是的。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在七千年的文明史中，世界各民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姿，可谓“共同追求，各自实现”。因此，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未来世界，出现的将是这样一种求同存异的“第四代文明”。它将不再由民族、地区或宗教来命名，而应该叫做“人类文明”。

也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





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





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普世，而是共识。





五、中华




达成人类共识，不能没有中华的声音。

中华的声音很遥远，也很亲近；很清晰，也很模糊。是啊，当它穿越三千七百年的时空在耳边回荡时，我们知道它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吗？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吗？

有点难。

为什么难呢？只缘身在此山中吗？过去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有了全球视野，可以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做参照系，应该看得清楚呀。

可惜越是比较，就越不明白，因为中华文明实在与众不同。

比方说，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

宗教和信仰重要吗？非常重要。请大家想想，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宗教，要有信仰？有两个原因。从根本上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从现实需求讲，任何人都需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何况宗教和信仰是没有国界的。因此，要想成为世界性文明，最便当的方式莫过于借助宗教和信仰。西方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就更是如此。为此，他们甚至还需要Logo，比如十字架和新月形。

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

至少，汉民族没有。

当真如此吗？

当真。

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什么是信仰？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所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样的存在和命题，我们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之所相信，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就连老子的道，周易的易，也一样。所以《周易》和《老子》，可以用来搞政治、办企业、买房子、炒股票。上帝或安拉也管这些吗？不管。

没错，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中国人也信佛、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公，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西游记》更是拿诸神诸佛大开玩笑，这些神佛也厚颜无耻地纵徒行凶，还振振有词。这种态度，跟当年的古希腊人颇为相似。

同样，中国人也拜神、拜仙、拜菩萨，却其实“仰而不信”。佛寺道观，多在深山老林；求签问卦，只为祈福消灾；三跪九叩，不过例行公事。所谓“信则灵”，其实是“不灵就不信”。信不信，只看灵不灵。

所以汉民族的“信”，从来就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太上老君，甚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以被一视同仁地请进神龛行礼如仪，只不过得各司其职。考大学，拜文昌；生孩子，求观音；买房子，看风水。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也好意思叫“信仰”？

也只能叫“崇拜”。

对！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教无信仰。其他民族由宗教和信仰来发生和维系的，我们靠别的东西来实现。

同样，我们也没有Logo。龙和太极图，都不是。

奇怪。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中华靠什么成为世界性文明？

方式。

文明是需要方式的。价值和精神只有体现为方式，才是鲜活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事实上，自此告别了殷商的“巫鬼文化”，从西周开始，我们民族就一直靠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创建和维系文明。正是这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异趣的方式，以其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僧侣、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来到长安、开封、北京，留下胡笳番舞，带走瓷器茶叶，也带走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理解，哪怕那理解不过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甚至就连用筷子吃饭，也被学了过去，更不用说语言文字、书画建筑、典章制度了。

那么，中华文明的方式是什么？

方式是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比如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方式，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后面这一条也许至关重要。的确，如果说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政教合一”，那么，中华文明的要害就是“家国一体”。君臣如父子，四海皆兄弟，民族大家庭。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都靠血缘和泛血缘来维系。

这，就叫“以人为本”。

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

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也就不会有宗教，有信仰，而且不需要有宗教，有信仰。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祇，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由此体现出来的，则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显然，方式的背后是有精神的，精神的背后也一定有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能够风雨沧桑而延绵不绝，骨子里就一定有核心价值。西非民族主义先驱布莱登便认为，非洲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号称“三个和谐一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有，只不过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更不称之为“普世价值”。

现在似乎可以窥见文明的秘密了。

文明的秘密，在意志，也在结构。文明是有结构的。任何一种文明，都由三部分组成：方式、精神和价值。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神。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核，是为“文明三要素”。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

也许，这就是历史？





六、关键时刻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常常看得人暗自心惊，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在怎样敲打键盘。比方说，同为第一代文明，为什么资格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年代接近的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都湮灭了，唯独我们硕果仅存？同为世界性文明，为什么罗马会灭亡，汉唐却能延续发展？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要由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手？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恰恰是方式、精神、价值？为什么历史的顺序，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

这些，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管他叫“历史”。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犹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兰像奶，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上善若水。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你要信上帝吗？可以。你要信真主吗？可以。你要信佛祖吗？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也可以。反正祭神的时候，我们不过权当他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神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教的，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释），后有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中华文明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

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中国福建泉州，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相互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泉州，方圆三里之内，佛寺（佛教）、道观（道教）、神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同时，世界各大宗教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传入泉州，使它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征的城市。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是的，命运和选择。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因此，重新审视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明确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本文关于伊斯兰文明部分，承蒙米寿江、哈全安两位先生指导和审阅，“文明求同，文化存异”系引用马未都先生观点，谨此致谢！





附录

答读者




关于三个世界

问：全球文明分为三个世界，这种说法以前有过吗？

答：从未有过，但“三个世界”的说法是有的。其实，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划分天下总是不可避免。“西方中心论”的时代，世界被分成“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冷战时期，又分为“两个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的。1974年2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是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的。三分法原本就比两分法好。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更是比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好多了。不过，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我们是第三世界；按照文明的软实力来分，我们是第一世界。





问：你这样说，有依据吗？

答：有。首先我有标准，这就是：一、人口；二、面积；三、影响力；四、知名度；五、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六、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我也有数据：西方现代文明圈，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十八个成员国，以及瑞士、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总人口十亿；伊斯兰文明圈，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五十七个成员国，总人口十四亿；中华文明，总人口十四亿；斯拉夫文明圈，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总人口三亿四千万；印度，人口十亿；非洲黑人，总人口六亿；拉美，总人口六亿；日本，人口一亿二千万。显然，按人口排名，前四名是伊斯兰、中华、西方、印度。但加上面积、影响力、知名度等指标，得出的就是我那个结论：第一世界是西方、伊斯兰、大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





问：这个结论会被公认吗？

答：不会。文明的划分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众说纷纭的话题。就连世界上和历史上有多少种文明，都没有共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了二十六个，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叫“第一代文明”，包括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由此派生出来的叫“亲属文明”或“子体文明”，包括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另外还有五个中途夭折停滞的，即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认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文明，是西方、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和“可能的非洲”，号称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提出十二文明体系：中华、西欧、美国、斯拉夫、伊斯兰、犹太、拉美、西亚北非、非洲黑人、日本、印度、加拿大。至于“佛教文明”，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只存在“佛教文化”，没有“佛教文明”。





问：你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有说法吗？

答：黑色代表非洲，似乎无需说明。浅蓝代表犹太，也不成问题，因为那是以色列国旗的颜色。蒙古和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都是佛教国家，因此用赭黄代表。斯拉夫文明的特征，是斯拉夫加东正教；拉美，是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本土文明加天主教。日本国旗红白两色，中和以后就是粉红。这也是樱花的颜色，只不过近现代以后泛蓝。这三种文明，都有红有蓝，因此也都是紫色。不同的是，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至于印度文明，则只可能是咖啡色的，因为跟西方的蓝，伊斯兰的绿，中华的黄，非洲的黑，日本、拉美、斯拉夫的紫都不搭界，但也不灰。



关于三个时代

问：你在文章中有一个历史年表，也谈到了文明的分期，能展开说吗？

答：可以。西方学术界普遍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六大古代文明的发生时间大约是：苏美尔和埃及，公元前3500年；哈拉巴（印度河），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公元前2000年；奥尔梅克，公元前1800年；中华，公元前1700年。古典文明的发生时间是：印度，公元前1000年；玛雅，公元前1000年；希腊，公元前700年；波斯，公元前550年；罗马，公元前500年；拜占庭，公元324年；日本，公元4世纪；阿拉伯，公元622年；俄罗斯，公元880年前后。因此，本书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为“先行者”，哈拉巴、克里特和奥尔梅克为“同龄人”，印度、玛雅、希腊、罗马为“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和俄罗斯为“年轻人”。





问：为什么要以国家的建立为文明的标志？

答：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部分学者不承认夏文明，就因为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城市，有争议。至于为什么要以国家和城市的建立为标准，来区分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我在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请参看。在这一卷，我是把道理讲透了的。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依据何在？通常不都说“上下五千年”吗？

答：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年，是文明。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三千七百年。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不科学、不严谨，要改。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都延续至今，为什么说是“三个时代”呢？

答：三千七百年和一千四百年是存在的时间，不是辉煌的时间，更不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时间。所谓“谁的时代”，是指在当时谁的影响力最大，世界性最强。要讲辉煌，周文明八百年，汉文明四百年，唐文明三百年，宋文明也三百年，加起来一千八百年。但影响世界，就是汉唐。而且中唐以后，伊斯兰文明就崛起了，中华文明则开始走下坡路。





问：中华文明以后就是伊斯兰的时代？

答：可以这么说。不过三大文明的辉煌，是有重叠期的。伊斯兰文明新月升起的时候，中华文明并没有日薄西山；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之日，伊斯兰也还中天月明。但中唐以后，中华向内收，伊斯兰向外走，欧洲大陆还处于蛮荒和蒙昧，当然是伊斯兰的时代。





问：再之后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答：是。看看以下名单吧：莫里哀、洛克、斯宾诺莎、牛顿、巴赫、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海顿、歌德、莫扎特、席勒、黑格尔、贝多芬、欧文、拜伦、雪莱、海涅、舒伯特、巴尔扎克、雨果、费尔巴哈、安徒生、狄更斯、瓦格纳、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以后、鸦片战争以前出现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后的思想家，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乏善可陈。那时的伊斯兰世界，也没什么贡献吧？





问：中华和伊斯兰文明，会消亡吗？

答：不会。中华和伊斯兰，都是衰而不亡。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都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直面惨淡的人生”，才能自强不息奋起直追。事实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又活跃起来。因为一方面，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另方面，大清王朝和北洋政府都根本无力钳制思想，控制舆论。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只要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就能再造辉煌。所以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信心满满。



关于伊斯兰文明

问：你对“百年翻译运动”的评价客观吗？

答：这其实是公论。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的眼光能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呵呵，我几乎是照抄尼克松。限于体例，我不能在文中加注。这里做个说明，以免抄袭剽窃之嫌。





问：伊斯兰文明能够走向世界，就因为既讲特慈，又讲普慈吗？

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皈依的手续极为简便。任何人只要诚心诚意念诵一遍“清真言”和“作证言”，即可成为穆斯林。清真言的内容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作证言的内容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可怀疑；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你想皈依伊斯兰教，诚心诚意念诵一遍就行了。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人是安拉创造的。安拉与人的关系，就像母亲和子女。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还需要写申请、打报告、办手续吗？





问：那又何必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

答：爱是需要说出来的，信仰也一样。就算恋爱，也得说句“我爱你”吧？





问：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是这样吗？

答：是。《古兰经》卷二之190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这也有史实为证。公元1187年，统治了整个埃及、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大部和也门的阿尤布王朝建立者萨拉丁，进攻十字军中最强的耶路撒冷王国。9月2日，耶路撒冷投降，萨拉丁入城。与八十八年前十字军的大开杀戒形成鲜明对比，萨拉丁没杀一个人，没烧一栋房子，只是将被改为圣殿骑士团总部的阿克萨清真寺，被改为大教堂的磐石清真寺，恢复为清真寺。有人建议拆毁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萨拉丁没有同意。相反，他将耶路撒冷的圣地向所有宗教开放。





问：你说的伊斯兰精神，可靠吗？

答：例证很多。《古兰经》说“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又比如，送给女方的财礼，即便离异也不得收回，应该留做女方的生活费和养老金。再比如，由于战争年代男丁稀缺，伊斯兰国家有一夫多妻的制度或习俗。但，做丈夫的必须公平对待每个妻子。包括同房的次数，也必须完全一样，除非某位妻子自愿让渡权利。这就比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好得多。



关于普世价值

问：你说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都不是价值，但西方也有人这么说，请问如何解释？

答：那是他们自己糊涂。你以为西方学术界都很明白呀？





问：普世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吗？

答：是。它来自19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作辩护”，则未免杯弓蛇影虚张声势。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普世情怀，其实人同此心。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多是少；二、自觉或不自觉；三、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我们民族的特点，是有普世情怀，无普世主义。情怀是好的，主义是不好的。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就难免强加于人。





问：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答：与宗教有关。严格说来，但凡宗教，都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则更强烈。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便都是这神创造的。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是叫雅赫维、耶和华还是安拉，作为造物主，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造物主必定要启蒙。造物主的启蒙，就叫“天启”。由此创立的宗教，就叫“天启宗教”。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耶稣是希伯来语，意为“耶和华的拯救”。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洒向人间，洒向每一个人。普世主义，应运而生。





问：照你这么说，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答：当然。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何况同为一神教，也还是有区别。犹太教讲特选，就讲不了普世。伊斯兰教既讲普慈，又讲特慈，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连普慈和特慈的等差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新教十亿，天主教十亿，东正教一亿，共二十一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Oecumenical），也并非没有道理。





问：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成功了。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也会有使命感。这很可怕。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要看是什么使命。如果说是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就不亚于恐怖主义。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





问：这不就是使命吗？

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通上帝，就你牛逼啊？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





关于共同价值

问：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答：有。比如世界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发明监狱，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就说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又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负责。既然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必须把你关进监狱。但不管怎么说，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答：承认。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的仁、义、礼、智，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他主张的仁、义、礼、智，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答：独立，自由，平等。





问：是这样吗？

答：是。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问：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答：当然。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比如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庄子叫“逍遥游”。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不同的是，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这个以后再说。儒家虽然不讲平等，却讲对等，比如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什么讲对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东西。但儒家又要讲纲常伦理、封建礼教，只好讨价还价，不讲平等讲对等。





问：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答：相对、部分和逐步地实现。大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因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下愈况，终于爆发辛亥革命。整个过程，充满纠结，很有看点。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呵呵！读完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就清楚了。





关于信仰问题

问：你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定义呢？

答：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才真正具有超越性。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信念当然也很好，甚至非常好。但再好的信念，也都是现实性的。如果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一旦失信，就没人信了。政治和道德的“信仰”，总是面临信誉危机，甚至破产，原因就在这里。





问：宗教信仰就没有这个麻烦吗？

答：没有。宗教只是给你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怎么去，去不去得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到了天堂，那里是什么光景，也没人回来说。所以，宗教不必兑现，也不能兑现。恐怖主义和某些宗教极端分子，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把来世变成现世。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

答：反对！除非政治信仰是基于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又基于彼岸的信仰。但这很难。世界上有没有，不好说。至少咱们这里，还没有。我的主张，是政治讲理想，道德讲追求，宗教讲信仰。宗教信的是神，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神不会犯错，人就保不齐。事实证明，在人间建设天堂，造成的都是灾难。把信念和信条说成信仰，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问：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不需要。有信仰的人，未必不干坏事；无信仰的人，也未必不做好事。西方人有信仰，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无信仰，同样热爱和平。信仰与道德，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信仰，我们照样过日子，天也塌不下来。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有？





问：照你这么说，信仰可有可无？

答：是。当然，信仰有信仰的好处。比方说，管理社会，维持秩序，要方便一些。有信仰的人，一般比较听话，也好商量，因为你可以拿他的信仰来说事。甚至发生了骚乱或动乱，说声“主让大家回家去”，没准就散了。不过，也只是没准而已。何况凡事都有两面性。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比如为信仰而战。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大家都号称“圣战”。既然是“圣战”，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也就可以大开杀戒，无所顾忌。这就是信仰的不好。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犯不着为此妄自菲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又那么看重信仰？

答：信仰的积极作用之一，是能够提升人的境界。因为你是在向神看齐，走向理想。所以，真正的信仰，必有境界，比如世界大同，比如普度众生，比如“与上帝同在”，比如“成为安拉喜悦的人”。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比方说，我境界不高，做不到舍己为人，并不就一定损人利己呀！再说了，这世界上，真有境界的，究竟几何？大多数，还是芸芸众生。境界对于他们，其实隔膜。但，没这个追求，就不做人了？还是要做，也照做嘛！可见境界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信仰也一样。





问：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答：请客吃饭有瓶酒，好点吧？实在没有，难道这饭就不吃了？碰上个不喝酒的，你还多余。碰上个发酒疯的，他还坏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就是不喝酒的；发动“圣战”的那些人，就是发酒疯的；狂热的教徒，就是酒精中毒的；信仰邪教，就是喝了假酒，把毒品或工业酒精当酒喝的；自己有信仰，就容不得别人没有，或者用一种信仰批判另一种信仰，就是酒后驾车的。“文革”中，误把主义当信仰，则是集体发酒疯。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有信仰呢？

答：为什么那么多人喝酒呢？喝酒是为了进入状态，信仰是为了提升境界。进入状态，提升境界，也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喝茶。当然，茶和酒，不一回事。但你不能说，茶的状态就不是状态。同样，你也不能说，只有信仰提升的才是境界。境界，有各种途径可以实现。





问：比方说？

答：比如禅宗。禅宗名为佛教，实为哲学。它主张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信仰是关于对象的（信仰什么），觉悟是关于自我的（自己觉悟）。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却又有境界。可见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境界。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性，并没有必然性。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境界是当务之急吗？拜托了！用地沟油，放三聚氰胺，做毒大米、毒馒头，难道是缺乏境界？那不是笑话吗？





问：不要信仰，你就不怕人心涣散、道德滑坡？

答：不怕。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魂魄，没有精神。埋头苦干，舍己为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都是精神。此外，父慈子孝，是规范；礼尚往来，是信条；天下太平，是理想；国泰民安，是追求。凝聚人心，维系族群，建立道德，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信仰不是唯一的。





问：但你又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呵呵，不矛盾。我说得很清楚，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现实的，这就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这样的信仰，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必。但从根本上讲，人类总是要仰望星空，寻找源头，知晓归宿。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信仰？我现在还不敢说。至少，不是当务之急。





问：那你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就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总之，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重新讲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人之初，性本性。夏娃骑上剑齿虎闲庭信步，完成与神的合谋。



第一章

夏娃造反





创世


梦中惊醒后，女娲开始造人。

说不清那是早晨还是黄昏。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另一边是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二者之间，是忽明忽灭的星星，和来历不明的浮云。

女娲却并不理会谁在下去，谁正上来。[1]

女娲是一只大青蛙。

不对吧？女娲不是蛇吗？在《山海经》，在画像石，女娲和伏羲一样，都是“人首蛇身”。而且他们的蛇尾还缠绕在一起，分明是准备传宗接代的意思。

表面上看，这没有错，因为蛇可以变成龙，蛙就不行。

如果女娲是蛙，“龙的传人”岂非成了“蛙的传人”？

女娲怎么会是蛙？又怎么可能是蛙？

因为她原本是蛙。[2]

变成蛇，是有人暗地里做了手脚。时间，不晚于汉。



◎汉武梁石室画像。女娲的名字，最初出现于《楚辞·天问》，但没有说是蛇还是蛙。所谓「人头蛇身」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图画形象，最早见于汉画像石。可见女娲是蛇，应为汉代的说法，并无原始依据。

娲，今人读“蛙”，古人读“呱”，正是青蛙的声音。[3]可见娲就是蛙，女娲就是女蛙，只不过是伟大的、神圣的、创造生命的蛙。这样的神蛙或圣蛙，当然不能写成青蛙的“蛙”，必须特别创造一个字，专门用在她身上。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字的甲骨文或金文，但在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却可以依稀看见她当年的风采。



◎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鱼蛙形人物槟榔树皮画。此图中的形象，均为生殖崇拜象征。其中鱼、蛙、花象征女性生殖崇拜，鸟象征男性生殖崇拜，详见本卷后面几章的论述。此图主题形象是蛙人，可看作“大洋洲的女娲”。

这，又哪有一丁点蛇的影子？

相反，女娲是蛙，却像古埃及的荷鲁斯是鹰一样无可怀疑。更何况，是蛙才可能造人。龙和蛇，都不会。

但，女娲造人，跟上帝不同。[4]

上帝造人是一次性的。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上帝先用泥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然后把他们安顿在伊甸园，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之后，是休息。哪怕他俩不听告诫，被蛇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也不管。

显然，上帝造人很轻松，甚至有点漫不经心。

女娲就辛苦得多。她先是用黄土和泥，把人不分男女地单个捏出来。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才扯下一根藤条沾上泥浆甩。但即便如此批量生产，也不得休息。她还要向神申请媒人的职位，以便帮人谈婚论嫁。甚至光荣退休以后，还得重新出山拯救苦难。某年，她的子孙中一个名叫共工的家伙闹情绪，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结果天崩地裂，水深火热。女娲只好挺身而出，烟熏火燎地炼石补天，奋不顾身地断鳌足为柱，这才让世界恢复正常，让人类重归安宁。

奇怪！女娲为什么要忙个不停，又一管到底呢？

很简单，女娲不是造物主，不是创世神。创世神只需要揭开序幕，造出一男一女，就可以不闻不问，一切皆由被创造者好自为之，或咎由自取。可惜女娲不是。除了人，天地万物都不与她相干，就连做媒也要别的神批准。难怪《楚辞·天问》会质疑：女娲有身体，她是谁造的？[5]

问得好！因为这其实是在问——

世界是谁创造的？

谁才是终极创造者？

抱歉，无可奉告，因为我们没有创世神。盘古，只是分开了原本就有的天地；混沌，则是被开窍的。他们都不是创造者。真正的创造者是“道”，或者“易”。道，倒是跟上帝一样无象无形，但可惜没动手，也不是神。《周易》的“易”，就更没有“神格”。

也就是说，终极创造者缺位。

没有终极创造者，或者终极者没有神格，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它对三千七百年命运和选择的深刻影响，以及成败得失是一个必须慢慢道来的话题。现在能肯定的是：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是谁？

夏娃。





女娲的前身


夏娃是女娲的前身。

女娲有前身吗？有。因为她是母亲，或母亲神。她的造人，她的做媒，她的补天，都意味着母亲的伟大和慈爱。我们并不知道她造了多少人，又造了多少天，先造男还是先造女。

这些问题，都没人能回答，也没人去关注。因为对于母亲来说，生男还是生女，先男还是先女，都一样。反正有了头胎就会有二胎，生够了算数。既然如此，管他作甚？无所谓。

人，总是先成为少女，再成为母亲的。

因此，女娲必有前身。

但为什么是夏娃？她俩够得着吗？

够得着。读音接近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共通。

实际上，自从人在自己的世界里睁开了眼睛，巨大的问号就悬挂在他的头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必须回答的。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人类需要这样一种解释、慰藉和安顿。无此交代，我们将心神不宁。

这个交代，就叫“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表现为现实，表现为历史，也表现为神话。实际上，作为世界各民族都有的文化遗产，神话和传说绝非碰巧的偶然存在。人类创造它们，无非是要借助神和神话人物，弄清来历，记录历史，回答问题。

有此履历和档案，焦虑才会克服，冲动才能满足，身份的认同才有了可能。

有此认同，我才是我，我们才是我们。

创世神话，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产生。因此，它们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蜚短流长，而是民族的信念和信仰。

这样的神话，我们民族一定有过，麻烦仅仅在于失传。或者说，被有意删除，就像给女娲动了手术。

也只能借鸡下蛋，或借壳上市。

好在人就是人。尤其是在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思路、模式和方法论，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几乎所有的创世神话，都在重复虚构，而且惊人地相似。比方说，中国和西方的神话都认为，世界上原本没有人，人是被创造出来的。

造人的材料都是泥土，创造者也都是神。

神话，是世界范围的集体梦幻。

这就可以资源共享。

比方说，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

可惜夏娃也有麻烦。

夏娃的麻烦在于，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却不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当，夏娃却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女人跟男人的肋骨，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夏娃为什么要跟上帝作对？作为亚当的肋骨，她又为什么要去诱惑亚当？亚当的肋骨诱惑亚当，岂非自己诱惑自己？

这是一个“达芬奇密码”。

密码套着密码，疑云罩着疑云。过去我们只知道女娲来历不明，现在看来夏娃也履历不清。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却反倒可以确定。甚至她们承担的文化角色，还会一脉相承。

因此，必须侦破此案。

其实这并不难。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走进作案现场——伊甸园。

谜底，也许就藏在那园子的某个洞穴里。





走进伊甸


伊甸园，在东方，有人说它就是中国新疆和田。和田古名于阗。于阗，伊甸，读音相近，没准是同一个地方。更何况，那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亚当和夏娃遮身蔽体的叶子，就是从那棵树上扯下来的吧？

这当然是姑妄言之，也只能姑妄听之。其实，伊甸园可以是空间概念，更可以看作时间概念。或者说，世界上也许并没有什么“伊甸园地区”，却未必没有“伊甸园时代”。

问题仅仅在于，它是什么时候？

心智初萌的小儿时节。

人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的诞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地说，是从分散的、弱小的、各自谋生的小族群，通过迁徙、兼并、繁衍和扩容，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国就是国家。国家之前是部落联盟，这就是圈；圈之前是部落，这就是片；片之前是氏族，这就是面；面之前是原始群，这就是点。这些类型，是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也是历史阶段，因此都该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比方说，代表国家诞生的是夏启，代表部落联盟的是尧舜，代表部落的是炎黄，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则分别是伏羲和女娲。

那么，代表原始群的是谁？

夏娃，也只能是夏娃。

这似乎不对，也不爽，但没有办法。文化符号是要有内涵的，其中必须有密码。女娲造的人，不管是捏出来的还是甩出来的，有内涵有密码吗？没有，甚至没有性别。他们也没在伊甸园待过，无法成为我们的向导和线人。

夏娃却一身是谜。

比如上帝造夏娃，为什么不再用泥土，却要从亚当身上卸下一根肋骨？有人说是为了表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的，就算是吧，那为什么不能先造夏娃，再用夏娃的肋骨造亚当？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呀！

这样问，是问不出名堂的。正确的方法，是倒过来推理。

怎样倒推？看结果。

上帝这样造人的结果是什么？是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惹是生非。受蛇诱惑的是她，偷吃禁果的是她，怂恿亚当也犯下原罪的还是她。这一点都不奇怪。夏娃在伊甸园，原本就是异性，也是异类。亚当被造在先，她在后；亚当的原材料是泥土，她是肋骨；亚当是男人，她是女人。夏娃与亚当，既不同时，也不同质，还不同性。若不招惹是非，才是怪事！

这就让人起疑。

上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造出这么个狐狸精？难道全知全能的主，竟不知道这娘们是迟早要颠覆伊甸园的？

还有诱惑夏娃的那条蛇，又从哪里来，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也是上帝所造，则无异于创造了罪恶；如果是别处混入，则无异于纵容了罪恶。创造也好，纵容也罢，上帝并不全善；如果蛇的混入上帝并不知情，则不全知；如果知情而不能阻止，则不全能。既不全知，又不全能，还不全善，则上帝何以为之神？[6]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却很靠谱，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下智慧果，变得“心明眼亮”以后，便立即慌乱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竟是用无花果叶发明了人类第一条三角裤。

是什么让他俩惊慌失措？是那赤裸的身体么？

正是。

很好！秘密也就在此。





为什么是裸猿


亚当和夏娃扯下无花果叶的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太阳依旧是暖洋洋的。风在林间穿梭，并没有传播小道消息。花儿兴奋或寂寞地开放着，鱼们都不说话。剑齿虎慢条斯理地闲庭信步，照例惊起草丛中的山鸡。一切都没变，变了的只有人。

是啊，人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鸟有羽，兽有毛，鱼有鳞，龟有甲，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衣冠楚楚。唯独人，除了头部、阴部和腋下，基本裸露，寸草不生。难怪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要管人类叫“裸猿”。这样的猿，确实独一份。

人，你这样一丝不挂地鹤立鸡群，不孤独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

实际上，人类原本跟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也是浑身长毛的。灵长目，分三科：猴、猿、人。猿科与猴科的区别，是无尾；人科与猿科的区别，是无毛。无毛，无尾，却有皮下脂肪，这在一百九十多种灵长目动物中，是唯一的例外。

就连其他“裸友”，在现存四千二百多种哺乳动物中，也为数不多。它们是少数非同一般的庞然大物，比如犀牛和大象；掘地三尺的潜伏特工，比如鼹鼠和犰狳；翻江倒海的水中健儿，比如河马和海豚。但统统加起来，也是“少数民族”。何况犀牛和大象还是有尾巴的。更何况这些裸体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跟人类还是那样的不同。

其实有条尾巴也不错，比如《阿凡达》里面潘多拉星的纳威人。但所有的猿，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都没尾巴，也没有颊囊。所有的人，包括外星人，也都没有毛，比如纳威人和ET。这当然是地球人的想象，但天才的卡梅隆宁肯让他们长尾巴，也不让他们长毛，可见裸体的重要。

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正当理由。

科学界也有种种假说。[7]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我们曾经下海。也就是说，森林猿在变成平原猿之前，先变成了海洋猿。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人类跟鲸和海豚一样，无毛而有皮下脂肪；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水中游刃有余，黑猩猩却只能望洋兴叹。就连流线型体型和直立行走的姿势，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惜这种假说，至今未能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没有化石，一切都是猜想。莫里斯说，人类从毛猿变成裸猿，不是要做脱衣舞娘，而是要当运动健将，即为了在狂奔之时快速降温，以便与那些动物界的职业杀手逐鹿中原。因此，必须露出皮肤，增加汗腺。

这当然很历史唯物主义。但，为什么那些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动物，包括狩猎的狮和虎，逃命的兔和鼠，都不必多此一举，唯独人类需要？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原本生活在森林，是平原上的外来户？

找不到原因，就只能看犯罪动机。那么，裸猿毅然脱掉那身裘皮大衣，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变得性感。

任何有过正常性生活的人都知道，赤身裸体和衣冠楚楚，哪一种更能给人性的刺激。《阿凡达》里的纳威人光着身子，就因为他们也要恋爱并做爱。但这跟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偷吃禁果之前，亚当和夏娃是长毛的？

嘿嘿，难讲。

实际上，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一，变成裸猿以后，人是不是变性感了？这是事实判断。二，性感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有没有哪怕是负面的作用和影响？

这是价值判断。第一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因为没有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就等于零。





与上帝合谋


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人，肯定是地球上性能力和性快感最强的物种。人类不像其他哺乳动物还有发情期，反倒随时随地都可以想做就做。次数的频繁，姿势的多样，感觉的欲仙欲死，动作的花样翻新，更是让动物们望尘莫及。莫里斯说，男人的阴茎勃起时，会雄踞灵长目动物之首；雌性的性高潮，则为人类所独有。相比之下，黑猩猩的那玩意儿只能算作小钉子；狒狒的交配时间则超不过十秒，哪能有高潮？

当然，即便只有几秒，雄性动物也至少会有射精的快感。这显然是为了保证它们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同时也是对它们良好表现的犒劳和奖赏。

雌性动物却不会“为性交而性交”。对于它们来说，性不是“生活”，而是“任务”，即怀孕的条件和必需。因此，它们只在发情期交配，并且会没脸没皮地勾引雄性，贪得无厌地接受插入。但这不是性欲旺盛，只是为了增加受孕机会。

所以，母猴们往往对公猴的表现无动于衷。而且一旦交配结束，便若无其事地一走了之。显然，它们没有“超越生育目的”的性关系，只有生殖。[8]

只有生殖，也就没有性。没有性，便不需要性感。性感既然只属于人，那么，它就是人性。

人之初，性本性。

事实上，性感就是性别的美感，同时也是性爱的快感。

快感也好，美感也好，所有的可能都来自人猿之别，甚至就是对革命成果的直接享受。

比如直立。

直立使男女双方面对面时，性信号区和性敏感区，包括可以传情的眉目，准备接吻的嘴唇，能够抚摸的乳房，终将紧密结合的生殖器，都一览无遗；也使人类能够面对面地性交，并在做爱时凝视和亲吻对方。当然，还可以自由地变换各种姿势和体位，这可比只能从背后插入爽多了。

还有用手。

没有一双灵巧的手，拥抱和抚摸，前戏和后戏，便都不可能。但如果没有体毛的脱去，皮肤的裸露，所有这些都将大为逊色。你能想象两个毛茸茸的人抱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取暖倒是合适，做爱就不好说。

直立、用手、裸露皮肤，人类进化这三大成果，使性变成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上帝造人为什么分了两次，又使用两种材料了。因为人的进化是分阶段的。从猿，到类人猿，到类猿人，再到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则是由“正在形成的人”，到“完全形成的人”。

亚当就是前者，夏娃就是后者。夏娃肯定是裸猿。至于亚当，是毛猿还是半裸，无可奉告。

但，“类人”与“人类”，界限分明。

完全成人的标志是有了意识，这表现为偷吃禁果，心明眼亮。完全成人以后就必须告别自然界，这表现为逐出乐园，自己谋生。初步成人靠自然，因此泥土造亚当；完全形成靠自己，因此肋骨造夏娃。至于那条蛇，则其实是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所以上帝管不了，也不能管。

这是人与神的一次合谋。

问题是，为什么只能是亚当的肋骨造夏娃，不能是夏娃的造亚当？

因为只有夏娃，才能迈出革命性的关键一步。

这一步，就是从生殖到性。





第一次革命


生殖变成性，是从猿到人的一个重要转折。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

领导和发动这次革命的，是夏娃。

道理很简单：动物之所以没有性，完全因为雌性没有生殖以外的交配需求。不难想象，如果它们也有“无关生育的性欲”，自然界就会有妓院了，只不过性工作者会是雄性。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亚当来革命，他也革不了。从生殖到性，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只可能是女人；起着决定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也只可能是她们。所以，蛇要引诱和能引诱的，必定是夏娃。夏娃接受蛇的诱惑，则说明她觉得男人那东西挺好。或者说，女人已经有了“性趣”。

女人解放，人类也就解放了。

事实上，女人如果没有性的愉悦，她们就不会在没有生育需求时，也对男人的要求说OK。同样，也只有在女人体验到性高潮，至少体验到性快感，而且有了性冲动和性需求时，交配才变成了做爱。这时，男人体验到的快感，跟他充当雄性动物之日，堪称天壤之别，完全两样。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人类对性生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第二个结果，则是女人在一段时间内，只愿意跟某个男人做爱，反之也一样。这在女人是相对容易的，对于男人则比较困难。于是上帝只好亲自出手，让伊甸园里那条蛇失去了翅膀。其中的文化指令十分明确：不得花心！

但这不能傻乎乎地归结为“永恒的爱情”。

爱情从来就不永恒，也很难永恒，与婚姻更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男女这样约束自己，一开始可能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后来就是冒名爱情的婚姻。这里面，无疑有着实用和功利的考虑。一个直截了当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男人必须狩猎，女人必须看家。结果是，女人不能任由男人在外寻花问柳，自己和孩子则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男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历尽艰辛带回战利品，却在家里看见了“她的他”。

所谓“对偶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与之相适应或相配套的生理变化，是女人即便怀孕，甚至在月经期，也能接受并满足男人的求欢。因为让男人长期性饥渴，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女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做出调整，以免爱情或婚姻崩溃；而当女人能够这样调整时，人类距离动物便已经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伊甸园，堪称天翻地覆。

起先是生殖变成了性，然后是性变成了爱情。再然后，爱情异化为婚姻，婚姻产生了家庭，家庭构成了氏族，氏族变成了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又产生了国家。我们原来的那个猿群，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社会。

这一切，又都因为女人。起先是夏娃，然后是女娲。

夏娃是少女时代的女娲，女娲是成熟阶段的夏娃。夏娃变成女娲，就是蒙昧时代过渡到了野蛮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制陶术为开场白的，正如蒙昧时代的标志性成果是吃鱼和用火。有了火，长夜不再漫长。有了制陶术，文化就能留下足迹。因此，我们很快就会在那些荒古的陶器上，看见女娲的微笑。

值夜班的猫头鹰，可以歇息了。

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现，晨星犹在，月色朦胧。功成身退的夏娃目送女娲绝尘而去，并见证她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女神，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光芒四射地站在风起云涌的黄土高坡。





* * *




[1] 女娲造人时的场景描述，出自鲁迅《补天》，原文是：粉红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眨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2] 女娲是蛙，此说受赵国华先生影响。我在1988年读了赵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就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

[3] 娲的读音，《汉语大字典》称：《广韵》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正字通》音蛙。歌部。有人说娲要读蜗，因此女娲是蜗牛。实际上，蜗牛的蜗，古音也是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歌部。跟娲的读音一样，也是“呱”。为此，我请教了李蓬勃先生。李先生答：娲和蜗，声符相同，古音也的确相同（见母，歌部），但没有意义上的关联或文字通用的证据。如果“读如”只是标音，无误；若是探求语源或通假，无据。

[4] 上帝造人，见《圣经·创世记》。

[5] 《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6] 伊甸园的故事，恐怕是一个“惊天疑案”。疑案的背后，是上帝的良苦用心；而勘破此案，则需要人类的卓越智慧。这就只能另案处理，再写一本书来讨论。书名，也许就叫《上帝的预谋》。

[7] 关于人类为什么成为“裸猿”，科学界有多种说法，比如“幼态延续”（黑猩猩的幼崽无毛）、“信号识别”（把自己跟其他猿类区别开来）、“贪图凉快”（走出浓荫覆盖的森林后，类人猿为了防止中暑）。此外，还有说是因为烤火，因为担心吃饭时把身上弄脏，害怕长寄生虫等等。详见莫里斯《裸猿》。

[8] 关于人类无毛和性感的论述和证据，均参见莫里斯《裸猿》。





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

女娲变成蛇，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





第二章

女娲登坛





死对头


重见天日的女娲，样子并不好看。

这里说的“女娲”，在欧洲被叫做“维纳斯”。她们是一些考古发现，即原始民族塑造的母亲神像。其中最古老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件是法国出土的浅浮雕，叫“洛塞尔的维纳斯”；另一件是奥地利出土的圆雕，叫“温林多夫的维纳斯”。

岁数，都在二万五千年左右。

后来，越来越多的“维纳斯”在世界各地相继出土，以至于在法兰西西部到俄罗斯中部之间，形成了一条延绵1100英里的“维纳斯环带”。

当然，这是西方人的命名。如果愿意，也可以叫“洛塞尔的女娲”，或“温林多夫的女娲”。咱们自己的“维纳斯”，则在山海关外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一共两件，年龄大约五千多岁。

抱歉打扰了，老奶奶们！

唤醒这些女娲或维纳斯的，不是王子之吻，而是考古队的锄头。而且，她们也实在不好意思叫做睡美人。没错，这些神像无一例外的都是裸体女人，乳大、臀肥、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却一点都不性感。她们或者面目模糊，或者表情呆板，或者头部低垂，或者双臂萎缩，或者腹部隆起，或者全身肥胖，或者双腿变成了一根棒子，根本就没法跟古希腊那断臂的维纳斯相提并论。

至于咱们那两位老祖母，干脆就是孕妇。





◎辽宁喀左东山嘴陶塑女像

显然，这不可能是性爱之神夏娃，只可能是母亲之神女娲。乳大，意味着奶多；臀肥，意味着善育；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则意味着孩子从那里出生。安纳托利亚的一尊撒塔尔·胡尤克女神像，就明明白白是在分娩。是啊，豆蔻年华体态玲珑的待嫁少女，在远古时代其实并不招人待见。史前艺术家们情有独钟的，是强健壮硕能怀孕会生育的母亲。[9]

不过也有例外。

例外在摩尔达维亚地区的维克瓦丁茨发现，是一尊属于晚期库库泰尼文化的黏土小塑像，全身赤裸，两腿修长，腰肢纤细，阴部明晰，十分性感。但这位在小女孩墓中被叫醒的女神，却由考古学家命名为“白夫人”。她的造型，则解释为“躺在那里等待埋葬”。[10]



◎摩尔达维亚的维克瓦丁茨墓地发现的黏土小塑像，俗称白夫人。

没错，她就是死神。

死亡女神，是女娲和维纳斯们的“死对头”。

死对头当然得是另一种样子。但生育女神肥胖臃肿，死亡女神身材曼妙，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原始人，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他们的女神，弄得“生不如死”呢？是审美观不同，还是价值观相异？难道美丽是危险品，粗笨反倒是可靠的？

或者我们眼中的性感魅力，对他们毫无意义，还必须敬而远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知道。

也许，他们就像汤加人，以胖为美。也许，他们当中早夭的少女，从来就不曾有过身孕。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少女好不容易才长大成人，还没来得及做母亲就死于非命，请问还有比这更让原始人无法接受的吗？

那好，死神就该是这副模样。

死神曼妙身材的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是啊，谁能承受入墓前的战栗，谁能想象不再醒来的长眠。[11]何况那时的人类多么弱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自然的灾难，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片刻之间就会夺人性命。谁都不知道性感美丽的死亡女神，什么时候会抛来媚眼，送去飞吻。[12]

亲人尸骨前，是流干的泪水；突然袭击时，是无助的目光。然而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之后，理性的精神也在升腾：哭是没有用的，怕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活下来，并把种族延续下去。

置于死地而后生。丧钟敲响之时，号角与战鼓齐鸣。原始人下定决心，要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

女娲诞生了。





灵魂是个流浪汉


女娲诞生于一个不解之谜——死亡。

实际上，自从心智初开的人类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惑着他们。人既然活着，为什么要死，又为什么会死？人死以后，到哪里去了？他是在到处流浪，还是已重新定居？不辞而别的他，还会回来吗？

这其实是在问：什么是死亡？

对死亡最直截了当的理解，当然就是“我没了”。但，“我”怎么会没了，又怎么能没了？“我没了”这件事，我知道吗？如果我知道，那么我还在；如果不知道，又怎么证明没了的是我，不是别人？这可是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事。

结论也只有一个：我还在，只不过换了地方。

换地方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在原始人看来，鱼、鸟、蛇、牛，当然还包括人，都有灵魂。肉体，就是灵魂寄居的地方。既然是寄居，就有可能搬家，因为帐篷总会被拆掉。肉体拆迁就是死，灵魂搬家就是转世。或者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游牧民族的转场。

灵魂是个流浪汉，命运叫他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万物皆有灵，灵魂可转世，这就是最原始的人生哲学。当然，怎么转，是转到冬窝子还是夏牧场，是立地成佛还是做牛做马，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由宗教来回答，原始人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如果灵魂不过是换了地方，那我就没死。

很好！这足以对付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信念：人其实是永生的。肉体可能会消失，但灵魂不死；个体可能会倒下，但族群不亡。族群的、集体的、类的生命，将不断延续下去。反正一个灵魂离开了故土，就会马上找到新居。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开始。

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安顿，二是礼赞。

被安顿的是逝者。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和山顶洞人（晚期智人）都有墓葬，也都有随葬的工具、食物，乃至首饰。这意思也很清楚：灵魂既然上路，就得带点干粮；逝者也其实没死，随时都可能活过来。这就要有随葬品，甚至做成木乃伊，或者由巫师招魂。反正，葬礼是必需的。古埃及贵族的坟墓里，甚至会有上好的葡萄酒，以便他们开怀痛饮，或举办酒会。

礼赞的对象则首先是女人。

女人是生命之源，是灵魂新居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而且最不怕死，至少不怕流血。她们每个月都要流血，也没死。

哪怕生产的时候要出血，也不过是让新的生命接受了一次特别的洗礼。

显然，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身上。

也就是说，只有女人，才掌握了人世间的“一号机密”。

这就必须礼赞，必须崇拜，必须用雕塑、绘画、搭建祭坛等方式，把女人和女性生殖器特别地制作出来。最著名的例子，有云南剑川的“阿央白”，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以及大批的“维纳斯”和少量的“白夫人”。

母亲之神多死亡之神少，并不奇怪；前者丑后者美，则也许是反其道而行之。土家族，不就是婚礼时泣不成声，谓之“哭嫁”；葬礼时手舞足蹈，谓之“跳丧”吗？

因此人类最早的神，清一色的都是女神。[13]爱琴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更是以女神为中心。有一个克里特的印章展示了这样的场面：乳房丰满的女神高高站在世界之巅，骄傲地举起一条蛇，向世人炫耀女性的君临天下；一个身材健美的青年男子站在下面，崇敬而兴奋地向她欢呼，阴茎雄起，蔚为壮观。[14]这不是色情，更非淫秽，而是一种极其神圣而庄严的仪式。在此仪式上，勃起即致敬。勃起的阴茎，是女神的赞美诗。

这种仪式，就叫“生殖崇拜”。



◎米诺斯文明，约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图为克里特印章展示。





蛙女神


生殖崇拜是女娲的杰作。

这其实是逼出来的。原始人寿命极短，尼安德特人平均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没谁能活过三十。既然活不长又死得快，就只能生得多。毕竟，能对抗高死亡率的，只有高出生率。所以女娲必须不辞劳苦地批量生产人类，甚至不惜抡起藤条沾上泥浆甩。在与死神的搏斗中，这是最实在的一招。

是啊，斗不过豺狼虎豹，咱学兔子还不行吗？

然而多生几个真是谈何容易。谁都知道，并非每次性交都有结果，生男生女也全凭运气。看来冥冥之中另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和掌控着命中率。对这样的力量，岂能不恭敬有加顶礼膜拜，又岂能不想方设法弄到自己身上？

膜拜的目的是获取，获取的方法是巫术。巫术的规律，是相似律和接触律，比如胆大妄为就叫“吃了豹子胆”，韬光养晦就叫“夹起狗尾巴”。这种文学修辞其实是巫术遗风。要知道，原始时代的战士，是当真要吃豹子胆的。

获取神秘的生殖力量，也如此。

于是女娲和她众多的姐妹，便在世界范围内雨后春笋般地被创造了出来。

这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直接崇拜，而且这种崇拜是实用主义的。因此，隆起的腹部是她们的骄傲，丰满的乳房是她们的勋章，荷塘的蛙鸣是她们的《欢乐颂》，水里的鱼儿则是她们的万千化身。

是的，鱼和蛙。它们频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

这是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它们或写实，或写意，或抽象，或便化（简约化变形），形成序列，蔚为大观。尤其是半坡的鱼纹和马家窑的蛙纹，形神兼备，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你看那一排排并行的鱼儿，气势是何等地磅礴；你看那划水中成长的幼蛙，身姿又何其优雅和从容。是啊，每当我们凝视这些远古的神秘图案，扑面而来的便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15]



此致敬礼！你们这些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你们这些女娲的绶带和徽章。

但，为什么是它俩？

因为长得像又生得多。鱼和蛙，确实能给心智初萌的人类以太多的联想。鱼唇跟阴唇，不都是开开合合吗？青蛙跟孕妇，不都是大腹便便吗？不信去看姜寨一期的双鱼纹，简直就是女性生殖器的生理解剖图。

何况鱼子又何其之多啊！青蛙也是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这难道不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庙底沟的蛙纹，便特地在腹部画了很多点；马家窑的蛙纹，还特地画出了产道口。

实际上，从蝌蚪到幼虫，再到成形的蛙，在彩陶纹饰中应有尽有。这当然绝非偶然。



◎甘肃马家窑类型蛙纹的演变。从中不难看出蛙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据郑为著《中国彩陶艺术》第28页和图24。

有蛙有鱼，锣齐鼓齐。鱼，象征着女阴，也象征受精；蛙，象征着子宫，也象征怀孕。[16]难怪姜寨一期的那个陶盆内壁，会画了两对双鱼和蛙纹。

这可是一整套“女性生殖系统”。掌握了这套系统，我们就能像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访问罗马一样，叩响生命之门，并长驱直入。



◎仰韶文化鱼蛙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遗物，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

死亡线上走投无路的人，绝处逢生。

也许，这就是女娲的身世之谜——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娃娃落地，呱呱而鸣，于是荷塘之中月色之下，便是一片生命的交响。

死神，你听见了吗？





月亮不说


听见了这蛙声的，是月亮。

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秘密。

女人跟月亮，是同一时刻被造物主发明出来的吧？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相似和关联。月经一月一次，这就是关联；肚子有盈有亏，这就是相似。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伟大的孕妇——圆了，是正在怀孕；扁了，是刚生孩子。生出满天星斗的月亮，岂能不是神蛙？



◎陕西临潼姜寨出土，半坡类型蛙纹，蛙腹中的点表示多子。

代表月亮的这只神蛙，就叫蟾蜍。它或者在月亮中，或者就是月亮，甚至就是补天的女娲。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腹部布满斑点的蛙形图案，就是她的形象。那些原本表示多子多孙的斑点，后来就成了补天的石子；而用来代替擎天支柱的所谓鳌足，则实际上是蛙腿。

女娲，其实是牺牲了自己，才成全了我们的。

一只巨大的青蛙，四条蛙腿支撑起残缺不全摇摇欲坠的天穹，身体中孕育已久的生命力在瞬间爆发，宇宙大爆炸般地化作满天繁星，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伟大！难怪月亮的面孔会生铁般地又白又冷，那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这可比仅仅把诺亚方舟恩赐予某些特权人物，要伟大得多！

这就是女娲的星空，它同样充满疑团。

众所周知，肚子有规律地膨胀和缩小，月亮、青蛙、女人都会，太阳和男人则不会。一个月一次的月经，男人没有，跟太阳就更没关系。因此，月亮神就该是女的，太阳神当然是男的，比如古埃及的月亮女神贝斯特，古希腊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她在罗马神话中叫狄安娜）。[17]

这样看，我们民族的太阳神和月亮神，就该是伏羲和女娲。[18]因为伏羲手上捧的是太阳，里面有一只太阳神鸟；女娲手上捧的是月亮，里面有一只月亮神蛙。这不就是中华版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吗？

然而在文献资料中，我们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女神。太阳神叫羲和，月亮神叫常羲。[19]而且，她们居然都是帝俊的妻子。帝俊，据说就是帝喾（读如酷），甚至就是舜。[20]这就更是糊涂账。再说了，羲和、常羲、伏羲，这三个“羲”，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

实际上，羲和并非太阳神，常羲也非月亮神，她们都是母亲神。羲和生了十个太阳，都是儿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都是女儿。她们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给自己的孩子洗澡。只不过，羲和的浴场在东南，常羲的在西北。

那么，后羿和嫦娥，会是太阳神和月亮神吗？如果是，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难道她原本不在那里？后羿又为什么要射日，难道他跟自己过不去？

没有人知道。

看来，有必要传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出庭作证。





作证还是作案


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其实也都有案在身。

众所周知，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都是宙斯跟暗夜女神勒托的孩子，而且是孪生。这倒是说得过去。万神之王要给暗夜以光明，当然要一次性地生出月亮和太阳。阿尔忒弥斯作为月亮女神也没问题，她出生时眉心便嵌着耀眼的月亮，左手拿箭右手拿弓，全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阿波罗的太阳神身份，却大为可疑。因为真正的太阳神是赫利俄斯，阿波罗只是光明之神。但，既然不是太阳神，为什么眉心会嵌着耀眼的太阳？

也许，他至少是半个太阳神。

或者说，有人希望他是。

事实上，阿波罗必须成为太阳神，才能与阿尔忒弥斯成双成对。然而他俩究竟是兄妹，还是姐弟，希腊人自己也众说纷纭。一种版本说，阿尔忒弥斯出生后，便充当了母亲的助产士，所以她又是接生女神。另一种版本则说，阿尔忒弥斯那修长曼妙的躯体，其实是阿波罗出生后，用自己的手牵出来的。

额头闪光的太阳哥哥喷薄而出，坚强有力的手牵出体态玲珑的月亮妹妹，画面感确实很好。

但，这是作证，还是作案？

作案。

因为太阳绝不会升起在月亮之前。

在远古文化系统中，太阳和月亮是两种符号，也是两个时代的象征。月亮代表的是女人，是雌性的生殖力量。对这种力量的崇拜，一定先于男性。因此，最先亮相的，也一定是女性的文化代码：鱼、蛙、月亮，还有大地。[21]有了象征母亲和母性的大地，才会轮到种子和种子的携带者，即男性或男人，以及他们的文化符号，包括下一章要讲到的鸟、蛇、太阳。

所以，作为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一定在前；作为光明之神和文艺之神，以及“准太阳神”或“伪太阳神”，阿波罗一定在后。也就是说，当阿尔忒弥斯驾着月之车飞过天际穿行丛林时，眉心嵌着太阳的阿波罗，应该还在娘胎之中。古希腊神话能留下两个版本，就说明真相并没有完全被遮蔽。

同样，手捧月亮的女娲一定在先，手捧太阳的伏羲一定在后，羲和与常羲则更在伏羲之后。女娲也不可能是伏羲的妹妹，更不可能是蛇，只可能是蛙。

蛙变成蛇，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

侦破此案并不难。找到相关利益人，就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看谁能够从中渔利，就能知道犯罪动机。女娲变成蛇，对谁最有好处？伏羲，或伏羲的粉丝和接班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伏羲和女娲都是蛇，谁先谁后就说不清，后来者也就可以居上。比方说，把伏羲说成女娲她哥。

伏羲在前，女娲在后，又有什么意义？证明男尊女卑天经地义。因此，女娲的手术非动不可。犯罪嫌疑人，则八成是鼓吹男权社会纲常伦理的那些家伙。只不过，他们做贼心虚，手忙脚乱，还是留下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女娲手中是月亮，伏羲手中是太阳。而且女娲的月亮里，还明明白白有一只蟾蜍。



◎汉石画像女蜗伏義图，出自《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四十四图。

这可是铁证如山！

但能够给女娲做整容手术，则说明世道变了。怎么变？氏族社会从母系变成了父系。父系社会是男人的江湖，他们当然有能力也有权力篡改历史。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女娲和伏羲变成了兄妹，嫦娥和后羿变成了夫妻，后出生的阿波罗也变成了阿尔忒弥斯的哥哥。

这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恐怕没人能够纠正。





嫦娥的私奔


女娲被人暗算后，嫦娥便私奔了。[22]

这是“一个人的私奔”。没人怂恿，没人策划，没人带领，没人追随，没有约会也没人等她，但义无反顾，头也不回。

咦？这明明是叛逃嘛，怎么是私奔呢？

因为嫦娥其实是逃避，逃避一个她无法适应又无法反抗的环境——男权社会。她的逃避也纯粹是个人和私下的，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连锁反应。如此自我放逐，恐怕连“不合作主义”都谈不上。

嫦娥，是“惹不起躲得起”。

这当然不好意思叫叛逃，只能叫私奔。

但，新生的、血气方刚蒸蒸日上的父系社会和时代，真的必须逃避吗？

也许。

表面上看，从母系到父系，只是改变了血统的计算方式。但其实，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母系氏族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权力。女性首领和她的助理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她们甚至用不着刻意提倡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不能叫“女权社会”，只能叫“母爱社会”。

那是我们民族的春天，也是世界各民族的花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性关系自由，选择权则主要在女性。她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男友，只要她愿意。

唯一的“霸道”，是对性伙伴的择优录取。但这是为了种族的延续，也不会对落选者冷嘲热讽、赶尽杀绝。何况选择是双向和自由的，没有强奸，也没有卖淫；没有感情纠葛，也没有财产纠纷。[23]

父系氏族，却不是这样。

毫无疑问，父系氏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社会”。也许，它只能叫“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母系变成父系，权力就被发明了出来，并成为男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的指挥刀。

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力问题，氏族的变革就没有必要；而权力一旦诞生，也就没有刹车的可能。结果，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一切都今非昔比。管理变成统治，拥有变成占有，安排变成指使，安顿变成奴役，监狱、军队、政府和国家被相继发明了出来。母爱社会顺水推舟地变成了男权社会，而且延续至今。

女娲的时代终结，嫦娥的好日子也过完了。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晚一些，嫦娥悄然来到女娲造人的地方。她看到了什么呢？她会看见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正在冉冉升起。另一边，生铁般又白又冷的月亮，正在悄然落下。

生铁般又白又冷，正是月亮女神形象和性格的写照。

是的，阿尔忒弥斯身材曼妙，两腿修长，腰肢纤细，皮肤白皙，通身闪耀着光芒。她睫毛浓密，目光澄澈而又灵动；红唇小巧，嘴角挂着一丝庄重和威严。这是一种高贵的冷漠，圣洁的美丽，不容侵犯，不容亵渎。

然而那生铁般又白又冷的骄傲，却与内心的柔软包容共存。作为处女的保护神，也作为独立自由的象征，阿尔忒弥斯拒绝了众多的求婚者，却庇护那些不受爱神摆布的青年男女。

也许，蔑视权威，反抗世俗，保护弱者，这就是月亮的性格？难怪嫦娥要奔向月亮，也只能奔向月亮了。

再见了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女儿吧！





* * *




[9] 史前人类钟情母亲形象，见雷·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

[10] 摩尔达维亚在东欧，位于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包括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关于“白夫人”塑像的情况，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11]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本能，见卡西尔《人论》。意识到死亡是人类进化的最早成果，见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

[12] 对原始人类的死亡情况，已无法统计和描述。就连许多有着高169度文明的古老民族，比如玛雅人，比如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那些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恐怕更加朝不保夕。

[13] 人类最早的神是女神，为考古学家和神话学家们所熟知。直到希腊时代，女神仍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神话中，有大量女神，如天后赫拉、冥后珀尔塞福涅、灶神赫斯提娅、大地女神盖娅、爱斯与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青春女神赫柏、胜利女神尼姬、正义女神忒弥斯、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丰产女神德墨忒尔、海洋女神欧律诺墨等。但在我们民族，主神中的女神只剩下女娲，其余为次神，甚至妖。

[14] 米诺斯文明，也译作弥诺斯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约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关于那位把蛇高高举起的女神，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15] 关于彩陶纹饰中的鱼和蛙，见郑为《中国彩陶艺术》。

[16] 鱼是女阴的象征，蛙是子宫的象征。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有花，均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实际上，花就是植物的生殖器，果则是植物的后来人。所以“姑娘好像花一样”：含苞欲放是新婚之夜，豆蔻年华是待嫁之时，大多数动物的发情期则在春暖花开时。

[17] 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性别，世界各民族并不完全一样，这里暂不讨论。

[18] 伏羲捧日、女娲捧月的画像，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四十四图。

伏羲，又叫伏戏、庖牺、宓羲、虑羲。被明确看作神农之前的圣王，始于《战国策》。他可能是雷神之子，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又，《文选·洛神赋》注称洛神宓妃即伏羲之女。

[19] 羲和，见《山海经·大荒南经》；常羲，见《山海经·大荒西经》。

[20] 帝俊就是帝喾，甚至是舜，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21] 大地在中西方都是女性的，比如希腊的盖娅和中国的坤卦。

[22] 赵国华先生《生殖崇拜文化论》认为，蟾字转音，就是嫦，即“嫦娥”。蜍字转音，就是兔，即“玉兔”。但嫦娥本名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才改为嫦娥。赵说似可商榷。

[23] 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见《列子·汤问》；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见《白虎通·号篇》。





爹若有奶，爹便是娘。

男人一旦掌权，潜伏的蛇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第三章

伏羲设局





日出时分


暮春之后是初夏。太阳升起前，有雾。

迷雾笼罩着史前文化，遮掩了阴谋与阳谋、真情与真相。我们曾经纳闷，后羿射日之后，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那里面，并没有她的情郎。我们也不知道，阿波罗为什么要设下陷阱，让阿尔忒弥斯射杀了自己的恋人奥利温。奥利温，并不是他的情敌。但我们知道，阿波罗和伏羲都与太阳有关，也都是蛇。是蛇的还有印度的韦须奴。就连佛陀，也曾表现为蛇。

为什么是蛇呢？蛇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许有人会喜欢蛇，觉得它神秘、冷峻、有头脑，类神。也有人讨厌蛇，觉得它丑陋、阴险、冷血、变态。更重要的是，蛇和蛙是死对头。蛇，是长虫。青蛙吃虫，蛇又吃蛙。蛇与蛙，如何相容，岂能相容？

因此，女娲让蛇出场，后来还变身为蛇，必有原因。

原因复杂而多项。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动因，是男人要搞“文化革命”。也许，这场革命是非暴力和渐进的；也许，革命的意识模糊而朦胧；也许，这事其实酝酿了很久很久；也许，它的背后有着经济的推动和考量。但不管怎么说，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终于都认为，仅有女性生殖崇拜远远不够，还必须承认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作用，并用一种合乎逻辑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

男性生殖崇拜开始了。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如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比如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因此，哪怕蛙不喜欢蛇，也只好不拘一格。

其实在蛇之前，男性的象征便已出现，这就是鸟。[24]鸟的崇拜要早于蛇，待遇也比蛇高。直到现在，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

鸟和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和代码。

当然，还有太阳。

太阳也是非有不可的。而且，正如月亮里面有一只神蛙名叫蟾蜍，太阳当中也得有一只神鸟。它的名字，就叫金乌。蟾蜍就是象征女性的蛙，金乌就是象征男性的鸟。只不过，金乌有三条腿，有的身上还背负着太阳。[25]有了这只“三足神鸟”，男人的太阳就不但能够冉冉升起，还能飞向不知终点的远方。

月亮有神蛙，太阳有神鸟，也没什么不好。

女娲她们当年，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代表女性的鱼女和蛙女，甚至有可能欢迎代表男性的鸟人和蛇人登堂入室，与她们共谋发展，同享太平。可惜谁都没有想到，是鸟就会叫就会飞，就可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她们更没有想到，鸟的背后还藏着一条蛇。蛇是一定要吃青蛙的，下手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太阳的光芒盖过月亮，蛇就一定会把母爱社会变成男权社会，而且永不交权。



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父系氏族的日出时分到了。在血红的云彩里，在荒古的熔岩中，一轮红日如同流动的金球，喷薄而出。它的下面，是一只金色的神鸟，张开巨大的翅膀，雄姿英发，傲然飞翔。另一边，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说不清是在默默祝福，还是黯然神伤。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只负日远行的三足神鸟究竟从哪里起飞。海上？山中？桑林？也许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当它背负青天往下看时，应该看到一个人首蛇身的小伙子，正英俊亮相，从后台走向前台。

他的名字，就叫伏羲。





天下第一厨


伏羲身上，有股子烤羊肉味儿。

当然，这里说的伏羲跟女娲一样，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父系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但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也不管当中出了多少代表，我们都通通称之为伏羲。而且照理说，他们也都该是蛇神。

但是奇怪，伏羲出生那天，我们只看到太阳很好，完全看不见蛇的影子。

是的，一点都没有。

跟女娲的娲一样，伏羲的羲，差不多也是一个特别创造出来的字。除了用于伏羲，以及其他一些神话人物，比如羲和、羲仲、羲均，另一个意思就是“气之吹嘘”，也就是气息舒展而出的状态。

什么气？

羊肉味呗！

羲，无疑与羊有关。金文的羲，就是上面一个“羊”，中间一个“我”，下面一个“兮”；或者上面一个“義”，下面一个“兮”。这个字加上牛，就是犧，牺牲的牺。这里面有牛有羊，偏偏没有蛇。你总不能说那个“兮”字，就是“蛇溜走了”吧？



女娲是女蛙，伏羲却不是伏蛇，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伏羲又确实是蛇，也必须是蛇。女娲就是因为伏羲，才由蛙变蛇的。如果伏羲不是蛇，女娲的整容岂不冤枉？如果说伏羲也曾变身，那又是谁给他动了手术？扑朔迷离的远古文化，难道案中有案？

其实，羲，原本与羊无关。甲骨文的羲，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兮是语气词，上古读音接近于“喝”，中古读音接近于“嘿”，意思相当于“啊”。我，也不是“自己”，是“兵器”，意思是“杀”。



所以，甲骨文的羲，就是“杀啊”。

杀谁？

谁杀？

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

但要侦破此案，也只能倒推。从哪儿推？犧（牺）。因为伏羲又叫庖牺（庖犧）。庖牺的犧，就是牺牲的犧；牺牲的犧，则原本是伏羲的羲，就像蛇字原本是“它”。这在文字学上就叫“本字”，也就是“原版”。

犧的原版是“羲”，蛇的原版是“它”。后来，“它”加上虫就成了蛇，“羲”

加上牛就成了犧。为什么要加偏旁？为了强调。比方说，强调蛇是爬虫。同样，正因为羲是牺牲，所以要加牛。要知道，牺和牲，都是牛字旁。

这当然很牛。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

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没有牛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所以，尽管甲骨文的羲没有羊，金文就得加上。再后来，还得加牛。上面加只羊，旁边加头牛，伏羲或庖牺，才算验明正身。

哈哈，原来伏羲这蛇头，是个做饭的。

但伏羲或庖牺，却堪称“天下第一厨”，因为是做饭给神吃。请神吃饭，这在古代可是头等大事。《左传》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战争，祀就是祭祀。[26]战争要杀人，祭祀要杀羊。羲，岂能不是“杀啊”！

所以即便在女娲的时代，伏羲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请神吃饭？难道他们牛羊成群瓜果满园五谷丰登，吃不完用不完，要大摆宴席？

当然不是。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请神吃饭其实是个局。

做局也是逼上梁山。正如生殖崇拜是因为死人太多，吓着了；请神吃饭则因为饥肠辘辘，饿坏了。那时生产力实在低下，先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难有储备可言。一旦长时间断粮断炊，族群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饥饿，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

这就必须想办法，最实在的办法则是发展生产力。于是各种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了出来，包括作为猎具和渔具的罔罟（读如网古），作为农具的耜耒（读如四垒）。这些理应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发明和创造，后来被归功于伏羲和神农。这当然实至名归也受之无愧。因此，这时的伏羲，是制造猎具、渔具和农具的工匠，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猎手、渔夫和农民。[27]但，这跟蛇有什么关系，跟羊又有什么关系？

羊是在狩猎过程中自投罗网的。原始猎人最喜欢羊，因为野猪野牛不易捕杀，兔子田鼠跑得太快，鱼虾贝蟹又解不了馋。只有羊，体大肉多，成群结队，反抗力弱，智商还低。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还能智取。比方说，伪装成羊混入羊群，然后把它们带进包围圈。羊傻呀，又喜欢随大流，哪有不上当的？

没错，这就是最早的“佯装”，装羊的伏羲就是最早的“羊人”。这也是最早的“局”，只不过它鲜为人知。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吃不完的羊被圈养起来，猎人伏羲也变成了牧人伏羲。这时，他当然还是羊人。

尝到甜头的伏羲得寸进尺。他决定设一个更大的局，忽悠一把天神地祇。

这就是请神吃饭——饭局。

饭局和狩猎，其实一回事，都是为了吃。没得吃，不够吃，便要么去抢，这就是战争，也就是甲骨文的羲；要么去讨，这就是祭祀，也就是金文的羲。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祈求的，是种族的延续；请神吃饭面对的，是族类的生存。前者希望多子多孙，后者希望丰衣足食；前者考虑千秋万代，后者考虑当下眼前。你说哪个重要？

都重要。但现在就有吃的，更迫切。

请神吃饭，不能不办。那些山神、河神、林妖树怪、土地公公，管着山间的兽、林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庄稼，自己又吃用不完，完全可以分一点给我们。只不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得把神伺候好了。要知道，就连范增要杀刘邦，也得先摆鸿门宴。

显然，这只能是伏羲的事。也只有发明了猎具、猎获了羊群的他，才有资格充当请神吃饭的厨师长和主持人。也因此，在祭祀仪式上，他依然得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扮作羊人。只不过，这时的他不再是猎手，而是祭司。同时，他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而是金文的羲。金文的羲，上面是義。義是仪（儀）的本字，即威仪或礼仪。而且，正因为儀的本字是義，犧的原版才是羲。



（两种字形，都一目了然，就是兵器（我）加上羊。意思要么是杀羊，要么是杀羊的人。为什么要杀羊呢？请神吃饭。）

伏羲的秘密，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权、法律、国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时代，族群都是自然形成的。纽带则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共食。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是同一个娘养大的人。实际上，原始人类聚族而居，无非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爹若有奶，爹就是娘；谁给吃的，谁就是老大。

掌勺的必定变成掌权的。后起之秀伏羲，要向女娲讨个说法。





披着羊皮的蛇


说法很快就有了，那就是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为之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的圆，男的方。这倒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男人有棱有角，女人珠圆玉润。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但，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这是后来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与狗有关，[28]羲与羊有关，牺与牛有关，哪有蛇？兵器倒是有的。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都是兵器。难道那蛇，其实不过是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牛的男人，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方面，都能体现其重要性。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只不过披着羊皮。

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这个大，其实是人，大人。人，如果是大人物，就写成正面而立的“大”，比如美好的美；如果是普通人，就写成侧身而立的“亻”，比如佯装的佯。可见，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头戴羊角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领袖？

当然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羊就是祥，就是冠羊之人。那么，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29]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六字真言艺术形象，它原本是日本奈良金刚山寺“宝珠舍利塔”的上部，王镛绘，转引自赵国华《生殖文化崇拜论》第155页。

这个形象，最下面是灿烂绽放的莲花，内含丰硕多籽的莲蓬，上为光焰四射的宝珠。宝珠之内，又有莲花、莲蓬、宝珠，表示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生命创造的永无止境。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

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是鱼和鸟，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则多半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

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无疑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肉类）和“粢盛”（粮食）。它们盛放在“豆”里。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里面装的，是猪头三牲、红焖羊肉和扬州炒饭。这是当时的“满汉全席”。

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放在器皿中。牺牲、粢盛、玉器、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餐具（豆），叠加起来就是“豊”，也就是“礼”。[30]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廷或山林打盹。但，分食了胙肉的族民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陶盆。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31]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它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32]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地到密林深处去做爱。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做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来，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出土舞蹈人形放大图。

孙家寨出土的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的彩陶纹饰，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则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他们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归他说了算。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他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他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他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美，自许慎起，历来解释为“羊大”，即“美大为羊”。后来萧兵先生指出，应为“羊人为美”。萧说是。从字形上不难看出，美，上面是“羊”，下面是正面而立的“人”，即“大人”，也就是“冠羊之人”，亦即伏羲的形象之一。）

如果他是“羲”？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淑女都会春心荡漾，愿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也有羊有我（兵器）。但義变成“己之威仪”后，两方面都弱了许多，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不能叫“性崇拜”，因为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但这绝不意味着又退回到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

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这就是部落时代的前夜。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它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代表人物 代表意义 形象表现

原始群 夏娃 从猿到人 裸猿

母系氏族 女娲 从自然到文化 鱼、蛙、月亮

父系氏族 伏羲 从母爱到男权 鸟、蛇、太阳

部落时代之前的三个代表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伏羲也将功成身退。此后，氏族社会结束部落时代开始。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野蛮时代初级阶段的后半段，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了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





* * *




[24] 蛇和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鸟成为象征物，是因为有蛋（卵）。原始人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孵出，婴儿从胞衣中产出，便觉得人类自己，没准也是卵生。何况做爱的时候，男人的睾丸会收紧，提上去。这就难免让人误以为，新生命就是睾丸里的蛋进入了女人的子宫。于是得出结论：谁的蛋多，谁就最有生殖力。何况鸟的头颈，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缩进去，一会儿昂起来，一会儿垂下去，也很像阴茎。这又是一整套系统。

[25] 金乌三条腿，是因为两腿当中，还有一根阴茎。

[26] 实际上，祭的字形就是“以手持肉”（许慎《说文解字》），当然是请神吃饭。

[27] 在原始时代，发展生产力只能主要靠男人。依照《易系辞下》的说法，其中的杰出人物或氏族代表，前有“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后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罔罟（读如网古）就是猎具和渔具，耜耒（读如四垒）则是农具。发明制造罔罟和耜耒的是工匠，以佃（读如田）是猎手，以渔是渔夫，使用耜耒则是农民。由于这时已经有了畜牧业，他们还可能是牧人。

[28] 伏，甲骨文上面是人，下面是犬。许慎《说文解字》称“从人从犬”，戴家祥称其意义乃由“伏伺”而“俯伏”而“隐伏”（《金文大字172典》上册）。

[29] 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可译为“神，红莲之珠，吉”，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郭沫若认为是整朵花，见《释祖妣》。

[30] 礼起源于祭祀，已成为学界共识。礼字上半部，是一个盛放了玉的器皿，即王国维先生所谓“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观堂集林·释礼》）。郭沫若先生说得更明确，道是放了“两串玉具”（《十批判书》）。

[31]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见《吕氏春秋·古乐》。

[32] 关于原始歌舞和腰饰，请参看格罗塞《艺术的起源》。





蛇第二次出场后，部落的时代开始了。

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第四章

炎帝东征





炎帝是谁


炎帝来接伏羲的班，一定走了很远的路。[33]

接班人炎帝身份不明。他就是神农吗？不知。[34]也许是，也许不是。他跟黄帝是同时代人吗？也不知。[35]有人说同时，有人说先后。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就连司马迁也拉扯不清。

他的办法，是在《五帝本纪》中带上一笔，把神农看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把炎帝说成与黄帝同时，但不立传。实际上，是将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却把黄帝扎扎实实地算作了五帝的第一人。

这当然很严谨，但不能解决问题。炎帝可以不是五帝，也可以不是神农，却总得是个什么。这样一位重要的始祖，岂能没有说法？

不是“五帝”，就只能是“三皇”。

三皇同样是糊涂账，因为根本就是编出来的。[36]春秋原本只有“五霸”，孟子针锋相对提出“三王”（夏禹、商汤、周文），到荀子冒出“五帝”，到吕不韦冒出“三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如此“三五成群”，整齐划一，本身就很可疑。先有三王，才冒出五帝；先有五帝，才冒出三皇。越是远古的人物，出现反倒越晚，这又可疑。

更何况，《荀子》只有空洞的五帝，《吕览》只有空洞的三皇。《庄子》的三皇五帝不但空洞，就连提到这茬的篇章，都不知是何人所写。三皇也好，五帝也罢，到底是谁，其实没人知道。荀子他们留下的，是一道填空题。

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37]

胡编乱造的结果，是三皇的说法不下六种。[38]其中最靠谱的，是伏羲、女娲、神农。但女娲不可能在伏羲之后，神农倒无妨与炎帝认同。如果承认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那么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就该是炎帝。

其实只要不认死理，问题便好解决。比方说，把女娲、伏羲、炎帝或神农，看作五帝之前的“三个代表”，叫不叫“三皇”则无所谓。如此，则夏以前的历史便可以这样表述：女娲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炎帝代表早期部落，黄帝代表晚期部落，尧舜代表部落联盟。

这就清清楚楚。就连天皇、地皇、人皇的说法，也可以重新解释：女娲天皇，伏羲地皇，炎帝人皇；女娲天圆，伏羲地方，炎帝外圆内方。当然，作为神话传说人物，他们也都半人半兽，比如女娲是蛙，伏羲是蛇。

那么炎帝是什么？

牛。[39]

炎帝是牛，伏羲是蛇，这可真是“牛鬼蛇神”。

真是“牛鬼蛇神”倒也好，麻烦在于炎帝是牛又是羊，因为姓姜。姓姜当然也未必就是羊。《国语·晋语》就说，这是因为炎帝住在姜水。正如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姬水，即今陕西省武功县漆水河；姜水，即今陕西省宝鸡市清姜河。如此说来，炎帝和黄帝都是陕西人，还真可能是兄弟。[40]

可惜这种言之凿凿的结论，反倒可疑。何况《国语》的可信程度，原本相当于《三国演义》，只能当评书听。[41]靠得住的说法，是姜姓乃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42]羌，西戎牧羊人也，当然是羊人。[43]

羌族是羊人，伏羲也是羊人。羊人接羊人，靠谱。

但，如果炎帝是羊人，怎么会牛头人身？而且伏羲是羊也是蛇，为什么由牛来接班？何况炎帝是西方戎族，伏羲则也许是东方夷族，也许是南方蛮族。[44]炎帝接了伏羲的棒棒，岂非“东拉西扯”，或“南腔北调”？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好在有人愿意出庭作证并解释这一切。

他，就是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





证人狄俄尼索斯


狄俄尼索斯有三个形象：葡萄树、山羊和公牛。[45]

酒神是葡萄树并不奇怪，是山羊和公牛则意味深长。在中西文化中，羊和牛都被看作生殖能力极强的动物。牛鞭和中草药淫羊藿，就是中国古代的伟哥。古希腊那个长着山羊角、羊尾巴和两条羊腿的牧神和山林之神潘（Pan），更是性欲旺盛。难怪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牺牲是羊和牛。用牛羊献祭，既保证了饮食，又保证了生殖，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狄俄尼索斯的公牛形象，恐怕就有这个意思。为他举行的酒神祭要由羊人和马人组成歌队来伴唱，也没准有这意思。在古希腊的绘画中，那些家伙的阴茎都雄壮勃起，便足以说明问题。

总之，牛和羊，还有马，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

但，这跟蛇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酒神是宙斯变成蛇，跟珀耳塞福涅偷情做爱生下的。这其实是众神之王要把自己的生殖力分出来，单独成为一个神。因此，狄爷的神像是用象征性爱的无花果木雕刻的。也因此，小狄一生下来，就头上长角。

角在古希腊，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以，狄俄尼索斯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山羊和公牛。变成山羊，据说是他父亲宙斯所为，目的是躲避赫拉的盛怒。表面上看，赫拉盛怒是因为宙斯不但偷情，还弄出一个“野种”来。实际上，她要捍卫的是权力。也就是说，即便在古希腊，生殖崇拜起先也是女性的专利。现在冒出个抢班夺权的，天后岂能不怒火中烧？争风吃醋倒在其次。

不过，生殖崇拜既然必定要从女性扩展到男性，那么，负责生殖和性爱的男神就一定会诞生，而且谁都挡不住。结果是，狄俄尼索斯不但变成了山羊，还变成了公牛。他的形象是人，但身披牛皮，牛头牛角，牛蹄垂在背后，跟我们的炎帝简直如出一辙。

宙斯变成蛇，生下山羊或公牛狄俄尼索斯，可见蛇可以变成羊，羊可以变成牛。蛇神、羊人、牛鬼，就这样击鼓传花。

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要啰唆一些。

麻烦在于，蛇神、羊人、牛鬼，在我们这里不但表现为三个阶段，也表现为三个地区和三个族群：蛇神是东方夷族或南方蛮族，羊人是西方的羌族，牛鬼则是来到中原的炎帝族。炎帝虽然也是羌族的一支，却不能跟原始羌族画等号。这就正如希腊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希腊人却不等于雅利安人。

何况那羌族的代表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从伏羲这个蛇神，到炎帝这个牛鬼，中间必定经历了羌族的羊人。

他是一位无名英雄。

实际上，羌就是羊人，即牧羊人；姜则是羊女，即牧羊女。羌的甲骨文，就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侧身而立的人。既然不是正面而立的大人物，当然名不见经传，或只能隐姓埋名。也因此，他不是美，是羌。

姜，则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孕妇。但这也不是美，是姜。姜就是“羊女所生”。妈妈姓姜，子女也姓姜。姜，是羊妈妈的羊宝宝。



（《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1页注云：姜与羌通用，三姜即为三羌。）

其实就连“姓”，也是“女之所生”。所以，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炎帝的姜，黄帝的姬。[46]换句话说，姓，就是母系；氏，才是父系。氏族社会应该叫“姓族社会”，炎帝也该出自姜族。

那么，姜族怎么成了羌族？

因为天地翻覆，世道变了。自从女娲由蛙变蛇，历史就被改写，甚至黑白颠倒，面目全非。





图腾柱，竖起来


前面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群到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即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其中，有的是就地扩容，比如夏娃变女娲；有的是迁徙变性，比如羌族变炎帝。但只要性质变了，名称就会更改。因此，羌族和羌人，是有可能原本叫姜族或姜人的。姜和羌，也可能原本是同一个字。但为了明确母系变父系，必须用男性的羌，取代女性的姜，就像从西部迁徙到中原进入部落时代的那一支，要改名为炎帝族。

好在即便是炎帝，也仍姓姜。这倒不因为那姜水，而是因为那牧羊女。她的样子，我们在电影《少林寺》里见过，在王洛宾的歌里也听说过。

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在那遥远的年代。

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那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伟大，就在于为了族的生存和发展，毅然交出了管理权。姜人这才变成羌族。作为羌族一支的炎帝，也才能革故鼎新，把族群的徽号从羊变成了牛。

牛与羊，还有蛇，有什么不同？

蛇是生殖崇拜，牛是图腾崇拜，羊是过渡时期。

什么是图腾？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图腾就是他们的“国名”、“国旗”和“国徽”，是他们的“共同祖先”，也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某个族群以鹰为图腾，那么，族的成员便从小就会被告知，自己的老祖宗是一只神鹰，他们这个族叫鹰族，是那只男性神鹰的子孙后代。作为“鹰的传人”，他们的酋长必须头插鹰羽，鼻似鹰钩，族民们则要进行鹰的文身。他们的旗帜上会画着雄鹰，村口则竖起一根雕刻着鹰头的柱子，叫“图腾柱”。隔三差五，逢年过节，他们便围绕着这图腾柱，吹起鹰笛，跳起鹰舞，就像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47]

难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会纷纷粉墨登场了。但这些原始民族的图腾并不是阎王殿里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反倒是些正派人，比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狼和鹰，古罗马的马和野猫，黄帝手下的熊、罴、貔、虎，少昊手下的凤鸟、玄鸟、青鸟、丹鸟，畲族和瑶族的盘瓠。当然，还有蛇。只不过，它后来变成了龙，不再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而是一个大民族的总图腾。

问题是，有了图腾又如何呢？

天下就由女人的，变成了男人的。因为无论世界各民族的图腾是怎样的五花八门，也无论它们是动物（比如鹦鹉）、植物（比如球茎），还是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反正都是男性的，是让族群的老祖母神秘怀孕的男神。

这当然并不可能。让女人怀孕的，只会是男人。因此，弄出一个神来做图腾，其实就是要把那男人说成神，是男性生育作用的神圣化和神秘化。这样做，也显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抬高男人的地位。也就是说，过去打下手的，现在要当老板。为此，先得冒充神灵，过把神瘾。也因此，当男人坐稳了江山，可以称孤道寡唯我独尊时，所有的图腾便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消失得无影无踪。

图腾的作用，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但，自从太阳里有了金乌，祭坛上有了蛇神，男人的地位已大幅度提高，为什么还要高高地竖起图腾柱？

也不完全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族群的扩大，恐怕是重要原因。纯自然形成的原始群非常弱小，因此是点。变成氏族就已壮大，因此是面。氏族壮大以后，便分门别户，裂变为多个氏族。这些藕断丝连的氏族，再加上周边相邻相近的七零八落，联合起来就是部落，也就是片。

连成一片的部落，人更多，地更广，事务更繁忙，关系更复杂。氏族成员都是血亲，部落则还要加上姻亲。七大姑八大姨，老丈人小舅子，妯娌连襟，旧友新朋拢在一起，当然需要凝聚力，需要总指挥，需要顶梁柱。非如此，不能将这些一盘散沙的大小氏族拧成一股绳，来发展生产力，对付野兽和敌人。

图腾是必需的，问题只在是什么；核心也是必需的，问题只在谁来当。





牧羊鞭与指挥刀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不对，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柔敦厚，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

因此，新生的部落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无疑比温顺的羊更有战斗力。事实上，炎帝族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更换旗号。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这就不是简单的迁徙。其意义，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万物有灵。女性的鱼、蛙、月亮，男性的鸟、蛇、太阳，都是崇拜对象。图腾崇拜却是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后的神鹰荷鲁斯。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氏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氏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

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后来没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就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姜人和羌族的羊，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换了人间。





蛇的第二次出场


事情已经清楚，羊女变羌人，是革命的关键时刻。

我们不知道，在那微妙敏感的弹指之间，是女人主动让贤，还是男人强势夺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蛇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坏的作用。

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潜伏了很久。

实际上，蛇也是二次出场。第一次是在夏娃的时代，把生殖变成了性。那时它是性感而坦诚的，是背了黑锅的无名英雄。功成之后，蛇退隐，蛙上台。蛙或女娲又把性变成生殖，发明了生殖崇拜。生殖变成性，动物就变成了人。

生殖崇拜诞生，自然就变成了文化。

人类的两次前进，蛇和蛙都功不可没。

因此，按照轮流坐庄的原则，蛇当然要再次登台。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性感坦诚的蛇会变得邪恶、狡猾和贪婪。它这个台，居然一坐就是几千年。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它这回的目的不是让女人快活，而是要自己快活，并且刚一上台就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它不但独霸了历史舞台，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私下里把女娲变成了蛇。

这堪称用心险恶。

然而冒充医生的蛇，做完手术后就擦掉了所有的指纹，销毁作案工具，迅速撤离现场。自己也改头换面变成了牛，满脸的无辜。结果，“女娲是蛇”的弥天大谎，便哄骗了众多的书呆子和老实人。

可惜蛇再狡猾，也想不到它的同案犯会留下证据。这个同案犯就是鸟，证据则是一系列的“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这种图案，直到明代的砖刻上都有。这些蛛丝马迹雄辩地证明了，蛇吞蛙，鸟食鱼，不但在自然界屡见不鲜，在历史上也曾是惊人的一幕。[48]

蛇，为什么能得逞？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其实已有财产的权属。虽然那时还是“夫从妻居”，但如果分手，男人可以带着劳动工具、牲畜和粮食一走了之，女人则只能留着她的锅碗瓢盆，坐守空巢，招降纳叛。



①西周青铜器鸟鱼纹

②汉代画像石鸟啄鱼纹

③秦汉瓦当鸟衔鱼纹

④晋代金饰品鸟衔鱼纹样

⑤临汝阎村出土彩陶缸鸟衔鱼图

⑥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彩陶壶金上鸟衔鱼纹样

⑦明代织锦鸟衔鱼纹样

⑧明代砖刻鸟衔鱼纹样

这事不能以今度古。那会儿可没什么房地产，男人拥有的要值钱得多。比如牲畜，可以吃也可以用，是生活资料也是劳动工具。何况到了后来，男人还有了新的“牲畜”。这就是奴隶，是男人猎获的战俘。而且这些最廉价的劳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还跟牲畜一样是很容易繁殖的。

这时的男人既是资本家，又是统治者，钱包鼓鼓，如狼似虎。

财大必然气粗。创出产业的男人再也无法容忍血缘按照母系计算。因为那意味着自己挣下家当跟亲儿子一点关系没有，丈母娘和小姨子倒有份，甚至会划到另一个男人孩子的账上。要知道，那时的女人是可以有许多性伙伴的。

因此，这种制度必须废除。

事实上它也被废除了。这虽然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但当真做起来却比现在房产过户还简单。然而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财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继承权。与此同时，她们也丧失了政治权，包括参政权、议政权、执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即便在古希腊的民主时期，女人也是没有的。在旧中国，她们则还要被剥夺祭祀权。这在古代社会，可是最重要的权利。

没有祭祀权的女人，死都死得不一样。在甘肃临夏秦魏家，考古学家发现了父系氏族时代的古墓。在十余座夫妻合葬墓里，男人都是仰面朝天，大大咧咧；女人都是弯腿侧身，委委屈屈。男尊女卑的意思，一清二楚。

这才真是死不平等。



◎甘肃临夏秦魏家人殉示意图





谋杀与强奸


女人的失败，一半因为无奈，一半因为心软；从母系到父系，从氏族到部落，则既有和平演变，又有血腥镇压。

这当然都因为蛇。

蛇，不但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也是一个残忍的家伙。

先民十分怕蛇。平时走路，见面询问“有没有蛇”，都只敢说“有它无”。

所以，男性生殖崇拜的最早象征不是蛇，而是比较可爱的鸟，后来又有蜥蜴和龟。可见，起用蛇，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和暴力，一开始恐怕就是阴谋。

蛇的罪行有两条：谋杀和强奸。

谋杀的对象，是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他必须被杀掉或吃掉，叫“杀首子”。最人道的做法也是扔掉，叫“弃子”。这当然是为了男人的财产，不至于落到某个野种的名下。毕竟，在性自由的原始时代，法定的父亲确实无法知道那小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时又没亲子鉴定。

这种惨无人道的恶俗和陋习，后来当然被彻底废除。但这绝不是哪个男人发了善心，只因女人的贞洁有了保证。事实上，新婚之妻如果是处女，“杀首子”就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愚蠢透顶。

吊诡的是，女人守贞却可能是男人强奸的结果。

这个弯转得实在太大，也只能长话短说。简单地说，守贞在原始时代，原本是女人的权利，也是权力。权利不是义务，它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守贞权也一样。因为爱情，只跟某一个男人做爱，是行使；为了快乐，随便跟任何男人上床，是放弃。无论行使还是放弃，都体现了她的自由与尊严。

因此，要想女人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男人，甚至为未婚男人守贞，就只有剥夺她们的自由，摧毁她们的自尊。强奸，无疑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某些特别恶毒的男人，甚至有可能会选择在月经期强奸。目的，就是要给女性那脆弱的心灵，以沉重而致命的打击。

蛇的狡猾，正在于此；蛇的残忍，也在于此。

现在已难讲清，以性器为武器，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可以肯定，男人一旦决定进攻，女人是打不赢的。从此，守贞不再是女人的权利，而是她的义务。她不但可以守贞，而且必须守。至于男人，却可以继续寻花问柳。后来，还可以公开合法地纳妾，半公开半合法地嫖娼，以及玩弄男童。氏族社会的血色黄昏，揭开了部落时代和男权社会的序幕。

女人失去了自由，男人获得了霸权，这无疑是女性的失败。而且恩格斯还说，这种失败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

但，男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男人有男人的问题，这就是“雄性的嫉妒”。它对于“共居生活的群”天然地具有破坏性，更是一个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大敌。动物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雄性只在交尾期嫉妒，择偶权又在雌性。但此刻的人类社会，却是男人“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你怎么保证他们不打起来？[49]

所以，母系的社会可以各得其所，男人的江湖却需要摆平。何况除了得到女人的身体，还有土地的争夺，边境的纠纷，水源的占有，财产的谋取。这些都要靠拳头说话，也只有拳头说话才管用。

更何况，部落酋长手中拿的，还是指挥刀。

战争一触即发，战争也无法避免。比方说，向蚩尤宣战，跟黄帝火并。





* * *




[33] 炎帝是伏羲的接班人，据清代吴秉权《纲鉴易知录》：“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

[34] 炎帝即神农，见《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

[35] 炎帝与黄帝同时，见《绎史》卷五引《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36] 三皇五帝是编出来的，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37]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见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38] 关于三皇的说法有：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引《春秋纬运斗枢》），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引《礼纬含文嘉》）。后四种，都有伏羲和神农。

[39] 炎帝是牛，见《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

[40] 炎黄的姓，见《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41] 《国语》所说史实的可信程度相当于《三国演义》，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42] 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43] 羌是“西戎牧羊人”，见许慎《说文解字》。

[44] 伏羲是东方夷族还是南方蛮族，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作讨论。

[45] 关于狄俄尼索斯的三个形象及其相关传说，请参看弗雷泽《金枝》。

[46] 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姜（炎帝）、姬（黄帝）、姚（舜帝）、妫（舜的后代）、姒（夏族）、（高辛之妃，商族之母），都是。此外，还有一些后继乏人鲜为人知的，比如妁、如、好、妙、妊、妞、媿、嫪，也是。

[47] 图腾（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制度和图腾崇拜的基本教义，是坚信族群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共同祖先是男性的，却又不是人。它们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但无一例外，既神圣，又神秘。

[48] 除了“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其实是有“蛇蛙纹”的，但似乎“和平共处”。后来，就发展为雌雄同体的“玄武”。玄武不是龟蛇合体，而是蛙蛇合体，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

[49] 关于经济的变化引起社会的变化，导致母系变成父系，女性遭遇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失败，以及“雄性的嫉妒”会破坏“共居生活的群”，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他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第五章

黄帝出场





黄帝不姓黄


黄帝出场时，很拉风。

黄帝大约是在春秋晚期，跟炎帝一起出现在先秦典籍中的。《左传》和《国语》，便都是炎黄并称。然而他俩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炎帝一路滑坡，每下愈况，到司马迁时便不知所云；黄帝则与时俱进，一路飙升，到战国时已宛若神明，后来更成为中医学和房中术的发明人。

韩非子描述了黄帝出行时的盛大场面——左右两边六条蛟龙，护卫着大象驾辕的专列；鹤身人面一条腿的神鸟毕方担任副驾驶，铜头铁额飞沙走石的神兽蚩尤担任清道夫；腾蛇在地下保驾，凤凰在天空护航；两骖如舞，龙凤呈祥，警车开道，风雨除尘，前呼后拥，大合鬼神。[50]

好一个人五人六的排场，难怪他叫黄帝了。

黄帝其实就是皇帝，但不是坐在未央宫或紫禁城欺世盗名的那些家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都不过无耻地盗用了这神圣的名义。

什么是皇？什么是帝？帝在卜辞中，原本指天神和上帝；皇在《诗经》中，则只是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实际上，帝就是花蒂，即缔造者。皇则是辉煌，是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因此，皇帝就皇天上帝，或相当于皇天上帝。它的本义是：旭日东升般灿烂辉煌，花蒂一样创造了生命，我们鲜花盛开之民族的伟大缔造者。

想那时缔造者一定很多，比如燧人氏燧皇，女娲氏娲皇，伏羲氏羲皇。他们也都后继有人。于是“皇帝”只好四分五裂，一变而为三皇五帝。五帝也有时间和空间的两种。时间的是黄帝、颛顼（读如专须）、帝喾、尧、舜，空间的则是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

白青黑赤黄，对应着金木水火土，看起来很好。

可惜远古的历史越是整齐，就越是可疑。以五行说五帝，更不靠谱。事实上，这很可能是秦和汉的“颜色革命”。

刘邦就说，秦始皇只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赤帝，黑帝的位置明摆着是给我留下的。[51]这种鬼话，你也信？

黄帝，并不姓黄。

然而黄帝确实是伟大的缔造者，也是伟大的发明家。他号称轩辕氏，就是证明。轩就是车，辕则是驾车用的直木或曲木。殷周独辕，汉以后双辕。没有轩辕，或不是车的发明人，怎么能叫轩辕氏？

古人说，这是因为黄帝住在轩辕丘，位置则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52]可惜这同样靠不住。想想就知道，如果不是先有轩辕，哪有地名叫轩辕丘？华盛顿叫华盛顿，是因为住在华盛顿吗？所以事情恐怕恰恰相反，轩辕丘是因黄帝而得名，正如中山路。

这就厥功甚伟。要知道，埃及人的马车是尼罗河文明开始一千多年后，才由希克索斯人引进的；中美洲在15世纪末欧洲人入侵前，既没有马也没有车。[53]所以黄帝造车，曾遭人质疑。但同样被质疑的古埃及纸草船和金字塔，已被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和日本考古学家证明了建造的可能。可见古老民族的创造力，其实超出我们的想象。黄帝的龙骖象车，也不会是太空船。

因此，他老人家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排场：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

嘿嘿，磁悬浮！





身世之谜


但，风光无限的黄帝，出身却是个谜。

相关的说法当然有。如此伟大的缔造者，岂能没有出身？就算瞎编，也得弄出一个。比如《国语》，便说“少典娶有蟜（读如角）氏女，生黄帝、炎帝”。这个说法被司马迁采信，但略去了炎帝。是啊，炎帝实在说不清。何况炎黄相距五百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兄弟？[54]

其实，根本就犯不着凭空捏造什么爹娘。这种自作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制造麻烦，因为又多出个更加来历不明的少典和有蟜。谁是少典？有蟜又是谁？没人知道。也有人说少典其实是国名，这又哪里有谱？

靠得住的，也许是黄帝姓姬。也许。

但，说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可就跟说他号称轩辕是因为住在轩辕丘，同样靠不住。高老庄的人姓高，李家村的人姓李，是因为住在高老庄和李家村吗？再说了，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姬水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够得着吗？

没错，因地得名的事确实有，比如易氏就得名于易水。但那种方式得到的是氏，不是姓。姓表示的是所生之族，氏才表示所居之地。[55]姓比氏早得多，甚至早于地名，氏则在地名和官名之后。也就是说，宝鸡市那条河叫姜水，很可能是因为炎帝姓姜；武功县那条河叫姬水，也很可能是因为黄帝姓姬。

姓姬，又怎么样呢？

有点麻烦。

黄帝的姬，确实比炎帝的姜难以理解。姜和姬都是母姓，这没有问题。炎帝姓姜是因为妈妈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妈妈姓姬，也没问题。炎帝的姜妈妈是牧羊女，更没问题，羌族就是西戎牧羊人嘛！黄帝姓姬却很奇怪，总不能说他的姬妈妈是牧鸡女，他那个族群是牧鸡族吧？[56]

当然不能。实际上，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一个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57]



这样的女孩子，能是什么人，又该是什么人？

漂亮妞呀！

没错！姬在后世的第一种用法，就是美女。所谓淑姬、吴姬、仙姬，还有朝鲜的金姬和银姬，都是。

不过这样一来，麻烦就更大了。姓，是表示“所生之族”的。羌族牧羊，当然姓姜。姓姬的又放牧什么呢？梳妆台吗？何况一个族群，怎么会把漂亮妞当作旗号？难道她们是靠天使脸蛋和魔鬼身材过日子的？

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族群的女人太漂亮了，别人看了喜欢，自己也很得意，因此自称或被称为“美女族”。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战败而沦为舞女或侍妾，甚至性奴。要知道，姬，可以是美姬，也可以是歌姬和宠姬。

事实上，卜辞中的姬与婢，往往通用或连用。[58]比如“姬于妣辛”就是给妣辛做婢女，“姬婢二人”则是一姬一婢。原始时代的战争极其残酷，战俘的命运也非常悲惨。为了节省粮食，男的往往被杀死，女人则酌情留用。身壮有力的就做粗使丫头，为婢；美貌性感的就做舞女侍妾，为姬。黄帝的母亲，完全有可能作为战俘又因为美貌而被收房，成了少典酋长的通房大丫头。

姬，到底是美女族，还是性奴族？

不知，也用不着确知。有些事情，如果注定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那就让它永远是谜。我们只要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就好。

黄帝族崛起的前夜，何妨留下一片寂寞。





拐点


功成名就的黄帝，照例要改身份证。

这事非做不可。就算黄帝自己不做，别人也要帮他。因为只有更换旗号，才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

炎帝就这样做了，他的方式是变更图腾。

黄帝也有图腾吗？当然有，也应该有。生殖崇拜转变为图腾崇拜，是部落区别于氏族的紧要之处。只不过，黄帝的图腾是什么，却众说纷纭。

多数人认为是熊，因为黄帝号称有熊氏。有，是语助词，无义，故“有熊”就是熊，熊也就是黄帝的图腾。但也有人说是龟，因为周人曾说“我姬氏出自天鼋”。[59]天鼋就是神龟，也就是轩辕。还有人说是龙或蛇，因为《山海经》说轩辕国人都是人面蛇身，何况姬通巳，巳就是蛇。此外，还有说是云、鸟、太阳、水土、星象、车辆的。

当然，更有人主张根本就没有图腾。

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

学术界搅成一锅粥，是因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搞“泛图腾论”。比如说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有巢氏以树木为图腾，燧人氏以石或火为图腾，南方各部落以蛇为图腾，东方各部落以鱼为图腾。但，燧人氏那会儿，哪有图腾？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又怎么会是图腾？

这样的图腾观念和研究，确实迹近信口开河。

黄帝族到底有没有图腾？如果有，又是什么？无妨继续讨论。它们或许有学术价值，但没有历史价值。或者说，不是有意义的历史。

什么是有意义的历史？变化、转折、进程、区别、拐点。

比如有没有图腾，是部落与氏族的区别，不是部落与部落的区别。所以，炎帝的图腾必须讨论，黄帝的则可存而不论，爱谁是谁。

那么，炎与黄，区别在哪里？

氏。

黄帝是正儿八经有氏的，还有好几个，比如轩辕氏和有熊氏，此外还有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炎帝却多半没有，除非他就是神农氏。可惜炎帝与神农的关系，笔墨官司打了两三千年，也没弄清楚。何况就算炎帝是神农，也不等于他有氏。因为神农氏的氏字，很可能是后加的，就像燧人氏、女娲氏、伏羲氏。燧人、女娲、伏羲那会儿，有氏吗？没有。

氏，没准也是黄帝的发明，而且这个发明还是划时代的。它比发明车子、衣服、历法、算学、中医和房中术，意义都重大得多。

事实上，氏是破解黄帝之谜的第二个关键词，也是历史的拐点，因为姓与氏有三大区别：姓属母系，氏归父系；姓为先有，氏则后来；姓别婚姻，氏别贵贱。所谓“姓别婚姻”，就是说同一母系的兄弟姐妹不能有性关系，叫“同姓不婚”。这当然是母系时代的观念。相反，氏别贵贱，则不但意味着以父系计算血缘，还意味着以父系区别地位。父系制度完全确立，阶级观念初步萌生，这当然比有姓无氏的炎帝族，更成熟也更高级。

于是黄帝理所当然地成了江湖老大。

当了老大，就得有老大的样子。确定自己的氏，是部落时代后期黄帝或黄帝族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什么摆平江湖


黄帝的氏有好几个。最重要的除了“有熊”，便是“轩辕”。轩辕就是车，轩辕氏则是造车的人。“有熊”重要不奇怪，因为可能是图腾，“轩辕”又有什么要紧呢？

有熊是标志，轩辕是实力。

那会儿毕竟还是石器时代，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可能改变历史，更有可能改变族群的地位和命运，何况是车？车，无论是马车还是牛车，哪怕只是人力车，都是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但是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还能够成为战斗武器。春秋的战争，就是车战。因此，如果黄帝当真发明了车，那他就会拥有天下最大的兵工厂。他的武装力量，也会是所向无敌的坦克部队。

这可比说什么都管用。

反正不管怎样，黄帝族在当时，一定技术最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于是五湖四海的大小部落和氏族纷纷侧目。他们或者示好，或者结盟，或者投靠，这就是《史记》所谓“诸侯咸来宾从”。宾，就是归顺；从，就是服从；所谓诸侯，则是黄帝以外的各类族群。

宾从的结果是出现了“独联体”。但不是“独立国家联合体”，而是“独立部落联合体”。黄帝，就是独联体的总舵主。

黄帝时代的独联体，比炎帝时代的部落大，比尧舜时代的联盟小，规模和性质则处于二者之间。如何处理关系，怎样摆平江湖，当然是个问题。何况到了后期，包产到户的小族群，慕名前来的新成员，都已经很多。这就得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也弄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

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到了，黄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氏与轩冕。[60]

前面说过，姓别婚姻，氏别贵贱，别贵贱的办法则是“轩冕有别”。轩冕就是轩车和冠冕，这当然都是权贵们才能享用的东西。别轩冕，就是管理社会靠待遇。坐什么车，驾什么船，或者只能步行，有一定之规；穿什么衣，戴什么帽，或者只能光膀子，也有一定之规。而且，是什么氏，就用什么样的轩冕。

很清楚：轩冕是显贵的Pass，正如图腾是部落的Logo。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因为独联体的各分舵，原本就有自己的图腾，比如熊、罴、貔、貅、貙、虎。图腾不同，轩冕当然有异。现在，只要按照各自的实力，分个三六九等，排个上下高低，再规定一下尊卑贵贱，就行。

这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而且是更重大的发明。

事实上，有了这样一套游戏规则，许多事情就有话好商量，不必动辄出手。而且，只要认同轩冕的安排，就都是“自己人”，是“黄帝族”，不用管原来是哪个族群。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以利益均沾的合理分配赢得和平共处，用尊卑有序的文化符号实现身份认同”。

对！以文化论族类，以待遇换和平。

我们不知道，黄帝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莫非与性格有关？古人说，炎帝火德，黄帝土德，看来有点道理。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可能比较暴烈，黄帝则比较厚道。因此，同样比较厚道的周人便全盘继承了这些智慧，创造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难怪周人坚持说自己是黄帝之后，而且姓姬了。

可惜，尽管黄帝因为发明轩冕而号称轩辕，也尽管后世儒家一再宣称“垂衣裳而天下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61]也就在黄帝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强劲的敌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个敌人是那样的英勇善战，百折不挠，所向披靡，根本就不理睬什么轩冕那一套。

黄帝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这个劲敌就是蚩尤。





战神蚩尤


蚩尤最后还是战败了。

战败的蚩尤得到了胜利者最大的尊重。他被奉为战神，号称“兵主”，在封禅大典中，是继“天主”和“地主”之后第三个被祭祀的神。[62]他的形象画在了胜利者的军旗上，让黄帝麾下的将士备受鼓舞士气高涨，令其他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闻风丧胆，知难而退，不战而降。[63]

这是怎样的对手！

这是怎样的敌人！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九黎则可能是九个部落的联合体。[64]每个部落，又各有九个兄弟氏族，因此号称八十一兄弟。他们应该叫九黎或九黎族，不应该叫蚩尤族。因为蚩和尤，都不是什么好词。

蚩，从虫。虫就是它，它就是蛇。虫字上面那部分是止，即脚趾头。所以蚩就是“蛇咬脚”。[65]尤则是错咎、灾难、罪过，比如“以儆效尤”；又引申为怨恨、归咎、责怪，比如“怨天尤人”。



（从以上两个字形看，很明显就是蛇）很清楚，蚩尤就是蛇灾。



九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也许意思是“蛇灾地区的人”。这就正如意大利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本名“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意思是“来自芬奇”。

当然，蚩尤也可能是敌人对九黎的称呼。

事实上，尤，有突出特异的意思，比如“尤物”。陈独秀就说，尤物、狐媚、虎威，是同一类型。[66]女人媚得像狐狸，就叫“狐媚”；男人凶得像老虎，就叫“虎威”；一个部落如果恐怖得有如蛇灾，那就叫“蚩尤”。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叫“狐狸精”，绝不可能是她的本名。

九黎被叫做蚩尤，大约也是因为既异类，又可怕。

的确，在传世的所有典籍中，蚩尤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他们兽身人言，吞沙食石，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67]遇到这样的劲敌，谁不胆战心惊？

直到胜利之后，炎黄还心有余悸，又敬又畏。

想那时黄帝一定十分头疼。战，输赢难定且不说，就算赢了也有悖于自己的原则或标榜，胜之不武。不战？由不得你。

何况那时的中原大地上，还有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者”炎帝。他们经营了很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打个比方，黄帝好比二战时的美国，炎帝好比英国，蚩尤好比德国，但不是法西斯。

显然，礼让是不行的，礼仪也是没用的，管用的只有刀枪。

炎、黄、蚩尤之间，必有一战。

这是远古时期的“三国演义”，起因和过程却是一笔狗肉账。说法之一，是黄帝先与炎帝战于阪泉，然后才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二，是蚩尤先侵犯炎帝，炎帝求救于黄帝，二帝组成联军。之三，是蚩尤挑战黄帝，黄帝应战。之四，是炎黄共灭蚩尤后，又在阪泉三次大战，再决雌雄。[68]孰是孰非，不得而知。

战争的惨烈却毋庸置疑，交战双方都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非常规手段。据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大作风雨，黄帝则请出天女旱魃抗洪救灾；蚩尤布下漫天大雾，黄帝则发明指南车突出重围。还据说，黄帝能够取胜，乃因九天玄女密授兵信神符。[69]巫术、科学、宗教轮番上阵，只差细菌战和原子弹。

想当时一定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难怪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要化作枫林。[70]每到秋天，便是漫山遍野的红，如火，如焰。

那是血染的枫林。

血枫林。





风展龙旗如画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战车在天地之间巡航，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后有鬼神，前有虎狼；拉套的骖是蛟龙，护驾的骖乘是毕方；而驾着警车开道的，竟是蚩尤。

蚩尤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成了黄帝的马前卒？

这不奇怪。在远古，族长与氏族、酋长与部落是同名的。比如伏羲族的氏族长都叫伏羲，炎黄两族的酋长都叫炎黄，就像秦汉以后的天子都叫皇帝。秦始皇就说，自己是始皇帝，后面的叫二世、三世、四世，直至万世。只不过，秦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也不再叫二世三世。在位时叫皇帝，驾崩后给个谥号（比如文帝、武帝），再给个庙号（比如太祖、太宗），这才区别开来。

可惜远古没这规矩。伏羲和炎黄，并不叫伏羲一世、伏羲二世、伏羲三世等等，也没有庙号和谥号。再说我们也不清楚，九黎族酋长的本名是什么，总不能叫“黎叔”吧？

也只好还叫“蚩尤”。

蚩尤也是有一世、二世、三世的。兵败被杀的是前任，警车开道的则是继任。据说，他还担任了黄帝的总参谋长。[71]余部，有的被黄帝收编，有的退回南方。直到西周，他们还被称为“黎民”。[72]

黎民也是先祖，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此，华夏民族的始祖应该是三个代表：炎帝、黄帝和蚩尤，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共同子孙。

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黄帝。

事实上，黄帝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始祖，就因为他能不计前嫌，兼收并蓄，搞统一战线。正是他，把普天下的牛鬼蛇神都联合起来，形成了起先称为夏族，后来称为华族，再后来称为华夏之民族的胚胎。虽然这时，黄帝族还不能叫夏族，甚至不能叫民族，只能叫部族，或部族的雏形。

黄帝的战车上，一定飘扬着龙旗。

似乎并无必要弄清，龙究竟是不是黄帝族的图腾。没错，有熊氏怎么也扯不到龙身上去，九黎族的图腾反倒可能是龙蛇。如果黄帝竟能以战败者的图腾为新复合图腾的主体，那度量也真是大得惊人。

其实就连龙是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甚至是不是图腾，都没有必要较真。的确，龙的形象早已出现，比如五花八门的鱼龙、蟠龙、鸟首龙、鳄鱼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73]但，彼龙未必是此龙。何况就算是，你也无法证明黄帝就一定不会古为今用，再借壳上市。比方说，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后来不也变成了图腾？

更何况，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凝聚力的。这就要有一个核心，一个仪式，一个象征，一个可以在它上面寄托感情的对象。国旗、国徽、国歌的意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们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图腾，却可以看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义图腾”，即象征物或Logo，就像十字架、新月形和大卫星。

龙，也如此。

因此，无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换句话说，既然大多数华人都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把龙看作“族的图腾”，那又何不“权当他是”？

实际上，关于黄帝族图腾的说法如此之多，恰恰证明在黄帝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多部落的松散联合体。其中有炎帝族，有黄帝族，有九黎族，还有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北方的狄族。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有战有和，也有通商和通婚。

部落联盟的时代，即将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也有三个代表，他们就是尧、舜、禹。





* * *




[50] 黄帝出场的描述，见《韩非子·十过》。

[51] 刘邦的话，见《史记·封禅书》。

[52] 黄帝号轩辕氏，是因为住轩辕丘，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

[53] 埃及和中美洲的马车，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54] 炎黄相距五百年，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代纪》。

[55] 古者姓以表所生之族，氏以表所居之地，见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四。

[56] 马叙伦称“姬姓疑盖本为牧鸡之族”，见《读金器刻辞》卷下。

[57] 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一个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见《古文字诂林》第九册所引于省吾、徐中舒；该女子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见《古文字诂林》第一册所引叶玉森、王献唐。

[58] 姬与婢通用或连用，见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

[59] “我姬氏出自天鼋”，见《国语·周语下》。

[60] 黄帝号称轩辕，是因为发明了轩冕，见《汉书·律历志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61]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见《易·系辞下》。

[62] 蚩尤号称“兵主”，在封禅大典中第三个被祭祀，见《史记·封禅书》。

[63] 黄帝以蚩尤像鼓舞士气，威慑敌人，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64]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见《史记正义》引孔安国注。

[65] 虫、它、蛇，古为一字，见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蚩是“蛇咬脚”，见周策纵《说“尤”与蚩尤》、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66] 尤物与狐媚、虎威同，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67] 蚩尤的形象，见《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任昉《述异记》。

[68] 关于黄帝与蚩尤战争的四种说法，分别见《史记·五帝本纪》、《逸周书·尝麦解》、《山海经·大荒北经》、范文澜《中国通史》。

[69] 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指南车，见《太平御览》引《志林》。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

[70] 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化作枫林，见《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

[71] 战败后的继任蚩尤担任黄帝的“总参谋长”，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72] 蚩尤余部被称为“黎民”，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73] 龙的形象早已出现，见干振玮《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陆思贤《神话考古》、王先胜《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什么》。例证有：距今一万年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红山文化综合了熊、马、蛇等形象的玉龙，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





滔天洪水中，中国历史第一个政权勃然崛起。

脉脉温情的禅让制背后，是杀机暗藏的惊天大案。





第六章

尧舜下课





真有尧舜吗


提起尧舜，许多人就两眼放光。

尧舜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圣人和圣王。最好的时代叫“尧舜之世”，最好的帝王叫“尧舜之君”，最高的理想叫“人皆可为尧舜”。就连不信三皇五帝的毛泽东，也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显然，这是世俗的上帝，道德的上帝，政治的上帝，统治阶级的上帝。

这样的上帝，从来就很可疑。[74]

尧舜也一样。他俩来历不明，形迹待考，身份不清。作为五帝的最后两位，尧舜是人？是神？半人半神？氏族部落？不知。但，前三皇，女娲是蛙，伏羲是蛇，炎帝是牛；后五帝，黄帝可能是熊，颛顼半人半鱼，帝喾鸟头猴身。就连尧的司法部长皋陶，也是鸟嘴或马嘴；文化部长夔，则是独脚神牛。[75]这些都是牛鬼蛇神，或半人半兽，怎么一到尧舜就一片人间烟火？

何况尧舜之后或同时，还有鲧和禹。鲧，其实是鱼；禹，则可能是虫，或蛇，甚至龙。[76]





好嘛！前则百兽率舞，中则马牛同台，后则鱼龙并出，唯独夹在当中的尧和舜纯然是人，岂非咄咄怪事？而且，舜叫“姚重华”，尧叫“姬放勋”，像远古的人名吗？还有人说尧叫“伊祁放勋”，日本人呀？[77]

嘿嘿，就连名字，都像是编出来的。

事实上，孔子之前，根本就没人提到过尧舜。在最古老也最可靠的典籍《诗经》中，他俩连影子都没有。《尚书》虽然也古老，《尧典》和《舜典》却是赝品。真正开始说尧舜的，是《论语》、《墨子》和《孟子》。

这就很不合情理。

按照后世儒家包括司马迁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都曾是尧舜的臣属。夏的始祖禹是舜的接班人，商的始祖契（读如谢）是尧的民政部长，周的始祖弃（后稷）是尧的农业部长。也就是说，尧和舜，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的“老领导”。没有尧舜禹，就没有夏商周。

然而《诗经》当中，周人的作品《大雅》，鲁人的作品《鲁颂》，殷人或殷人后代宋人的作品《商颂》，却都只歌颂禹，不歌颂尧舜。难道殷、宋、周、鲁之人，都把老祖宗忘了？而且这两位老祖宗，从夏到商再到西周东周，一直无人问津，到春秋战国却大放异彩，难道是“出土文物”？

很有可能。

的确，尧和舜，如果完全子虚乌有，孔子就不会一讲再讲；如果当真功勋盖世，《诗经》就不会只字不提。因此事实也许是：尧舜曾经存在，但既没那么神，也没那么圣，根本不是后人说的那个样子。而且，因为并不伟大，所以《诗经》置若罔闻；由于毕竟存在，因此后人可以大做文章。

大做文章的原因，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孔子他们要打鬼，必须借助钟馗；要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尧和舜，弄不好就是他们从某个并不起眼的故纸堆里挖掘出来，再按照道德楷模的标准，包装上市的“创业板”。

可惜榜样的力量从来就很有限，造出来的也总归不是真家伙。我们读尧舜的传记，实在看不出他俩的伟大之处，只知道尧是很简朴的，舜是很孝悌的。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舜的父亲和弟弟一再陷害谋杀他，他却以德报怨。[78]一个老劳模，一个受气包，怎么就成了神圣？

相反的故事倒是印象深刻。有个名叫壤父的八十岁老顽童就不客气地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帝对我有何功德？[79]

假作真时真亦假。尧和舜，到底有还是没有？





部落大联盟


可以有，也应该有，但要重新解释。

为什么应该有？因为时代需要标志，需要象征，需要代表。部落的代表是炎黄，国家的代表是夏启。二者之间，部落联盟的时代谁来领衔？只能是尧舜。既然如此，何妨不论真假，权当他们是符号，是代码？

但，该说明的还得说明。一，黄帝、颛顼、帝喾、尧，无血缘关系，更不是祖孙父子；二，尧和舜，并非道德高标，只是曾经的存在；三，他俩也不是什么天子。天子的概念要到西周才有，目的则是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尧舜时代尚无君主，也没有“国家”和“天下”的概念，哪来的“天子”？

不是天子，又是什么？

部落联盟的CEO。

联盟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之前则是战争，包括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是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中华大地就是全世界。远在天边的埃及、苏美尔、哈拉巴等等，并不在我们视野中。

战争的结果是联盟，联盟的结果是产生了部族。部族是从氏族到民族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尧舜之世，就是部族的时代。之后，才变成民族，也就是以禹为始祖的夏族。《诗经》歌颂禹，并非没有道理，没有原因。

但，作为部族时代的标志，尧舜的意义同样重大。

意义重大的尧和舜，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那时的情况，可能真如郭沫若和翦伯赞先生所说，是“二头政长”或“二头军务”，双执政制。[80]换句话说，一个是CEO（首席执行官），一个是COO（首席运营官）。开始，尧是首席执行官，舜是首席运营官；后来，舜是首席执行官，禹是首席运营官；再后来，禹是首席执行官，益是首席运营官。等到启废禅让，这个制度才终结。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尧舜禹，就没有。他们是选出来的。选举权，首先在“四岳”。舜和禹，就得自他们的举荐。

四岳是谁？《史记》没说。就连四岳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还是许多人，也不清楚。《国语》说是共工的四个从孙，但这是靠不住的。[81]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大联盟下面还有小联盟。四岳，就是小联盟的CEO或COO。

除了四岳，还有“十二牧”。

十二牧，也就是各大部落的酋长。这些大部落分散在各地，酋长们当然也分散在各地。联盟有重大事务，才到总部来开会。当然，他们也可能派有驻会的代表。这些代表，也可以叫十二牧。

然后就是“百姓”。

百姓不是小民，是氏族长。这些氏族都来自母系，因此都有“姓”；数量则很多，因此叫“百姓”。百姓并不一定就是一百个。正如四岳和十二牧，不一定就是四个和十二个。

四、十二、百，只是表明小联盟数量最少，部落多一点，氏族数量最多。

所以远古的“百姓”（氏族长），其实地位很高，他们后来又叫百官和百工。真正地位低的，叫“黎民”。黎民百姓合为一词，是很晚的事。

百姓：氏族。

十二牧：部落。

四岳：部落联盟。

尧舜：部落大联盟。

也许，这就是尧舜的时代。夏娃时代弱小分散的点（原始群），在女娲和伏羲的时代变成了面（氏族），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连成了片（部落），现在又变成了圈（部落联盟）。它是生存圈，也是文化圈。大圈子下面是小圈子，即个位数的小联盟，然后是数以十计的片（部落）和数以百计的面（氏族）。大联盟实行双首长制，首席执行官（CEO）地位略高，算是老大，或一把手。

那么，谁是老大？谁该当老大，谁又能当老大？





禅让还是夺权


当老大的事，让人纠结。

中国人是很在意一把手的。因为长时间的中央集权告诉我们，二把手跟一把手，差的不是一丁点儿；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则不是巧取（宫廷政变），便是豪夺（武装斗争）。一把手的地位，也可以禅让吗？

儒家和墨家都说可以，还曾经有过。只不过，后来人心不古，没了。这是很让孔孟、墨子，甚至还有道家，痛心疾首的。

但，人心为什么不古，又怎么会不古？难道远古跟后世，人性是不同的？人就是人。远古是，现在也是。人性，本善就善，本恶就恶。本善，禅让制就不会被废除；本恶，禅让制就不可能存在。你说哪个是事实？

于是质疑纷起。

质疑禅让制的，古有韩非子、刘知己；后有康有为、顾颉刚。韩非子就称“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则称尧被舜软禁在平阳；康有为说禅让是战国儒家的托古改制，顾颉刚则说是儒墨两家不约而同的伪造。[82]韩非子甚至讥讽地说：儒也说尧舜，墨也说尧舜，两家都说自己的尧舜如假包换，尧舜又不能起死回生，请问谁来鉴别儒墨的真伪？

嘿嘿，一个尧舜，各自表述。弄不好，都是人造。

那么，舜接班，禹继位，禅让还是夺权？

禅让。

但也要重新解释。

实际上，部落联盟的CEO，跟后世的帝王并不一码事。

他的待遇没那么高，权力也没那么大。儒墨两家都说尧艰苦朴素，奉为道德楷模，其实是当时的生活水平有限。就算想摆谱，也摆不起。

禅让也一样。它不是儒家标榜的礼让，墨家鼓吹的尚贤，更不是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是规矩如此，习惯如此。部落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最早不过会议的召集人，或者会议的主持人，有什么好争的？

就连总部的其他公职人员，比如民政部长契，农业部长弃，司法部长皋陶，文化部长夔，手工业部长羲均（又名倕），还有神枪手羿，也都是尽义务。这种风气或制度直到周代还有，比如各国的大夫都是有领地的，但也都为诸侯的公室服务，同样是尽义务。

事实上，联盟的部门负责人，也同时是自己部落的酋长，甚至小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比如弃，就叫后稷。夔和羿，则叫后夔、后羿。[83]后，不是前后之后（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作“后”。但也不是后妃的后，是头儿、老大、领导人、一把手的意思。

联盟的部长或内阁成员既然都是“后”，当然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比如抗洪总指挥的人选，尧并不赞成鲧。但四岳坚持，也只好同意，尧老大并没有一票否决权，尽管尧可能是对的。[84]

相反，如果“岳牧咸荐”，事情就比较有谱。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的因素，也不能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尧成为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只因为当时尧部落的实力最强。舜和禹，也一样，后来居上而已。四岳、十二牧有发言权，则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容小看。既然谁都吃不掉谁，又要在一起共谋发展，那么，民主共和，有事好商量，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

因此，历史的尧舜是存在的，道德的尧舜是人造的。什么德才兼备，什么高风亮节，什么温良恭俭让，通通都是扯淡！

禅让，是不得不让。





杀机暗藏


不得不让，也可以理解为“能不让就不让，最好不让”。

但这同样只能靠实力说话，后起之秀便不得不防。因此，如果某个小弟发展势头好，大佬们就会联合起来，找个茬把他掐死。

尧就干过这种事，而且帮凶就是舜。

被尧舜剿灭的，是所谓“四凶”：浑沌、穷奇、梼杌（读如涛误）、饕餮（饕读如涛，餮读如铁去声）。[85]这大约是四个既冒尖又不听话的部落。由于舜的出手，他们被彻底干掉或驱逐出境。其中，据说还有黄帝和颛顼的后代。

老实巴交的舜，其实心狠手辣。

被尧舜做掉的，还有共工、兜、三苗和鲧，谓之“四罪”。当然，司马迁的话说得客气而委婉。他说，流共工于幽陵，是为了“变北狄”；放兜于崇山，是为了“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是为了“变西戎”；殛鲧（读如及滚）于羽山，是为了“变东夷”。似乎舜下的这些毒手，都不过“和平演变”，甚至是为了别人好。但一个“殛”字，还是露了馅，穿了帮。

剿灭也就剿灭了，过分的是还要妄加罪名。什么“不可教训”云云，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无非是为了表示尧舜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以便让他俩高居道德的圣坛。

然而世界上正义的战争只有一种，就是反侵略。蚩尤有可能是侵略了黄帝族的。四凶或四罪，侵略了尧舜吗？没有。

杀人不过头点地。谋财害命还要课以大罪名，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倒是《左传》说得明白：剿灭四凶的结果，是“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尧舜的时代，风不平，浪不静，杀机暗藏。

现在想来，共工、兜、三苗、鲧，或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一定死不瞑目。战败的蚩尤成为战神，受到胜利者的最大尊重，他们却只能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尧舜的为人和度量，比黄帝差得远。

一肚子冤屈的，应该还有后羿。

想当年，后羿多帅呀！火红色的弓，雪白色的箭，这是天地赐给他的。[86]也许，还应该有虎皮的坎肩，鹿皮的靴子。那时，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十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裹挟着荒古的熔岩上下翻腾。我们的英雄站在那一片焦土之上，弯弓搭箭，九个太阳便应声落地。散落在天地之间的，是太阳神鸟金色的羽毛；响起在耳边的，是万众的欢呼，包括美丽的嫦娥。[87]

然而后羿的结局却窝囊透了。天帝翻脸，徒儿反目，老婆叛逃。曾经的英雄，只能穷愁潦倒，不知所终。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后羿，为什么要射日？

这事如果发生在古希腊，也许会被解释为一个爱情与嫉妒的故事：月亮神嫦娥偷吃的，并不是什么长生不老的仙药。她的奔月，其实因为偷情。太阳神后羿射杀的，则实际上是他的“情敌”——多余的太阳。

然而在中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死里逃生


十日并出，其实是尧的焦虑。[88]

焦虑也是必然的。不听话、不买账、闹别扭的部落太多，还不好对付。比如浑沌，是个装疯卖傻的。有人说他就是兜，那可是一个人面鸟嘴还有翅膀的怪物。共工则是水神，是火神祝融的儿子，曾经与颛顼争帝，还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共工和兜又都是联盟的内阁成员。他俩造反，足够尧喝一壶的。[89]

何况还有三苗、穷奇、梼杌、饕餮等等，这可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招安多半没用。那时还不是帝制时代，没谁能一统天下，也没谁能君临天下。拳头硬的，都可以争当老大。对付异己的唯一办法，是剿。大部落和小联盟，亲自出手。小部落和小氏族，就派小弟去做掉。当然，手脚要干净。

羿，恐怕就是这样的小弟和马仔。被他射下的九个太阳，则很可能是九个或多个小部落。他们可能崇拜太阳神，也可能不崇拜。把他们说成太阳或太阳部落，也可能是打马虎眼，夸大他们的“罪行”。但他们威胁到尧的江湖地位，则可以肯定。

总之，在剪除异己的战争中，羿是尧的马前卒，也是替罪羊。因为这事做得实在不光彩，不好意思扬铃打鼓，只能过河拆桥，让羿去认倒霉。

九个或许多小部落就这样被消灭了。

死里逃生的，只有鲧的儿子禹。

禹，也是太阳部落吗？有可能。夏以太阳为神，就是证明。而且，也许正因为夏人崇拜太阳，那些和鲧一起遇难的族群，便被追认为太阳部落。

但，鲧为什么被害，禹又为什么逃生？

也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发展太快。鲧很可能是鱼，至少与鱼有关，而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禹则是虫，是长虫，也就是蛇，后来又变成龙。龙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鲧生禹，就意味着不但从母系变成父系，还迅速成为部落。当然，他们也可能一直保持着母系的徽号，由鲧氏族而鲧部落，被禹重建后才改姓更名。[90]

总之，这个族群的崛起很让尧舜头疼。起先是顾忌和防范，后来便顿起杀心。[91]终于，鲧被舜处死在羽山，这其实是蓄谋已久的屠杀。当初尧反对鲧做抗洪总指挥，理由便非不懂技术，而是品质恶劣。可见罪名早已罗织，治水不力只是借口，或雪上加霜。事实上，就算当时有问责制，处分也不必如此之重，何况鲧又何尝道德败坏？屈原就说鲧是由于为人耿直，才会死于非命。[92]

鲧，一定是被冤杀的。

被冤杀的鲧死不瞑目。他的尸体三年不腐，新的生命却在腹中孕育成长。

没办法，只能剖腹产。结果，一条头上长角的虬龙腾空跃起，他就是禹。诞生了禹的鲧，则变成黄熊或三足鳖，在羽山或羽水出没咆哮。[93]

好得很！杀了鲧一个，自有后来人。

不过尧舜的作案过程，都被后世儒生抹去，证据也销毁得一干二净。他们甚至嫁祸于人，说鲧是天帝派祝融杀的，罪名是盗窃息壤。[94]这种弄巧成拙的故事，使鲧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这虽然能告慰英灵，却不能掩盖罪恶。谋杀者的歹毒和被害人的冤屈，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联盟的老大不是没多少权力和油水吗，犯得着如此争夺？

哈，那是早期，后来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权力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会自我膨胀；掌握了权力的人则会像鸦片鬼，越吃越上瘾。尧就已经有瘾。尧用舜二十年，又让他代理职务八年，直到死前都没放手，这也叫禅让？舜的瘾更大。如果不是一命呜呼，才不会交出权力。

看来真相也许是：鲧和禹的族群，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这种技术在鲧氏族时代还不成熟，到禹部落时代就遥遥领先。这是让尧部落和舜部落既羡慕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谁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也就能成为世界领袖。后来，掌握了青铜技术的商如此，掌握了农业技术的周如此。此刻，掌握了水利技术的禹，也如此。

冤死的鲧可以瞑目。他的子孙将在那滔天的洪水之中，勃然崛起，巍然屹立。

哗啦啦的黄河水呀！





最后一班岗


现在，禹站到了舜的面前。

治水成功的禹，也许是到联盟总部来述职的。舜也给他颁发了勋章，是一块黑色的尖顶石头。

这几乎注定是一次尴尬的会见。尽管司马迁用心良苦，极力营造“温良恭俭而禅让”的氛围，但可惜，这次对话就像唐人罗隐笔下的黄河——“才出昆仑便不清”。舜对禹，并无慰问褒奖；禹对舜，也不歌功颂德。只有新任司法部长皋陶，絮絮叨叨地大讲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结果在禹那里碰了软钉子。禹对皋陶道德高调的回答是：你说的这些，只怕尧也做不到吧？

于是舜只好对禹说：你也谈点建设性意见嘛！

然而禹的回答竟是：我能有什么可说的？我每天想的就是“孳孳”，就是孜孜不倦，生生不息。洪水滔天，民不聊生，我只能跋山涉水，访贫问苦，深入基层，跟益和稷一起，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老大！CEO不好做，总得谦虚谨慎，对得起天地良心才行。[95]

那会儿，不知道禹的随员是否在场。如果在，一定是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铁铸一般。[96]

舜和皋陶的脸上，则不知是何表情。

司马迁讲这故事时，已是再三斟酌，修饰润色，缝缝补补，但还是留下了破绽，虽然只有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会见之后，皋陶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都向禹学习，以禹的言行举止为榜样，否则就算犯罪；二是辞别之际，舜叹了一口气说，以后有什么意见就请当面讲，不要背后嘀咕。

哈哈！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尧舜的时代就要终结。

事实上，禹是部落联盟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在站完最后这班岗后，他的儿子启便彻底颠覆禅让制，实行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

禹，是远古时代的曹操；启，是远古时代的曹丕。

这其实也是时势使然。

众所周知，禹和启之前，一直有两个东西在并行不悖地同步发展，并互为因果，这就是财富和权力。这两个东西，夏娃代表的原始群时代是没有的。女娲代表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有了剩余物资，财产的观念便悄然诞生。有了财产的权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人，就会要求确认父系的继承权。于是从伏羲开始，母系变成父系，权力也随之产生。以后的发展，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权力和财富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首长们的手上。终于有一天，他们强烈要求权力也像财产一样，按照父系的血统来继承。这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天下大势。

制度的革命，势在必行。

现在，只需要有一个机关、一个称号、一个名义、一种说法，为新的制度加冕，并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

实际上，它也确实被发明了出来。

它的名字，就叫国家。[97]

也就在这时，我们和世界各民族一起，走完了史前时代的共同道路。

下一步，将分道扬镳。





* * *




[74] 对尧舜的质疑，早已有之，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75] 颛顼半人半鱼，见《山海经·大荒西经》；皋陶鸟嘴，见《白虎通·圣人》，马嘴，见《淮南子·修务》；帝喾鸟头猴身，夔是独脚神牛，均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考证。

[76] 许慎《说文解字》：“鲧，鱼也”；“禹，虫也”。孙诒让称“禹为虫名，则亦当象虫形”；高鸿缙称“禹为多足之虫”；陈邦怀称“字象爬虫之形”，均见《古文字诂林》第十册。

[77] 尧的姓，也是糊涂账。作为黄帝的五世孙，应该姓姬。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姓伊祁，则尧应该叫“伊祁放勋”。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78] 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见《韩非子·五蠹》。

[79] 壤父的话见《高士传》。

[80] 郭沫若和翦伯赞的说法，分别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但郭说尧舜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则可以商榷。

[81] 四岳是共工的四个从孙，见《国语·周语下》。

[82] 韩非子的说法，见《韩非子·说疑》和《韩非子·显学》；康有为的说法，见《孔子改制考》；顾颉刚的说法，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83] 夔叫“后夔”，羿叫“后羿”，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84] 尧反对鲧治水，见《史记·五帝本纪》。

[85] 关于“四凶”，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

[86] 后羿的弓箭，见《山海经·海内经》。

[87] 有学者认为，后羿射日的故事应该产生在夏代，或者殷商。夏王是称为后的，比如夏后启。夏后以太阳自居，夏历以天干纪时。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是“天有十日”的意思。何况当时人们诅咒夏后桀的民歌，歌词也是：你这该死的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愿跟你一起灭亡！见谢选骏《空寂的神殿》。

[88] 尧之时，十日并出，见《淮南子·本经》。

[89] 浑沌即驩兜，见《史记正义》；驩兜人面鸟嘴还有翅膀，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是水神，曾与颛顼争帝，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和驩兜同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90] 鲧是鱼，见许慎《说文解字》；禹可能是蜥蜴，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禹从鲧的肚子里生出，见《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剖腹产，见《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禹头上长角，是一条虬龙，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91] 舜以治水不力的罪名杀鲧，见《史记·夏本纪》。

[92] 屈原说鲧因耿直而死于非命，见《楚辞·离骚》。

[93] 鲧变成了黄熊或三足鳖，见《左传·昭公七年》及注。

[94] 鲧为祝融所杀，见《山海经·海内经》。

[95] 禹和舜、皋陶的对话，见《史记·夏本纪》。

[96] 关于禹之随员的描写，见鲁迅《理水》。

[97] 关于国家诞生的描述，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后记

破冰之旅





出发点


2011年5月12日，我到上海拜见吴敬琏先生，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没想到的是，谈到最后，吴先生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怎样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老先生问得有道理！

据我所知，这也是许多人想问的，而且不难回答。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或历史学。

这才是根本性的。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讲历史、讨论历史呢？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有五花八门的野史、段子、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足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为了学习权术权谋，处理人际关系，对付张三李四吗？有《三国演义》之类的玩意也就够了，同样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性，对正说比戏说更有兴趣呢？

也许，追求真实是人的本性。

真相从来就是有魅力的，它满足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连某些动物都有。比如科考队架设在北冰洋用来偷拍的摄像机，尽管伪装成雪块，也会被北极熊们统统拆掉，因为它们很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块，也如此。

好奇心是天然的。

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家在何处，小时候长什么样，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正因为此，“易中天中华史”的第一部便是“中华根”，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何况还会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剂。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便既有神话和童话，又有鬼话、胡话和谎话，而且结结实实地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就结成的，因此，不但“骗了无涯过客”，也瞒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娲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尧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纪录，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只不过，云遮雾障，真伪难辨，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们就能打开迷宫，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是找不着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比如我的经验就证明，越是众人诺诺，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是误区密集之处。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北冰洋上，破冰船锐不可当。

它的名字，叫“发现号”。

很好！有直觉、逻辑和证据做导航仪，有前辈学人、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做护驾者，发现号不会变成泰坦尼克。





处女航


破冰船直抵目的地。

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文化系统，以后才是身份认同。

这也是“易中天中华史”前三卷的任务。第一卷《祖先》，建立史前文化系统；第二卷《国家》，建立世界文明系统；第三卷《奠基者》，建立中华文明系统。系统建立，坐标就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了。

为此，本卷得出以下最重要的结论：从史前到文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从文化程度看，它们可以称之为点、面、片、圈、国。其中，夏娃代表原始群，女娲和伏羲代表氏族，炎帝和黄帝代表部落，尧舜禹代表部落联盟，夏商周代表国家时代，只不过分别是部落国家（夏）、部落国家联盟（商）和国家联盟（周）。

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也都有各自的文化标志。在我们历史上，则依次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祖宗崇拜则是中国特色。正是它，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后要走的路。

因此，尽管祖宗崇拜要到第二卷才会讲述，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秘密则要到第三卷才能揭晓，但有此系统，我们的舰队就算一路凯歌到达了北极。

处女航成功了！

完成了破冰之旅的舰艇，将被开回船坞进行装修，然后交付诸位使用。至于我们，则将进入下一个航程。

下回我们不坐船，改乘飞机。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尔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还会乐意告诉你，具体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1]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440万年前，南方古猿；380万年前，早期猿人；180万年前，晚期猿人；30万年前，早期智人；5万年前，晚期智人，人类正式诞生（见附录表1-1和表1-2）。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从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用无花果叶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

但后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为以下表格：





时代 社会组织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现 古史分期

点 原始群 裸体直立 夏娃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鱼、蛙、月亮 三皇

父系氏族伏羲 鸟、蛇、太阳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晚期部落黄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早期尧

中期舜

晚期禹

国 部落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后是“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然后是“伏羲设局”，把氏族从母系变成父系；然后是“炎帝东征”，把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崇拜。这就是所谓“三皇”。然后，所谓“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又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显然，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两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马当先。[2]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之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南欧的爱琴海区域，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也相继发生，时间都在距今两三千年前。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3]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腊、罗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呢？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的一句话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荷兰）大师级的画家，做他的学生每年要交1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4]可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一个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5]

这一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6]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7]至于黑铁时代，在儒家那里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当然，儒家是主张王道的。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8]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荀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10]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11]所以，他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12]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13]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这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么！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西周和东周，则有乡饮酒礼，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相当于“政治协商”。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个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而且为这党争还要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的。五十个邦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14]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不过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15]

◎甲骨文的“臣”（甲二八五一）。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八年》称“男人为臣，女人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见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在古书中，民这个字，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既然战败，自然是“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在上古，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奴隶变成平民，也还是被统治者。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总之，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金文的“民”（克鼎）。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象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6]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7]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 * *



[1]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5]伦勃朗的画室绯闻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6]赫西俄德和奥维德的说法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7]“大同和小康”的说法，见《礼记?礼运》。

[8]“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10]《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11]《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2]《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

[13]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14]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注本）。

[15]臣的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16]恩格斯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说法，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颤动并破碎。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國”，是最早的國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國、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金文的“国”（毛公鼎）。

◎甲骨文的“或”（邺三下·四三·四）

◎金文的“或”（兮甲盘）。

很明显，国就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

所以，國，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金文的“城”（散盘）。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2]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4]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5]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6]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话。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

◎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7]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的“主”（甲一五○）。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

主，原本是灯芯。[8]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9]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10]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12]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 * *



[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5]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

[7]《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从，象形；从丶，丶亦声。”本义为灯头火焰。

[9]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

[11]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费城则是它的转世灵童。

那灵魂，便是独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其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全家老小都是无赖。一位将军对他说：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哈哈，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发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它又是历史，或可以看作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还能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但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

事实上，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两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亚，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以色列–犹太，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2]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文明，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哪怕当时只是意外。

问题仅仅在于：意外是怎么发生的，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

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





山那边是海




柏拉图说，希腊人是“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

这个池塘叫爱琴海。

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她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创造阿芙洛狄忒（维纳斯）一样，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在欧洲，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

这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开放的视野，是让人心胸开阔的。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夏天凉爽的信风，这至少保证了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将不成问题。

只有一样东西神没给他们——肥沃的土壤。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土壤是贫瘠的，许多地方寸草不生。适合生长的，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适合生产的，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盛放它们的陶罐。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贩运到埃及、波斯、马其顿等地，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腊人说：好吧，我们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在滑翔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在航海中，任何头脑发热的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都可能导致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据统计，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国寡民”，比如厄齐那城邦就只有100平方公里。但这些“小不点”却不畏强权。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要求希腊各邦臣服，外交辞令叫“贡献水和土”。结果，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希腊人说：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来，便是希腊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以弱胜强，两次大败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军队。可爱的蓝精灵终于斗败了格格巫，这就再次证明，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

真正自由的，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希腊城邦制度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独立”。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弟”，还是“朋友”，或者“母子”；也不管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还是“寡头政治”，或者“贵族政治”，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实际上，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捣蛋分子”，就会选择远走他乡，自立门户。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礼；如果失败，则宁肯到“蛮邦”（埃及和波斯）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尾”。

独立自由，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

学会平等。





一刀两断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3]

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因为需要交换。为什么能有商业？因为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经济，一定是公买公卖、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讲价的。这就必须独立。独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

谁必须独立？从哪里独立？

每个个人，都从氏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氏族内部不平等吗？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而单独存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或者有图腾，或者要文身，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族的羽翼之下。

这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当氏族从部落变成国家，族民们就会从“对组织的依附”，变成“对个人的依附”。起先是依附于酋长，然后是依附于国君。君主制，就这样产生。

显然，必须跟所有的，依附对象都一刀两断。

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氏族组织。

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机。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都走向了君主制。只有希腊人，还有后来的罗马人，是个例外。

跟中国农民的进城赶集不同，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也是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跑到西西里，跑到小亚细亚，面对素不相识的异族讨价还价。这就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产权明晰；二、独立自主；三、使用货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处分财产、敲定价格。事实上，在没有电报、电话和伊妹儿的时代，要求漂洋过海的商人每笔买卖都向氏族部落请示汇报，简直搞笑！

何况，他们还很可能在异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再不回来。

那好，我们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产到户”。户是没有的，分到财产的是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经济独立了。

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听别人的摆布。同样，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包括处分自己的身体，处分自己的思想，处分自己的言论，处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比方说，爱上谁就跟谁做爱，支持谁就投谁一票，喜欢谁就做谁的粉丝，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

相反，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必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都不独立，谁都不自由。包括天子，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称臣。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这里了。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4]是的，由于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

再见了爹妈，咱们从此平起平坐，咱们从此各自保重。





走向平等




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腊人，获得了解放，也遇到了难题。

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这在氏族社会是不成问题的。血缘，最天然、最真实、最温情也最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不就是中国人一贯追求也曾经行之有效的主张吗？然而此刻的希腊人，却成了宙斯式的“弑君英雄”，俄狄浦斯式的“杀父罪人”，早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们，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不至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在希腊人那里丝毫都不奇怪。作为商业民族，他们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人的约法。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不归张三说了算，也不归李四说了算，要看是否符合约定的一系列“理”。对谁，都一样。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既然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会。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只不过，它不像商业合同那样一对一地签，而是全体公民一起约定。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所谓“全民公约”，就是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互为甲方和乙方，就像民主是“自己统治自己”。这样一种签约，当然更必须遵守，立法者和执法者也不能例外。作法自毙，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荣和成功。

法治诞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这里面有问题。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毁约。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乙双方商量就行。

法律也可以这样吗？

难。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

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强奸，不能私入民宅。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这就是“法治原则”。第二，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那么对不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民主原则”。

显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孪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签约。只不过，这一回他们是跟上帝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上帝承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宗教诞生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这次签约希腊人并不在场。他们那一页，已被历史翻了过去。

奇怪！独立自由的希腊，科学民主的希腊，阳光灿烂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希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衰落与复兴




希腊衰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独立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正如希腊的民主不彻底，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隶是不自由的，妇女是不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时代的雅典甚至有这样的法律：与他人之妻通奸者将付出生命代价，强奸则只需要罚款了事。因为强奸只不过损害了妇女的权益，通奸则不但挑衅了男人的尊严，还可能导致其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比方说，蒙在鼓里的丈夫稀里糊涂把一个“野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请问，这又是什么混账逻辑？

坚持混账逻辑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希波战争之后，胜利了的雅典变得贪婪、自私、狂妄、不可一世和没有节制。也许，在雅典人看来，他们有资格这样。是的，波斯帝国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许多岛屿纷纷参加了雅典为首的希腊同盟；而他们自己的城邦，则在伯里克利任首席将军的十五年间，风光无限达到鼎盛，号称“希腊人的学堂”。

于是雅典人认为，他们可以称霸。

称霸的结果是争霸，是同盟国的反抗，斯巴达的不满，以及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是马其顿的乘虚而入，诸城邦的名存实亡。再后，是整个希腊变成群雄逐鹿的战场，最后并入罗马国家的版图。

显然，希腊的衰落和灭亡，是从雅典谋求海上霸权之时开始的。在这天，他们恃强凌弱，自己背叛了自己。

希腊精神被希腊人弄没了，留下的只有“精神遗产”。

但，这又是多么宝贵的遗产啊！在古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在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国会，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尼德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法国的《人权宣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闪光。

还必须说说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自治”。

所谓“城市自治”，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凑份子”，出钱向国王买一张“特许状”。有了这张特许状，市民就可以联合成社团，有权用社团的印章签订协议，并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和市外属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他们甚至可以不必理睬帝王的训令和国家的法律。最过分的时候，某些地区的自治城市还会组成联盟，发动反对皇帝或国王的战争。

说白了，城市自治，就是市民的“联合赎身”。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但意味着市民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市民阶级），而且意味着他们有了政治的诉求和执政的能力。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市自治则是资本主义的前兆。当这样一种自由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

但，城市能够自治，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古希腊，独立自主的城邦原本就是自治的。这个传统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二是从古罗马一直到后来，无论西方世界的国家体制和国家形式如何变化，契约和法治的精神都贯穿始终。就连欧洲各封建君主跟封臣的关系，也由契约来规定。有这两个前提，一种新型的国家和全新的建国方式，就迟早会诞生出来。

她的名字，就叫“美利坚合众国”。





费城对接雅典




美国，是希腊城邦的“转世灵童”。

同希腊人一样，美利坚人的建国史，也跟航海、殖民、经商密不可分。实际上，美国的前身，原本是13个分成三类的“英属殖民地”。第一类是英国国王封的，叫“领主殖民地”，比如马里兰。第二类是国王颁发特许状，由商业公司建的，叫“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第三类是自由移民根据自己的契约建起来的，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

但无论哪种，都是自治的殖民地。英国国王虽号称享有主权，却其实是“主权王有，治权民有”。13个殖民地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体制。有靠盟誓或契约来管理的，有把所有程序都交给宪兵司令的，还有种什么庄稼都由官方说了算的。它们之间，不但风马牛不相及，有的还老死不相往来。

唯一的相同是核心价值观——独立、自由、平等。

就说马萨诸塞。

1620年，荷兰的部分英国分离派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经过66天的海上漂泊，到达计划外的马萨诸塞（原计划是弗吉尼亚）。上岸时他们一共102人，但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58条生命。第二年春天，当五月花号再次来到这里时，船长却惊诧地发现，那些正在垂死挣扎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肯跟他回到“文明的”英国。原因很简单：在这里能独立，在这里有自由。

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

难怪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们，会被美国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尽管他们不是最早的北美移民。事实上，马萨诸塞一直是独立运动的策源地，自由精神的践行者。正是他们，制定出第一份体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文件——《五月花公约》；也正是他们，倡议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向英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不”。他们把成吨的英国茶叶扔入海中，因为自由比便宜茶叶更重要。英国人封闭了他们的波士顿港之后，没有一个失业的工人应聘去修英国兵营，没有一个贫穷的农民卖粮食给英国军队，因为他们宁肯一无所有，也绝不出让自由。后来的独立战争首先在马萨诸塞打响，并不奇怪。

这种精神是马萨诸塞人的，也是所有美利坚人的。所以，他们会打破惯例坐到一起，两次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大陆会议”。他们当然也会在战争胜利后就一哄而散，拖了好几年才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因为联合是为了独立，作战是为了自由，怎么可能在赶走英国国王以后，又造出一个“美国国王”？

因此，尽管他们后来还是制定了联邦宪法，建立了联邦政府，但他们的建国日却是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显然，在美国人看来，国家精神远比国家形式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精神，其次是宪法，然后才轮到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

这就是“美国精神”，同时也是“希腊精神”。独立、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一以贯之，薪尽火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雅典到费城。

让我们重温一遍那不朽的宣言吧——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自己中间建立起政府……





为什么要有国家？现在可以搞明白了吧！

文明的秘密，也应该昭然若揭。



* * *



[1]科林斯（Corinth），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临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中期，巴希阿德斯家族把持科林斯城邦政权，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2]雅典的民主，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完成于公元前509年或前508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在公元前443～前429年“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鼎盛，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落，公元前337年“科林斯会议”后宣告终结，大约存在了二百多年。之后，是亚历山大的王权统治。

[3]不平等的主体无法进行交易。比如中国的皇帝和臣民要互通有无，便只能一个叫“孝敬”，一个叫“赏赐”，更不可能讲价。

[4]马克思的话，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话，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文明一旦诞生，巫术就功成身退。

希腊人把它变成科学，印度人把它变成宗教，中国人把它变成礼乐。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当西方文明的“五月花号”从雅典启航，途经罗马、君士坦丁堡、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终于抵达费城时，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文明都怎么样了？

大多不辞而别。

文明的陨落，几乎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最早衰亡的，是西方史学界所谓的“古代文明”。奥尔梅克，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中美洲热带丛林，不知去向；哈拉巴，在印度河流域人间蒸发，原因不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早就掩埋在黄沙和土丘之中，了无陈迹；克里特，则被后来的征服者迈锡尼人打扫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至于埃及，沃土还是那片沃土，河流也还是那条河流，但民族已不是那个民族，文明也不再是那个文明。作为运气最好的一家，古埃及也只留下了西风残照，以及并非汉家的陵阙——金字塔，还有躺在里面的木乃伊。

废墟上出现的是第二代，即西方史学界所谓的“古典文明”。它们的命运五花八门：有的戛然而止，比如玛雅；有的化为灰烬，比如波斯；有的顽强坚守而终至毁灭，比如拜占庭；有的从小到大走向世界，比如阿拉伯；也有的浴火重生、东山再起，通过文艺复兴接轨现代，比如希腊和罗马。

远隔重洋的美洲，则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几乎个个都是谜团。他们都处于石器时期，最早学会了种植玉米，吃辣椒，喝可可，崇拜太阳神，建金字塔，盖羽蛇庙，有极高的数学水平、丰富的天文知识和极其复杂的历法，却又野蛮地用活人献祭。[1]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明？

他们是来历不明的。考古发现显示，奥尔梅克文明几乎一夜之间在沼泽地里崛起，只有后果没有前因。特奥蒂瓦坎人更是奇怪，他们的“圣城”据说是按照太阳系的模型建造的，建造者自己却神秘失踪，只留下一座空城。难道特奥蒂瓦坎真是外星人的遗族，奥尔梅克真是殷商的遗民？[2]

文明的道路从来就不千篇一律，也没有一定之规。

中华文明就更是特立独行。

中国不像印度，前有古代文明，后有古典文明。中国也不像希腊，前面有克里特文明，后面有古罗马文明。中国当然更不像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人、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轮番为治”。创造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一直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鲜血液增加进来。但这正如所有的长江大河，尽管沿途有支流汇入，却并不能改变主流的性质。

这个主流，起先叫夏，后来叫华夏，现在叫中华民族。

我们创造的也只有一个文明，即中华文明。这个文明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三千七百年不曾中断。这里面没有断层和空白，也没有陨落和衰亡。没错，被西方人视为“古代文明”的商，有可能是个异端或异类。但这也只是一个民族在他的青春期有那么一点“逆反心理”，曾经离家出走，在外撒野而已。很快，他就会回到那“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家谱里面，仍然有他的一席地位。

中华，不是什么“古老文明的幸存者”，她原本就有顽强的生命力。

同样，古代文明、古典文明、现代文明的三段论，也不符合中国国情。[3]但以其他文明为参照系，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比如印度。





翻过喜马拉雅




印度与中国，有太多的相似。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印度也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中国的两河，是黄河、长江；印度的两河，则是印度河、恒河。但西亚那个两河流域，是四通八达一马平川的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和印度却与世隔绝。在冷兵器时代，好战的西方蛮族对这两个地方其实鞭长莫及。很少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能够彻底摧毁我们。于是，两种同样古老的文明，便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南部，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并坚忍不拔地走到了近现代。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但喜马拉雅一山之隔，中华与印度又呈现出诸多不同。印度人的文明在中国的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就已经更新换代。第一代据说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叫“印度河文明”，也叫“哈拉巴文明”。第二代才叫“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后，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创造出来的。印度河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

我们的文明则没有断代，只有扩容。作为“文化圈”，夏的地盘很小，大约只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其他地区，并非“夏雅”，而是“蛮夷”。商的势力范围就大多了，已能挟青铜文化在南方建立据点。西周文化圈更大，影响所及，北至辽河，西至陇右，南至两湖甚至两广，东则远至今之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4]当然，商人和周人，起先都只能在这些边远地区建立点状的文化孤岛。蛮夷们是各行其是的，比如四川的“三星堆文明”。但到后来，所有的小文化圈，包括巴蜀，包括闽粤，也都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一分子。

国家的道路也两样。没错，印度也是从部落到国家。他们的部落叫“迦那”或“维什”，酋长叫“罗惹”。他们最早建立的也是城市国家，甚至也曾有过“列国时代”，类似于我们的“春秋战国”。不过，印度的列国并没有“天下共主”。而且，还既有君主国（主要在恒河平原），又有共和国（主要在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麓）。不像我们，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都是君主制。

以后的航程就更不同。从秦汉开始，中国是统一长于分裂。混乱时间最长的魏晋南北朝，也只是半分裂状态。印度则相反，是短暂的统一，长期的分裂。甚至从甘婆王朝到笈多王朝之间，竟有三百多年史实不清。最后，还变成了穆斯林的王朝和英国人的殖民地（见附录表4）。

中华连续而聚合，印度松散而间断。[5]

但分裂和入侵，却并没能中断和消灭印度文明，这又是什么原因？

文化的力量。

历史上的印度，其实是屡遭外族入侵的。从公元前518年开始，先后侵略过印度的有波斯人、马其顿人、条支人、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贵霜人、匈奴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最后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最奇怪的，居然是雅利安人自己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都只有二百多年；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和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反倒都有三百多年（见附录表5）。

这就让人大跌眼镜！印度文明的延绵不绝，究竟是靠什么来维持和实现的？

宗教。





有光就有影




宗教，是印度人的生命线。

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印度人这样痴迷于宗教。他们可以没有国家，也可以没有民族，就是不能没有宗教。他们甚至可以不必拘泥于一定非得是某种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行。印度教分为吠陀教、婆罗门教和狭义的印度教，也行。没有宗教，不行。

事实上，文明的嬗变，文化的传播，政权的更迭，王朝的兴衰，在印度都与宗教息息相关。孔雀王朝，是信奉佛教的。它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放下屠刀皈依佛门后，派到邻国的就不再是军队，而是弘扬佛法的高僧。这让他得到了“转轮圣王”的称号，佛教也因此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笈多王朝，则是信奉婆罗门教的。但跟孔雀王朝一样，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宽容。结果是印度文化在这个王朝的治下达到鼎盛，堪比盛唐，产生了《沙恭达罗》那样的伟大作品。还有外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居然把佛教传到了他们的故乡中亚，然后又传入了中国。

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克巴大帝不但政策宽松，还娶信奉印度教的女子为妻，这又怎么能不“天下归心”？相反，采取高压政策的德里苏丹王朝，就遭到了南部印度教王公的反抗；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则加速了王朝的灭亡。[6]他的宗教政策，只不过给邻国和西方人的侵略留下了可乘之机。

阿克巴大帝曾经说，一切宗教都有光，有光就或多或少会有阴影。显然，这位皇帝是英明的，他看得很透彻。

也许，还可以说说犹太。

犹太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一个奇迹。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民族犹存。这只能归功于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宗教，那个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事实上，只要相信自己的上帝雅赫维是“唯一的主”，相信先知的教诲，恪守教规，严守禁忌，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贵贱贫富、肤色黑白，他就是犹太人。

可惜，印度人和犹太人的经验，对我们都不适用。

我们也是文化力量特别强大的民族。中华的历史，是国家可以分裂，但文化依然如故；外族可以入主，但文化必须认同。因为“亡国”只关乎一家一姓一政权，文化的毁灭才是天大的事。因此，秦变成汉，隋变成唐，甚至宋变成元，明变成清，只要文化或文化精神不变，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中华还是那个中华。

但，我们的文化力量与宗教无关。

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没有宗教意识、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民族。佛教传入前，中国人竟不知宗教为何物。佛教传入后，最初也被看作“方术”。没错，中国人也曾崇拜鬼神。但很快，我们的态度就是非宗教的了。孔子的说法，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民间的观念，是“信则灵，不灵则不信”。说到底，是实用主义的中庸之道。上帝存在吗？鬼神存在吗？冥冥之中确有神秘力量吗？如果你觉得管用，那就只当他存在好了。

这，难道也是信仰，也是宗教？

信仰对于中国人，从来就不是必需。宗教也一样。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第一，宗教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人家为什么要有？第三，我们为什么没有？





巫术的儿子




宗教是巫术的“次子”。

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模式之一。在时间表上，只有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排在它的前面。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有巫术。印度人的“四库全书”《吠陀本集》，就有不少上古时期巫术的记录。我们民族，更是如此。

巫术，为什么必须有？

为了肉体的生存，也为了灵魂的安顿。

肉体的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这就会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如果技术手段不够用或不管用，便只好病急乱投医。比方说，天不下雨，就往天上泼水；人不生娃，就搞生殖崇拜。这就是“巫术”。

显然，如果目的只是解决现实问题，巫术的办法并不管用。所以，科学必然诞生。但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就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可以说，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因此，巫术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是的，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嫡长子”。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这是科学终于取代巫术的原因。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心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几千年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巫术还会有两个“儿子”，这就是宗教和哲学。

因为科学并不万能。

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都是科学回答不了的，比如“第一推动力”，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而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靠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也就是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7]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

退出历史舞台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

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国界的国家




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这就叫“种姓”，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因为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则是深色。此外，还有“旃荼罗”（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9]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天上人间




因为中国人是“天下主义者”。

什么叫“天下主义”？就是“世界主义”，或“人类主义”。在天下主义者看来，国家不过是天下一分子，就像大家族中的小家庭。因此，真正的人，只属于天下，不属于国家。

这，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观念。那时的士人（知识分子），都是跑来跑去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概莫能外，也从未有人骂他们是汉奸。最爱国的孔子，也不过是离开别国走得快一点，离开鲁国时磨磨蹭蹭，走得慢一点。但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改换门庭，则毫无问题。

好嘛！国家都可以不要，还要什么宗教？

其实，别具一格的还有希腊。

希腊人也是“天下主义者”。他们的城邦原本就是殖民的结果，做一个外籍居民最严重的后果，也只是没有参政议政的公民权。但这顶多让他成不了“雅典人”，却并不妨碍他成为“希腊人”。

希腊，也是“天下”。

那么，希腊人有宗教吗？

有，但至少有一半是用来玩的。

希腊和埃及都是多神教，但埃及的神“半人半兽”，希腊的神“半神半人”。人身上的七情六欲，包括所有毛病和弱点，他们的神都有。从争权夺利到争风吃醋，从胡言乱语到胡作非为，偷情、使坏、恶作剧，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哪一样没干过？最后，神的所有错误和坏事，都被编成悲剧或喜剧隆重上演，供人欣赏。

每一次祭神的庆典都是人的狂欢。

希腊人，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一点，他们也把巫术变成了科学，甚至变成对纯粹真理的思考。他们的科学，是“为科学而科学”的；他们的思考，也是“为思考而思考”。因此，他们又从科学走向了哲学。事实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叫“物理学之后”，中文翻译为“形而上学”。

这就跟印度人不太一样。

印度人是先把巫术变成宗教，再把宗教变成哲学的。因此，印度人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极具哲学意味；他们的哲学也极具宗教意味。包括他们的非暴力主义、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还有瑜伽，都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印度，似乎是一个灵魂不灭的国度，一座建在人间的神殿，一条永远洁净的圣河。在那里，你能听见来自天国的声音，就像犹太先知、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能够直接得到神启。

犹太人和印度人，在天上；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人间。

一直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甚至部分地保留了巫术。民间喜欢的口彩，皇家喜欢的祥瑞，便都是巫术的遗风。当然，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也要变。只不过，既没变成科学，也没变成宗教。

那又变成了什么？

礼乐。

巫术变成礼乐，就是变成道德和审美，或伦理与艺术。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给我们安全感；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给我们自由感；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明，则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实际上，从巫术到礼乐，在中国就像从部落到国家一样自然，只不过时间要晚得多。准确地说，那是周人智慧的体现。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讨论礼乐。因为历史舞台上还有一些明星没有退场，必须交代它们的去向。

比如图腾。



* * *



[1]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都有活人献祭和金字塔，也都崇拜太阳神。奥尔梅克和特奥蒂瓦坎两个民族都神秘失踪，玛雅则莫名其妙地弃城而走，只有阿兹特克为西班牙人所灭。

[2]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无法回答，特奥蒂瓦坎人从哪里来，又突然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语言，但发现特奥蒂瓦坎城是根据太阳系的模型来建造的，其重要建筑之间的距离恰好与太阳系行星运行轨道数据一致，因此怀疑特奥蒂瓦坎是外星人的遗族。

有部分学者认为，奥尔梅克文明的建立，可能得到了中国商代流亡者的帮助。因为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之日，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正是殷商灭亡之时。两种文明的相似之处也很多，比如都以虎为尊，至少有150个文字符号相像，美国华裔学者许辉甚至于1999年在奥尔梅克文化展中发现了一个商代遗民的祭祀品。但此说仍有争议。

[3]西方史学界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古代文明主要指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中国的商文明；古典文明则包括希腊、罗马、印度、西周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所摧毁。就连西周取代殷商，也被说成是“蛮族的入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本书拒绝接受这种观点。

[4]关于夏商周的文化范围，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5]中华文明的特点，是连续与聚合；印度文明的特点，是松散和间断，请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有争议。

[6]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叫奥朗则布，号“阿拉姆吉尔”（意为世界的征服者）。其父为建造著名泰姬陵的沙?贾汗。

[7]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生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起先人们以为，往天上泼水，就会下雨。这就是巫术。后来发现不管用，便叩拜神灵，乞求赐雨。这就是宗教。等到连这也不管用时，人类才真正踏进科学之门，学会了天气预报，也学会了人工降雨。所以，巫术是“前宗教”，也是“伪科学”。本书不同意这个观点。

[8]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净饭国王子，耆那教创始人筏陀摩那是贝那勒斯王子。二千多年后创立锡克教的纳那克，虽然不是王子，却也是“刹帝利”。这就说明，独立、自由、平等，确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

[9]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国家一旦诞生，图腾就鞠躬谢幕。

埃及人把它变成神，罗马人把它变成法，中国人把它变成祖宗。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正如许多民族在氏族时代都有巫术，他们在部落时代也有图腾。

比如埃及。

跟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埃及不是“两河之间”。埃及人只有一条母亲河，那就是尼罗河。在上古时代，尼罗河就像一条珠链，从南到北连缀着大大小小珍珠般几十个聚落。这些聚落，古埃及人叫“斯帕特”（spt），希腊人叫“诺姆”（nomos），中文则翻译为“州”。它们原本是部落，后来变成了国家。古埃及文明，就从这里诞生。

变成国家的“斯帕特”或“诺姆”，起先是部落国家，也是城市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其中不少是动物，比如鹰、蛇、狼、公牛、狮子、鳄鱼、朱鹭；也有的“半人半兽”，比如厄勒藩丁的克努姆神，就是羊头人身。



◎古尼罗河流域图。





◎厄勒藩丁的克努姆神。

哈！埃及跟中国一样，也有“羊人”。

他们的“伏羲时代”或“炎帝时代”，也是“群魔乱舞”。

没错，远古原本就是牛鬼蛇神的舞台。他们的鹰神、蛇神、鳄鱼神、朱鹭神等等，最早也都是图腾，甚至生殖崇拜的象征。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神。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转变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人类发明图腾的目的，一是要“变父系为母系”，二是要“变氏族为部落”。因此，国家一旦诞生，它们就该鞠躬谢幕，就像巫术必须变成科学、宗教或礼乐。

问题只在变成什么。

埃及人的选择是把它们变成神。这当然是最顺理成章的。因为图腾原本就极具神秘色彩，是能够让氏族的老祖母神奇怀孕的神秘物。它也原本就享有神的地位和尊崇。比方说，不能吃图腾动物的肉，不能以粗暴、猥亵和戏弄的态度对待它们，它们死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等等。

图腾变神，岂非轻而易举？

何况对于君主国，这样做最合适，也最合算。因为君主制，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所以欧洲那些君主登基，都要教皇来加冕。但如果国王是“神的儿子”，那就连授权的程序都不用走了，岂不便当？

再说这一点都不难。从部落到国家，从图腾到神，对于民众来说，不过是族民变国民，族徽变国徽；对于君主来说，则不过族长变酋长，酋长变国王。图腾，原本就是部落的祖先。酋长，当然是“图腾的儿子”。因此，只要顺便把图腾变成神，就一切OK。埃及的神从动物变成半人半兽，最后又变成人形，道理就在这里。

这确实神！

也许，正是依靠这种“神力”，埃及从部落国家到统一王朝，只用了短短几百年。公元前3100年，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还没睡醒的时候，纳尔迈（美尼斯）就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跟中国相比，不但时间早得多，进程也快得多。此后至少还要一千年，中国传说中的夏才会出现，而且还只相当于埃及的“诺姆国家”。秦始皇一统天下，则要到两千八百多年后。那时，埃及早就先后被波斯和马其顿征服，只剩下落日余晖了。[1]

奇怪！这个“神佑之国”怎么会亡？





成败都是它




因为埃及的神是图腾变的。

图腾不能变成“国家神”吗？不能。图腾与族民是什么关系？血缘关系。国家与国民又是什么关系？公共关系。部落是由氏族组成的，氏族则由血缘来组织。部落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部落成员都相信自己是同一图腾的后代，国家则必须“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使用权力来处理事务”。因此，原则上讲，变部落为国家，就必须同时变革图腾。首先，必须把所有部落的图腾都一笔勾销。然后，要么取其部分重塑一个，比如中国的龙；要么干脆直接另造保护神，比如竞争上岗的雅典娜。

可惜，埃及没能这样。

埃及人的做法，是把所有的图腾全部变成了神，正如他们把所有的部落直接变成了国家。于是，原来有多少部落，后来就有多少诺姆；原来有多少图腾，后来就有多少神。如果这诺姆是部落联盟，那么，同一诺姆还会有许多神。再加上后来创造添加的，古埃及的神据说竟有两千之多。

不对吧？几十个诺姆，怎么会有两千多神？

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的神原本就多，差不多每个村社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土地公公。其次，古埃及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极其开放和开明。他们不但一视同仁地看待其他诺姆的神，就连外国的神来了，也愿意与之共进晚餐。

好嘛！这么多神，谁说了算？

主神。

主神也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一种是全国性的。那么，谁是全国性的主神？哪个诺姆是江湖老大，他们的神就是主神。比如荷鲁斯，原本是提尼斯的保护神。提尼斯的国王纳尔迈（美尼斯）“一统天下”后，荷鲁斯就成了上下埃及共同的主神。当然，为了让大家都接受，必须在这只鹰的头上加一个太阳，因为太阳神是古埃及人都崇拜的。后来，底比斯变成老大了，底比斯的阿蒙就成了主神。阿蒙曾经有过各种形象，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条蛇，有时是一头羊。但最后，它的头顶也升起了一轮红日。

◎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中头戴太阳盘的公羊首阿蒙神。

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神变成了全埃及的太阳神，就坐稳了江山。

但，老大是轮流坐庄的。于是，古埃及就会有许多主神，甚至会有许多个太阳神——拉、荷鲁斯、阿蒙、阿吞，等等。

这就意味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岂能不乱？

更何况，无论谁当法老，都得坚持“君权神授”，也都得巴结讨好神庙和祭司。神庙和祭司如果强势，法老就会从神子变成神奴。[2]比如十八王朝有一位女王跟她儿子（同时也是她的堂兄弟）争权夺利，后来把她儿子扶上王位的就是祭司。[3]显然，王朝后期的祭司就像中国东汉的外戚、晚唐的宦官，有废立皇帝之权，至少不难架空法老。最后，阿蒙神庙的某个祭司干脆篡夺了法老的王位，埃及也从此进入“后王朝时期”。[4]

说起来这也是法老们自作自受。因为神庙和祭司原本就是他们自己养肥的，谁知道竟会尾大不掉？但他们又不能不仰仗神庙和祭司。因为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神，而且是图腾变成的神。

神权政治，注定只能饮鸩止渴。古埃及政治的成败，也全在图腾变神。

那么，它就不能变成别的什么吗？

能。比如罗马。





法治罗马




罗马人的转变最不可思议，他们把图腾变成了法。

这不奇怪。罗马本身就是奇迹。

没错，罗马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起初是一点都不显眼的。公元前753年罗马开始建城那会儿，埃及人早就盖起了金字塔，波斯人早就发明了拜火教，印度的《吠陀本集》早已完成，中国则进入了东周。就连希腊，也已经举办了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时的罗马，算什么呢？

蕞尔小邦。

罗马的弱小，甚至让他们躲过了许多劫难，因为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很快，他们就让世界刮目相看。勃然雄起的罗马，扫平了意大利，占领了西班牙，征服了阿拉伯，把诸多文明古国尽收囊中。马其顿、叙利亚、希腊、埃及，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迦太基甚至还被改名为“阿非利加”。[5]

由此，罗马得到了一个雅号——“世界的征服者”。

不过，尽管罗马人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但如果仅此而已，他们也顶多只是英勇善战的骑兵，开疆辟土的汉子，甚至杀人如麻的武夫。然而罗马对世界的贡献，却不在武化，而在文化。至少在西方人那里，罗马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那么，罗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基督教，罗马法。

也许，这才是罗马征服世界的利器，永垂不朽的原因。是的，自从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兵败自杀，屋大维被称作“奥古斯都”，延续了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就终结了。之后的罗马帝国，跟中国的两汉并驾齐驱。他先是兴盛，后是分裂，最后灭亡。西罗马帝国，亡于中国的南北朝那会儿；东罗马帝国，亡于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6]

罗马的日子，够长的了。

这么长的日子，那么大的地盘，罗马人是靠什么来维持和维系的？

契约。

作为“希腊人的好学生”，罗马人把希腊人建立的契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基督教和罗马法，都是它的集中表现。基督教，就是“与神签约”。签约有两次，先签的叫“旧约”，后签的叫“新约”。罗马法，则是“为人立法”。立法也有两种，一种叫“公法”，一种叫“私法”。公法是处理国家事务的，私法是处理国民关系的。有了公法和私法，国家与国民，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至于乱成一团。尤其是国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由感。因为当他们需要安全的时候，有法律保护；需要自由的时候，又公私分明。

国家的功能，被罗马法成功地体现。罗马作为国家，又岂能不成功？

明确界定“公私两权”，合理处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法典，叫《民法大全》。它是由东罗马帝国来完成的。其时，中国是南有南梁，北有北魏；欧洲则兵戎相见，烽火连天。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是啊，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法律头脑和法律兴趣。他们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管理那庞大复杂的国家，而且在只剩下半壁江山时还乐此不疲。

法治，也许是罗马的秘密所在。[7]

当然，法律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没有罗马军团的铁蹄，这一切都可以免谈。罗马，其实就像法国画家热罗姆笔下的共和政体：壮硕的女神左手拿着橄榄枝，右手拿着钢刀，身后是一头随时都可能怒吼的狮子。

但，这跟图腾又有什么关系呢？





并非图腾的图腾




罗马法与图腾的关系，在于“身份认同”。

的确，图腾制度创立的初衷，原本是“变母系为父系，变氏族为部落”。但当它真的出现，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功能，这就是界定族民的身份。鹰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鹰的后代”；龙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鹰是鹰，龙是龙，这就是“区别”；你也是鹰，我也是鹰，这就是“认同”。这跟后来说“我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或者“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没什么两样。说“法老是荷鲁斯的儿子”，也不奇怪。

部落能够变成国家，图腾功不可没。

但，图腾变成神，好理解；变成法，想不通。图腾是神秘的和具象的，法律则是理性的和抽象的。图腾，怎么会变成法，又怎么能变成法？

秘密在人。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人到世间来，没有带着镜子。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人？只能通过他人。比方说，保罗是人。彼得发现自己跟保罗一样，因此彼得知道自己是人。但这种方法靠不住。彼得要靠保罗证明，保罗又靠谁证明？靠彼得吗？那就成了“相互论证”。于是保罗只能靠乔治，乔治只能靠玛丽，玛丽只能靠彼得，彼得只能靠保罗。这又成了“循环论证”。而且，只要其中一个“不是人”，整个证据链就会断裂，结果大家都不是人。

人的确证，如何实现？

只能靠“超人”。

是的，超人。他必须是人，否则不能证明人是人；又必须超越一般人，否则不能证明所有人。图腾正好符合这个标准。它是“族的祖先”，因此是“人”。它是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因此“不是人”。更何况，它还是神圣和神秘的，因此是“超人”。

可惜，图腾局限严重。它只认本族，不认他族；只认族民，不认国民。罗马面临的便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国民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这就太难办了！使用本族图腾吧，其他民族不认；保留各族图腾吧，天下分崩离析；干脆不要图腾吧，又无法认同身份。

幸亏罗马人想到了法律。

法律为什么就能代替图腾呢？因为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包括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人法的意义，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人”。罗马法规定，“法律意义上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具备人格”，第二是“享有权利”，第三是“承担义务”。其中，第一条又最重要。因为没有“人格”，就不可能“享有权利”，也谈不上“承担义务”。

人格表现于法律，就是“权利”，即“身份权”。身份权有三种：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权是基本人权，市民权是罗马公民的特权，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一个人，如果没有家族权，就不是“男子汉”；没有市民权，就不是“罗马人”；没有自由权，那就“不是人”。

反过来也一样。[8]

这就可以实现“身份认同”。因为一个自由人只要被授予市民权，他就是罗马人。同样，这也便于“国家治理”。因为只要剥夺一个人的身份权，他就可能成为“孤魂野鬼”，甚至“人民公敌”。[9]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界定法律地位”来实现的，因此是“以法治国”。而且，这个人原来属于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都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只要皈依佛门，就是“佛教徒”；接受洗礼，就是“基督徒”。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

既创造了法律（罗马法），又创造了宗教（基督教），罗马岂能不牛？





认祖归宗




罗马法，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系统。公法与私法，私法更重要；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更重要；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人格更重要；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更重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都能通过法律地位来实现，岂非“不是图腾，胜似图腾”？

事实上，法律也是“超人”。法律为了人、属于人，因此是“人”。法律抽象普适、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因此“不是人”。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人在它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是“超人”。

法律，又岂非“不是神祇，胜似神祇”？

以法律代图腾，当然比“以神祇代图腾”棋高一着、智胜一筹。

中国人呢？图腾在中国又变成了什么？

祖宗。

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

那么，什么是“祖宗”？

祖宗就是“最老的父亲”。祖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根露出龟头勃然雄起的阴茎。它也就是“且”，起先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这样的象征物，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中国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后来这东西越做越大，就从雕塑变成了建筑。印度的塔，埃及的方尖碑，其实都是。

◎甲骨文的“祖”（前一·九·六）。

◎甲骨文的“且”（甲四一四）。

很明显，正如国和或是同一个字，祖和且也是同一个字。国家是由部落演变而来的，祖宗崇拜则源自男性生殖崇拜。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只不过在图腾时代，它要变成动物，比如蛇、鸟、牛、羊、龙等等。但骨子里，还是那话儿。

显然，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但，图腾是把男性生殖崇拜神圣化，祖宗则是把图腾崇拜世俗化。所以“祖”的形制和意义都要变。在氏族时代，它就是生殖器；到部落时代，就变成象征物；到国家时代，则变成了宗庙和神主。

宗庙就是祖先的祭殿，神主则是祖先的牌位。神主应该是先有的，办法是把男性祖先的符号刻在石祖或陶祖上。当然，他得对氏族有开创之功。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性器也不再堂皇，就换成石牌和木牌，但仍然叫“祖”。为了供奉神主，又盖起了房子，这就是“祖庙”或“宗庙”，简称祖和宗。宗字上面那个“宀”（读如棉），就是房子；下面那个“示”，就是牌位。

这就是“祖”的新概念——神主和宗庙。神主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祖庙或宗庙）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家天下




还是先看埃及。

埃及的部落变成国家后，很快就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了。而且，是统一在神的旗帜之下。至高无上的是太阳神，他是上下埃及共同的保护神，与上下埃及共同的君主法老相对应，叫什么名字则另当别论。太阳神之下，是全国性的“方面神”，比如尼罗河神（奥西里斯）、手艺神（普塔）、妇女神（尼费塞斯）。他们对应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地方上，首先是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一个保护神，然后是各地区又有各地区的保护神，对应着各地方官。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级别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调整，甚至形象都会跟着变化。

显然，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

中国则是“家国一体”。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君父、臣子、父母官、子弟兵，真是“好大一个家”。[10]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做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

这就叫“天下为家”，也叫“家天下”，或“家国体制”。

家天下，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它解决了一个西方学者认为两难的问题：要家庭还是要族群。按照他们的研究，家庭是族群的天敌。但凡家庭稳固的地方，族群一定松散；如果性交自由，则个体自然成群。因此，要么开放家庭，给个体更多自由；要么发明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把家庭融化在其中。[11]

中国人的家国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如此说来，这种体制是最好的？

对不起，世界上没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对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它也许是合适的。这种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就是证明。但传统社会解体后，中国人六神无主，张皇失措，道德滑坡，不知何去何从，同样是证明。

看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反过来也一样。因此，一种东西如果曾经长期存在，那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如果它居然能够毁于一旦，那就一定有不合理性。更何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罗马城墙上刻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显然，问题不在“好不好”，而在“为什么”。

那就回顾一下夏商周吧！



* * *



[1]先后征服埃及的，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2]本章关于古埃及宗教以及神权与王权关系的论述，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3]十八王朝的这位女王叫“哈特舍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后嫁给她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并生下“图特摩斯三世”。所以“图特摩斯三世”既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堂兄弟。这种乱伦的近亲繁殖在古埃及王族中非常普遍。

[4]篡夺法老的王位的阿蒙神庙祭司叫“赫利霍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085年。

[5]迦太基（QRT HDST），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迦太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并开始称霸西地中海，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最后因在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均被罗马打败，而于公元前146年灭亡。罗马人摧毁迦太基之后，在公元前122年便建立新城殖民于原迦太基城废墟领土之上，公元前29年罗马将迦太基设为非洲阿非利加省的一部分。

[6]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亡于公元1453年。

[7]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8]罗马法规定的“身份权”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其次是“市民权”，包括参政议政、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至于“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这就区别了“父子夫妻”。

[9]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

[10]正因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是“家国一体”，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叫“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

[11]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援引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所引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的说法。





谁代表先进的文化，谁就代表“中国”，

也就能在古代文明的T型台上走猫步，

以“天下之中”自居，为其他民族做榜样。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事实上，从尧舜到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他们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汉武帝的合法性岂不也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子，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他的“历史使命”。

正如尧舜禹是“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唐宋元明清，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的背后，则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发动战争。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三代”，其实是夏商周先后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则因为“后来居上”，这才“轮流坐庄”。

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3]

汉字，确实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对不起了，鬼们！

事实上，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必定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只不过，我们民族创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它是实用的，却又有艺术的品味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里面，有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李泽厚的这个观点，一点都不错。

殷商文明，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

燕子。

是燕子吗？是。郭沫若说是凤凰，恐怕不对。就算是，也是燕子变的。因为玄鸟每年都要降临人间一次，凤凰则没人见过。

玄鸟或燕子北归，是在春天。春天是性爱的季节，也是商人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时光。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隶，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吗？不奇怪。因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回到原始时代，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给性爱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的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6]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

商人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爱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码。它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那么，你是鹰，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阳神，有什么不可以？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得抽象。于是玄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鸟的后代，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这样的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闹了




把殷商赶下历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气质完全不同。

正如后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质彬彬”的。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相比较而言，夏则“朴而不文”，商则“荡而不静”。[7]换句话说，夏质朴，商放荡，周文雅。夏的时代毕竟原始，想华丽也华丽不了。意识形态更不成熟，只好听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

那么商呢？商人真的放荡吗？

放荡。或者说，爱折腾。

商人确实喜欢折腾。张衡的《西京赋》就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商汤之前迁徙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回。是的，这个民族有可能起源于河北易水流域，后来迁徙到渤海沿岸和山东半岛。他们来到中原，跟当年的炎帝族一样，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比如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根据卜辞的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8]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但最“不像中国”的，还是他们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殷商的工艺水平极高，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就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庙宇都会变成市场。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殷商，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然而在周人看来，商人就是在“闯红灯”。其中最为严重的有三条。第一是“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第二是“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姓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第三是“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显然，这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这是对家国体制的破坏，这是对中华传统的挑战。想想看嘛！以业为氏，还有“父”吗？以国为姓，还有“君”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了，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不听忠言、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第二卷　终]



* * *



[1]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2]《史记?夏本纪》称：“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治。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3]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殷商的甲骨文和秦始皇的“书同文”，功莫大焉。事实上，现代汉语的语音，尤其是“普通话”，不要说跟商周，就是跟唐宋，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能够欣赏唐诗宋词，看懂《诗经》和《左传》，甚至能够解读商周的卜辞和铭文，这就是汉字的功劳。

[4]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5]“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见《诗经?商颂?长发》。

[6]关于“沙特恩节”，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注。

[7]“夏道尊命，朴而不文；殷人尊神，荡而不静”，见《礼记?表记》。

[8]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吕振羽、翦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角斗表演之事。





后记

巡航日志





1．谜语

升到巡航高度后，在飞机上就多半只能看到云。

做一次全球的飞行是必需的。因为从本卷起，中华史就进入了国家时代。从部落到国家，是历史的岔路口。在那里，先前的同路人即世界各民族开始分道扬镳，各自朝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往前走。没人知道前景如何，更不知道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正蹲在那路口冷笑。

是的，斯芬克斯。

岔路口上常有劫匪，但斯芬克斯与众不同。她不要钱，却赌命。这家伙从古埃及跑到古希腊后，不但变成了女妖，还从缪斯那里学到一肚子谜语，专门为难过往的行人。谁要是猜不出谜底，她就把谁一口吞掉。直到忒拜的英雄俄狄浦斯一语中的，她才狮子般地咆哮了一声，一头摔下万丈悬崖。

现在看来，希腊人是太乐观了。斯芬克斯其实没死，只不过从岔路口来到了思想界。那可是智者云集的地方，有层出不穷的主义可供饱食，也有众多的谜团可供提问，不愁没有俎上之肉，盘中之餐。

国家的逻辑，便是其中之一。

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国家呢？为什么一个民族要想告别史前进入文明，就得先把国家发明出来？如果说事出偶然，为什么无一例外？如果说这是进步，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怀念氏族和部落的时代？

这样的难题，正合斯芬克斯的口味。

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被吃掉了，学者们不得不选择审慎的态度。他们在写到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原则上都只描述，不分析。他们会告诉我们，某某国家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也会告诉我们是怎样转变甚至是通过谁来实现转变的。但为什么要变，鲜有深究。即便探究，也往往仅限于西方世界。

然而中华文明不能缺位。从西周到春秋，我们实行的是最独特的国家制度；从秦汉到明清，建立的是最典型也最稳定的帝国。罔顾中华民族的经验和逻辑，文明的大门前，历史的岔路口，就只能是波诡云谲，迷雾重重。

斯芬克斯神闲气定笑傲江湖。

我们怎么办？

2．办法

1798年7月，拿破仑率领他所向披靡的远征军来到了埃及。他们在吉萨高地壮丽的晚霞下，看见了海一般辽阔、夜一般死寂的土地，看见了默默无言巍然矗立的金字塔，以及被希腊人称为“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像。几乎所有人都被震撼。拿破仑，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时代精神”庄严地说：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正在看着你们！

也就在这时，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贸然开炮，还一炮便打歪了狮身人面像那一米七五的鼻子。这一炮，不知是心慌意乱，还是擦枪走火。

反正，斯芬克斯的鼻子没了，这让它的微笑更加冷峻而傲然。

炮打斯芬克斯的故事，二百年间在埃及广泛流传，也不断被历史学家们辩诬。有人说，让它失去了王冠、圣蛇、长须、鬃毛和鼻子的，其实是几千年的日晒雨淋，风吹沙袭。也有人说，砍掉它鼻子的，是一位名叫沙依姆?台赫尔的人，原因是反对偶像崇拜。还有人说，拿它眼睛和鼻子当靶子练习射击的，其实是埃及玛穆鲁克王麾下的士兵。

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些经验对我都不适用。因为我写“中华史”，是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最终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大问题。

这就必须直面“斯芬克斯之谜”。只有弄清楚“国家的逻辑”，才知道“文明的轨迹”，也才能破译中华文明的密码。只不过，迎面而上是不行的，绕道而行也是不行的，装作没看见就更不行。

唯一的办法是升空。

因此，在完成史前文化的“破冰之旅”后，有必要来一次“全球巡航”，以便看清楚全人类的“国家逻辑”，而且是“共同逻辑”。

知道“共同逻辑”，才能找到“共同价值”。

3．钥匙

升空的感觉很好。

没错，升到巡航高度后，多半只能看到云。但云和云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云下面，有的是山，有的是河，有的是草原，有的是森林。更何况，一旦云开雾散，我们还能像李贺说的那样：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那“九点烟”是什么？

城市。

城市是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界碑。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建立了城市，就同时建立了国家；建立了国家，也就进入了文明。以此为界，之前叫“史前”，也是神话和传说的时代，之后才是“历史”。

历史，就是文明史。

城市，则是“文明的标志”。许多早已消失的文明，就是因为考古队发现了城市的遗址才得以确认的，比如克里特和哈拉巴。

钥匙找到了。

那么，城市的秘密又在哪里，怎样才能发现它？

这要感谢我们民族的伟大发明，这个伟大发明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优越的地方，在于能够保留最原始的信息，尤其是甲骨文和金文。而且，通过对文字演变的考察，我们还能发现历史的轨迹。这套“中华史”从第一卷开始，便大量使用古文字为线索和证据，原因就在这里。

甲骨文和金文告诉我们，国就是城，城就是墙。这显然是为了安全和安全感。但现代城市是没有墙的，这就证明人们还要自由和自由感。既要安全，又要自由，只有城市才能实现。城市的秘密破译了。

问题是，为什么城市出现以后，部落就变成国家了呢？

因为人变了。

组成氏族和部落的，是“族民”；组成城市的，是“市民”；组成国家的，是“国民”。族民与市民，有什么不同？族民有血缘关系，至少有“泛血缘关系”。没有，就得联姻。市民则可以有，可以没有，本质上没有。他们的关系是公共的，所以叫“公民”。其希腊文本义，就是“城邦的人”。

有“公民”，就有“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处理这些关系和事物，氏族和部落时代的习俗是不管用的，得靠“公共权力”和“公共规则”，还得要有按照公共规则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

这就是“国家”。

现在，国家的秘密破译了吗？

没有。因为并非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恰恰相反，在人类文明之初，绝大多数国民都是“臣民”。

4．发现

这一点，在巡航高度看得十分清楚。

如果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体制，比如民主制为蓝，共和制为红，寡头制为黑，君主制为黄，再加上氏族和部落为灰，不毛之地为白，那么，文明之初的世界地图，除了大片的灰和白，便是大面积的黄。红与黑很少，仅出现于爱琴海、巴尔干、喜马拉雅山麓等个别地区。代表民主制的蓝，则几乎只是一个点，而且一闪即灭。

它的名字，叫“雅典”。

然而这个被淹没在黄色之中的小不点，却在一千多年后死而复生，并成为汪洋大海。就连那些实际上的专制统治，也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今日之世界，已是一片蔚蓝。

至少，看起来是。

那么，民主是意外，还是必然？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说是意外，为什么后来成为潮流？如果说是必然，为什么当时独一无二？

也只能找样本，做比较，查线索。

样本就是美国。这个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个谈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典型。然而这个由商人、工匠、律师、文盲、探险家、淘金者和流浪汉组成的国家，却与雅典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建国，居然都是因为航海、殖民和经商，几乎一模一样。

那又如何？

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平等就不容专制，独立就需要互利，自由就必须有法可依。独立、自由、平等的结果，势必是民主、共和、宪政，是“契约治国”和“权力制衡”。

从雅典到费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价值也一目了然。

但，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

5．鸟瞰

回答是肯定的。

道理也很简单：如果独立、自由、平等不是共同价值，那么，民主、共和、宪政就不会成为世界潮流。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对此都有追求。比如中国的墨家、道家和佛家，便都讲平等，分歧仅在实现平等的方式。儒家虽不讲平等，却讲对等，也讲独立和自由，只不过主张“相对独立”和“相对自由”。

这一点，我在第六卷《百家争鸣》还要细说。

其他民族，也一样。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独立、自由、平等是共同价值，民主、共和、宪政又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就连西方也走了一大圈弯路？

显然，国家必定还有秘密，而且一定隐藏在分手之前的起点之中。

这就不能再走街串巷，只能回到斯芬克斯拦劫行人的岔路口，还得鸟瞰。结果也很清楚。世界各民族的史前道路是一样的，都是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史前文化也是一样的，都有巫术和图腾。但进入国家和文明时代后就分道扬镳。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原始文化脱胎换骨。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它们共同实现的是“身份认同”。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和国家道路，都不过是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所做的不同选择和探索。

这就是国家的秘密。

也是国家的逻辑。

6．着陆

看清了人家的路，也就看清了我们的来龙去脉。

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图腾则既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是变成了祖宗。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炎帝、黄帝），再到祖宗崇拜，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

换句话说，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者靠神，或者靠法，或者靠信仰，靠观念，唯独我们是“认祖归宗”。夏后启能废除禅让制，尧舜禹会变成夏商周，原因就在这里。从秦汉到明清，君主制坚如磐石，原因也在这里。

有了“祖宗崇拜”，才有了“家国体制”，也才有了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三千七百年文明史。就连什么叫“中国”，也得以弄清。所谓“中国”，就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中心”，夏商周则是“三个代表”。他们前赴后继，不断探索，轮流坐庄，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基础是牢固的，影响也是持久的。今天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时，包括文字符号和文化心理，文明方式和核心价值。因此，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巴、玛雅、波斯、拜占庭等先后毁灭、中断、消亡、失落的文明相比，也与不断更新的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超级稳定”。如何评价这种“超级稳定”，自然不妨见仁见智。但弄清楚其所以然，则恐怕更为重要。

不过，那将是第三卷的事。

现在，巡航已经结束，请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我们着陆。

下一站，是“周原”。





附　　录




表1-1：人类进化历史简化表

表1-2：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

表2：中国、印度、两河流域比较

表3：美国建国大事记

表4：中印对比

表5：外族入侵印度史

表1-1：人类进化历史简化表





时代 物种

250万年前 人属物种出现——能人。石器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

180万年前 直立人在非洲出现。

150万年前匠人学会了使用火。

70万年前北京人首次在亚洲出现。

51.6万年前 前人，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

35.5万年前 海德堡人出现。

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

19.5万年前 奥莫遗迹证明远古智人是从海德堡人演化而来。

16万年前 长者智人有了丧葬仪式，并学会了宰杀河马。

14万年前 线粒体夏娃生活在东非。

7万年前 线粒体单倍群L2出现，有了行为现代性。

6万年前～9万年前 Y染色体亚当生活在非洲。

5万年前 迁移到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线粒体单倍群U、K出现。

4万年前 迁移到大洋洲和欧洲（克罗马侬人）。

2.5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灭绝。

1.2万年前 全新世、中石器时代开始。佛罗勒斯人灭绝，人类成为了人属中唯一存活的物种。



表1-2：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



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





攀树的猿群 原上猿 3500万年前～3000万年前

埃及猿 2800万年前～2600万年前

森林古猿 2300万年前～1000万年前

正在形成的人 南方古猿（傍人、人属） 440万年前～140万年前

完全形成的人 早期猿人 380万年前～360万年前

晚期猿人 180万年前～30万年前

早期智人 30万年前～5万年前

晚期智人 5万年前～1万年前

文明诞生 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 1万年前～8000年前



表2：中国、印度、两河流域比较





年代 中国 印度 两河与希腊

前38～前22世纪 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从女娲到伏羲，三皇五帝。

前26世纪，传说中国史官沮诵、仓颉造文字。 前3100年，古代埃及上埃及统治者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初步形成统一国家，埃及第一王朝形成。前27世纪起，大规模兴建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落成。

前3000年，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前3000～前2300年，爱琴海地区克里特文明出现。

前24～前20世纪 约前21世纪，大禹治水成功。

大禹治水，或许是权力模式的起源。

禹“以铜为兵”。

奚仲造车。

中国二里头文化存在。

前1988～前1979年启称夏后；

“家天下”。监狱始建，相传夏朝开始。 印度河文明时代（约前2300～前1750年）。这是古印度最早的文明，中心在印度河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地，故称“哈拉巴文化” 约前2113～前2096年，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创立者乌尔纳姆在位，颁布《乌尔纳姆法典》，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典。

古埃及中王国时期。青铜器广泛应用，开发法雍湖地区，修建卡尔纳克神庙。

爱琴海地区迈锡尼文明出现。

前19～前15世纪 约前16世纪，商汤伐夏桀，夏朝灭亡，商朝创立。 前1792～前1750年,古巴比伦第6代国王汉谟穆拉比在位，制定《汉穆拉比法典》。

出现楔形文字，青铜器广泛使用。约前17～前14世纪，小亚细亚赫梯古王国时期。

前14～前12世纪 盘庚迁殷。

中国已产生甲骨文。

约前13世纪，商代青铜器全盛时代。晚商司母戊鼎为现存最大青铜器。

商妲己的传说和记载。 古代印度早期吠陀时代。

瓦尔那制度萌芽。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的人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从高地迁移到低地）。

古希腊海伦的传说和记载。

前11～前9世纪 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

西周实行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制。

西周封邦建国，周公制礼作乐。 古希腊荷马时代。

特洛伊战争。

从前10世纪末叶起，新亚述帝国兴起。经过两个多世纪连续不断的征战，最终建立起一个横跨西亚北非的帝国，将两河流域南部及埃及两大文明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前9～前8世纪 前841年，周厉王暴虐，国人暴动，厉王逃亡。召公、周公行政，号曰共和。中国历史准确年代自此开始。

前771年，中国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周，杀周幽王于骊山，西周亡。

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始。历史进入春秋（前770～前476年）时期。 古印度后吠陀时期。

雅利安人国家形成，婆罗门教流传，古代印度最早的哲学著作、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形成。 古代西亚新亚述帝国时期。铁器出现并广泛应用。

泛希腊主义：泛希腊性质的神庙和节日弘扬并强化了以下观念：各地的希腊人共同属于同一个文化群体并共享一样的传统、语言、习俗、宗教。

前8～前6世纪，古罗马王政时代。

前6世纪 前551～前479年，孔子在世，创立儒家学派，提出完整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首创私人讲学，主持文化古籍的编订整理。现存《论语》为门人记录他谈话的编集。 约前563～前483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创立了完整的佛教教义学说。 前670～前500年，希腊多城邦实行“僭主”统治。

古希腊雅典执政官梭伦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颁布《阿提卡法典》。

前509年，罗马人起义推翻了王权统治，建立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公民大会+元老院）。

前5世纪 前496～前482年，吴越争霸。

前476年，中国春秋时期结束。

约前476～前390年，墨子在世，创立墨家学派，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非命等政治哲学思想，重视逻辑传统，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

前456年，是秦设置县的无可争辩第一年。

前408年，秦初租禾，实行实物地租。

前403年，“三家分晋”。 前500年，印度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 约前500～前449年，希波战争，古希腊城邦反抗波斯帝国侵略。

前451～前450年，罗马制定著名的《十二铜表法》。

前4世纪 前379年，“田氏代齐”。

前372～前289年，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在世，继承发扬孔子和儒家思想，提出仁政和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学说，为儒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孟子》。

约前369～前286年，庄子在世，著有《庄子》。

约前360年，《甘石星经》书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

前356年，商鞅变法。

前340～前278年，诗人屈原在世，开创楚辞，写《离骚》，后投汨罗江殉志。 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开始形成。 前334～前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波斯、中亚和印度，行程万里，为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远征。



表3：美国建国大事记





　　1765年10月，由马萨诸塞倡议，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有9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大会接受了弗吉尼亚的观点“无代表不纳税”，通过了《权利与不平等宣言》，产生了“美利坚民族”的概念。

　　1770年3月5日，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英国军队向抗议者开枪，史称“波士顿惨案”。

　　1773年12月16日晚，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抗议者将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上的茶叶倒入海中。

　　1774年9月5日，13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佐治亚代表被总督阻挠未能出席）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1775年4月19日，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的列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

　　1776年6月7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接受理查德?亨利?李“13个殖民地独立自由”的观点，任命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本杰明?富兰克林（宾夕法尼亚）、托马斯?杰弗逊（弗吉尼亚）、罗伯特?利文斯顿（纽约）、罗杰?谢尔曼（康涅狄格）组成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通过。后来，这一天被定为美国的建国日。

　　1777年11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宣布13个殖民地将永久联合为“美利坚合众国”。

　　1781年10月17日，英国军队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独立战争结束。

　　1783年9月3日，英美两国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制定出《联邦宪法》。

　　1787年12月7日，《联邦宪法》首先在特拉华得到批准。

　　1788年7月2日，《联邦宪法》生效。

　　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

　　1789年9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了12条“宪法修正案”。

　　1791年12月15日，12条“宪法修正案”中有10条生效，它们被称为《公民权利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宪法第一修正案”。它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申冤的权利。



表4：中印对比





时间 中国 古代印度

前24～前20世纪 前1988年～前1979年，启称夏后；“家天下”。 第一个时代：印度河文明时代（约前2300～前1750年）。这是古印度最早的文明，中心在印度河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地，故称“哈拉巴文化”

前19～前15世纪 约前16世纪，商汤伐夏桀，夏朝灭亡，商朝创立。 第二个时代：早期吠陀时代（前1500～前1000年），瓦尔那制度萌芽。

前15～前12世纪 盘庚迁殷。

前11～前9世纪 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分邦建国。 辉煌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原因不明地毁灭后，古印度的历史近200年模糊不清。

大约从前1500年开始，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侵入次大陆。从前900年开始，雅利安人才进入文明，或者说古印度才第二次进入文明。

前9～前8世纪 前841年，召公、周公行政，号曰共和。中国历史准确年代自此开始。

前771年，西周亡。

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始。历史进入春秋（前770～前476年）时期。 第二个时代：后期吠陀时代（前900～前600年）。雅利安人国家形成，婆罗门教流传，古代印度最早的哲学著作、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形成。

前6～前5世纪 前496年～前482年，吴越争霸。

前403年，“三家分晋”。

前476年，中国春秋时期结束。 第三个时代：列国时代（前600～前400年），有时也称“早期佛教时代”。这是古印度列国并举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战国纷争，逐步为统一打基础的时代。此时，古印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东移，即恒河流域成为文明中心，至于印度河流域，不仅失去重要地位，而且在前518年被波斯帝国占领，成为其一个行省。

约前563～前483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创立了完整的佛教教义学说。

第四个时代是孔雀帝国时代（前324～前187年）。

这是古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时代和帝国，但统一者不是列国时代的强国摩揭陀，而是已失去重要地位的印度河流域的孔雀族。

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帝国后，印度河流域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领土，但亚历山大离开印度后，旃陀罗笈多不仅赶走了亚历山大的守军，而且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了孔雀帝国。

前4世纪 前379年，“田氏代齐”。

前356年，商鞅变法。

前343年，齐伐魏救韩，大败魏师于马陵。

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前3～前1世纪 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

前256年，周赧王卒，秦取九鼎宝器，西周亡。

秦李冰筑都江堰。

前249年，秦灭东周，周亡。

前246年，秦开郑国渠。

前238年，秦王政（秦始皇）主国政。

前221年，秦灭六国，战国时期结束。

秦王政称始皇帝，建立秦（前221～前206年） 孔雀帝国第三代王阿育王统治时期（前269～前232年），帝国进入繁盛时代。

前187年孔雀帝国灭亡后，古印度的历史一是长期模糊不清；二是外族不断入侵。先后有大夏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其中只有中国所称西域的大月氏人在古印度西北部建立了稳固的政权——贵霜帝国。

前3～前1世纪 前209年，陈胜、吴广于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起义。

前206年，中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侯王，刘邦为汉王。楚汉战争爆发。

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前202～220年）

1世纪 王莽即真天子位，国号新（8～23年）。

25年，刘秀即帝位，建元建武，定都洛阳。东汉始。 第五个时代是贵霜帝国时代（1～3世纪）。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居住在中国敦煌与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的一支。

第三代王迦腻色迦（78～102年）时，贵霜帝国进入盛期，都城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此时帝国地跨中亚和南亚，与罗马、安息、中国的东汉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帝国。他死后，帝国开始衰落。到3世纪，帝国已分裂成若干小公国。古印度历史又进入模糊不清的阶段，直到4世纪笈多帝国的兴起。



前2300年直到笈多帝国的兴起，古印度除了137年的孔雀帝国和近100年的贵霜帝国是统一强盛的帝国外，其余则都是诸国分裂时代，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时代。





时间 中国 中古时期的印度

2～5世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笈多王朝（320～540年）。

超日王（380～415年）时，国势强盛。

6～9世纪 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国号隋（581～618年），建都长安。

589年，隋军克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复归统一。

618年，李渊称帝，国号唐（618～907年）。隋亡。

907年，朱温逼哀帝禅位，自即帝位，国号梁，史称后梁（907～923年）。唐亡。五代十国（902～979年）时期开始。 哑哒人入侵时期（5～6世纪）。5世纪中叶，哑哒人（白匈奴）自中亚侵入印度。笈多国家经哑哒人打击后，内部各小邦纷纷独立，陷入分裂混战之中。54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结束。

戒日帝国（606～647年）兴起，哑哒人被逐，戒日王统一了北印度，建都曲女城。其疆域东到孟加拉湾，西迄旁遮普的几乎整个北印度。戒日王统治时正值玄奘访印，他给予玄奘很好的礼遇。

拉齐普特人时期（7世纪中叶～12世纪末）。戒日王死后，帝国陷入分裂。8～10世纪，印度有三个王朝互相争霸。

10～12世纪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国号宋（960～1279年）。后周亡。

1115年，女真首领阿骨打在会宁称帝，国号大金，史称金（1115～1234年）。

1127年，金攻陷东京，俘徽、钦二帝，北宋亡。宋康王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商丘）即位，南宋始。 伽色尼王朝（962～1186年）。中亚阿富汗境内兴起的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后建立的王朝。

印度南部在10～12世纪时兴起一个朱罗王国，该王国曾远征锡兰，并与阿拉伯有频繁的贸易往来。12世纪末陷入分裂。

13～16世纪 1206年，铁木真建蒙古国，称成吉思汗。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中国元朝（1271～1368年）始。

1279年，元军破崖山，陆秀夫负幼帝蹈海卒。

宋亡。史家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明”（1368～1644年），建南京城。

元惠宗逃上都，史称北元。明军入大都，元亡。 德里苏丹国家（1206～1526年）。

1206年，古尔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遇刺身死，其国家分裂。而统治印度的总督（穆罕默德的一位部将，名叫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以德里为中心独立为苏丹，故称德里苏丹国家，北印度从此开始了德里苏丹王朝。期间经历了五个王朝。

莫卧儿帝国（1526～1707年）。

莫卧儿帝国的创立者是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故自称蒙古人。1526年4月，巴布尔率两万多大军进攻德里苏丹国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巴布尔在印度建立起莫卧儿帝国（1526～1858年）。1529年，巴布尔统一了北印度。到阿克巴（1556～1605年）即位后，莫卧儿帝国进入鼎盛时代。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大，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王朝。北方包括阿富汗和克什米尔。

17世纪 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即帝位，改国号为清（1636～1911年）。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死，明亡。

清军入北京，清廷颁圈地令，大规模圈占土地。

1645年，清占南京，南明弘光政权亡。

19世纪 184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宣布兼并旁遮普，征服印度最终完成。

1858年，印度由英王接管。

1877年，英王兼任印度皇帝。



表5：外族入侵印度史



从公元前518年开始，先后侵略过印度的有波斯人、马其顿人、条支人、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贵霜人、匈奴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最后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最奇怪的，居然是雅利安人自己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都只有二百多年；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和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反倒都有三百多年。





时间 事件

前11～9世纪 前后吠陀时代之间有200年左右历史模糊。

前6世纪 前518年，波斯人占领恒河流域。

前4世纪 前325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印度。

前304年，条支人入侵，入侵印度北部（现代巴基斯坦旁遮普邦），与孔雀王朝的建国人旃

陀罗笈多（又称月护王）对抗，最后签订和约。

前2世纪 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约在前180年间开始入侵北印度。

1世纪中 大月氏人建贵霜帝国，从西北方入侵次大陆。

5世纪中叶 哑哒人（白匈奴）自中亚侵入印度。

8世纪 712年，穆罕默德?比因?卡西姆统率阿拉伯军队攻占达里巴尔，然后占领信德地区，吞并以拉合尔为中心的旁遮普地区。从此旁遮普成为穆斯林地区。

10～11世纪 阿富汗突厥人建立的伽色尼王朝苏丹马穆德先后共17次侵入北印度（另一说是15次）。

13世纪 1206年，作为突厥人不断入侵的结果，德里苏丹国开始（奴隶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洛蒂王朝）。

16～18世纪 蒙古莫卧儿入侵印度，击败德里苏丹国，建立莫卧儿帝国。

17～19世纪 英国入侵并统治印度。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荷兰、法国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1623年，英荷达成默契：荷兰垄断东印度群岛，英国垄断印度次大陆。

制表人：陈勤





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理念三千年前就有吗？

文化系统的逻辑起点在哪里？

为什么说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敬请关注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武王砍下了纣王的脑袋，不等于拔掉了殷商的根子。生于忧患又偷天换日的周人，必须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据说而已，并无证据。[1]

没人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这就正如没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在跟屋大维打得不分上下时，为什么会突然撤出自己的舰队，抛下情郎安东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宫自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秉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了。[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周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3]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正是。

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殷商贵族，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4]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说他是一个人，母亲叫“姜嫄”。姜嫄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甲骨文的“周”（新1269）。




◎金文的“周”（德方鼎，王在成周）。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放弃农业，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叫“刘”，公则是头衔，相当于王或侯。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可能是这时周人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5]他后来被追认为“太王”。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

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约如下——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泾渭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6]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閟宫》（閟读如必），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谋划和经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说：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国，也有一个“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

但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建“王城”，作为西周的东都。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他们这一套，不过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后代的鲁国，殷商遗民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周人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什么是“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古人所认为的天圆地方世界。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再说了，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远古时代的姚明？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12]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事实上，周人最终证明了自己，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样是获得神圣授权的“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14]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殷商靠神权，周就以人为本；



殷商靠刑罚，周就以德治国。



周公制礼作乐，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是“天授”，岂非出格？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后边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胜利当然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飘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成功，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殷商“不得人心”。

殷商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

是这样吗？

是。证据，就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原始时代就有，但多为器物。牺牲品，原始时代也有，但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殷商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个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子鱼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1]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陈子车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陈子亢便说，这是不合礼法的。再说最该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结果不难想象，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〇义与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〇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的文化人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4]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光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只剩下“德”。[5]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一再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6]



◎张叔平题拓本毛公鼎铭文。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7]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8]

显然，周公、召公、康叔，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9]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



◎甲骨文的“德”（粹八六四）。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得失”，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即“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金文的“德”（何尊）。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金文的“德”（德鼎）。这里的“德”，因为是人名，字形仍与甲骨文同，无“心”。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10]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何鼎及铭文拓本。拓本右起第七列前四字即“宅兹中国”。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呢？

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圣（圣）、声（声）、听（听），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德高望重”。这就到春秋战国了。子贡就说老天爷要让孔子成为圣人，孟子则说圣人是“人伦之至”。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不是“道德高标”。



◎甲骨文的“圣”（乙六五三三）。




◎金文的“圣”（尹姞鼎）。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主要得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1]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商是仪（仪式），周是制（制度）。

什么是“礼”？什么是“乐”？按照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礼就是礼器，乐就是乐器。所以，礼乐就是祭礼和乐舞。这当然不错，也不能没有。但在周公看来，礼和乐，又不能仅仅只是祭礼和乐舞，更应该是一种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甲骨文的“礼”（甲3629）。




◎金文的“礼”（何尊）。


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甲骨文的“乐”（续3·28·5）。




◎金文的“乐”（郘钟）。


许慎认为“象鼓鞞”（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具体地说，礼的作用是维持秩序，乐的作用是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

礼和乐，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因为礼要表现为仪，仪要表现为序。比方说，在请神吃饭的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

显然，礼的本质就是序，秩序。

处理人神关系的秩序，当然也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即“礼制”。

必须被应用于政治，即“礼治”。

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即“礼教”。

但这里面有问题。

实际上，按照这种制度，除了天子“至尊”，其他人都铁定的卑，顶多有相对的尊。这是无法让人心理平衡的。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因此必须用“乐”来调和。乐，是音乐，也是快乐。音乐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好听是因为和谐，和谐是因为多样统一。礼和乐的共同特点，就是既讲多样，又讲统一。礼辨异，乐统同。有礼有乐，礼兴乐和，就能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也只有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才是所谓的“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当各路诸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时，



稳定的封建秩序和广泛的统一战线便都建立起来了。



一箭三雕，这是一种智慧。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这可真是内外交困。

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这样看，他们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

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办法。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创造了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

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残余势力。这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大开杀戒又不行。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下，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殷商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在这里，周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这事有文献记载。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这事有文物证明。他们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国号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国号叫燕，在今天的北京。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他们后来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春秋前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国、晋国、燕国，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2]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齐、鲁、燕都不能叫“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就是。





不仅仅是统战





毫无疑问，这种智慧不是周公一个人的。西周建立的封国，也远远不止宋、齐、鲁、卫、晋、燕。它们甚至未必都是姬姓或姜姓，比如还有芈姓的楚国、姒姓的杞国（芈读如靡，姒读如四）。杞人忧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号人。

楚、杞之类，在当时无疑都是小邦，至多不过部落国家，甚至只不过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在殷商时代叫做“方国”，比如周、召、姜，则叫周方、召方和羌方。此外还有媿（读如鬼）姓的鬼方、风姓的人方。殷商对他们或者武力镇压，或者不闻不问，是很失策的。

实际上这些方国，兵力少，数量多，规模小，来头大，动不动就号称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因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忙帮不上，添乱很容易。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能团结的就团结，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至少，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要知道，这些哥们跨入文明并不久，还带着野蛮习气和部落遗风，可是说动粗就动粗的。

何况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伐纣战争。虽不过一彪人马，三五兵丁，却也算同盟国和参战国。现在胜利了，总得分他一杯羹，排排坐，吃果果吧？

那好，统统给个师长旅长当当。

于是，只要承认周天子，不管是氏族、部落、部落国家，也不管是诸夏、诸羌、百濮、群蛮，都纷纷弹冠相庆，人五人六地成为国君。

说起来这倒是个互利互惠的双赢方案，而且双方做的都是无本生意。比如方国，就什么都没失去。土地、人民、军队、财产，周天子都不要他们的，反倒还会再赠送一点。他们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周天子一律加盖公章予以承认。他们的国内事务，周天子却概不过问。这难道还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因为文化落后，长期被殷商歧视，自己也自惭形秽。现在既已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跟中原诸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这可真是咸鱼翻身，岂有不接受之理？

但，赚了大头的还是周。

首先，这些封国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周人并没有成本。周天子给出的，只是一个名义和头衔。但这张空头支票，却换取了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赎买了异动之心和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还没失去领导权。[3]事实上，只要方国承认自己是周人所封，就至少在名义上认同周的领导，何况受封最多的还是姬姓。

然而方国的加盟非常重要。有了他们，周的政权才有了天命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这可不仅仅是“统战”。

这就是西周初年周人的一系列动作：再编组、大迁徙、广殖民、泛分封，总之，该镇压的镇压，该安抚的安抚，该酬劳的酬劳，该收编的收编。现在，西周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不能。因为新秩序是否稳定，仍是问题。

这就不能靠策略，只能靠制度。策略只是“术”，制度才是“政”。换句话说，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也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事实上，就在周公他们“下棋”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本身是有“维稳功能”的，因此保证了五百年的太平。但它同时又有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它的名字，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真正的“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这片领土或地盘要有疆界，这就得“封”。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显然，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在古文字中，邦和封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封是动词，邦是名词，相当于今天所谓“国家”，但又不能叫“国家”。因为在先秦，国是国，家是家，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春秋以前的“邦”，包括宋、齐、鲁、卫、晋、燕、楚，严格说来只有“半独立主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要到战国。



◎甲骨文的“邦”（前四·一七·三）。


不叫“国家”，叫什么？

邦国。[4]

邦国是最合适的称呼。因为所有的“邦”，都包括城市和农村。城市叫“国”，城市加农村叫“邦”。邦是全境，国是都城，邦比国更准确。当然，邦与国也可以通用。叫“邦”，叫“国”，叫“邦国”，都行。

邦国有大小。小一点的，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因此，其国名往往从邑。这就是“城市国家”。大一些的，是一个中心城市为首都，再加若干城市和周边农村，这就是“领土国家”。西周初年，大多数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只有周例外，有丰、镐、洛邑好几个城市。


◎周代部分地名从邑国名



国名 姓及始建之君 所在地

邘（yú） 姬姓，武王之子 河南沁阳西北邘台镇

邢（xíng） 姬姓，周公之后 在今河北邢台市内

（qí） 姬姓，文王之子 陕西岐山县东北

邠（bīn） 姬姓，周太王之国 在今陕西彬县

邶（bèi） 纣王之子 在今河南淇县以北、汤阴县东南一带

邰（tái） 姜姓 陕西武功县西南

（zài） 姬姓 河南民权县东

邿（shī） 妊姓，鲁之附庸国 山东济宁市东南

郕（chéng） 姬姓，武王之弟叔武 河南范县境内

邾（zhū） 颛顼之后 故城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后迁至湖北黄冈

郇（xún） 姬姓，文王之子 山西临猗县南

郜（gào） 姬姓，文王之子 山东成武县东南

（xi） 古蜀中小国 在今四川邛崃

（yǎn） 嬴姓，商之盟国 山东曲阜县旧城东

（lái） 姜姓 山东黄县东南莱子城一带

郳（ní） 曹姓，邾侯之后 山东滕县东

郮（zhōu） 姜姓，炎帝之后

郭（guō） 春秋国名 山东北部某地

郯（tán） 传为少昊之后 山东临沂郯城北

（jì） 黄帝之后 北京市西南

鄅（yǔ） 妘姓 山东临沂县北

鄎（xī） 姬姓 河南息县东南

邹（zōu） 曹姓，颛顼之后 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

（zhuān） 鲁之附庸国 山东郯城县东北

鄘（yōng） 管叔封地 河南新乡西北

（tán） 山东章丘西

鄦（xǔ） 姜姓 河南许昌县东

鄫（zēng） 姒姓，夏禹之后 山东枣庄市东

鄩（xún） 姒姓 山东潍县西南

鄧（dèng） 曼姓 河南邓县

鄶（kuài） 妘姓，祝融之后 河南密县东南


周，也是邦国吗？

也是。只不过，是最大也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而且，也只有周君可以称王。其他邦国的国君，或为公（如宋），或为侯（如齐），或为伯、子、男，不等。但他们可以统称为“侯”。因为侯是“有国者”，或“封藩守疆之殊爵”，也就是在边疆保卫天子的人，所以又叫“侯卫”。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由周王国和诸邦国组成的世界，叫“周天下”。这个天下，跟秦汉以后的大不一样。秦汉以后，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天子，一个元首”。秦帝国和秦天下是合一的，秦天子也就是秦皇帝。这，就叫“帝国制度”。

邦国制度则不同，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天下只有一个，即“周天下”；天子也只有一个，即“周天王”。但在这个天下里面，有许多邦国，比如宋公国、齐侯国、郑伯国、楚子国、许男国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元首，而且不一定同姓。

这样的天下，怎么能叫“王朝”？

也只能叫“国家联盟”，而且或多或少有点像英联邦。只不过，英国不是联邦的“宗主国”，女王也不“封建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包括英国与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是平等的，是“松散的联合体”。周王国与诸侯国却不平等，是“君臣关系”。周天子则不但“封”，而且“建”。





我们的田野





什么是“建”？

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册封仪式是隆重的。祭坛由青白红黑黄五色土筑成，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交到诸侯手里。这就叫“授土”，表示诸侯拥有对那片土地的使用权。

赐给诸侯的人民则包括三部分：本族臣僚、殷商遗民，以及封地上的原住民。当然，这主要是指鲁、卫、晋、燕之类。其他邦国不一定有殷商遗民，原住民则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这也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因为像这样土地和人民并赐，殷商卜辞中没有记录。由此可见，只有周的封建，才是“真封建”。

第三件事是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这三个程序意义重大。

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授民、授爵，表现出来的正是周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尽管这个时候的邦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甚至不能叫做“国家”。但从此，土地、人民和领袖，就成为我们民族的“国家三要素”。比如新中国的赞美诗《歌唱祖国》，就是第一段唱土地，第二段唱人民，第三段唱领袖。这是周制度的深远影响。

现实意义也很明显。授土和授民，表示周王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则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但当时似乎没人想那么多。程序结束后，受封的诸侯个个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焕然一新。他们率领部属、族人、庶众、臣妾，欢天喜地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真忙。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所以，“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关于井田制，历来有争议。有人认为确有其事，有人认为纯属想象，也有学者作出各种解释，请参看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我们的田野，是这样的吗？

不钻牛角尖就是。整整齐齐规划成井字形，周边“封疆”，中间“阡陌”，每块田地刚好百亩，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做到。但“平均地权，公私两利”，则是可能的。大夫和诸侯从公田获利，更是可能。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甚至也是一种“封建”。或者反过来把封建看作井田。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但，为什么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维稳功能”呢？

因为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5]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6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吧？

这就是所谓“封建”。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后一种“封建”，也是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的。

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并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诸侯的义务，则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当然，如果受到其他诸侯欺侮，也可以向天子投诉，天子则应出面为他主持公道。这是天子的义务。

同样，权利和权力也很明确。

天子有封建之权，诸侯有再封之权，大夫没有。也就是说，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享有治权的，也只有这三级。不同的是，天子在理论上对周天下，在实际上对周王国，都有统治权。诸侯和大夫则只对自己的封国和采邑有权统治，但他们的治权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也就是说，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摆平江湖，叫“平天下”。

哈，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秩序井然吧？

这就是“邦国制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在这种制度中，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虚君共和”。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寿终正寝。封建，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

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吗？

没有。周人的邦国制，不同于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君主制”，不同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也不同于近现代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跟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也只有相似之处。与井田、宗法、礼乐相配套的封建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国家体制，也是周人的“制度创新”。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姓、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及土地捆绑在一起。农民不“离乡背井”，豪酋不“犯上作乱”，闲汉们不“无事生非”，可不就“天下太平”？

何况封建也好，井田也罢，都是秩序。有秩序，就不乱。但光有秩序，还不足以“维稳”，因为秩序可以破坏。那么，周公及其继承人“维护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乱”的办法还有什么呢？

宗法和礼乐。





周人创意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是一盘很大的棋。



一着不慎，也可能满盘皆输。



对士的忽略，就是隐忧。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那好，妾既然的人数既然众多，当然是“庶”。

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1]最早，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实际上，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但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贵族。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王子和公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按照这个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这就叫“宗法”。为什么叫“宗法”？因为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决定谁是第二代（宗）的礼法，当然叫“宗法”。

宗法制规定，祖是什么人，可以不管。但从第二代开始，原则上就只能由嫡长子继承，除非没有。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所以叫“子民”。子女也要“成家立业”。他们成的家，是“家庭”，一夫一妻，无妾。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这些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氏族的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国族的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这就构成了“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就是华夏民族的“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是天下的子公司，同时又有自己的子公司叫“家”。家这个子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日文和韩文所谓“株”，是股权和股份，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天下，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并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

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资本”，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却被说成是“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了“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了“技术股”。这当然也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

其次，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股权人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参见此图表）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周朝的宗法传承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周王国是实体。它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同时也是“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他的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最搞笑的是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周公他们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家臣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3]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哈！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甚至根本就是扯淡！

周公，你想得到吗？[4]





周公和孔子都不变态，



他们为青年男女的性爱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三月三的中国情人节，演出了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是真是假，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强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一个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但要有资格。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也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这就叫“礼”，也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那么，费邑的邑人，为什么可以反对他们的总管南蒯，越级忠于季孙氏？

因为按照邦国制度，天下只有一个，封区只有两级。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只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们的道德义务，是“忠君爱家”，不是“忠君爱国”。这跟季孙大夫的是非对错没关系，跟南蒯的政治立场更没关系。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后果当然很严重。依照这个“忠君原则”，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就因为此。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非讲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操作？

讲得清并可操作的，只有秩序。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三等。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等级”，四等。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爵级”，五等。

由此可见，秩序即等级。它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就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事实上，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终于挖得深不见底，单等我们跳下去。

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好大一张网





什么叫“伦理”？

伦，是一个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没有“伦”。它的本字，应该是“仑”（仑），金文的字形像栅栏。后来加上单人旁，变成“伦”，有类比（无与伦比）、匹敌（精彩绝伦）、条理（语无伦次）等意思。



◎金文的“仑”（剌鼎）。


其实，伦，就是秩序和类别。如果没有，就叫“不伦不类”。但最重要的秩序和类别，是人类社会的，叫“人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

从字面上讲，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说白了，则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其中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等等，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叫“名器”。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妻们固然会严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是最早跟贾宝玉上床的。但因为没有“走程序”，结果便连妾都不是。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2]

难怪我们“死要面子”。

其实，面子可以要，也可以给。小妾“扶正”，副职“转正”，是实实在在地给；称小老婆为“如夫人”，芝麻官为“大老爷”，是客客气气地给。但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只要你当回事，所有程序便会启动。从此，你就成了电脑里的数据，任由纲常伦理的软件处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

能够逃出这张网的人很少。你出家？庙里有师父。你落草？山寨有头领。你自主择业？业内有行会。你浪迹江湖？江湖有门派。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所以苏东坡“常恨此身非我有”，但发完牢骚，照旧回家睡觉。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根本做不到，也没当真想过。[3]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宗法伦理，将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是那只“蜘蛛”。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又要“道德礼仪”，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还要求“行同伦”。汉高祖则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稳时，便让儒生叔孙通重新制定了礼仪。此后，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这绝非偶然。





便宜了谁





讨厌儒家的刘邦，后来确实尝到了礼治的甜头。

那是西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大乱虽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势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追随武王伐纣的，是姬姓和姜姓的贵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国的豪酋。虽然他们在殷商眼里是蛮族，文化程度其实都不低，个个都是风流人物。

刘邦的队伍就差得多。除张良是贵族，韩信算是破落贵族，其余的，陈平是无业游民，萧何是蕞尔小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自己则是地痞无赖，基本上是草台班子。

何况此时，礼坏乐崩已经几百年。像周武王那样严格按照礼制来举行开国大典，他们哪会？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宴群臣，居然乘着酒兴对太上皇说：过去老爸总骂我不如二哥能干，将来生活没有着落。现在看看，是二哥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完全没有体统。

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

叔孙通他们自然看不下去，大汉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窝子。于是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刘邦同意制定礼仪，文武百官、功臣勋贵也都进学习班培训。从此御前设宴，人人庄严肃穆，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刘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

当然过瘾。伦理、道德、礼仪，原本就是为了让君主们坐稳江山。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所谓“五伦”，最重要的就是君臣。除朋友外，父子、兄弟、夫妇，也都可以看作君臣关系。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长兄如父也是“君”。反过来也一样。或者说，君臣如父子，同僚如兄弟，正副职如夫妻。政治伦理，注定了是家庭伦理的“国家版”。

那么，家庭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和谐。家和万事兴。

怎样才能和谐？

讲名分，重称谓，守规矩，尽孝心。比如跟父母说话，要自称“儿子”。如果父亲是君王，则自称“儿臣”。跟哥哥说话，要自称“小弟”。如果哥哥是君王，则自称“臣弟”。跟丈夫说话，要自称“妾”。如果丈夫是君王，则自称“臣妾”。对父母，要“早请示，晚汇报”。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健康长寿，惧的是他们年老力衰。[4]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如果父母是天子或诸侯，则要在他们临死之前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他们备好棺椁，换上寿衣，然后守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死，叫“为臣”。这是中国最早的“临终关怀”，但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享受。

所有这些，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孝”。

孝道表现于国，就是“忠”。忠，不是人的天性，因此需要培养。培养基地，就在家庭。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就不会背叛君主；如果友爱兄弟，就不会欺负同事。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并非没有道理。

难怪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竟有三组是家庭伦理。是啊，对自己子女都没有爱心的君，可能仁吗？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吗？父子像父子，才会君臣像君臣，尽管占便宜的还是君父。

什么叫“天下为家，家国一体”？这就是。





天字一号乐团





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伦理在家伦理，从小就能看到大。比方说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更何况，他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大夫才是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魏绛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是。

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音乐作品；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主题，据说叫“和”。

是的。礼辨异，乐统同。礼，就是让人遵守秩序的。乐，则是让人体验和谐的。

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要合乎礼仪，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周人认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5]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这就是“礼乐教化”。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同志”，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

那么，这个“礼”，怎么会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呢？[6]

因为有意义。

意义就在“尊长、养老、敬贤”。按照规定，参加乡饮酒礼的各界人士，六十岁以上的坐，五十岁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纪越大越多。这就等于向全社会宣示，对长者要尊，对老者要养，对贤者要敬。所以，酒会上要“序齿”（以年龄大小为序），还要“奏乐”，比如“我有嘉宾”的《诗·小雅·鹿鸣》。

实际上周人之德，无非“尊尊”和“亲亲”。尊尊，就是尊敬该尊敬的；亲亲，就是亲爱该亲爱的。人与人如果互敬互爱，社会就和谐太平。因此，尽管后来的乡饮酒礼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也要坚持，因为这本身就是德。

显然，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比如“冠礼”。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也叫“丈夫”，即“成年男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

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发和加冠，就相当于犹太人的“割礼”，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这两种礼仪，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民族也成年了。

那么，我们可以青春焕发吗？

当然可以。





中国情人节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自由。

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殷商也有，时间在玄鸟（燕子）归来时。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那真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拿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诗·郑风·溱洧（读如真委）》这样描述——

溱水和洧水，



春波浩荡弥漫。



少女和少男，



手中拿着泽兰。



女孩说：过去看看？



男孩说：刚刚看完。



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



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



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7]



这可真是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着手儿来。

嘿嘿，还“赠之以芍药”。

奇怪！周，不是“礼仪之邦”，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男女授受不亲”吗？也会有这等事？

当然有。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还是周。后来孔子编辑整理《诗经》，也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当年风采。

谢谢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实上，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是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他们不傻，也不变态。

因此，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他们至少清楚，心理维稳才是最好的维稳。这就要“伦理治国”，包括德治和礼治；也要“礼乐教化”，包括礼教和乐教。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不过既然是“心理维稳”，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扎篱笆”，又要“开口子”，兼顾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正如封建制要“兼顾君权与民权”。这就像犹太人的割礼，只会割掉少许包皮，不会连根切断。没错，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彻底安生了，但那样的稳定有意义吗？

治国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现在，华夏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也拥有了自己的“情人节”，可以盘点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系统了。





稳定压倒一切。



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



所谓周礼，不仅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一统天下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这跟周革殷命并不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他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但保护神，则仍是神鹰荷鲁斯。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1]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神庙里。[2]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

历史的进程是残酷的。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古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人亡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将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伊斯兰文明此刻还没有产生，这里只说希腊和中华。[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自得其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一忧一乐，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也是两只翅膀。

希腊呢？

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

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境界高一点的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道理就在这里。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或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又回到自己。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很清楚，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我们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自欺”，而且是“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是《周易》说的，不能不认。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者“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中华史第二卷《国家》说过，进入国家时代后，原始时代的巫术和图腾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最后又都变成了哲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只不过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而且绕了一个弯。简单地说，就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神，或唯一的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4]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方说，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者“灵了我才信”。信不信的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它的背后，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感兴趣的，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有了中华文明的第三种精神，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5]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它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

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线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忧患，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6]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华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

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是出发点，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乐观），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中华范儿”。





后记

时间开始了





1．观念




对于人类来说，有三个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都在各自领域试图回答它们，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回答，或愿意回答。

比如历史学。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所以，学历史的，尤其是学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这样学文学的靠谱，也比一般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一般更愿意描述“是什么”，而不愿意回答“为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没错，在尚未掌握大量证据，甚至在尚未接触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按照某种所谓“范式”去进行撰述，是危险的。历史不是布料，可以随便裁剪。历史学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药铺”。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药材”按照一定的顺序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数据库”，不是“历史学”。

因此，反对“以论带史”，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观念，或者说，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观念的更新或坚守，则构成历史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诺姆”（部落和部落国家），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观念，就是尼罗河。

从发源地到入海口，构成价值观发展演变的河床，则是逻辑。

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是“真历史”。按照真实逻辑来阐述真实历史，就叫“思辨说史”。这样一种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学，骨子里也是哲学的。显然，这需要史观，需要史识，需要史胆，甚至需要直觉和灵感。

也许，还需要天赋。

当然，也需要启迪。





2．启迪




启迪来自方方面面。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更喜欢琢磨“为什么”。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也就在那时，晓芒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补结构”。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闲话中国人》等，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2]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直觉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创见。学界的主流意见，也大体如此。[3]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许，因为周原在“两河之间”。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时发现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实是“文化的始祖”。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4]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5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6]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7]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是顾问团队一直强调的。

开始写作中华史时，首席顾问曹永正就推荐学习《我们的故事：美国》。路金波组织了编辑团队集体观看，李蕾把这个学习称之为“气质培训”，陈勤则把该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总结为“大历史，小人物”。

这很对，也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

但，细节决定成败。

发现细节，则需要直觉和灵感。

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算是万幸。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可见只要有心，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

中华史第二卷《国家》里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然而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注　释




总注




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第一章




[1]关于殷纣王之死，《史记》只说“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2]周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就“格于庙”，见《逸周书·世俘解》。

[3]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没几年就病故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至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4]周公创作的《文王》一诗，见《诗·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5]公亶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亶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6]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7]《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8]《诗·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9]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商周青铜礼器的差异就是“商重酒，周重食”。商人的礼器多为酒器，比如尊、罍（读如雷）、卣（读如有）、斝（读如假）、爵；周则多为食器，比如鼎、簋（读如鬼）、盨（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10]“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可译为：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

[11]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奭》等，都在回答。

[12]“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13]“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1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第二章




[1]子鱼反对人牲，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2]陈子亢反对人殉，见《礼记·檀弓下》。

[3]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4]周在克商之前“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5]张荫麟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

[6]周公说“我道惟宁王德延”，见《尚书·君奭》。

[7]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8]《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9]“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

[10]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11]《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第三章




[1]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3]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守”。

[4]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讳，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5]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

[6]王社、国社、侯社，见《礼记·祭法》。





第四章




[1]妾为女奴，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第152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2]季孙氏的这个家臣叫南蒯，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3]“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见《左传·昭公七年》。

[4]周天下破产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华史第五卷要讲的事。





第五章




[1]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2]详见拙著《闲话中国人》。

[3]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4]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见《论语·里仁》。

[5]君臣“和敬”，宗族“和顺”，父子“和亲”，见《礼记·乐记》。

[6]乡饮酒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

[7]溱，读如真。溱水源出河南密县。洧，读如委。洧水即河南双洎河。洎读如既。《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第六章




[1]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希·阿达德。

[2]请参看张建、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3]关于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两只翅膀，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话，见卡西尔《人论》。

[5]帝舜和后夔的对话，见《尚书·舜典》。

[6]“天命无常”原作“天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不易为王”原作“不易维王”，见《诗·大雅·大明》。





后记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

[5]见《尚书·盘庚》。

[6]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7]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周，是我们民族的青春期，既天真烂漫，也少年老成。

那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英武自重的战士，忠于职守的人臣，

不卑不亢的使节，顺从民意的鬼神，无不表现出千古流芳的中华精神。


?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挥剑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呀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赵襄子又看了豫让一眼，然后长叹一声说：好吧，拔出你的剑来！1

豫让就把剑拔出来了。

这是他第二次行刺。

为这一天，他吃尽苦头。

豫让要杀的这个人名叫赵毋恤，是当时晋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死后谥为襄子。周代，天子、诸侯、大夫死后，都要给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呼，叫谥号。天子的叫某王，如周成王、周康王。诸侯的叫某公，如晋灵公、晋出公。大夫的叫某子，如赵简子、赵襄子。

豫让行刺赵襄子时，春秋已经结束，战国尚未开始。晋国国君的大权，包括土地、人民、资源和财产，早已旁落到了六个氏室手中。氏室，就是大夫的家族。天子的家族叫王室，诸侯的叫公室，大夫的叫氏室。把持晋国大权的氏室，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智）、魏、韩六家。

知氏的家君叫智伯，正如晋国国君叫晋侯。2

豫让是智伯的手下。

公元前453年，智伯死了，他死在六大氏室的争权夺利中。起先，是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然后，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上油漆做成了酒具。

也有人说，做成了夜壶。3

杀人不过头点地。襄子的快意恩仇，在豫让那里就是奇耻大辱。

豫让决心复仇。

复仇之路坎坷曲折，艰难而漫长。

其实，知氏兵败之后，豫让原本是逃进了山里的。但为了智伯，他又改姓更名，潜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假扮成服劳役的犯人，到宫里去粉刷厕所。抹墙的抹子里暗藏着尖刀。只要赵襄子现身，就一刀刺将过去。

可惜“天不灭赵”。正要走向厕所的襄子忽然心中一动，两道鹰隼般的目光也立即射向豫让。

豫让束手就擒。

而且他供认不讳，公开承认“就是要为智伯报仇”。

卫士们围过去拔出了刀，襄子却挥手下令放人。他说，这是一个义士啊！智伯死了，并无后代。他的家臣竟然来替他报仇，难得呀！

然而豫让并不甘心。

当然，仍以本来面目招摇过市，肯定是不行的了，必须整容。于是，豫让拔掉了眉毛和胡子，又在身上涂满油漆，弄出中毒后的累累瘢痕。为了验证整容效果，他假扮成乞丐去要饭。走到家门口，连他妻子都认不出来，只是说：这人的声音咋那么像我丈夫呢？豫让又吞火炭把嗓子弄哑。

如此受尽折磨，终于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的豫让潜伏在赵襄子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搏。赵襄子的车辇也按照原定路线，缓缓过桥而来。但谁都没想到，拉车的马突然惊了。

心有灵犀，赵襄子一跃而起——

一定是豫让，别让他跑了！

豫让再次被捕。照理说，这回他再没可能也没理由被放过。

赵襄子该怎么办？

豫让又该怎么办？





谁该去死


豫让最后自杀了。

自杀前，襄子帮他完成了一桩心愿，这是回头要说的。

其实豫让并不是第一个自杀的刺客，赵家被人暗算也不是头一回。赵襄子既不是赵氏家族的始祖，4也不是遇刺的第一人。第一个遭遇刺客的是赵盾，即“赵氏孤儿”赵武的祖父赵宣子。

刺客名叫鉏麑（读如锄泥）。5

这个名字怪异的刺客，是晋灵公派来的。

灵公是晋国的国君，6赵盾则是晋国的正卿。7两人的关系，相当于总统和总理。总统刺杀总理，当然非比寻常。他挑选的杀手，也应该非比寻常。

然而鉏麑却下不了手。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灵公是怎样找到鉏麑的，也不知道鉏麑又是什么人。贴身心腹？宫廷卫士？职业杀手？都不清楚。他准备用什么手段行刺，也不清楚。总之，此人接受了任务，并潜入赵盾府中。

鉏麑到达赵府，正是黎明时分，赵家三道大门全部洞开。由于上朝的时间还早，赵盾便衣冠楚楚地端坐在室内养神，完全不知道刺客已经来了，身边一个卫士都没有。

鉏麑肃然起敬。

据说，深受感动的鉏麑当时喟然叹息：孤身一人也不忘恭敬的赵盾大人，是可以为民做主的啊！

这样的人，也是可以谋杀的吗？

不可以。

实际上，真正该死的不是赵盾，而是晋灵公。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荒唐君主，他昼思夜想的事情除了吃熊掌，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来装修自己的宫室；乐此不疲的游戏，则是站在高台上拿弹弓射人，看行人躲避弹丸寻开心。公元前607年，即春秋时期的鲁宣公二年某日，仅仅因为熊掌没煮烂，他就把厨子杀了，装在簸箕里往外扔，结果被赵盾撞见。身为“一国总理”，赵盾当然不能不闻不问；而灵公做出的反应，竟是派出杀手把赵盾做掉。

这时的鉏麑，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自从冤魂显灵，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便陷入困境。因为他明确得知：父王是被谋杀的，凶手则是自己的亲叔叔。动机，是因为觊觎父亲的王位，垂涎母亲的美色。更可恶的是，奸人已经得逞，父王却在地狱里受尽煎熬。

这很不好办。

是的，作为人子，哈姆雷特应该拿起复仇之剑；作为臣子，他却不能谋杀国君，更不能谋杀母后。谋杀他们，是以恶抗恶；不报父仇，是姑息养奸。他甚至也不能自杀，因为那是逃避责任。看来，他大约只能“苟活”。但，肩负重任的他，苟活在世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杀不杀叔王，就变成了杀不杀自己。他也只好自问：我为什么要活着？该不该活着？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有了著名的“哈姆雷特之问”——

活着，还是去死，这是个问题。8

鉏麑同样陷入两难：命令必须服从，忠良不可杀害。杀害国之栋梁，是不义；违背君主之命，是不忠。要么不义，要么不忠，该怎么办？

他选择了自己去死。

进退两难的鉏麑一头撞到槐树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刺客”。





拔出你的剑来


现在回到豫让的现场。

就在赵襄子大喝一声之后，豫让毫无悬念地落入敌手，襄子也下车走到豫让跟前。他看到的，是一个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对手。

豫让这仇，原本不必报得这么苦。

事实上，就在豫让痛苦“整容”时，他的朋友就曾流着眼泪劝阻他。朋友说：犯不着呀犯不着！以老兄的才干，如果愿意投靠，不难得到赵某的重用。有了亲近的机会，你要做的事情不就方便了吗？何苦折磨自己？你这样做，要说志气是真有志气，要说聪明是真不聪明。

豫让笑着回答：老兄的办法，要说可行是当真可行，要说道德是真不道德。如果赵君真的亲近信任我，我又去杀他，那就是为了老知己而报复新知己，为了前主公而杀害后主公，没有这样破坏君臣之义的。我现在的做法，确实很难成功。但千难万难，正是为了昭明大义于天下，这才是我的目的啊！我怎么能拿着见面礼去应聘，心里却想着如何取人家项上人头呢？

这些故事，赵襄子当然未必知道。

但此刻，他站在了豫让的对面。

这时的襄子权势更大，可以自称寡人。

赵襄子说：豫让啊豫让！你要报仇，寡人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寡人实在不明白，你先前不也服务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你不替他们报仇，反倒改换门庭化敌为友，自己上门去为智伯服务。同样是主公，你为什么只忠于智伯，不忠于范氏和中行氏？同样是仇家，你为什么只憎恨寡人，不憎恨智伯，还拼死拼活要为他报仇？

豫让傲然作答。

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臣为范氏和中行氏服务时，他们把臣当作普通人，臣当然像普通人那样来报答。智伯却把臣看作国士，看作天底下最杰出的人，臣就要像最杰出的人一样报答他。

襄子听了，泪流满面长叹一声：好吧，好吧，豫先生呀豫先生！你为智伯尽忠，声名已经成就；寡人对于先生，也算给够意思。请先生做好准备，寡人不会再放你一马！

言毕，下令卫士把豫让围起来。

显然，襄子是要让这位令人崇敬的刺客体面地死去。而战死，无疑是最光荣的。这是赵襄子所能表达的最大尊重，也是他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豫让却并不迎战。

自知必死无疑的豫让面不改色，昂然上前一步说：君上！臣听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节之义。今日之事，臣死罪难逃，理应伏法受诛。但，臣斗胆请求君上成全，让臣行刺君上的外衣，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这是襄子没想到的，却是他可理解的。

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挥剑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呀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三剑之后，豫让从容自刎。

现在轮到赵的仁人志士们失声痛哭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君子就该像豫让那样死得高贵。当然，他们也一致认同豫让说过的那句话——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行刺，还是演出


士为知己者死，荆轲要算一个。9

荆轲是“明星刺客”。

从《史记》起，荆轲的头上就一直戴着道德的光环，他的身上也被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遐想。因为他要谋杀的是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功败垂成。人们对嬴政有多痛恨，对荆轲就会有多敬重；对弱者有多少同情，对荆轲就会有多少讴歌。但这是靠不住的。道德的判断从来就很容易遮蔽真相，做研究却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那就来作事实判断。

从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荆轲是卫国人。他流浪到燕国不走，只因为热爱燕国的狗肉和美酒，以及杀狗的屠夫还有音乐家高渐离。这并不能构成所谓爱国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燕国的存亡，其实浑不关他的痛痒。这是他听了燕太子丹一番慷慨陈词后，愣了半天不说话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荆轲刺秦并非主动请缨，燕太子丹则是买凶杀人。所谓“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便一语道破天机。

字里行间，蛛丝马迹，不容小觑。

荆轲，是被当作“神风突击队员”的。

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叫“国士待之”。

事实上他的排场之大，成本之高，所用之费，十分惊人。徐夫人之匕首，樊将军之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一切高成本又具有戏剧性的要素，在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惊心动魄，光彩夺目。唯一没作交代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过行动前的沙盘推演。

这就怎么看，怎么像演戏。

没错，演戏。包括燕太子丹的“催场”，包括众人“皆白衣冠以送之”，包括临别之际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也包括十三岁就会杀人，但见了秦王就尿裤子的副使秦舞阳，都是必需的舞美、道具和伴奏。

是啊，刺杀秦王是何等机密之事，有这么敲锣打鼓的吗？就不怕秦国的卧底和线人？实际上，一次秘密行动的排场越大，戏剧性和仪式感越强，真实性就越弱。结果，作为“无韵之离骚”华彩乐章的荆轲刺秦，便成了燕太子丹编剧和导演的一场大型演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主题歌。

这种语境下的荆轲，已不是刺客，而是演员。

可惜战场不是剧场。一旦“图穷匕首见”，那就必须动真格。然而正如武林高手鲁勾践所言，荆轲剑术不精，还不肯虚心学习。结果怎么样呢？秦王近在咫尺，他却一败涂地。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不上；打，打不赢。只能在遍体鳞伤之后，靠在柱子上说完最后的“台词”：嬴政！老子本来就没想杀你，是要劫持了你做人质，让你跟诸侯签订条约的！

荆轲没有撒谎，燕太子丹的策划就是如此：劫秦是第一方案，刺秦不过退而求其次。这是丹的如意算盘，他其实很贪。

问题是，可能吗？

荆轲心里多半也没底。他迟迟不肯成行，恐怕就因为此。

但，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会在内心深处呼唤悲剧的出现。何况太子已经起了疑心，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荆轲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的战场或剧场，哪怕明知不能全身而退，哪怕明知这不过一场真人秀。

是的，血溅王廷的真人秀。





杀手情


聂政却不会这样。

聂政是豫让之后、荆轲之前的刺客。与荆轲不同，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刺杀韩相侠累。他的行动也很机密，只有他和严仲子两个人知道。10

这更像一个职业杀手。

的确，如果说鉏麑忠义，豫让执著，荆轲会演，那么，聂政专业。他的“活”实在干得漂亮，不但干净利落地杀掉了侠累，还清理了现场，掐断了线索，让韩国人永远无法知道凶手是谁，更无法从凶手这里追到幕后。

这样的刺客，是手艺人。

手艺人是要有金刚钻的。没有金刚钻，他不揽瓷器活。就算有，也不轻易揽活。

聂政就是这样。

没错，聂政也是“士为知己者死”。他的出山，主要是感念严仲子的看重赏识。实际上，这也几乎是“中国式杀手”的共同特点。但同样毋庸讳言，聂政跟豫让不同。他不是自己要报仇，而是受雇于人，严仲子更明明白白是买凶杀人。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就是他出的价钱。

但再高的价钱，聂政也不为所动。他谢绝了严仲子的馈赠，明确表示“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不过，他心里是领情的。而且他认为，“奉黄金百镒”正是严仲子稀罕自己的表现。既然如此，我聂政“将为知己者用”。

因此，当母亲去世居丧已毕时，聂政专程从齐国西行到卫国，在濮阳面见严仲子，并直截了当地说：你的仇人是谁？交给我吧！

严仲子大喜过望。

隐忍已久的严仲子，决定给聂政配备一支小分队。因为目标是韩国的国相，也是韩侯的叔叔，此公人多势众，防卫森严，不易下手。

然而聂政反对。

聂政说，这事绝不可以人多。人多嘴杂，是非也多，哪有不泄密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臣只能一人前往执行任务。

只身前往的聂政如入无人之境。他手提三尺之剑，入韩境，进国都，闯相府，上厅堂，在手持戈戟的卫士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一剑刺死了侠累。然后，又一声长啸，击杀了侠累的卫队数十人。

这时的场面不难想象。那一定是所有人都惊呆了，谁都不敢上前。

聂政开始对自己动手。

他先是割掉了自己的面皮，又挖掉自己的眼睛，然后剖腹挑出肠子，这才倒地而死。这些动作，他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平心静气。

聂政，莫非是“冷血杀手”？

不，他有情有义。

什么情？

亲情，还有友情。

事实上，聂政毁容不为别的，就是要保护所有相关人，包括严仲子。这也是他反对成立小分队的初衷。他对严仲子说得很清楚：韩卫两国相距不远。一旦走漏风声，韩人举国与主公作对，岂不危险？

同样，一旦暴露真面目，生活在齐国的姐姐岂能不受牵连？

为此，聂政甘当无名英雄。

这就是聂政的情义了。

只不过他没想到，自己的姐姐更是一个侠女。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聂政的姐姐叫聂荣。

聂荣也到了韩国。因为聂政死后，韩国人成了没头的苍蝇。他们不知道这个刺客是谁，为什么要刺杀侠累，又是谁在幕后指使。冤有头，债有主。怒不可遏的韩侯下令将聂政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务必查清他的真名实姓。

消息传来，聂荣立即动身，并在韩都街头一眼就认出了弟弟。

聂荣伏尸大哭。

围观的韩国人替她捏把汗。他们说：我们国君正在悬赏追查这个刺客，夫人难道不清楚吗？怎么还敢来认尸？

聂荣说：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想我这苦命的弟弟，虽然身怀绝技，志向远大，却因为放心不下老母和妾身，只能忍辱负重，屈身市井，混迹于贩夫走卒之中。现在老母宾天，妾身已嫁，他可以“为知己者死”，也可以大显身手，扬名立万了。但，弟弟因为妾身尚存，不忍牵连，竟如此地毁坏自己的容貌。我又怎么忍心为了苟活在世，而泯灭贤弟的英名呢？

说完，聂荣在韩国人的大惊失色中，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这让人想到了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中人。她的哥哥波吕尼克斯在宫廷斗争中失败，被他们的舅舅、新国王克瑞翁宣布为“叛国者”，抛尸郊外，去喂野狗和猛禽。然而安提戈涅却不顾克瑞翁“收尸者杀无赦”的命令，在哥哥的尸体上撒土三次，以代掩埋。

克瑞翁盛怒。

盛怒的克瑞翁抓住自己的外甥女，问她是否知道国王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

安提戈涅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另一种命令。这命令不是今天或明天的，而是永远的。谁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但谁都不能违抗它却不受神的谴责。正是这命令叫我去埋葬波吕尼克斯，因为不能让我母亲死去的儿子没有葬身之地。





聂荣接到的，莫非也是这样的命令？

塑造了安提戈涅形象的索福克勒斯，跟聂荣应该是同时代人。距离那位“自杀的刺客”鉏麑，则大约二百多年。11

鉏麑接到的，也是另一种命令。正是这命令让他义无反顾，正是这命令让他杀身成仁。当然，这三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鉏麑是为了国，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家；鉏麑是为了正义，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亲情。然而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天良。

天良在，则天理存。

不过虽然死了，灵公却没有住手。他设宴招待赵盾，后堂则埋伏着甲士，还有恶犬。靠着别人的帮助，被迫害的赵盾才杀出重围，逃离国都。如此步步紧逼的结果，是灵公终于被赵盾的堂弟或堂侄赵穿所杀。时间，是在这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六日。

但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了赵盾的头上。赵穿杀了灵公后，晋国的太史董狐立即记录在案，称“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拿给大家看。

赵盾说：不对，不是我杀的。

董狐说：你是晋国正卿。你被追杀，并没逃出国境；你回朝廷，又不严惩凶手。国君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史官的尊严有如哨兵，神圣不可侵犯。

赵盾无言以对。

这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它比刺客的刀子还要锐利，因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的力量虽然无形，却也无敌。因此，这句话也可以改成“在韩聂荣哭，在晋董狐笔”。

这是怎样的女人！

这是怎样的男人！

有这样的女人和男人，当然会有非同寻常的情人。





夏姬成为尤物，原本是上天的安排，



其实由不得自己。



她的所作所为，



不过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因此一生都在等待和努力。



如果很长时间都只能遇到庸才或人渣，那不是她的错。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没有人知道夏姬长什么样，正如没人当真见过海伦。

海伦的名字，大家应该耳熟能详。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据说就是她惹出来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告诉我们，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乘船来到希腊，在斯巴达受到了盛情款待。然而这位英俊少年、盖世英雄兼花花公子的回报，却是跟美艳绝伦的王后海伦偷情上床，并勾引她一起私奔到特洛伊。怒不可遏的斯巴达国王向希腊各邦发出“绿林柬”，首领尤利西斯、英雄阿喀琉斯、大埃阿斯等纷纷响应。这些阿卡亚人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率领下，挥戈杀向特洛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也不甘寂寞，不但分别站队，而且亲自参战。战争震撼了尘世也搅动了神界，难怪诗人会如此感叹——



她的脸蛋令千舰齐发，



烧毁了特洛伊高耸入云的城塔。





但，荷马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海伦的模样。我们只知道，当希腊联军直逼城下时，特洛伊元老院里吵成一团。该不该为这样一个女人赔上身家性命，跟阿卡亚人血战一场？不少人认为不该。一个白胡子老头甚至怒火中烧地说：干脆把那妖精扔进海里得了！

也就在这时，海伦披着一袭长纱无意间从会场边款款走过。爱琴海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勾勒出那摄人魂魄的容貌和线条。所有的男人都屏住了呼吸，议事厅里鸦雀无声。最后，当老头子们缓过神来时，元老院的决议是：为女神而战，虽死无憾！

夏姬的“杀伤力”，也差不多。1

夏姬跟海伦十分相似，又有所不同。海伦是传说人物，记载于荷马史诗；夏姬是历史人物，生活在春秋时期。关于夏姬的可靠史料，在《左传》。但，跟荷马一样，左丘明也没有描述夏姬的长相，我们只知道她有过很多男人。到底有多少，没人能准确说出。坊间所谓“三为王后，七为夫人，九为寡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这种演绎，明显带着羡慕嫉妒恨，以及伪道学的真下流。

同样，也没人知道她靠什么征服男人。天使脸蛋？魔鬼身材？勾魂媚眼？床上功夫？或许兼而有之。反正，夏姬在这方面天赋极高，且经验丰富，也名声在外，堪称“性感女神”。于是上至国君，下至大夫，这些妻妾成群的男人，只要一看见她就眼睛发直，变成正在发情的公狗。

这样的女人，是“尤物”。

尤物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至少可以左右她的男人。

这是一位老太太的观点。这位老太太，是晋国大夫叔向的母亲。时间，是在公元前514年。当时，晋国的国君做媒，要叔向娶夏姬的女儿为妻，老太太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意思也很清楚：一个女人如果性感美丽，那就是尤物。尤物是会惹是生非的。如果她的男人没有大德大义，事情就麻烦了。

表面上看，晋国老太太的话没有错，夏姬确实弄得国无宁日。她嫁到陈国，陈国因她而亡；嫁到楚国，楚国内讧不止。在她五十岁以前，跟她有过性关系的男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甚至死于非命。结果最好的也是英年早逝，没享过几天福。

这确乎是“祸水”。

其实夏姬惹的祸，跟海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特洛伊城沦陷后，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杀戮和蹂躏。其他女人都成了战利品，要么做苦力，要么做性奴。只有海伦，安然无恙地回到斯巴达，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再次成为人间最美丽的女王，坐在铺着金毛毯的椅子上安享尊荣。无论是交战的哪一方，也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没有任何人指责她怨恨她，反倒对她百般呵护和安慰。同样，也没有人谴责和嘲笑阿卡亚人和特洛伊人做了蠢事，不该为一个女人作出牺牲。对此，《伊利亚特》第三章的解释是：因为海伦就像绝世的女神一样美得令人敬仰。

夏姬得到的待遇却相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甚美必有甚恶——最美丽的就是最丑恶的。一个女人如果漂亮得像夏姬那样，一定不是好东西。上天既然把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她身上，那就肯定是要让她干坏事。这虽然是那位晋国老太太的观点，却未必没有代表性。

于是，我们很想问个为什么。





郑国女孩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郑灵公的妹妹，郑国公主，姓姬。因为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所以叫夏姬，也就是“陈国夏氏氏族的姬姓媳妇”。

这很有点意思。

事实上郑国和陈国，是当时诸侯列国中最风流的。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提到的“中国情人节”故事，就发生在郑国。那首“东周版《花儿与少年》”的《溱洧》，也正好是郑国民歌。我们知道，《诗经》收入郑国民歌共二十一首，其中可以确定为情歌的十六首。十六首情歌中，描述场景的两首，男性示爱的三首。其余十一首，都是女人向男人表达爱情。

示爱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萚兮》（萚读如拓，去声）。《萚兮》与《溱洧》的不同在于，《溱洧》的场景是春波浩荡弥漫，《萚兮》的时节却是秋风落叶满天。姑娘渴望爱情的心，也像落叶一样翻腾回旋——



落叶遍地，



秋风吹起。



哥哥你就唱吧，



妹妹我跟着你。2





是啊，爱，并不分春秋。而且只要心动，郑国的女孩子就会说出来。说，有委婉的，也有搞笑的，比如《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



隰有荷华（隰读如席）。



不见子都，



乃见狂且（且读如居）！





翻译过来就是——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心中美男子，



撞上个轻狂坏娃娃！





这就是调侃了。

实际上，狂且、狂童、狡童等等，都是昵称，因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子都，则是当时帅哥美男的代表，相当于“大众情人”。因此这诗也可以这样翻译——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子都美男子，



撞上个欢喜俏冤家！





但，俏冤家也好，坏娃娃也罢，其实都是心上人。一旦满心欢喜，郑国女孩的表达还可能更加火辣，比如《褰裳》（褰读如迁）——



你要真有爱，



卷起裤腿过河来。



你要不爱我，



难道我就没人爱？



你这傻瓜中的傻瓜，呆！3





原文，是“狂童之狂也且”。

好一个“狂童之狂也且”！看不上我？告诉你，本姑奶奶还不稀罕！

这是怎样的郑国女孩！

然而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女孩子所谓“不稀罕”，其实往往是“很在意”，否则犯不着说出来。谁要是当了真，谁就是犯傻。

当然，也有直说的，比如《子衿》——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痴心。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捎封信？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来亲亲？4





呵呵。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由此可见，郑国女孩的怨恨、解嘲、戏谑、闹情绪，都因为爱得太深。思念之切，即生抱怨。抱怨，就撒娇。比如《狡童》——



那个坏小子，



不跟我说话，



害得我饭都吃不下。





那个臭小子，



不跟我吃饭，



害得我觉都睡不安。5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事的结果如何，不知道那坏小子后来是不是跟这女孩吃饭说话，或者干脆就各奔东西。但失恋的事肯定经常发生，比如《东门之墠》（墠读如扇）中的姑娘。她跟自己暗恋的对象几乎天天都能见面，只是那男孩对她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她的情歌也就唱得惆怅万分——



东门之路，多么平坦；



栗树成行，茜草丰满。



他的家离我这么近，



他的心离我那么远。6





好得很！暗恋、热恋、失恋，《诗经·郑风》中应有尽有。也许，这就是郑国女孩的情感世界。这样的体验，夏姬也曾有过吗？

应该有。





风流本非罪过


事实上，敢爱并敢表示，并非只有郑国女孩。周代女子之爽气，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有杕之杜》（杕读如第）中的晋国女孩——



孤零零一棵赤棠，



直挺挺长在路旁。



帅呆呆我的情郎，



啥时候到我身旁？7





女孩如此，男孩也一样。比如《静女》中的卫国小伙，与姑娘相约在城角。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害得他搔首徘徊。最后，躲起来的姑娘露面了，还送给他一支彤管、一棵青草，这可真是喜出望外——



文文静静的你，



那样美丽，那样美丽！



我在城角等了半天，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原来你悄悄躲起，



你真调皮，你真调皮！



送我什么没有关系，



只要是你，只要是你！8





不过，说起来还是女人更彪悍，比如《摽有梅》（摽读如标，去声）中的召南女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六七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二三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一个都不剩。



你想求爱就快点来，



磨磨蹭蹭急死个人！9





呵呵，简直是逼婚。

有逼婚的，还有逼人私奔的。《王风·大车》中一个女子就这么说——



牛车款款，



毛衣软软。



我想私奔，



怕你不敢！





接下来的话更火辣——



活着不能睡一床，



死了也要同一房！



你要问我真与假，



看那天上红太阳！10





这是怎样的女人！

其实所谓“王风”，就是周王国的民歌。之所以叫“王风”而不叫“周风”，一方面因为王国乃天子所在，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时已迁都洛阳。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诸侯各国可想而知。反正，只要她们有了爱，就会不管不顾。比如《柏舟》中的卫国姑娘——



河里一只柏木船，



漂呀漂在水中间；



眼中一位美少年，



爱呀爱在我心尖。



就是到死也心不变！



哎哟妈妈，



哎哟老天，



为什么不懂我心愿？11





这事同样没有下文。

弄不好，这姑娘只能私奔，或者偷情。

偷情在周代也是常有的事。比如召南的《野有死麕》（麕读如军）中，一位猎人就在山里跟小妞一见钟情。猎人用刚刚打到的獐子（麕）作定情礼物，两人便一起走进了树林。只不过那小妞说——



轻一点，慢慢来好吗？



不要动我的围裙，



别让那长毛狗叫个不停。12





哈，很真实。

召南这对恋人在山上野合，齐国那对情人则在男人住处幽会。唯其如此，偷情的女人对时间很在意，也很警觉。一到黎明，就会推醒怀中的情郎，男人则只会把她搂得更紧。

于是，《齐风·鸡鸣》中就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亲爱的，鸡叫了，天亮了！



什么鸡鸣？那是苍蝇。



真的天亮了，太阳都出来了！



什么太阳？那是月亮！13





接下来男的又说：别管那些虫子，让它们乱飞吧，我们再亲热一会。女的却说：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必须走了，你可别恨我啊！

怎么会呢？

花非花，雾非雾，金缕慢移莲花步。巴山夜雨巫山云，便是灵犀相通处。

事实上，有男女便有性爱，有婚姻便有偷情。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的制度“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真正的热恋，性冲动的最高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骑士和情人睡在床上，门外站着卫士，以便一见晨曦就催促他溜之大吉。恩格斯甚至认为天主教会禁止离婚的原因是——



偷情就像死亡，没有任何药物可治。14





因此，婚外恋和一夜情，几乎任何民族和时代都有，社会也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风流不是罪过，只要不弄得像夏姬那样鸡飞狗跳就行。





不幸与万幸


夏姬似乎命不好。

传言说，夏姬出嫁前就已经有了情人，叫子蛮，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甚至还有人说，他就是郑灵公。这显然不对。因为郑灵公的字是子貉（读如何），不是子蛮。也有人说，子蛮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同样可疑。至少没人告诉我们，这位子蛮是哪一国的公子。也没人告诉我们，他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婚后又生活了多少年。总之，子蛮究竟是夏姬的丈夫，还是情夫，死无对证。我们只知道，在与夏姬有了性关系后不久，子蛮就去世了。这让夏姬一开始便背上了“克夫”的罪名，叫“夭子蛮”。

子蛮去世后，跟他上过床的这位郑国公主，便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从此叫“夏姬”。夏姬跟夏御叔过得似乎不错。他们生下了儿子夏徵舒，也没听说有过什么不雅之闻。可惜十几年后，夏御叔也撒手人寰。这在那些视红颜为祸水的人眼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夏姬“不祥”的证据。没有人替她想想，作为“天生尤物”，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是何等的不幸。

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还是在陈国。

陈国人跟郑国人一样，风流成性。两国也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东门”。东门未必是“红灯区”，但可以肯定是恋人或情人寻偶求爱的“约会区”。所以郑国的情歌便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而陈国情歌所谓“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也可以理解为“东门之池，可以泡妞”。15

郑国和陈国，都是性爱的“自由王国”。

实际上陈国比郑国更开放。前面说过，郑国是有“情人节”的，叫“上巳节”，时间是在三月三。陈国却似乎天天都是情人节。陈人因为自称是舜帝之后，巫风盛行，国人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甚至有一部分女子，专门从事巫术，以歌舞祭祀神。这种“神妓”，其实是最早的性工作者。《诗经·陈风》中的《宛丘》，就是某个男子献给巫女的情诗。何况陈国的祭祀活动次数频繁，地点则除了东门和宛丘，还有“南方之原”。于是每到这时，陈国的男男女女便成群结队倾城而出，泡巫女，会情人，找对象，大开其“性爱派对”。

不难想象，在风气如此的陈国，性感的夏姬一旦单身，会怎么样。

首先是国君陈灵公“当仁不让”，然后是他与卿大夫孔宁和仪行父“资源共享”，君臣三人共同成为夏姬的情人。他们甚至穿着夏姬的内衣，公开在朝堂上谈论偷情的过程，交流做爱的经验，大讲三十七八的她如何风韵犹存。夏姬的内衣怎么会到他们的身上？是夏姬给的，还是他们偷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们的行为丝毫都不避人耳目，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事终于闹得沸沸扬扬。《诗经·陈风》中的《株林》，便是当时国民议论此事的“手机段子”。这段子说：我们国君为什么要去株林？谁都知道那里住着什么人。他是去看子南（夏姬之子夏徵舒）的吧！第二天早上，他在那里吃点心。

陈国人，就是这样“刷微博”的。

看来，即便是主张性自由的陈国人，也觉得事情有点过分。舆论监督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位大夫的死亡。因为他对灵公君臣的所作所为，公开提出了批评。于是，在陈灵公的默许下，他被孔宁和仪行父谋杀。

没有了监督的君臣三人更加肆无忌惮。一年后，也就是前面一章说到的鉏麑自杀后八年，即鲁宣公十年五月八日，这三个家伙居然在夏姬的客厅里，嘻嘻哈哈地争论她儿子夏徵舒长得更像他们当中的谁。

陈灵公嬉皮笑脸地对仪行父说：徵舒像你。

仪行父厚颜无耻地回答：也像君上您。

这玩笑开得实在过分，因为夏徵舒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们的私生子。16士可杀不可辱。忍无可忍的夏徵舒，便在陈灵公出门时一箭射死了那家伙。

这应该是第三个死于非命的“灵公”。第一个是前一章讲过的晋灵公。他是因为为君无道，被赵盾的族人赵穿杀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第二个就是夏姬的哥哥郑灵公。他是在晋灵公死后两年（鲁宣公四年），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的，当国君还不足一年。六年后（鲁宣公十年），便轮到这位因偷情而丧命的陈灵公。前面说过，谥号叫做“灵”的，其实都不灵。但八年之内一连死了三位灵公，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夏姬六年前死了哥哥，这会儿又死了情人，实在太倒霉了。

更倒霉的是，就连郑灵公的死，后来也被某些人说成与夏姬有关。他们说郑灵公就是子蛮。他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其实不是因为吃王八，而是因为吃醋。也就是说，郑灵公和某公子，不但都是夏姬的哥哥，而且都是夏姬的情人。他们争风吃醋积怨已久，这才刀兵相见，翻脸不认人。

当然，这种无稽之谈夏姬并不知道。同样，我们也不知道陈灵公被杀后，她是什么态度和心情。我们能知道的是，惹出大祸的孔宁和仪行父逃到了楚国，杀死陈灵公的夏徵舒则自立为君。弑君和篡位，在当时可是滔天大罪。垂涎已久的楚人便有了可乘之机，也有了灭亡陈国的“正当理由”。第二年（鲁宣公十一年）十月，楚军攻进陈国，杀死夏徵舒。然后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把夏姬带了回去。

等待夏姬的，将是她无法主宰的命运。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巫臣。





情种巫臣


关于巫臣，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多，只知道他是楚国申县的县公，家族为屈氏，字子灵。他的名字，几乎仅仅是因为夏姬才被载入史册的，因此除《左传·宣公十一年》提到过一笔外，以后便事事与夏姬相关。

巫臣与夏姬，前世有缘。

夏姬被带到楚国后，庄王和大夫子反（公子侧）便眼睛发直，都想要她，却被巫臣阻止。巫臣劝阻庄王的说辞是：大王出兵陈国，原本是讨伐有罪；如果占有夏姬，那就是贪恋美色了。以小贪而害大义，可以吗？

庄王只好放弃。

巫臣劝阻子反的说辞，则是夏姬“不祥”。巫臣说，这个女人，克死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子蛮和第二个男人御叔，害死了第三个男人灵公，连累了亲儿子夏子南，搞垮了大夫孔宁和仪行父，灭亡了陈国，真是谁沾上谁会倒霉。人生苦短，保命要紧啊！再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

子反也只好放弃。

庄王和子反弃权后，夏姬被分配给了襄老，实际上成为襄老儿子的情人。因为八个月后，襄老就战死在疆场。夏姬则似乎没有片刻犹豫，就跟襄老的儿子上了床。没有人对此表示大惊小怪。也许在公众看来，夏姬这样的尤物，可是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后果的。

谁都没有想到，这里面其实另有文章。

时隔多年人们才发现，巫臣劝阻庄王和子反，其实是自己想要夏姬，而夏姬似乎也钟情于巫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相爱的过程，只知道他俩配合默契，利用国际政治斗争“曲线救国”，终于双双私奔到晋国。

这事相当复杂，也只能长话短说。

简单地说，夏姬被许配给襄老，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十月。第二年六月，就发生了晋楚之战，交战地点则在郑国。战争中，晋军射死了襄老，又俘虏了楚国的王子，并带了回去，准备用来交换被楚国俘虏的自己人。

于是巫臣就觉得机会来了。

巫臣的办法，是先跟夏姬打招呼：只要你回到郑国，我就娶你。然后又让人从郑国送信给夏姬：只要你回国，就能得到襄老的尸身。夏姬跟襄老，毕竟是法定的夫妻。她要回国收尸，楚庄王不能不批准，何况巫臣也做了工作。夏姬心里也清楚，所谓葬夫只是借口。事成之后，巫臣也不可能再回到楚国。于是夏姬扬言：得不到我丈夫的尸体，就不回楚国。

果然，夏姬一回到郑国，巫臣就跟她秘密结婚。

婚后，夏姬留在了郑国，巫臣却没有马上叛逃。事实上，他一直等到楚庄王去世，等到楚共王（共读如恭）即位后的第二年，才付诸行动。这一次，他利用了出使齐国的机会。只不过走到郑国，他就把任务和礼品都交给副使，自己则带着夏姬远走高飞。他俩原本是想去齐国的。由于齐国刚刚战败，便改变主意去了晋国。这一对情侣在晋国安家落户，巫臣还做了晋国的大夫。

当然，襄老的尸体和被俘的楚国王子，也被晋国归还了。但这是在巫臣叛逃后的第二年（鲁成公三年），跟巫臣和夏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回顾夏姬一生，性爱游戏不少。她甚至不在乎情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君臣（比如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还是父子（比如襄老和他儿子）。但这一回，夏姬和巫臣可是玩真的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应该是一见钟情，而且相见恨晚。为了这难得的爱情，从密谋私奔到实施叛逃，他们用了七八年的时间。17

真心相爱的结果，是让巫臣和楚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巫臣叛逃五年后（鲁成公七年），没能得到夏姬的楚国大夫子反杀光了巫臣的族人，巫臣则说服了晋国与吴国联盟伐楚。他甚至亲自到吴国担任军事顾问和教练，害得子反他们一年之内七次疲于奔命，被打得顾首不顾尾。

只有夏姬修成正果。

与巫臣结合后的夏姬是幸福的。晋国老太太反对迎娶的儿媳妇，就是他们的女儿。尽管与巫臣相爱时，夏姬已五十上下，但好歹等到了真爱。实际上，夏姬成为尤物，原本是上天的安排。能否遇到德义之人，其实由不得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不过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一生都在等待和努力。在巫臣之前只遇到庸才或人渣，那不是她的错。





赖不到神头上


跟海伦相比，夏姬有点冤。

没错，夏姬是乱了伦，但乱伦在当时习以为常。18夏姬也偷了情，但没有一次是在婚姻状态中。相反，当她跟丈夫御叔一起生活时，甚至在等待巫臣来团圆时，从未有过绯闻。比起海伦的背叛丈夫来，哪个问题更严重？

夏姬当然也惹了祸，但海伦惹的祸更大：特洛伊城彻底毁灭，众多英雄战死沙场，无数百姓惨遭蹂躏。然而结果却两样：我们被告知夏姬是一个淫妇，却几乎听不到对海伦的任何谴责。事实上，她一直以美丽女神的形象活在人间。2004年5月9日，华纳兄弟拍摄的影片《特洛伊》上映，第一个周末就赢得了4560万美元的票房。海伦的魅力，毋庸置疑。

夏姬备受争议，海伦无限风光，这是为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是人神有别。

对！夏姬是“人之罪”，海伦是“神之过”。

谁都知道事情的起因：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情女神阿芙洛狄忒进行天界选美，奖杯是一只苹果，上面刻着“送给最美丽的人”。诸神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帕里斯鬼使神差地将苹果给了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则把海伦作为奖品给了帕里斯。所以，从偷情到私奔，海伦都没有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至于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当然也不会负责。

没人负责，就没法问责，也不必指责。该做的，是狂欢、起哄和看热闹。

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派。

夏姬就没有那么好运。中国没有希腊那样的神，更没有谁会为一个女人的选择埋单。甚至按照宗法和礼教，女人就不该选择自己的命运。她要做的，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结婚，然后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如果遇人不淑，只能自认倒霉。如果不幸丧夫，也只能自认倒霉。夏姬，怎么会有人理解有人同情？

当然，她也赖不到谁头上。

这样看，有神是好的？

错！问题不在神，而在人。我们知道，希腊的宗教，其实是艺术；希腊的神，则其实是人。看看奥林帕斯山上的那些伙计吧！骄纵、蛮横、放荡、小心眼。他们相互欺骗，故意找碴，争风吃醋，互不买账，还积极参与人类的战争和偷情，很黄很暴力。这跟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人会死，神则是不死的。不死的神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这才恣意妄为又不负责任。这当然很没道理。在特洛伊战争中，英雄阿喀琉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阿波罗怒吼：你当然不担心将来会有报复！大埃阿斯则对降下漫天迷雾的众神之王宙斯怒吼：如果我们必须死，那就让我们死在阳光下吧！

这是正义的呼声，它比神性更高贵。

好吧！既然神可以行为乖张，那么，人也可以自由选择。至少，人类的某些天性和天赋可以免责，比如爱和美。因此，海伦和帕里斯是不受谴责的。为他们的偷情打一场战争，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需的。有这样一场战争，英雄才成其为英雄，正义才成其为正义，爱情才成其为爱情，美才成其为美。一位英国学者甚至说，《伊利亚特》的真正寓意，也许就体现在它的两行诗中——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爱情，二是战争。19





这让我们想起了《左传》，想起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模仿前面的句式，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祭祖，二是打仗。





呵呵，希腊更看重女人，我们更看重祖宗。但无论希腊还是华夏，战争都是重要的，战士也都是重要的，更是史家不可忽略的。因为只有在战争中，人性的美和丑才会暴露无遗，并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就来说战士。





子路说，一个君子，必须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



于是放下武器腾出双手，从容地系紧冠缨，任由敌人砍杀。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夏姬和巫臣叛逃到晋国的第二年，知罃（读如智英）也被释放了。

知罃是个战俘。

战俘知罃是晋国大夫荀首的儿子，所以也叫荀罃。荀首的采邑叫智（也写作知，是同一个字，都读智），因此荀首被称为智伯或知伯，谥号知庄子。他的接班人，当然代代都称智伯，正如晋国的国君代代都称晋侯。知罃后来就成为智伯，谥号知武子。本卷第一章讲到的那个智伯，那个豫让拼死拼活也要为之复仇的智伯，则叫荀瑶，谥号知襄子。

在前章说过的夏姬故事中，我们知道楚国和晋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邲之战”（邲读如必）。邲之战，晋军是一败涂地的，知罃也被楚军俘虏。这时的荀首，是晋国的下军大夫。荀首说：抓不到别人的儿子，就要不回自己的儿子。于是便在撤退的途中带领亲兵杀了回去，一箭射死了夏姬的丈夫襄老，又一箭射伤了楚国的王子，把这一死一伤两个人带回晋国。

这事给了巫臣一个机会，让他成功地娶到了夏姬。当时巫臣就曾告诉楚庄王，晋国一定会提出交换战俘。果然，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楚两国达成协议：晋国送还楚国王子和襄老尸体，楚人则放知罃回国。

这时，知罃已经做了九年战俘。1

于是楚王为知罃送行。

当然，这时的楚王已经不是庄王，而是年轻的共王。

送行时，双方都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共王称知罃为“子”，也就是“先生”，或“您”；自称，有时称“我”，有时称“不榖”（读如谷），意思是“我这不善之人”。这是王者谦称，因为楚君已经称王。严格地说，他应该自称“寡人”，也就是“我这寡德之人”。这才是诸侯的谦称。

知罃则自称“臣”，或“累臣”，也就是“被俘的小臣”；称自己的父亲为“外臣”，也就是“外邦小臣”，而且直呼其名。提到自己的国君，则称“寡君”，也就是“敝国寡德之君”。这些称谓，都是当时的外交礼仪。

谈话温文尔雅，又充满张力。

共王问：先生怨恨我吗？

知罃答：不怨恨。两国交兵，下臣无能，做了俘虏。贵国的执法官没有用下臣的血来涂抹贵军的军鼓，2而是让臣回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是君上的恩典。下臣自己如此无能，又敢怨恨谁？

共王又问：那么先生感谢我吗？

知罃答：不感谢。两国君臣为了国泰民安，克制自己，宽待他人，释放战俘，永结友好。这样功德无量的事，下臣不曾与闻，哪有资格表示感谢？

共王再问：先生回国后，拿什么报答我？

知罃答：不知道。下臣心里没有怨恨，君上也不会居功自傲。既没有怨恨，又没有功德，下臣不知怎样报答。

共王无奈，只好说：尽管如此，还是恳请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寡人。3

知罃说：好吧！

于是知罃说了三种可能。

知罃说，第一，如果承蒙贵君上的福佑，下臣得以作为战俘，带着这一把朽骨回到祖国，被敝国寡德之君军法从事，以振军威，以儆效尤，臣虽死无憾，永垂不朽。第二，如果寡君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将臣赐予您卑微的外邦小臣荀首，任其处置，家父经寡君批准，在宗庙实行家法，戮臣于列祖列宗灵前，臣同样虽死无憾，永垂不朽。第三，如果寡君不批准家父的请求，那么，下臣将依法担任敝国的职务，率领一支小部队，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到那个时候，如果不幸与贵军相遇，下臣将奋勇当先拼力死战，决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这一片赤胆忠心，就是下臣可以报答君上您的。

共王听了，肃然起敬，以最隆重的礼仪送知罃出境。共王甚至感叹说：晋国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是无法与之争雄的。4

这是怎样的战俘！

事实上，这样的战俘在春秋时期并不罕见。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一个名叫臧坚的鲁国战士被齐军俘虏。齐灵公居然派了一个宦官去看他，并对他说“你不会死”。这事做得实在不靠谱。但此公既然是一个被谥为“灵公”的昏君，离谱也不足为奇。

然而对于臧坚，却无异于奇耻大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和礼仪，宦官是不可以对贵族下命令的，更无权决定贵族的死生，哪怕只是传达国君的命令。这样做，不但对接受命令的人是羞辱，对下达命令的人其实也是侮辱。于是臧坚朝着齐灵公所在的方向叩首说：承蒙关照，实不敢当！但君上既然赐下臣不死，又何苦要派这么个人来传达厚爱？

说完，臧坚用一根尖锐的小木棍挖开自己的伤口，流血而死。5

这又是怎样的战俘！

战俘尚且如此，战士又该是怎样的风采，也就可想而知了。





风采，风骨，风度


战士的风采，《诗经》里有。

比如《周南·兔罝（读如居）》——



张开天罗，撒开地网；



打下木桩，迎接虎狼。



赳赳武夫，



是君王的屏障；



赳赳武夫，



是国家的栋梁。





是啊！在古代社会，有国家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战士。只要是战士，就会睁大警惕的眼睛。这就是所谓“肃肃兔罝，施于中林”。兔，不是野兔，而是老虎，即“於菟”（读如巫涂）。6，则是猎网。所以，此诗也可以这样理解：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怎样的风采！

这样的风采，《楚辞》里也有。

在《九歌·国殇》中，屈原是这样描述楚国战士的：操着吴戈，挟着秦弓，带着长剑，披着犀甲。战旗遮蔽了天日，敌人多如乱云。他们冲进了我们的阵营，杀伤了我们的兵丁。然而我们的战士，却拿起鼓槌敲响战鼓，驾起战车驱策战马，冒着疾风暴雨般射来的箭矢奋勇当先。因为战士们知道“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遥远”，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为国尽忠，是战士的本分。

于是屈原这样唱道——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又是怎样的风采！

风采的背后是风骨。公元前684年，鲁庄公率军与宋国作战，一个名叫县贲父（贲读如奔）的战士担任他的驾驶员。战场上，拉车的马突然惊了，鲁庄公也掉下车来。庄公说，照规矩，谁当驾驶员，作战之前是要占卜的。今天有此一难，是因为没有占卜啊！县贲父说，以前从来不出事，偏偏这回出事了，只能怪下臣不够英勇。于是冲进敌营战斗而死。战后，马夫洗马时发现，那匹马身上有一枚箭头。这才明白出事的原因是马中了流矢，并没有县贲父的责任，庄公便下令为他写一篇悼词。为士人写悼词的风气，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7

这样的风骨，史不绝书。公元前480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前一年，卫国发生内乱，大夫孔悝（读如亏）被围困在家中。孔子的学生子路听说，立即前往救援，因为他是孔悝的家臣，也是战士。结果，一场混战中，子路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讯悲痛欲绝，立即吩咐厨房倒掉已经做好的肉酱。8

其实子路原本可以不去救援的。事实上，他赶到国都时，城门正在关闭；赶到孔家时，家门已经关闭。他的同学子羔，孔悝的家臣公孙敢，也都劝他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因为反正来不及了。子路却慷慨赴死。他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有利可图就追随左右，大祸临头就逃之夭夭，我不是那样的人！

同样，子路也不必死得那么惨烈。他的死，仅仅因为在战斗中冠缨被对方用戈砍断，帽子会掉下来。子路说，一个君子，必须活得体面而有尊严。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于是放下武器腾出双手，从容地系紧冠缨，任由敌人砍杀。

这又是怎样的风骨！

有风骨就有风采，也有风度。比如在襄老战死知罝被俘的那次战争中，就有这样一段小插曲：撤退的晋军有辆战车陷在坑里动弹不得，追赶他们的楚国战士便停下车来，喊话教晋军怎样修车。修好的战车没走两步，又不动了，楚人又喊话教他们怎么处理。最后，晋军终于从容撤退，一走了之。更可笑的是，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一边逃亡一边喊话：楚军弟兄们，谢谢了！到底是超级大国呀，跑路很有经验的嘛！

如此楚人，真是君子风度。但如此风度却让人怀疑：这样打仗还叫战争吗？

当然还叫。只不过，彬彬有礼。

至少，春秋的是。

比如晋楚城濮之战。





军事奥林匹克


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晋国这边，晋文公亲自到场。楚国那边，统帅是成得臣（字子玉）。开战前，楚帅先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敝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的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君上靠在车里观赏就行，下臣愿意奉陪。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敝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了大帅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驻扎在这里，是因为信守当年的诺言，遇到贵军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岂敢抵挡贵国的威武之师？不过，既然敝国还没有接到贵军停战之令（其实是已经宣战），也只好拜托大夫您（指楚国使者）转告贵军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9

这可真是先礼后兵，跟球赛差不多。

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时间，原则上只有一天。比如刚才说的城濮之战，就只打了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最短的战争，甚至只有一个早上，叫“灭此而朝食”。10地点，则一般在国境线上。国境线叫“疆”，所以叫“疆场”。国境线在“野”，所以叫“野战”。

野战并不粗野，更不野蛮，而且事先要宣战。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正如孟子所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1恨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

春秋的战争，却极讲礼仪，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来行礼的。公元前575年（城濮之战后五十七年）的晋楚鄢陵之战中，12晋国大夫卻至（卻读如却）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车，脱下头盔，小步快走，表示恭敬。这时的楚王是共王，同样彬彬有礼。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带着一张弓，去慰问卻至。

使者代表楚王说：刚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位穿浅红色军装的人，真是君子啊！他见了寡人就小步快走，会不会受伤了呢？

卻至立即脱下头盔行礼：伟大的君上！您卑微的外邦小臣卻至，追随敝国寡德之君参加战斗，承蒙君上恩准披上了盔甲。公务在身，因此不敢当面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拜托贵使禀告君上，下臣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

两个人如此这般地客气了半天，这才依依惜别，然后继续战斗。

礼，比胜负更重要。

讲礼仪，就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可以肯定，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好男才当兵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春秋的是君子，战国的是小人。

这里说的君子和小人，是阶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参战也作战，所以叫“战士”。卒，参战不作战，只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汉语中，就是“跑”的意思。战士和走卒，是两码事。

其实士与卒，地位从来就有高低。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13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士就是“无冕之王”。他们作为贵族，跟天子、诸侯、大夫一样，成年时都要加冠。孔子的学生子路宁愿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丢了士的身份。只不过，士只加冠，天子、诸侯和大夫则不但加冠，还要加冕，这才成了王或皇。

卒就不一样了。文字学家一致认为，卒就是穿某种衣服的人。这衣服上会做记号，甚至写个“卒”字，表示是当差的、跑腿的、服劳役的，是小人。



◎甲骨文的“士”（3913）。



◎甲骨文的“卒”（7200）。

所以，士，是高贵的，比如绅士、爵士、武士道。卒，则是卑贱的，比如隶卒、狱卒、马前卒。马前卒这三个字最能说明问题：战场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车作战。卒无甲可披，只能穿件布衣，鞍前马后跟着跑。故，车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国象棋之将、仕、相、马、车、炮、卒，就是这种军事制度的体现：卒是最低级的，仕则仅次于将。将就是大夫，仕则是士。乘车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贵，因此可以“丢卒保车”。

总之，在春秋时期，士参战也作战，卒参战不作战。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14

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这就是春秋的观念。

是贵族，就要有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这种精神和风度，上级和敌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面说过，楚王和卻至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是相互致敬的。同样在这场战争中，晋国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军将领表示了敬意。晋国的君子叫栾鍼（读如真），是中军统帅栾书之子，当时担任晋国国君的车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国君的右边，相当于侍卫长。15楚国这位将领则叫子重，多次率军征战，是楚国的名将。鄢陵之战，他当然也在场。他的旗帜，在战场上高高飘扬。

栾鍼看见子重的战旗，肃然起敬。他对国君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子重曾问臣晋国之勇，臣答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臣答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致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就不算从容不迫。请君上批准下臣派人去送酒。

晋君批准了栾鍼的请求，栾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说：敝国人才匮乏，寡君只好让鍼勉强凑合着做他的车右。鍼公务在身，不能亲自来犒劳大帅的部下，只好派某代为敬酒，还望大帅见谅！

子重躬身答礼：栾鍼大人真是好记性，还记得我们当年的谈话。于是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拿起鼓槌继续击鼓。

顺便说一句，子重从清晨一直战斗到了黄昏。

什么叫君子？这就是。





环球同此高贵


的确，所谓君子，虽然原本是一种阶级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种人格精神，包括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侠仗义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就是高贵。这种精神在古代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腊。

在波斯人眼里，希腊人是固执、愚蠢和荒唐的。他们总是要选择最平坦最开阔的地方，双方摆好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才开打。这跟我们春秋的“不以阻隘”，简直如出一辙。由于双方都没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算一方胜出也得不偿失。对此，一位波斯将领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们言语相通，又有传令官宣战，为什么不能谈判呢？如果只能诉诸战争，又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找个有利地形呢？16

其实，嘲笑希腊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八月，波斯和希腊的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由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则拖拖拉拉半天都凑不齐，开战前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然而就在希腊人慢慢集结，甚至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时，兵强马壮的波斯军队却按兵不动。直到希腊人有了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才下令进攻。这跟我们春秋时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么两样？

结果，普拉提亚会战以波斯人的惨败告终。

这让我们想起了泓之战。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会战的一百五十多年前，楚国与宋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然而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硬是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游戏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亚历山大。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他拒绝了偷袭波斯大营的建议。是啊，有着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古代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高尚而荣耀的事情，必须堂堂正正地进行。乘人之危是不义的。这样做，不但违反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亚历山大善有善报。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战五年后，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鲁斯。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是骑兵，且远道而来，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鲁斯布下的却是象阵，还从容不迫，以逸待劳。胜负，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鲁斯却像当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统帅一样，坐失良机。他耐心地等待马其顿军队渡河、集结、调整、休息、布阵，一直等到对方一切就绪，这才与之交锋。结果，印军大败，波鲁斯也做了俘虏。

傻得可爱的波鲁斯，可谓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过这位“印度宋襄公”同样善有善报。亚历山大待他以国王之礼，还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这不仅因为波鲁斯有着魁伟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为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贵。正是这种精神，让亚历山大由衷地表现出欣赏和崇敬。

这是一种王者风范。

的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王和武士属于第二等级，叫“刹帝利”。作为高贵的等级，刹帝利也必须有高贵的表现。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规定，战争中不能使用“奸诈的兵器”。而且，跟中国春秋的“不重伤”和“不擒二毛”一样，他们也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伤病员，也包括俘虏、逃兵、胆小鬼、旁观者，甚至包括没穿甲胄、解除武装和睡眠中的人。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鄙视和诅咒，并不得进入天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贵族，就得有贵族精神。尽管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无几，但毕竟曾经存在。是的，曾经存在，在希腊，在波斯，在印度，在马其顿，在中国。

宋襄公，你不孤立！





难言宋襄公


不过，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不是什么善类。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二章曾经提到，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后来却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杀。此事在当时，恐怕是遭了恶评的。《左传》的态度，便明显地不以为然。17

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从这个角度讲，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更非君子。

没错，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但宋国大夫子鱼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老兄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反对党”。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因为襄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18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

泓之战的前一年，即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反对无效，便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谁知宋襄公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或者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他说，我们讲好了谁都不带兵的。我提出的规矩，我怎么能破坏？

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19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当时还是太子的襄公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桓公表示认同。子鱼听说，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20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是不讲，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卻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21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





师旷说：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



上天为人民立君，



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鄢陵之战的战场上，有泥沼。

泥沼很大，挡在晋军营垒前，大家都小心翼翼绕开走。中军统帅栾书和副帅范燮，率领自己的亲兵一左一右护卫着国君。晋君车上，少毅是驾驶员，栾鍼是侍卫长，但战车还是陷进了泥沼。

身为中军统帅和晋国大臣，栾书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下车走过来，准备扶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

栾鍼却大喝一声：栾书退下！

喝令栾书退下的栾鍼慷慨陈词：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叫冒犯；放弃自己的职责，这叫怠慢；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跑到别人这里来，这叫捣乱。有这三条罪名，你还动吗？

于是栾书立即退下。

栾鍼则跳下车来，用力掀起战车，脱离险境。1

这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小插曲，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其实是有深意的。事实上，栾书不但是中军统帅，而且是栾鍼的父亲。下级呵斥上级，还劈头盖脸，岂非不忠？儿子呵斥父亲，还直呼其名，岂非不孝？

恰恰相反。

栾鍼的做法，完全符合礼仪，也合乎道理。首先，这是在国君面前。君前无父子。所有人当着国君之面，都要直呼其名。2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清。其次，栾书如果把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就无法再行使统帅职权。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第三，栾鍼的职务，是车右。按照当时的制度，车右的任务原本就是“备倾侧”和“备非常”。3栾鍼该做的事，栾书岂能越俎代庖？那可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折不扣的侵权或越权。

由此可见，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有先后。公私不能两全，则先公后私。忠孝不能两全，则先忠后孝。在人君面前，人父必须退居二位。而且，为了让儿子尽忠，做父亲的往往要委屈自己，甚至牺牲生命。

比如狐突。

狐突是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在晋献公时曾担任太子申生的驾驶员。献公去世后，国君是惠公。惠公担任国君十四年，与宋襄公同在公元前637年去世（宋襄公死在五月，晋惠公死在九月）。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是为怀公。怀公很清楚，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其实在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国外，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追随左右，实在是怀公的心腹之患。



◎晋献公的子孙



于是怀公把狐突抓起来做人质。

怀公对狐突说：只要把儿子叫回来，寡人就免你不死。

狐突却拒绝拿原则做交换，他给怀公讲了一个道理。狐突说，君臣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因此也不能随意改变。成为他人之臣，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策上，叫“策名”；其次要向人君敬献礼品，叫“委质”。这两件事，都表示以身相许，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就忠贞无贰，永不变心。

显然，春秋时期有两种关系：公私与君臣。职务对职务，是公私；个人对个人，是君臣。君臣关系高于公私，也重于公私。因为不能效忠主公，也就不能效忠国家。因此，必须先忠君后报国，哪怕那人君并非王侯，甚至流离失所。这就是狐突他们代表的主流观念。

于是狐突说：做儿子的能够担当重任，是因为做父亲的教以忠诚。臣这两个儿子，成为重耳之臣已经很久了。如果臣把他们叫回来，那就是教唆叛变。做父亲的教唆儿子叛变，又拿什么来效忠于君？若不杀臣，那是君上的英明，也是下臣的愿望。如果滥用刑罚以逞淫威，请问又有谁不是罪人？下臣听命就是。

怀公便杀了狐突。

可惜怀公此举只是成全了狐突，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年春，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是为晋文公。为此，诸侯们举行了盟会。盟会的主持人，便正是狐突的儿子、重耳的舅舅狐偃。至于怀公，在重耳启程后不久就逃出国都，后来又被谋杀，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4





血案早已发生


怀公成为晋君，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

晋怀公是晋惠公的儿子，晋献公的孙子。晋献公女人多，儿子也多。第一位夫人是贾国的公主，无子。之后，齐姜生申生，狐突的女儿狐姬生重耳，狐姬的妹妹生夷吾，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这些女人当中，最有心机的是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接班，使尽了阴谋诡计。最后，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出走流亡国外，奚齐被立为太子。骊姬，似乎可以得逞。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是荀息、里克和丕郑。里克原本是支持太子申生的。申生死后，又私底下支持重耳，表面上中立。5丕郑，则跟里克一伙。献公和骊姬可以依托的，只有荀息。何况荀息有能力。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导致虞国唇亡齿寒，最后被灭，就是荀息的手笔。

于是晋献公托孤于荀息。

献公说：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拜托给大夫您了。大夫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息伏地叩首说：下臣将忠贞不二，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为股肱之臣。如果成功，那是君上在天之灵的福佑。不成，臣就去死。

这是庄严的宣誓，当然必须履约。事实上，晋献公死后顶多一个月，里克就发动了兵变，6而且事先把情况通报了荀息。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的旧部，愤怒已经到了沸点。天怒人怨，兵变一触即发，先生打算怎么办？

荀息说：我去死！

里克说：恐怕没什么用吧？如果因为先生的死，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君位，倒也罢了。如果先生自尽，那孩子照样被废，又何必去死？

荀息说：在下对先君有承诺，不可言而无信。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又想明哲保身，做得到吗？所以，虽然我之死无济于事，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再说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这一点上，请问谁不如我？我自己既然忠贞不二，那么，能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吗？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甚至也无力可效。所谓“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其实就是不阻拦里克的兵变。这个不阻拦，可以理解为无能为力，也可以理解为尊重里克的效忠。总之，荀息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各为其主，各尽其责，成败与否，听天由命。

有了荀息的态度，里克立即动手。这年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荀息也立即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尽力辅佐，也算履行了诺言。于是荀息就立卓子为国君，并安葬了晋献公。然而到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了卓子。荀息无路可走，终于自杀。

奚齐和卓子先后被杀，有资格继承君位的，就只剩下重耳和夷吾。这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多少权威。谁当晋君，得由大国说了算。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齐国和秦国。大国扶持的国君站不站得住脚，则要看朝中重臣的意见。大臣中有发言权的，是里克和丕郑。君位落入谁手，全看这两个大国、两位大臣。

于是夷吾派人向里克行贿，许以汾阳之邑；又派人向秦国行贿，许以河西之地。秦穆公问来人：夷吾在国内靠谁支持？来人说，公子没有支持者，也没有反对派，而且从小就性格内向。穆公听说，便觉得让这么个孤立无援的没用家伙做晋君，其实符合秦国的利益，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国。

这时的中原霸主，是齐桓公。晋国的内乱发生后，桓公就联合诸侯派兵到了晋国。于是以齐国为首，秦国为次，诸侯一起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里克原本是要立重耳的，但被重耳谢绝，也只好接受夷吾。7

天上掉馅饼，夷吾捡了个大便宜。

他的儿子怀公后来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则算是小便宜，抑或是不幸。

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也就在这年，宋襄公即位。宋襄公和晋惠公，同年即位，同年去世，可谓难兄难弟。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重用子鱼，宋国大治。他的错误，在外交而不在内政。晋惠公却是内政和外交都一塌糊涂。他儿子怀公后来死于非命，其实是他造的孽。

但怀公并不是第一位死难者。事实上，从献公到文公，晋国的宫廷斗争持续不断，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可谓血案迭起。最先冤死的是太子申生，其次是奚齐，第三是卓子，荀息是第四位。而且，荀息尸骨未寒，便轮到第五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里克。





又起屠刀


里克是被晋惠公逼死的。

公元前651年，惠公靠着齐国和秦国的支持成为晋君。第二年，周天子派大员会同齐国大夫确认了他的国君身份。这个时候，晋惠公大约觉得地位已稳，便向里克举起了屠刀。

惠公杀里克，有多种原因。比方说，他曾许诺封里克以汾阳之邑，现在却想赖账。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他答应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就赖掉了。又比方说，里克毕竟杀了奚齐和卓子，还变相地杀了荀息。有此重罪，不处理似乎没法交代。更重要的是，里克支持重耳。重耳虽然人在国外，但威望和声望都比惠公高。如果里克和重耳里应外合，惠公是抵挡不了的。

于是惠公找里克谈话。

惠公说：没有大夫您，也没有寡人的今天。不过，话虽如此，先生毕竟杀了两位国君、一位大夫。做先生的人君，岂不是太难了吗？

里克说：下臣不杀那三人，君上岂能回国即位？既然要加罪于臣，哪里还怕找不到说法，何必弄得那么麻烦？臣听到命令了！

说完，里克拔剑自杀。8

里克自杀后，丕郑本人以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也被惠公手下诛杀。但血案并没有到此为止。下一个被杀的，是庆郑，只不过要到五年之后。

庆郑是晋国的大夫。他的被杀，是因为对惠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事实上，从逼死里克，到杀掉庆郑，前后五年间惠公的表现，确实像一个十足的混蛋。公元前650年，他的屁股刚坐稳，就派丕郑到秦国去赖账，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据《史记·晋世家》，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夷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大臣们说，敝国的土地是先君的。夷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哪有权力擅自给人？寡人争不过他们，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但对秦国来说却是自作自受。实际上，当年秦穆公为晋国择君，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考察的结果，是重耳更仁义。讨论的结果，却是选个差的。考察团团长对穆公说：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意思是：如果要弘扬仁义，那就为他们选个德才兼备的；如果要称霸中原，那就为他们选个老实巴交的。秦国当然想称霸，就选了晋惠公这个“老实人”。

谁知道老实人未必老实。晋惠公虽懦弱无能，却也厚颜无耻。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只好吃哑巴亏。

问题是事情还没完。

赖账之后三年，晋国发生饥荒，便向秦国购买粮食。秦国君臣研究后，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自然灾害，哪个国家都会有。救灾恤邻，是人间正道。秦穆公也说，他们的国君虽然可恶，但人民又有什么罪过？于是秦国以德报怨，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史称“泛舟之役”。

然而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却遭到拒绝。晋国君臣讨论这事时，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就是说，兑现承诺，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卖些粮食给晋国，则不过是“毛”。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什么用？这点小恩小惠，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不如破罐子破摔，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惠公很以为然。

庆郑却不能同意。他说：忘恩负义，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小便宜，不祥；得罪邻居，不义。这道理，老百姓都懂。谁要是这么做，亲人都会结仇，何况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怨？

晋惠公不听。9

这一下，秦晋两国便结下了梁子，庆郑跟惠公也有了嫌隙。这梁子终于导致秦国和晋国开战，惠公也做了俘虏。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惠公被秦国释放。而惠公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庆郑。





我不逃


庆郑坐在国都等死。

导致晋惠公一定要杀庆郑的，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公元前645年，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迎来了大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要向晋国讨还公道。夏历九月，秦穆公御驾亲征，率兵伐晋。晋惠公也亲自上阵，迎战秦军。理直气壮的秦军斗志昂扬，乘胜前进，晋军则一败再败，三败而至韩（在今何处有争议）。

惠公问庆郑：敌军深入我境，怎么办？

憋了一肚子气的庆郑反唇相讥：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能怎么办？

惠公气急败坏，大喝一声：放肆！

于是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又不听庆郑劝阻，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

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惠公这才急了，向庆郑呼号求救，庆郑却置之不理。不但不理，还气哼哼地说：刚愎自用，不听忠言，背信弃义，无视占卜，这是自求其败，何必要搭我的车？下臣这辆破车，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

后面的细节就不甚了然。我们只知道，当时秦穆公的处境也很危险。晋军这边，已经有一辆战车迎上了穆公，眼看就要俘虏他。但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因为庆郑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所以穆公得以逃脱。按照《国语》的说法，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这才放跑了秦穆公。

总之，秦穆公没事，晋惠公被俘。

人君不公，人臣不忠，10晋惠公的被俘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但后果，却很严重。

如果就事论事，则晋军的战败，惠公的被俘，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因此，后来晋惠公被释放，即将回国时，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

庆郑说：我不逃！

对此，庆郑的说法是这样的：照规矩，军队溃败，就该自杀；主将被俘，就该去死。我庆郑，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已经罪不容赦。如果居然还逃亡，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那就不像人臣了。明明是人臣，又不像人臣，如此“臣而不臣”，还能逃到哪里去？

于是等着惠公来抓他。

惠公回国，刚走到城郊，听说庆郑没有逃亡，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

惠公说：你这罪人，为何不逃？

庆郑说：为了成全君上。当年君上即位，如果履行诺言，以德报德，国势就不会下降。国势下降后，如果接受劝谏，采纳忠言，战争就不会爆发。战争爆发后，如果起用良将，用兵得当，也不至于战败。现在败都败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以谢天下。这个时候，如果还把臣放跑了，怎么保得住封国呢？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

惠公一听，简直就要气疯了，连声喊道：快杀了他！快杀了他！

庆郑却很平和。

心平气和的庆郑微微一笑：臣下据理直言，乃为臣的正道；君上依法直刑，乃为君的圣明。总之，君臣都要讲一个“直”字，国家才有利。所以，就算君上不动手，下臣也会自杀。

史家没有记录当时的天气。按节气算，这会儿天地之间应该是一片肃杀。

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释放庆郑，让他戴罪立功；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自作主张。这家伙，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苟如此，则纲纪何在，体统何存？

其实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是采纳前一种建议。因为这样做，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对晋国是有利的。可惜惠公是个混蛋。是混蛋，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

因此，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

好在庆郑被杀后，惠公似乎也懂得了收敛。此后八年，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11

但，故太子申生，可就死得太冤了。





怎么都得死


太子申生是被骊姬害死的。

为此，她机关算尽。

第一步，是怂恿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迁到曲沃，公子重耳迁到蒲，公子夷吾迁到屈，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只留自己的儿子奚齐、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第二步，是怂恿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申生如果战败，就以此治罪；如果胜利，则诬陷他有野心。可惜，申生班师回朝后，虽然流言四起，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于是骊姬使出最后一招，亲手制造了一起投毒案。

公元前656年，骊姬羽翼丰满，开始实施犯罪。圈套和陷阱，是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按照当时的制度，申生必须立即祭祀，祭祀后还必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而这时，献公正好外出打猎。利用这个时间差，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一说以毒酒和毒肉替换）。献公洒酒祭地，地隆起。把肉给狗和小臣吃，狗和小臣立即死亡。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只有去死。12

死，是没有价钱可讲的，因为这是弑君和弑父的双重大罪。已遂，则当诛；未遂，得自杀。

问题在于这是冤案！而且，案情如此简单，难道就无人识破？骊姬步步紧逼，申生就毫无感觉？献公偏心眼，骊姬狐狸精，路人皆知。那些朝中大臣，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或者说，一个帮助申生的都没有？

当然有。

但为了恪守臣道，他们都退下阵来。

比如里克。

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里克是表示了反对的。但献公不听，里克也没有坚持。相反，他对申生说：为臣，只怕不忠；为子，只怕不孝。废立之事，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13

有人说，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14甚至就是为臣之道。这话恐怕可以商榷。比方说，后来里克杀奚齐和卓子，怎么就毫不手软，就不讲君臣大义？说到底，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之后的骊姬和奚齐孤儿寡母，好欺负。这样看，后来里克被相对强势的惠公所杀，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

再说狐突。

对于申生的率军出征，狐突也是劝阻了的，但申生不听。申生说，君父派我出来打仗，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为了考察我。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不如一战。不战而返，罪过更大。作战而死，至少还能留下美名。

结果不出狐突所料，申生回国，谗言四起。于是狐突闭门不出。

里克和狐突的温良恭俭让，其实是姑息养奸。当然，以狐突当时的地位，多半也是无能为力。里克却不是无力，而是无心，或无胆。事实上，骊姬要谋害太子，里克是知情的。然而他左右为难，他的同伙丕郑则表示没有主意。里克便对丕郑说：弑君，我不敢；帮凶，我不能。我只有躲起来。

于是里克称病不朝。三十天后，骊姬得逞。15

最后说申生。

申生名为储君，其实是个苦孩子。母亲身份不明，16父亲另有所爱，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都是要乖，要好，要听话，要尽忠，要尽孝。从来就没人告诉他，他自己有什么个人权利可以主张，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张。

因此，当申生被骊姬诬陷时，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有人对他说：太子去申辩吧，君上一定能明辨是非。申生却心灰意冷。申生说，我去申辩，骊姬就得问罪。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没有骊姬，他老人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君父不开心，申生怎么可能开心？

公元前656年，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申生在曲沃上吊自杀。17

冤死的申生死不瞑目。据说，死前申生托人带话给闭门不出的狐突：申生有罪，不听您老人家的话，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申生并不敢贪生怕死，只是心疼我们的国君老了，国家又多灾多难。您老人家再不出山，奈吾君何？如果您老人家肯出来做事，申生就算是拜您所赐而死，将无怨无悔。18

狐突后来的死节，或许与此有关。





再说君臣


现在，似乎该检讨一下君臣关系了。

君臣父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想当年，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问他何以治国，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粮食，寡人吃得到吗？

事实上，君臣父子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因此从西周以来，就被着力打造、建立和维护，不容动摇。

当然，秦汉前后，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西周到春秋，理论上是家臣效忠家君，国臣效忠国君，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即士效忠大夫，大夫效忠诸侯，诸侯效忠天子，逐级效忠。到战国，天子没有了，三级效忠变成两级效忠。但，逐级效忠不变，君臣关系也不变。

秦汉以后，诸侯没有了，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皇帝是唯一的君，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都是臣。不过，这也要看世道。如果天下大乱，则各为其主。比如东汉末年，就是周瑜效忠孙权，关羽效忠刘备，郭嘉效忠曹操。效忠对象虽不相同，君臣关系仍然是纲。

很显然，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君主制度的基石。其他关系，也都可以看作君臣，比如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没有君父，大哥便是君。君臣之道，岂非大义？

可惜，它先天不足。

不足在于不平等。君父，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因此不能不设法弥补。弥补的办法，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9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一旦失礼，很可能代价惨重。

这事有案可稽。

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两位大夫依照礼节，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最后，才发现他在园子里射雁。而且见了两位大夫，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

这是严重的失礼。皮冠，是戎装或猎装。所以，臣见君，君见臣，即便是在战争中或狩猎时，也至少要免冠（摘下皮冠）。鲁成公十六年，晋国大夫至三次遇到楚王战车，每次都要免冠。楚共王派使节去慰问他，他立即免冠听命。鲁昭公十二年，身穿猎装的楚灵王接见自己的大臣，则不但免冠，而且去披（脱去披肩）、舍鞭（扔掉马鞭）。不摘皮冠，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或野兽。请客吃饭而着猎装，更是公然的羞辱。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便发动兵变把献公驱逐出境，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

此事发生时，晋国的国君是悼公。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师旷说，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也是人民的希望。如果人民失望，那又何必要他？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上天为人民立君，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20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应该喝彩。

可惜，君要仁，父要慈，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监督，也没法监督。他们仁不仁，慈不慈，守不守礼，全靠自觉。相反，君父们的绝对权威，则天然合理，无人质疑，不可动摇。结果是，君可以不仁，臣不能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甚至一旦君父昏暴，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尽忠，他得死；尽孝，他也得死。不死，就不忠不孝；死，则忠孝两全。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

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或者看着办。狐突、里克、庆郑的共同特点，就是恪守臣道，但不出卖良心，也不放弃尊严。要杀，随你！要命，拿去！我可以去死，但话要说清。死得不明不白，不干！

荀息则是另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在他看来，受人之托，尚且要忠人之事，何况是君父所托？至于成功与否，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因为不管怎么说，君，总归是一国之主；父，则无疑是一家之主。君主蒙羞，则举国蒙羞；君主蒙难，则举国蒙难。所以，惠公被俘后，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拔起帐篷跟着走。

秦穆公无奈，只好派使者去传话：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不过是要告慰贵国故太子的在天之灵，21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

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行起了将亡或已亡之国的大礼，三次下拜三次叩首。他们说：伟大的君上！您老人家脚下是地，头上是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斗胆站在下风口，等候您仁慈的命令！22

后来晋惠公被放，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

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





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



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



都跟我同样下场！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秦穆公终于见到了吕甥。1

吕甥是晋惠公的死党，里克和丕郑的死敌。当年惠公派丕郑到秦国赖账，丕郑就说是吕甥等人不同意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秦穆公听他这么说，便采纳丕郑的建议，派人到晋国诱捕吕甥。没想到吕甥等人识破诡计，反过来杀了丕郑，又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一网打尽。秦穆公想得到的，自然全部落空。2

因此吕甥和穆公，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只不过这一回，吕甥是作为晋国的使节到秦。使命，则是接回韩之战中被俘的惠公。

吕甥的使命不容易。

任重是肯定的。韩之战，晋国既战败，又理亏。答应赠与的土地不赠与，这是背信；晋国受灾秦国支援，秦国受灾晋国乐祸，这是弃义。因此秦国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他们抓住了罪魁祸首，哪能说放就放？

秦国君臣，也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杀了晋惠公祭祖，有人主张要晋国拿太子作人质来交换。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姐，则拼了命来救她弟弟。最后，穆公同意谈判，吕甥则来接人。这事虽然已有八九成希望，但吕甥一言不慎，仍可能触怒秦国，那可就万劫不复。

因此吕甥跟穆公的对话，便很有看点。

穆公问：贵国和睦吗？

吕甥说：不和睦。小人因为国君被俘而羞愧难言，因为亲人战死而悲痛不已。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要立太子为君。他们说，宁肯事奉戎狄，也要报此大仇！君子则既心疼自己的国君，也清楚他的罪过。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等待贵国的命令。他们说，秦国的恩德，是一定要报答的呀！如果不能报答，那就只能战死。小人和君子，各执己见，所以不和睦。

这其实是绵里藏针，话中有话了。

穆公当然也听出那骨头来，于是又问：贵国臣民，怎么看国君的命运前途？

吕甥说：小人忧心忡忡，认为他难免一死；君子主张恕道，认为他一定回来。小人说，我们害苦了秦国，秦国岂能放过寡君？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了，秦国也一定宽宏大量。一个人，背信弃义就抓起来，低头认罪就放了他，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厚道的德行，更严厉的惩罚吗？结果肯定是心存感激地惦念那恩德，心怀鬼胎地畏惧那惩罚。因此，就凭这一惩前毖后的举动，秦国便可以称霸。敝国的君子们坚信，与此相反的蠢事，秦国是不会干的！

穆公听了，大为赞许。他不但如约放人，还立即改善了惠公的生活待遇。3

吕甥这番外交辞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确实可圈可点；而另一位外交官的表现，则堪称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这位使节，就是鲁国大夫展喜。

展喜比吕甥更难。吕甥代表的晋国，只是战败而已；展喜代表的鲁国，却是还没开打就得求和。公元前634年，鲁僖公因得罪齐国，遭到讨伐。鲁国不是对手，只能诉诸外交。但，话怎么说，礼怎么送，鲁国君臣一筹莫展。因为再贵重的礼物，人家也可能不屑一顾。最后，展喜决定带最微薄的见面礼去。

他带去的是“膏沐”。

膏沐，其实就是洗发膏和沐浴露。

展喜说：敝国寡德之君不懂事，没伺候好贵国边疆的大臣，劳累君上您尊贵的脚步踏入敝国卑贱的土地，贵军将士也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寡君非常非常过意不去。因此，特派臣下冒昧地送些洗发膏和沐浴露，以示犒劳。

齐孝公问：鲁国害怕了吧？

展喜说：小人胆战心惊，君子有恃无恐。

孝公说：切！你们的粮库里一粒米都没有，田地里一棵草都不长。贵国都成这样了，凭什么满不在乎？

展喜说：凭贵我两国的传统友谊！贵国先君是太公，敝国先君是周公。想当年，太公和周公，辅佐武王平定天下，被成王册封在此。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铁的哥们吗？小弟犯了错误，大哥当然要教训，却总不至于要了小弟的命，也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忘了先王。所以我们不怕。

齐孝公听了，立即下令撤军。4

显然，这同样是相当成功的交涉。事实上，弱国未必无外交。相反，正因为弱势，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

那就再看几个案例。





凶险的婚礼


公元前541年，郑国都城之内一片恐慌，因为楚国的一位政要即将进城。

这位政要是王子围。

子围是楚国的令尹。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大多由王子甚至储君来担任。实际上，子围就是前任楚君康王的弟弟，现任楚君郏敖的叔叔。而且，也就在这年年底，他即位为楚王，即楚灵王。这样一位人物，当然非同一般。

令尹子围是来迎亲的。

他娶的是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

段，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楚国的政要来迎娶郑国大夫的女儿，这是天大的好事，为什么要恐慌？

因为子围是带着兵来的。

事实上，子围来郑国，主要是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参加在郑国境内举行的十一国会议。当时诸侯的会盟有两种：一种叫“乘车之会”，不带兵；一种叫“兵车之会”，带兵。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约定的就是乘车之会，楚成王却带了兵去，结果宋襄公做了俘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郑国不能不小心谨慎。何况楚国的狼子野心，子围的专横跋扈，尽人皆知。这回他来郑国，谁知道真实目的是什么？谁又能担保他不会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就在郑国都城之内大动干戈？毕竟，此刻已是春秋晚期，礼坏乐崩，并非所有人都讲君子风度。何况楚人一贯自称蛮夷，原本就不那么恪守周礼。公然称王，就是表现。郑国虽然在春秋最早期，曾经是唯一的强国，这时却衰落到接近“第三世界”。楚国则虽然原本“蛮夷之邦”，现在却俨然“超级大国”。这就有如后来的葡萄牙遇到了大英帝国，硬碰硬是不行的。

惹不起躲得起。郑人只好请子围一行住在城外的国宾馆，好吃好喝伺候着。

但，子围除了访问，还要娶亲。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从说媒到成婚，要经过六道手续。最后也最隆重的一道，是“亲迎”，也就是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接新娘。这是除天子以外人人都要做的，子围当然也不例外。

亲迎就得进城，所以郑国恐慌。

这时，郑国主持工作的是大政治家子产，子产便派了一位使节去交涉。

使节的话，当然说得很客气：敝国的国都实在太狭小，不足以款待令尹大人的随从。敝国唯恐怠慢，因此请允许我们在郊外清理出一片宽敞的地面，权且替代公孙段的祖庙，不知可否？

子围也派使节作答。

楚国使节的话，同样客客气气，其实却不容商量。楚使说：承蒙贵国君上恩准，赐福予敝国寡德之大夫子围，让围有机会给公孙大夫的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围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举行仪式，向列祖列宗禀告，然后才胆敢前来亲迎。如果在荒郊野外举行婚礼，那就等于是把贵国君上的恩典扔在草莽之中，也让敝国寡德之大夫围，蒙受欺骗先君的不白之冤。这样一来，围还能够回国为卿，替寡君效力吗？恳请大人三思！

郑国的使节则干脆把话说穿。这位使者说：一个国家，弱小不是他的罪过。但如果稀里糊涂地以某大国为靠山，却毫无戒备，那就罪该万死。寡君将公孙之女许配给令尹大人，无非就是想要有个靠山。但是谁又知道，那大国是不是包藏祸心，要打小国的主意呢？我等小人，别的不怕，就怕这样一来，小国没了依靠，诸侯也起了戒心。贵国失信于人，号令天下就不再那么一呼百应。否则，敝国的国都，就是贵国的宾馆，哪里还会舍不得开放公孙段的祖庙？

这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子围一行，也知道郑国有了防备。借迎亲而灭郑国，是做不到了；而从《左传》的表述看，他们还真有这打算。于是提出不带兵器进城，郑国也表示同意。一场凶险的婚礼，终于有惊无险，化险为夷。5

嘿嘿，弱国岂能无外交？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婚礼结束后，子围便去开会。

这次十一国会议，是五年前“宋之盟”的继续。那次盟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甚至被认为是东周上下两段的一个分界点。6起因，是宋国大夫向戎痛感诸侯争霸，战乱不已，因此发起和平倡议。当时的超级大国，主要是晋、楚、齐、秦。向戎跟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私交不错，一说就通。齐国和秦国，也表示支持。诸小国处在夹缝中，早已苦不堪言，更是乐观其成。

于是，公元前546年，即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天，以宋为东道国，晋、楚、齐、秦及其同盟国代表，共同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小国得到的和平安宁，宋有六十五年，鲁有四十五年，卫有四十七年，曹有五十九年，7差不多都有半个世纪。因此，历史上把这次盟会，称为“弭兵之会”。弭（读如米），停止和消除的意思；兵，指战争。所谓“弭兵之会”，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世界和平大会”。

可惜，世界和平大会，一点都不和平。

盟会还没开始，楚国就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各大国的同盟国相互朝见。这个提案表面上看，很是合理。比如江湖大佬们拜了把子，各自门下的小弟当然也要见见，然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楚国其实别有用心。要知道，参加盟会的国家中，只有陈、蔡、许三个小国是楚国的小弟，其余鲁、宋、卫、郑这几个中等国家则是晋国这边的。而且，鲁和宋拜了楚国的码头，鲁国的小弟邾和莒（读如举），宋国的小弟滕和薛，也会跟了去。再加上曹国，楚国便宜占大了。8

晋国当然不能同意。于是赵武让会议的发起人和联络人向戎转告：晋、楚、齐、秦，地位相当。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像楚国不能命令秦国。楚国如果能让秦国国君驾临敝国，敝国寡德之君又岂敢不去请齐君？楚人则耍赖皮说，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楚人却耍赖皮，说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

可见，晋楚两国，一开始就在较劲。

因此两国的代表团，也各住一边。晋人住在宋都北，楚人住在宋都南。楚人甚至“衷甲”，也就是礼服里面穿了防弹背心。如此如临大敌暗藏杀机，让晋国代表团颇为紧张。最后，还是副团长叔向安慰团长赵武：打着谋求和平的旗号来发动战争，楚国应该还不至于。

但，要价则是肯定的。

楚人的要求，是先歃。歃（读如煞），就是歃血。这是当时诸侯各国盟会时的一个重要程序。具体做法，是牵一头牛来，割下左耳，放在盘里；流出的血，则放在一种叫作敦（读如对）的食器里。然后，参加会盟的代表，依次以口微微饮血，或用手指头蘸血涂在嘴旁，叫“歃血为盟”。这个动作，相当于在合同书上签字。

不过，签字可以同时，歃血却有先有后。排在第一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盟主，或盟主就该先歃。所以楚国的要求，晋国便表示不能同意。晋国代表团说：我们是当然的盟主，没有谁可以在晋国之前先歃血。楚国代表团则说，你们自己声称贵我两国地位相等，那就应该轮流坐庄，凭什么每次都是晋国优先？

吵来吵去的结果，是晋国让步。代表团内部，副团长叔向又劝团长赵武：诸侯归服的是德政，不是谁做主持人。历来诸侯会盟，都有小国来主持的。这次就让楚国做一回晋的小弟，又有何妨？

于是楚人先歃。9

不和平的世界和平大会，到此总算落下帷幕。但叔向的说法，其实是自欺欺人。没错，小国做盟会主持人的事，是有的。但那指的是“执牛耳”，不是歃血。执牛耳和歃血，是一个程序中的两个环节。第一步，是把牛的左耳割下来放在盘里。这就叫“执牛耳”。做这件事的人，相当于司仪，所以多半由小国的大夫来做。盟主是不动手的，在旁边看，叫“卑者执之，尊者莅之”。10然后，盟主取敦中之血先歃。盟主歃血后，才轮到其他人。

由此可见，同盟国地位的高低，不在盘中牛耳，而在敦里的血。先歃血的，才是老大。所以，公元前502年，晋国和卫国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结果便发生了肢体冲突。11执牛耳，牛吗？

看来，弭兵之会上，楚国是占尽了上风。原因也很简单，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种种外交辞令，不过是华丽的面纱。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说法，甚至歪理。

实际上，所谓“世界和平大会”（弭兵之会），不过是大国的俱乐部。小国除了唯命是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的代表，不要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就连保住自己的性命，都不容易。

比如叔孙豹。





硬汉叔孙豹


叔孙豹差点被杀。

鲁国大夫叔孙豹，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跟鲁国执政季武子的分工，基本上是“叔出季处”，也就是叔孙豹管外交，季武子管内政；叔孙豹出使，季武子守国。所以，公元前546年的宋之盟，公元前541年的虢之会，叔孙豹都是鲁国的首席代表。他的差点被杀，就发生在虢之会。

所谓虢之会，是五年前宋之盟（弭兵之会）的延续。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故名。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这会儿是郑国的属地。因此，楚国令尹子围来开会，便先访问郑国，顺便迎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这才有了那场“凶险的婚礼”。

那么，宋之盟后，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

表面上的理由，是重申世界和平；实际上的原因，是楚国要维持霸权，甚至是子围要耀武扬威。所以在会前，楚国代表团便提出不再歃血。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如果又来一次，则理应让晋国先。如果不歃，则楚国仍是盟主。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整个会议波澜不惊，完全变成了走过场。

大出风头的是子围。

子围当然得意。五年前弭兵之会时，楚国的首席代表是屈建。一年后，康王和屈建相继去世。康王的接班人懦弱无能，子围便大权独揽，玩弄国君于股掌之间。这次出国，更公然摆出楚王的仪仗，成为本次会议最遭热议的花絮。各国代表指指点点，楚国副代表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然而就在楚人春风得意，各国议论纷纷，会议即将结束时，战争爆发了。

发动战争的是鲁国的季武子。季武子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袭击了莒国的城市郓（读如运，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并据为己有，莒人则一状告到了会上。莒国在历史上，是一会儿依附于鲁，一会儿依附于楚的。现在鲁国欺负他，他当然要请楚国做主。楚国以盟主自居，也当然不能不管。何况这事还发生在世界和平大会期间，如果不闻不问，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楚国代表团正式照会晋国：请同意诛杀鲁国首席代表叔孙豹，以谢天下！

晋国，该如何表态？

很难很难。

诚如楚人所言，弭兵之盟还没散会，鲁国就发动战争，当然是对会议的公然挑衅，对誓言的公然背叛，对盟约的公然亵渎。但，这事是季武子干的，叔孙豹并不知情。杀叔孙豹，岂非冤枉？

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的助理，则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这位助理派使者前去暗示，只要叔孙豹肯花钱，他可以代为说情。

当然，助理的话说得很委婉，他想要一根腰带。

叔孙豹断然拒绝。

生死未卜的叔孙豹说，我等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家卫国。国家出了事情，总要有人顶罪。我如果靠贿赂而免于一死，他们无从泄愤，就只能进攻鲁国了。这是给国家带来灾祸呀，怎么能算是保卫？何况一个使节，奉君命而临大事，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出了事，花钱去私了，岂非化公为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我叔孙豹宁愿去死，也不行贿！

于是扯下一块绸缎对使者说：我的腰带太窄了，请拿这个回去交差吧！

赵武听说，肃然起敬。

深受感动的赵武说：一个人，大祸临头却不忘国家，这是忠心；面对灾难却不离职守，这是诚信；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这是坚定。一事当前，首先想得到的是忠信坚贞，这是道义。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杀吗？

当然不可以。

事实上，不但晋国代表团力保叔孙豹，就连楚人最后也网开一面。因为正如赵武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像叔孙豹一样，在内不怕困难，在外不避艰险，那就固若金汤，无所畏惧。这一点，倒是不论大国小国的。12

所以，必须保住叔孙豹。

是的。保住叔孙豹，就是保住一种气节，一种精神。有这种气节和精神，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汉子是会受到敬重的，哪怕他不是使者，甚至还是对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人。

比如叔詹。





两手都要


叔詹是晋文公重耳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公元前637年，流亡国外的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第二年，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为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同时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向着楚国，便联合秦国伐郑。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据说，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这时，郑人怎样求饶都不管用。晋文公放出话来：把叔詹交给我，我就撤兵。

叔詹，怎么就得罪晋文公了？

难道郑文公的无礼，是叔詹的主意？

不。恰恰相反，叔詹力劝郑文公善待重耳。只不过，当他再三规劝仍然无效时，叔詹提出：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就杀了他。因为叔詹早已断定，公子重耳非同一般，迟早会继承君位。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来报复。

事实证明，叔詹是对的。

不过，当年的郑文公虽然铸下大错，这时的表现却像条汉子。他拒不交出叔詹，甚至不把这事告诉叔詹。

叔詹却挺身而出。

准备以身殉国的叔詹，只身一人奔赴晋营。他说：以区区一人之身，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宁，这正是詹的愿望。

晋人则架起一口大锅，打算把他烹了。

叔詹说：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再死！

晋文公说：你讲！

叔詹说，皇天上帝降灾于郑，让我郑国大祸临头。今天这个局面，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下臣当年能够尊敬贤明，防止祸患，这就是智。现在能够杀身成仁，报效祖国，这就是忠。说完，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立即站了起来。他下令释放叔詹，并以最隆重的礼节送他回国。

回国以后的叔詹受人敬重自不待言，可惜事情却并未因他的忠烈而告终。积怨难消的晋文公又提出，必须见到郑文公，当面羞辱一番，才肯罢休。

如此城下之盟，签则辱国，不签则亡国。进退维谷，就需要外交官来斡旋了。

郑国派出的外交官，叫烛之武。

烛之武是郑文公亲自请出山的，之前则似乎颇受冷落。所以，郑文公去请他时，他的回答是：臣年轻的时候，尚且比不上别人。现在老都老了，又能怎么样？郑文公则放下身段诚恳相邀：过去没能重用先生，是寡人的过错。但如果郑国灭亡，于先生也有所不利吧？

于是烛之武趁着夜色潜入秦营，去见秦穆公。

烛之武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时候，做晋文公的工作已无济于事，只能釜底抽薪，策反秦穆公。但，动之以情，没用；晓之以理，也没用。能够说服秦穆公的，只有利害。

潜入秦营的烛之武，给穆公算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灭亡郑国，对秦有没有好处。烛之武的结论是没有。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就算秦晋两国瓜分郑国，秦国得到的也是飞地。飞地是很难真正占有的。最后的结果，势必便宜了晋。晋国占便宜，就是秦国吃大亏，还要搭上财力物力，兴师动众，何必呢？

第二笔账，是保全郑国有没有好处。结论是有。因为秦在西，郑在中原。秦国有事于诸侯，多半要借道郑国东行。郑国作为东道主，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提供种种方便。东道主，就是东边道路的主人；行李又叫行理或行人，即职业外交官。所谓“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就是整个郑国都成为秦的驿站和招待所，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账，是晋国和秦国的联盟靠不靠得住。结论是靠不住。前车之鉴，便是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何况晋国的野心，哪里会有满足？他现在挥戈向东，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如果得手，下一步就该向西扩张了。西边除了秦国，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因此，对于秦国来说，联晋灭郑是损己利人，甚至引狼入室。

最后，烛之武对穆公说：请君上三思！

秦穆公当然一听就懂。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晋国的大夫闻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却不同意。文公说，没有秦国，寡人就没有今天。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这是不仁；失去盟国，再树敌人，这是不智；放弃和谐，制造动乱，这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

结果晋文公也撤兵。13

命悬一线的郑国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叔詹和烛之武，也是义和利的共同胜利。





如果战败


郑文公应该庆幸，因为战败国的日子不好过。

事实上，三十三年后，郑国就真正尝到了战败的滋味，只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楚人。公元前597年，也就是襄老战死，知罃被俘的同一年，楚庄王因郑国在楚晋之间摇摆不定，决定教训一下这个“两面派”。这年春天，楚军包围了郑都。三个月后，郑国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郑襄公无路可走，只有投降。

投降是无条件的。作为战败国国君，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投降书上说得很清楚，郑国的土地、臣民和他自己，都任由楚国处分。如果楚君开恩不灭亡郑国，郑国也跟楚国的一个县没什么两样。

递交了投降书，郑襄公就等着发落。

很显然，战败国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前途也有好几种。最好的，是只要认输认栽，胜利者就放他一马，歃血为盟即可。其次，是虽然不灭亡这个国家，但要变成战胜国的附庸。再差一些，是战败国的臣民被迁出祖国，到其他地方定居。更差的，是他们都成为奴隶，被当作苦力、贡品或商品。当然，他们也可能被整体掳往战胜国，有如当年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运气不好的国君或储君，则可能血溅礼器，尸横祭坛，成为刀下之鬼。

这是有案可稽的。

比如蔡灵公。

蔡灵公原本是蔡景公的太子。公元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然后又跟这儿媳妇私通。太子忍无可忍，杀了景公，继位为君，是为灵公。不过蔡灵公被杀，却不因为弑君，而在于对楚国不忠。他伺候的楚君，偏偏又是灵王。前面说过，谥号为灵的，都有问题，比如与夏姬偷情又被夏姬之子杀掉的陈灵公，因为吃王八起纠纷而被杀掉的夏姬的哥哥郑灵公，派刺客暗杀大臣反被杀掉的晋灵公，做事不靠谱派宦官去向战俘传达命令的齐灵公。现在蔡灵公遇到了楚灵王，当然不灵，活该他倒霉。

公元前531年，也就是蔡灵公弑君之后十二年，此公被楚灵王骗到某地，灌醉后活捉，然后杀掉。与此同时，楚灵王派兵包围蔡国，蔡国太子率领国人英勇抗战，力不能支，城破被俘，楚灵王竟把他杀了祭祀社神。14

战败国命运之惨，可见一斑。

那么，郑襄公前途如何？

他的运气不错。因为这时的楚君，还不是灵王，而是庄王。庄王不但没有采纳某些人的建议灭亡郑国，反倒退兵三十里，才跟郑国签订和平条约。15

但，如果谁以为楚庄王是弥勒佛，那就大错特错了。也就在一年前，他借口讨伐夏姬的儿子而入陈，便决定把陈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事实上，如果不是楚国外交官的一席话，陈国没准就灭了，后来的郑国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位楚国外交官，叫申叔时。

楚庄王进攻陈国的时候，申叔时正好出使齐国。使命完成后，照例要回国复命。但申叔时述职完毕，便立即退下，什么都不再说。庄王奇怪，让人叫住他问：寡人凯旋，众人皆贺，只有你一言不发，什么意思？

申叔时问：可以陈述理由吗？

庄王说：当然可以。

申叔时就说，一个人牵了牛去践踏别人的田地，当然有罪。但如果把他的牛也没收，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追随大王，是要讨伐乱臣贼子。如果顺手牵羊，把陈国也变成楚县，岂非贪小便宜？

庄王问：把陈国还给他们，可以吗？

申叔时说：我们这帮小人平时就有句口头禅，叫“还回去总比不还好”。

于是楚庄王让陈复国。16

如此看来，当年的叔詹和烛之武，堪称功莫大焉。事实上，没有烛之武，秦国不会撤兵；没有叔詹，晋国也不会罢手。不难想象，晋文公作出最后决策时，叔詹的影子一定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是的，政治也好，外交也好，战争也好，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因此，真起作用的，一定是利，秦穆公可以证明；但感人至深的，则一定是义，晋文公可以证明。

那么，楚灵王之灭蔡呢？

没人看好。事件发生前，晋国的政治家叔向，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就断言蔡国必亡，楚灵王也不会有好下场。他们的意见也很一致：蔡灵公有罪，所以上天要借楚人之手灭了他。楚灵王多行不义，所以上天要用灭亡蔡国来加重他的罪孽。这种观点，很有点像西方人的说法：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周景王手下一位名叫苌弘的大夫，更是从星相学的角度作了解释。苌弘说，蔡灵公弑君那年，岁星在营室。至今十三年，岁星又在营室。所以蔡灵公必遭报应。楚灵王弑君那年，岁星在大梁。两年后，岁星又会在大梁。距离楚灵王弑君，也是十三年。所以两年后，楚灵王必遭报应，蔡国则会起死回生。17

事实证明，叔向、子产和苌弘的预测都没错。公元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一切都准时准点，分秒不差。18

奇怪！这世界上，难道真有天意？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只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



她披着薜荔，系着女萝，骑着赤豹站在峰顶，



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一片片飘了下来。



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号啕大哭，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请看名单──



中军

正帅荀林父



副帅先縠（读如湖）



大夫赵括、赵婴齐



上军



正帅士会



副帅卻克



大夫巩朔、韩穿



下军

正帅赵朔（赵氏孤儿赵武的父亲）



副帅栾书（栾鍼的父亲）



大夫荀首（知罃的父亲）、赵同



全军

司马（军法官）韩厥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荀首的儿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更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克卻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最后，这两支部队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盲目被动，找不着北，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奇怪。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其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联盟。目的，则是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一方面，楚是晋的死敌。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另一方面，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中原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由于防备不足，楚国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就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没几天了。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之战吗？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有大事，包括诸侯和大夫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也要祭祀。这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7

总之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只是“参考消息”。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献公根本不听。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者心理暗示。拿主意，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夺回去。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预测到秦穆公必定活捉晋惠公的秦卜徒父。10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就叫“魏”。

牛！这样的预言，实在是牛。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因此，公元前525年，他在预言了宋、卫、陈、郑四国的火灾后，便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他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发生火灾。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什么叫“天道远，人道迩”？就是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跟我们十万八千里，根本就够不着，也不相干（非所及也）。那么，你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何以知之）？至于裨竃的预测为什么会精准，子产的说法是：这人不过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打，尽管随它去！14

但，前一年的火灾，子产却是进行了祭祀的。他祭祀了水神玄冥和火神回禄，迁走了太庙里的神主和大龟，后来还大建土地神庙，这又是为什么？

安定人心。

人心是重要的。四国大火齐发，难免人心惶惶。这个时候，不去讨论鬼神是否存在，先用来抚慰人心再说，便相当于现在的“心理治疗”。但更重要的，还是务实。实际上当时子产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局面和灾后重建，包括派府人（国库管理员）和库人（兵库管理员）看守仓库，司马（军法官）和司寇（刑法官）实施救火。子产还让人记录被烧毁的房屋，减免受灾群众的赋税，并发给他们盖房子的材料。与此同时，他还立即派出外交官向各国通报灾情，下令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市场停止交易三天。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务实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才是更重要的。像陈国那样不救火，许国那样不恤民，舆论便认为他们迟早要灭亡。15

神重要，还是人重要？

人重要。不要忘记，周人的核心思想和主流观念，是“以人为本”。16

因此，神就是人。

是这样吗？

是。

华人的鬼神世界和崇拜系统，东汉前后不一样。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悄然兴起，中国便多出两个崇拜对象，这就是佛和仙。佛原本是人。只不过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先自觉，后觉他，最后觉行圆满，便由人变成了佛，叫“立地成佛”。仙也原本是人。只不过服了某种丹药，或有了某种法术，可以腾云驾雾，长生不老，便由人变成了仙，叫“肉体成仙”。而且，成仙者还可以带上七大姑八大姨和阿猫阿狗，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之，佛和仙，都是人。这两个字，也都是单人旁。

那么，东汉以前呢？

东汉前的祭祀对象和崇拜对象，主要有三种：天神、地祇（读如其）、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祖宗和烈士，都是人鬼。称之为鬼，不带贬义，也不是亵渎。

那么，天神和地祇，是人还是神？

人。只不过，是有大功德、大贡献、大作为于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这些功德和贡献，包括五项指标：为民立法，以身殉职，以劳定国，抗御天灾，平息祸乱。一个人，只要达到了其中一项，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

比如后土和后稷。

后土和后稷，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神。后土就是土地神。他的祭坛，叫社。后稷则是谷神。他的祭坛，叫稷。社和稷连起来，叫社稷。社稷和宗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甚至是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然而社神与稷神，也原本都是人。稷神是两个人，一个是炎帝的儿子柱，另一个是周人的先祖弃。他俩的贡献，是发展了农业，所以是谷神。社神则是共工的儿子句龙，曾担任黄帝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后土），所以是土地神。17

其实就连最高天神上帝，也一样。比如商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帝喾；楚人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先祝融。只不过，商人的叫上帝，楚人的叫上皇，也就是《九歌》中的东皇太一。

显然，我们民族的鬼神世界中，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家大业大功劳大，这才福大命大造化大。但，功德、贡献、作为，必须足够大。不够大，则仍然是鬼。大人物死了是“大鬼”，名人死了是“名鬼”。

鬼神既然原本是人，则鬼神的世界跟人类社会一样，也有部落和国家，而且是天人对应的。不同的部落和国家，有不同的上帝和鬼神。不是一家人，就不拜一家神，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8也就是说，你有事，要占卜或祭祀，必须面对自家的鬼神。否则，神不受理。

同样，既然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那么，神的心灵就是人的心灵，神的愿望就是人的愿望，神的梦想就是人的梦想，神的爱情也就是人的爱情。

比如山鬼。





山鬼与女巫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头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骑着赤豹的山鬼站在峰顶，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飘然而下。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嚯，这是什么神？

山神。

是的，山鬼就是山神。在楚人那里，鬼和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不过，这位山神是女神，而且是性爱女神。有人甚至说，她就是巫山神女。19因此她在屈原的笔下，就显得十分迷人和性感——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笑善窈窕。





山之阿（读如婀），就是山凹；被（读如披），就是披；薜荔（读如毕利）和女罗（即女萝），都是蔓生植物；含睇（读如第），即含情脉脉，微微斜视；窈窕，是美好的样子。因此这四句歌词，也可以这样翻译——



有个人儿呀，



在那山窝窝；



肩上披着薜荔，



腰上系着女萝。



含情脉脉，



微微笑着。



这样好看的样子，



是因为你爱我。





确实性感，尤其是还有豹子。

豹子也可能是驾车的，因为还有车。车身是辛夷木，旗帜是桂花树，车里装着石兰和杜衡。这些香花野草，是要送给心上人的。

那么，心上人是谁？

不清楚，也不必清楚，因为这不是情歌，而是神曲。实际上，《楚辞·九歌》十一篇，原本都是沅湘流域人民祭祀时，唱给神听的。其中，《东皇太一》祭祀上帝，《云中君》祭祀云神，《大司命》祭祀生命之神，《少司命》祭祀生育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这些是天神。《湘君》和《湘夫人》祭祀湘水之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巫山神女。这些是地祇。《国殇》祭祀阵亡将士，这是人鬼。天神、地祇、人鬼，全都有。至于《礼魂》，是送神曲。

送神曲非常简短，而且一片欢乐祥和——



祭礼已成啊敲锣打鼓，



击鼓传花啊载歌载舞。



此起彼伏啊男巫女巫，



亮丽歌喉啊从容步武，



春兰秋菊啊千秋万古！





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看，倒像是反的。

负责请神和送神的，是巫觋（读如惜）。巫就是女巫，觋则是男巫。巫和舞，是相通的。巫者就是舞者，也是歌者，他们是祭祀舞台上的中心。

实际上，所谓“巫”，原本就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20所以女巫就是女舞，巫女也就是舞女。他们的歌舞，则不仅为了颂神和娱神，更是为了通神。古人认为，巫觋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天神、地祇、人鬼有话要说，就通过巫觋发言，叫“显灵”。人有事情要请神指点或帮助，也通过巫觋表达，叫“通灵”。因此，在祭祀或巫术的仪式上，巫觋既是巫，也是神，叫“为神而亦为巫，一身而二任”，21颇有些“又做师婆又做鬼，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意思。

巫觋既然有这样一种任务，那么，他们当中至少得有人穿着神的衣服，扮着神的模样，做着神的动作，讲着神的语言，表现着神的情绪，叫“灵保”。22这可能是最古老的神职人员和表演艺术家。他们是巫术的，也是艺术的。因为只有表演得逼真，人们才会相信他们真是神灵附体。反过来，也只有当真认为自己能够通神，才能逼真。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弄不清是在表演还是玩真的。

楚人《九歌》的魅力，正在于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山鬼》。这一曲歌舞，是女巫表演的。她们要祈求的，则是爱情。既然是爱情，那就既有相爱也有失恋，因此既有含情脉脉的凝视、耐心守候的期盼，也有“东风飘兮神灵雨”、“风飒飒兮木萧萧”、“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至于是谁爱谁，谁失恋，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在为一切有情人祈福。

同样，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诗句本身，硬要弄清楚哪部分是山鬼的，哪部分是女巫的，因为她原本“一身而二任”。要紧的，是体会。

其他篇章，也如此。

那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和场面！云中君华采若英，灵动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大司命神秘威严，高傲冷峻，“众莫知兮余所为”；少司命竦剑拥艾，荷衣蕙带，“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太阳神东君英武豪迈，潇洒多情，“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23

噫！以北斗七星为勺痛饮桂花酒，这是什么样的神灵，这是什么样的形象！

还有《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24





是的，天帝的公主就要降临江中的小洲。望眼欲穿，怎么能不让我忧愁。可是她若隐若现，时有时无。放眼望去，但只见秋风吹拂之下，洞庭湖微微泛起波浪，树叶儿一片片轻轻飘了下来。

这，还是巫术吗？

当然还是。

但，更是艺术，就像希腊人的宗教。





因此我们无信仰


跟中国一样，希腊也有巫术。

希腊的巫师跟楚国的巫觋息息相通。他们也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同样可以通灵。因此，他们被叫作“神的着魔者”（entheos）。被神灵附体，则叫作“神性的着魔”（enthousiasmos）。这时，男巫和女巫都会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那些崇拜狄俄尼索斯的女巫，还会一边如醉如痴地舞蹈，一边奔跑着翻山越岭。当然，男巫和女巫在着魔时也会载歌载舞念念有词。这些词句被认为是“神赐的真理”，这种神灵的感动则叫“灵感”（inspiration）。25

艺术创作要有灵感，起源就在这里。

因此，当希腊人把他们的巫术变成宗教时，便顺理成章地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希腊的宗教是艺术，早已为黑格尔所揭示。事实上，希腊的神就是人，只不过比一般人更高大，更完美，更健康，更有力量，而且永远不死。其他方面，则与人无异。所以，当一个希腊人路遇俊男靓女时，他可能会停下脚步，羡慕而恭敬地问对方：你是不是神？26

神在希腊，是最高的美。27

但请注意，与人相比，希腊的神，也只是更加漂亮而已。这种漂亮是纯粹的美，与道德无关。相反，希腊的神几乎是“无恶不作”的。许多人间悲剧，就来自神祗的意气用事和胡作非为。所以，希腊人从来就不把他们的神看作道德楷模。相反，他们对于神的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很可能愤愤不平。

比如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是在好友战死后，才真正投入特洛伊战争的。为了替好友复仇，他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并发誓要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拿去喂野狗。赫克托耳的父亲到军营来求他，请他敬畏神祇，阿喀琉斯却不以为然。他的说法是：那些神祇为人类规定了命运，自己却优哉游哉！

当然，阿喀琉斯最后还是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停止攻城十一天，以便特洛伊人有足够的时间安葬赫克托耳。但这与敬畏神祇无关，而是被老年丧子的特洛伊国王所感动，并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中国人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希腊人这里是不管用的。他们不看佛面，只看僧面。

我们则又是一种风采。

周人崇拜的神，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漂亮不漂亮不知道，道德高尚则毋庸置疑，或不许质疑。就连那些自然神，也要有贡献和功德。比如天上三光，是可以瞻仰的；地上五行，是赖以生存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的。中看不中用的，谁会把他当神？28

天神和地祇有功，人鬼有德，都不必漂亮。

神在中华，是最高的善。

有功有德的神祇们是周天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周王国一位名叫过的史官说：神祇降临人间，一般是在两种时候。一是这个国家将要兴盛，二是这个国家将要灭亡。前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高尚；后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邪恶。虢公国一位名叫嚚的史官则说：一个国家如果将要兴盛，就听人民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祇的。因为神，既聪明，又正直，还专一。人想要怎么样，他就帮你怎么样。如果你存心要失败，神一定让你去死。29

史嚚的话，很有意思。

按照史嚚的说法，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神决定的。恰恰相反，神的决策反倒是人决定的。人要学好，神让你步步高升；人要学坏，神让你万劫不复。神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给你一个加速度，加快你的兴盛或灭亡。如此而已。

这样的鬼神崇拜，难道也能叫宗教，叫信仰？

当然不能。

那该怎么说？

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教无信仰。

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

可以跟我们相呼应的，是希腊。

把宗教变成艺术的希腊人，实质上也是没有信仰的。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早早地就建立了人本精神；由此带来的麻烦，则是核心价值观很难恒定。30由是之故，希腊文明终于陨落。希腊的人本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要暂时坠入深渊，然后才能通过文艺复兴而得到弘扬。但从此，便牢不可破。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存在。

我们的人本精神也是早熟的。因此，如何保证观念的恒定和社会的稳定，就煞费了先贤们的苦心。周公他们的办法，是建立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由此维持了数百年的太平。但从春秋开始，礼坏乐崩。井田制和封建制崩溃，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社会陷入长时间的动荡。于是，从春秋到战国，就成了中华史上异彩纷呈的另一种华彩乐章。





后记

年轻就是好




记得当年读《诗经》，最打动我的不是《关雎》，而是《汉广》──



南方有嘉木，



可是靠不上；



汉水有女神，



可是追不上。





汉水是那样宽广，



我真是没有希望；



长江是那样绵长，



我真是没有方向。





我喜欢这诗，因为我也失恋了。

那会儿，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当农工。住的是干打垒，吃的是玉米面，干的是体力活。农场没什么娱乐活动，电视和电脑更是闻所未闻。幸好奔赴边疆时，随身还带了几本书。遇到难得的农闲，便翻译《诗经》和《楚辞》打发日子。到现在，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译文，比如《有狐》──



狐狸找对象，



在那石梁上。



让人心疼的穷小子呀，



可怜他没有衣裳。





还有《月出》──



月亮出来皎皎的，



姑娘容貌娇娇的，



姑娘身段高高的，



我的情思悄悄的。





当然，这都是做梦。没什么姑娘像《草原之夜》说的那样“来伴我的琴声”，更不会像《敖包相会》唱的那样“自己跑过来”。碰钉子的事，倒是有的。

奇怪！苦哈哈的，还有这念头？

有，因为年轻。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年轻更好的了。一个人再有权，再有钱，再有地位，都买不来换不来年轻。年轻，就可以胡思乱想；年轻，就可以个性张狂；年轻，就可以不管不顾；年轻，就可以神采飞扬。年轻人是有特权的，因为他少不更事，因为他血气方刚，因为他来日方长。

人类也一样。

是的，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也有自己的初恋和失恋。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雕塑，斯通亨奇的环状列石，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表现着人类童年的纯真；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占星术，古印度的阿修罗，古罗马的万神殿，还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奥林匹克，我们的《诗经》和《楚辞》，以及共同拥有的英雄好斗和少女多情，则表现出少年的飞扬跋扈和天真烂漫，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没错，青少年时代的世界各民族都一样，脸上长着青春痘，身上流着孩童血。

是的，那时年少。

这是事实，也是历史，问题是怎么看。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说过，一个成年人并不可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不让他感到愉快吗？他不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一个民族的固有性格，不是在他儿童的天性中，在每一个时代都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当然应该。

从西周、东周到春秋，就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人，是有着真性情、真血气的，因此有情有义，敢爱敢恨。这才有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义无反顾的战士，忠贞不贰的臣子，力挽狂澜的使节，以及人情味十足的鬼神。他们集体地表现出一个民族“发展得最完美地方”之永久的魅力。

因此，如果说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描述了我们民族的“身子骨”，那么，本卷要展示的就是“精气神”。那些少年心气，那些男生女生，那些花花草草，那些磕磕碰碰，都无不透出青春气息，湿漉漉地扑面而来，让我们无限向往，让我们过目不忘。

请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吧！

前面的路，将风高浪急，险象环生。





注释


总注

本卷涉及之史实，均请参看《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

第一章

1．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见《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刺客列传》。

2．知氏的知，读如智。所以“知伯”也写作“智伯”。《史记》之《赵世家》为“知伯”；《刺客列传》作“智伯”。智伯名瑶，谥号“智襄子”。

3．《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持此说。

4．赵氏家族的始祖是赵夙，然后依次是共孟、赵衰（赵成子）、赵盾（赵宣子）、赵朔（赵庄子）、赵武（赵文子，亦即“赵氏孤儿”）、景叔、赵鞅（赵简子）、赵毋恤（赵襄子）。赵襄子去世后，他的弟弟驱逐襄子指定的接班人，自立为家君，这就是赵桓子。桓子即位一年后去世。国人认为桓子的得位不符合襄子遗愿，便杀了桓子的儿子，立襄子指定的赵浣为君，是为“献侯”。此事在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章曾经提到。

5．鉏是多音字，也是锄的异体字。用于国名，读如徐；用于“鉏鋙”（龃龉），读如举；用于姓氏，读如除。麑，读如尼或迷。鉏麑刺杀赵盾，以及相关史实，《左传》、《国语》、《公羊传》、《吕氏春秋》、《史记》之《晋世家》和《赵世家》均有记载，本书的描述整合了诸家所说。

6．晋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武王的弟弟唐叔虞。晋君从西周起一路嫡传，都称“侯”，最后一代叫“哀侯”。哀侯以后，嫡系被灭，取而代之的是曲沃的旁支，始祖叫“武公”。以后晋君都称“公”，依次为武公、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灵公。灵是“恶谥”。历史上谥为“灵”的，多半“不灵”。比如郑灵公，是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自家兄弟谋杀的（《左传·宣公四年》）。陈灵公，则是与朝臣共享情妇，又被情妇之子愤而杀死的（《左传·宣公十年》）。

7．卿，是古代天子或诸侯所属之高级辅佐，有上中下三等。位类上卿而执政者，叫“正卿”，也叫“冢卿”。

8．这句话的原文是“To be or not to be”，历来有各种译法。朱生豪先生的译文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9．荆轲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10．聂政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11．索福克勒斯完成《安提戈涅》，是在公元前442年（一说441年）；聂政刺韩，是在公元前397年（韩烈侯三年）。所以索福克勒斯和聂荣可算同时代人。鉏麑自杀，是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十四年）。所以鉏麑与聂荣、安提戈涅相距二百多年。

第二章

1．夏姬之事及相关人物据《左传》之宣公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成公二年、七年，昭公二十八年。

2．《诗经·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3．《诗经·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4．《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5．《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6．《国风·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7．《国风·唐风·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

8．《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9．《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10．《国风·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奔。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11．《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12．《国风·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13．《诗经·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14．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注。

15．见《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诗经·陈风·东门之池》。

16．原因请参看《左传·宣公十年》杜预注。

17．夏姬被带到楚国，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襄老战死在郑国，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是在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

18．春秋时期的性关系，远不像后世那样严谨。有人跟庶母偷情，有人抢儿媳妇和弟媳妇，有人做换妻游戏，有人甘愿戴绿帽子，还有兄弟姐妹乱伦。这些事《左传》都有记载，可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19．请参看约翰·德林瓦特主编《世界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三章

1．知罃被俘，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夏；被释放，则在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夏。

2．当时的制度，是将士出征之前，先要祭祀社神，叫“祭社”。祭祀用的肉和酒要分给大家，叫“受赈”。同时要用血涂抹军鼓，叫“恤鼓”。恤鼓的血，往往用战俘的，而且最好是等级高贵的战俘。知罃所谓“执事不以臣恤鼓”，其实是说楚人没有杀他。

3．此处原文为“不榖”。但为便于读者理解，凡楚王自称“不榖”处，以后均改为“寡人”。

4．事见《左传·鲁成公三年》。

5．事见《左传·鲁襄公十七年》。

6．《兔罝》之兔为於菟，最早由宋代王质提出，闻一多《诗经通义》亦有证明。

7．事见《礼记·檀弓上》。对这一记载的解释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事见《左传·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家语·子贡问》。

9．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退避三舍，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7年对楚成王的承诺。

10．见《左传·成公二年》。

11．见《孟子·离娄上》。

12．鄢陵之战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13．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源》。

14．参看《国语·齐语》。

15．古代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驾驶员）居中，又有一个人居右，以备倾侧。这个人，战时叫车右，平时叫骖乘。见《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

16．请参看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2005年版）及书后附录王以欣《古代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本节参考该书和该文之处甚多，无法一一注明，谨此致谢！

17．事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18．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19．请参看《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20．事见《左传·僖公八年》。

21．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第四章

1．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2．《礼记·曲礼上》：“君前臣名。”

3．见《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榖梁传·成公五年》注。

4．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5．据《左传·僖公九年》，里克和丕郑支持重耳；但据《国语·晋语二》，他们中立。

6．晋献公去世，是在鲁僖公九年九月；里克发动兵变，是在同年十月。

7．事见《左传·僖公九年》、《国语·晋语二》、《史记·晋世家》。

8．事见《左传·僖公十年》、《史记·晋世家》。

9．事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10．见《荀子·王霸》。

11．见本节所述综合了《左传·僖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三》。

12．见《左传·僖公四年》。

13．见《左传·闵公二年》、《国语·晋语一》。

14．见《国语·晋语一》。

15．见《国语·晋语二》。

16．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公夫人穆姬和太子申生。烝，就是与母亲辈的女人发生性关系。齐姜是什么人，有争议。

17．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18．见《国语·晋语二》。

19．见《论语·八佾》。

20．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21．据《左传·僖公十年》并杨伯峻注，晋惠公即位后，占有了故太子申生之妃。申生向狐突显灵，称惠公必败于韩。

22．事见《左传·襄公十五年》。

第五章

1．吕甥名饴（读如义），是晋侯的外甥，采邑在吕（今山西省霍县西），所以叫吕甥。又因为阴（今山西省霍县东南）、瑕（今山西省临猗县附近）也是他的采邑，所以也叫阴饴甥、瑕吕饴甥。

2．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3．九年后，晋惠公卒，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吕甥等人策划叛乱，谋杀晋文公未果，逃亡，被秦穆公诱杀。

4．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国语·鲁语上》。

5．事见《左传·昭公元年》。

6．范文澜先生认为，以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之会为界，前半段是诸侯兼并为主，大夫兼并为次；后半段，则是大夫兼并为主，诸侯兼并为次。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7．据杨伯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注。

8．此段分析，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9．本节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0．请参看《左传·定公八年》杨伯峻注。

11．见《左传·定公八年》。

12．本节综合《左传·昭公元年》、《国语·鲁语下》。

13．本节综合《左传·僖公三十年》、《国语·晋语四》、《史记·郑世家》。

14．事见《左传·昭公十一年》。

15．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16．事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17．语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岁星就是木星。营室，即二十八宿的室宿，有两颗星，即飞马座的α和β。大梁，为十二星次之一，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

18．事见《左传·昭公十三年》。

第六章

1．招降的说法，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2．知罃被换回一事，见本卷第三章。

3．以上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4．事见《左传·成公七年》。

5．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6．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事见《左传·僖公四年》。但立骊姬为君夫人，不在此年。

9．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10．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11．事见《左传·闵公元年》。

12．裨竃事迹见《左传》之襄公二十八年、三十年，昭公九年、十年、十七年、十八年。

13．语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14．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15．事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16．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17．请参看《国语·鲁语上》。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完整的国家，鲁人的说法是可靠的。

18．语见《左传·僖公十年》。

19．此说最早由清人顾成天《楚辞·九歌解》提出，后孙作云、闻一多、马茂元、陈子展、姜亮夫、郭沫若均持此说。

20．见许慎《说文解字》。许慎还说，巫字的形象是一个人长袖善舞的样子，但罗振玉、林义光、商承祚等诸多学者均不同意，认为字形与袖无关，与玉有关。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四册第761页。但巫就是舞，并不错，《九歌》可以证明。

21．请参看钱锺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

22．请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

23．请参看吴广平校注《楚辞》。

24．帝子，就是即公主；北渚（读如主），北边水中的小洲；眇眇（读如秒），遥遥远望；袅袅，微风吹拂。下，读如户。

25．请参看朱狄《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

26．请参看丹纳《艺术哲学》。

27．请参看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四卷《论希腊人的艺术》。

28．请参看《国语·鲁语上》。

29．均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30．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附录




本卷所涉及的春秋故事年表



前684年，鲁宋之战，县贲父因马惊而自责，冲进敌营战斗而死。

前656年，齐楚召陵之战。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前651年，晋献公去世，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殉难。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前650年，晋惠公杀里克。

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史称“泛舟之役”。

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遭到拒绝。

前645年，秦晋韩之战，晋惠公被俘。一个月后被释放，杀庆郑。

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被楚军俘虏。

前638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坚持遵守游戏规则，战败受伤。

前637年，宋襄公死在五月，晋惠公死在九月，晋怀公杀狐突。

前634年，齐伐鲁，鲁僖公派展喜使齐，齐退兵。

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双方彬彬有礼宣战。

前630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

前607年，鉏麑因拒绝谋杀赵盾而自杀。晋灵公被赵穿所杀。

前605年，郑灵公被杀。

前599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前598年，楚庄王伐陈，夏姬归楚，被许配给楚国大夫襄老。

前597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襄老战死，知罃被俘，楚军教败退的晋军修车。

前589年，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国。

前588年，知罃被释放。

前584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

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战争中相互行礼。楚王派人慰问晋国大夫卻至，晋君车右栾鍼向楚军将领子重敬酒。晋国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卻至，为恪守君臣之道，放弃俘虏郑成公的机会，郑成公的侍卫长则为掩护国君撤退战斗而死。

前559年，卫献公因待臣无礼而被驱逐出国。

前556年，鲁国战士臧坚被齐军俘虏，因不愿被羞辱而自尽。

前546年，弭兵之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私通，被弑，太子继位，是为蔡灵公。

前541年，楚国令尹子围访问郑国，娶公孙段之女。虢之会，季武子侵郓，叔孙豹不以贿免。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前537年（鲁昭公五年），楚伐吴，蹶由使楚被扣，囚禁十四年后回国。

前531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以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

前525年，吴伐楚，公子鲂占卜，战死。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同日火灾。

前502年，晋卫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发生冲突。

前480年，子路战死。

前453年，豫让刺杀赵襄子未果，自尽。

前397年，聂政刺韩，后自尽。

前227年，荆轲刺秦。



?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





郑庄公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他的手下一箭射去，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和弟弟都翻脸了。1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的第一年。也就在这年，立国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但，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惯不怪的外族入侵，郑国这边却是地地道道的祸起萧墙。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据说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郑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一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大体如此。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再说了，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八竿子打不着。跟共，倒是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2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实线箭头为段的逃亡路线：京→鄢（路过新郑）→共（卫国势力范围）。

虚线箭头为合理的逃亡路线：京→廪延（郑国势力范围）→共（卫国势力范围）。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牛人，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他即位时，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3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让叔段肆意妄为长达二十二年之久？4难道他对段的狼子野心，事先竟毫无察觉，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

当然有。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所以叫封人。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当然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5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这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

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

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

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

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

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又杀了两个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6

第一个是鲁隐公。

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这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7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他在路上，与孔父嘉的妻子不期而遇，立即魂不附体，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牛起来了。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便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8

这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那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讲到的夏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这样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虢在今河南省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与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了。王室的尊严和体面，大大受损。

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三月十二日，周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省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9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天下共主”，竟然不过战败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去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周桓王与郑庄公的长葛之战，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都已经难以维持，终将土崩瓦解。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封建，就是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划为几十个单位，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国，也叫邦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家，也叫采邑。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但，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最高，是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是邦国，因此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10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11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省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省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2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已非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3其实，宋殇公固然没把天子放在眼里，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齐桓公说，看见寡人的队伍了吧？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楚帅则不卑不亢地回答：

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

如果一定要用武力，

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个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

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1

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已是春秋。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他跟他妹妹，大约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那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2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她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的处理，竟是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3

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齐国的霸道，鲁国的尴尬，也不言而喻。事实上，桓公被杀后，鲁国向齐国提出的外交诉求，也只是惩办凶手，并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相反，没有了鲁桓公这个障碍，齐襄公跟鲁文姜的乱伦，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幽会，载入史册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庄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齐国去跟情郎哥哥做爱，根本不顾鲁国的体面。4可见当时的齐国已相当强势。鲁国除了忍气吞声，并不能有什么主张。

齐，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但真正成为超级大国，却得归功于管仲。

管仲是春秋第一位大政治家。

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与齐襄公和齐桓公相关的人物关系图



弄清楚了本图所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就知道当时已是怎样的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妻不妻，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见灰色部分）。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齐国进入了桓公时代。

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5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

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

军政一体。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

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

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管仲设计的齐国行政管理系统





◎管仲设计的军政一体制度



看明白这张图，对军国一体和军政一体，应当会有更深刻和更直观的理解。中央集权的思想，在这里萌芽了。



这就叫“作内政而寄军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这个军政一体的制度，卒伍一级的小部队在居民区内便可训练，军旅一级的大部队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结。何况管仲还规定，士人一旦划定居住范围，就不准迁徙。邻里之间，更必须守护相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仲认为，由此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依，打起仗来，就不但不会行伍错乱，而且能保证同仇敌忾。难怪管仲不无得意地对桓公说：君上以此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请问哪个能够阻拦？6

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尊王与攘夷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7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人民当然高兴。国家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也高兴。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了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8

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色情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9

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10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11称霸中原毕竟不是小混混打群架，岂能说“吃柿子拣软的捏”？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

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

尊王攘夷。

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

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其中，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12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蛮夷之邦：楚





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天圆地方。圆形之内叫天下，方形之内叫海内，方形之中叫中国。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14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象麟虫”，15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省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省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省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不战而霸





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齐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什么“尔贡包茅不入”，什么“昭王南征而不复”，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场合，不能把话说穿。于是楚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

这就谈不拢。只能各自回去，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并前去拜见齐桓公。桓公为了表示礼让，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读如刑，其地不详），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详），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一开始，他就先唱高调，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楚帅也放低身段，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当桓公耀武扬威，声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时，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我们楚国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楚国并不好惹。硬要开战，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不定还两败俱伤。楚国也很清楚，齐国要称霸，是挡不住的，自己也没资格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最后，两国签订盟约，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楚人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18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却由此奠定。五年后，齐桓公在葵丘（其地当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与宋、鲁、卫、郑、许、曹六国结盟，周襄王派人祝贺，史称“葵丘之会”，是齐国称霸的标志。19

显然，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一百一十六年后，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20

可惜，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会，秦晋两国都没参加。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说白了，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就霸业，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时王室衰微，晋国内乱，秦穆公敬而远之，楚成王又让了一步。21所以齐桓的争霸，其实是“不争之霸”。真正的争霸，是后来的晋楚两国。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间，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22

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那么，晋文公便是“一战而霸”。23这场战争，就是城濮之战。这在春秋时期，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却是第一次大战。但开战和结局，却似乎在计划外。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城濮之战十一年前，齐桓公去世，他的五个儿子争夺君位打成一团，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宋襄公便做梦要吃天鹅肉，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结果，却是在盟会中被楚军俘虏，后来又因泓之战受伤而死，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24图霸不成的宋，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的同时，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伐周。东周京城被狄军和叛军攻破，避难郑国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这时的晋文公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辞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带兵顺流而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一举打败狄军，消灭叛军，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就变卦反水，成为晋国的同盟。气焰正旺的楚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马出兵，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公拍案而起。事实上，宋国挨打，原本因为他们“叛楚即晋”，这是理；当年文公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一路走来，卫文公无礼，曹共公无礼，郑文公也无礼，宋襄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乘（读如秤），25这是情。所以，宋国大难临头，晋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

当年追随文公四处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扬名立万，成就霸业，正在此一举。因为报恩和救难，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则是讨伐曹国和卫国。曹国刚刚依附楚国，卫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这两个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必救，宋即解围。何况曹和卫都曾无礼，不打他们，打谁？

文公然其计。为此，他将父亲晋献公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春，晋文公侵曹伐卫。心惊胆战的卫成公请求结盟，晋国不同意；想去讨好楚人，本国不同意。卫国人甚至驱逐了他们的这位国君，来取悦晋国。曹共公更惨，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就连鲁僖公也吓破了胆，竟然杀了派去保卫卫国的大夫，以此向晋国献媚。

然而楚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公审时度势，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楚成王也审时度势，决定退出。他对令尹子玉说，晋侯这个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见过？老天爷给了他年寿，又给了他晋国。上天所赐，拿得掉吗？算了吧！离开宋国，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的家伙。他一再请战，定要与晋人决一雌雄。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不但受过宋襄公的恩典，也受过楚成王的款待。当时成王曾问重耳：公子如果回国为君，准备拿什么来报答不（楚王自称）？重耳说，奴仆、姬妾、牺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贵国之所产。重耳能够报答的，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退避三舍。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宽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马鞭弯弓，右边挎弓袋箭袋，与君上周旋。

此刻，晋文公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气壮；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两军还没开战，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然而子玉却不懂这道理。他不顾众人反对，一路追到了城濮（卫地，在今山东省范县），与晋、齐、秦、宋联军对阵。

四月二日，城濮之战爆发。时间是一天，结果是楚军溃败。楚成王闻讯，派人捎信给子玉说：大夫您如果回国，不知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

于是子玉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来到郑地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与武涉县之间），与齐、宋、鲁、蔡、郑、卫、陈七国之君会盟，史称“践土之盟”。想当年，齐桓称霸的葵丘之会，周襄王只是派人赐以胙肉（胙读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践土之盟，则不但襄王亲自到场，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的。26

众星拱月，有证上岗，晋文堪称“真霸主”。

然而历史却仍在这里留下了伏笔，那就是秦国没有与盟。27我们知道，城濮之战，秦国可是同盟军。为什么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28同为战胜国的秦却不参加呢？难道秦穆公也是要争霸的？难道秦晋两国迟早要反目？

正是。





准霸主秦穆





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的候选人。

为什么说是候选人？因为对于所谓“五霸”，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于《荀子·王霸》；另一种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见于《风俗通·五伯》。

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事实上所谓“五霸”，原本就是凑数。凑成五霸的原因，则是前有所谓“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有三王，就得有五霸，以表示今不如昔。有了三王五霸，则又编造出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五成群，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襄公，身败名裂，怎么算得上一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既在春秋晚期，又都偏于一隅，岂能与齐桓、晋文相比？

倒是秦穆公，可以一说。

秦穆公的身影，早已在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中频频出现。把公子夷吾送回晋国为君的，就是他和齐桓公。时间，则在葵丘之会的同一年。可见那时的霸主虽然是齐桓公，但秦穆公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等到晋惠公夷吾驾崩，齐桓公也已经去世，立公子重耳为晋君的，就只有秦穆公了。

因此，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而且是大恩人。也因此，晋文公终其一生，都不肯与秦穆公发生冲突。尽管鲁僖公二十九年秦晋联手伐郑时，秦穆公曾单方面撕毁协议，由助晋而改为助郑。这个故事，《青春志》也讲过。

但，文公之后，就两样。29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趁着晋人国内有丧无暇旁顾，派出百里孟明视（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视是名）、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东征，准备偷袭郑国。不过这个局，却被郑国商人弦高给搅黄了。弦高贩货到周，路遇秦军，一眼看破他们的用心，便一面冒充郑国使节到秦营劳师，一面派人回国报信。郑穆公闻讯，又派人到宾馆对秦国的卧底说，诸位在敝国住得很久了，要不要到园子里打些麋鹿带回去？孟明视见郑国已有防备，只好改变计划，灭了滑国（姬姓，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境内），班师回朝。

这事引起晋人的同仇敌忾。他们痛恨秦国“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晋和郑、滑都是姬姓），决定在秦军的归途进行伏击。继位的晋襄公披麻戴孝，把白色的丧服染成戎服的黑色，亲自率部痛击来犯之敌，全歼秦军，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才回国安葬文公。据说，晋国的丧服从此变成黑色。

三员大将，很可能会血溅军鼓。

救了他们一命的是文嬴。文嬴是秦国公主、文公夫人、襄公嫡母、当朝老夫人。于是她便以这四重身份对晋襄公说：那三个家伙离间了秦晋两国关系，敝国寡德之君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君上何不满足一下寡君的愿望？

于是晋襄公放那三员大将回国。

事情完全如文嬴所料，秦穆公显示出霸主的气度。他身穿表示军败国辱的凶服来到国都之外，郊迎孟明视等人。秦穆公哭着说：委屈诸位了！这一次，都是寡人的罪过，诸位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呢？

于是孟明视任职如故。

没有证据表明，文嬴跟穆公通过信息。但就连晋国的大夫，也料定结果会是这样。晋襄公后来也反悔，派兵去追。但追兵赶到黄河边时，那三员大将已在河中。孟明视在船上恭行大礼说：如果敝国寡德之君成全君上的仁爱，不以下臣军前恤鼓，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拜谢君上的大恩！

可惜两年后的秦晋彭衙之战，孟明视再次一败涂地。晋人甚至讽刺说：将军扬言三年之后要来拜谢寡君的不杀之恩，可真是说话算数呀！那就把贵军称为“拜赐之师”吧！

遭此奇耻大辱的秦穆公没有气馁，孟明视也仍被重用。秦国君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扩军备战厉兵秣马，终于在一年后就报仇雪恨。鲁文公三年（公元前624年），秦师伐晋，穆公亲征。渡过黄河时，他下令烧毁所有的船只，以示必死的决心。晋国君臣也知道秦师哀兵必胜，便采取“不抵抗政策”，皆守城不出。于是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扫荡晋土，夺取晋地，祭奠了阵亡将士，然后回国。一年后，秦穆公再接再厉，征服西戎。司马迁说，这时的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30

那么，秦穆公可以名列五霸吗？

也行也不行。论能力和水平，他不在宋襄之下；论功德和影响，则应在阖闾和勾践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样，都犯了严重错误。宋襄的错误，是杀活人做牺牲品；秦穆的错误，则是杀活人做殉葬品。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秦穆公驾崩，殉葬者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包括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因此当时的时事评论员便说，秦穆公没能成为霸主，是理所当然的。31

那就算他“准霸主”好了。

是的，比“真霸主”差，比“非霸主”强，介乎二者之间，接近于霸主。

穆公，是孝公之前秦国最重要的君主。穆公之后，终春秋一世，秦在国际舞台上都没有太精彩的表演。这跟桓公之后的齐，差不太多。要听他们唱大戏，恐怕还得稍等片刻。现在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另外两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大国，就是晋和楚。





越王勾践解下佩剑，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

先生教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

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

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

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秦穆公去世前五年，楚成王也死了。

楚成王死不瞑目。

成王是楚国的第三个王。之前，有他的祖父武王，以及父亲文王。楚国的基业，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创下的。至于成王本人，在位四十六年，亲眼看着齐桓和晋文相继称霸，宋襄和秦穆跃跃欲试。召陵之盟，与齐桓公分庭抗礼的是他；城濮之战，与晋文公一决雌雄的也是他；绑架宋襄公，又在第二年把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还是他。春秋前期的争霸史，处处都有他的痕迹和影子。

然而英雄一世的楚成王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会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上。

成王的儿子叫商臣。

商臣本是成王的太子。可惜成王跟许多有为或无为的君主一样，好色。妻妾成群又爱屋及乌的结果，往往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立储以喜。何况楚国原本就有传统，喜欢立年轻力壮的公子为君。这跟他们一贯好战好斗，专一与诸夏作对有关。年老力衰的君主，是领导不了这个尚武霸蛮之邦的。

于是，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决定废掉商臣，另立姬妾之子为储。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证实，商臣便去求教于自己的师傅潘崇。

潘崇问：让位服软，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不到。

潘崇又问：流亡国外，做得到吗？

商臣又说：做不到。

潘崇再问：那么，干一件大事，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得到。

这就是只有蛮夷才说得出的话了。宫廷政变，抢班夺权，诸夏的公子们也会做，但不会这么讲。只有楚人毫无顾忌。他们的身上流着蛮夷的血，根本就不把君臣父子那一套放在眼里，也不认为大逆不道是多么严重的罪名。十月，主意已定的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楚成王自杀。成王提出吃了熊掌再死，也不被批准。成王无奈，只好自缢。但他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这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上一个什么样的谥号。

谥号是最后的面子，死了也得要。

这事在葬礼之前就讨论了，最先定的是“灵”。这是“恶谥”。比如后来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便都是既为君不道，又死于非命。因此成王听了，便不肯闭眼睛。商臣等人无奈，只好改谥为“成”，成王这才满意地升天。

商臣即位，是为穆王。1

穆王虽然弑君弑父，要算乱臣贼子，但列祖列宗的基业，却在他手上得以拓展。穆王在位十二年间，灭江（在今河南省息县），灭六（读如陆，在今安徽省六安县），灭蓼（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伐郑，侵陈，伐麇（读如君，在今湖北省郧县），围巢（在今安徽省巢县），2干得有声有色。可以说，穆王去世时，是把一个即将成功的霸业，交到了儿子手上。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楚庄王声色犬马。

没人告诉我们，庄王即位之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知道，三年之间，此君不理朝政，不出军令，一味骄奢淫逸。大夫伍举忍无可忍入宫进谏，庄王却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搂着越女，嬉皮笑脸地坐在乐队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可真如伍举所说，有只鸟待在高高的山上，三年不飞，三年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

九头鸟。

是啊！按照庄王的说法，这只鸟“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如此以静制动蓄势而发，岂非九头鸟？3

实际上庄王心里很清楚，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心气是“不服周”，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而楚君的使命则是开疆辟土，抗衡华夏，图谋中原。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看来，他是想在大干一场之前先玩个够，然后收心。

收心之后的庄王果然一鸣惊人。头一年，他就联合秦国和巴国灭了庸（在今湖北省竹山县）。三年后，又联合郑国侵陈侵宋，后来更命令郑国痛打背楚降晋的宋国。可见这时郑国已经变成楚的小弟，晋国则由于灵公被杀国内动乱，几乎无暇多顾。于是庄王一路凯歌，把队伍开到了周王室的眼皮底下，声称要在王畿之内搞军事演习。

楚庄王耀武扬威。

这时的天子已不是襄王，也没有齐桓和晋文这样的华夏霸主来护驾。外强中干的周定王摆不起架子，只好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志得意满，竟向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来。我们知道，九鼎传为夏禹所铸，使用的青铜则来自天下九州，象征着夏对各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后来夏桀失德，九鼎迁商；殷纣失德，九鼎迁周。鼎之所在，即权力中心所在。楚庄问鼎，什么意思？

王孙满不能不义正词严。

决心捍卫王室尊严的王孙满告诉楚庄王：关键在德不在鼎。现在周德虽衰，却天命未改。鼎的大小轻重，还是不问为好。

楚庄王听了，一言不发，收兵回国。4

其实庄王心知肚明。什么“在德不在鼎”，全是扯淡。权力的获得，霸业的完成，不在鼎，也不在德，在力。他现在，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兵强马壮战无不胜，称霸就是迟早的事。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很艰难。

的确，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晋文公是“一战而霸”，宋襄公是“战而未霸”，秦穆公是“战而半霸”，那么，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血战而霸，苦战而霸。其中最惨烈也最悲壮的，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围宋之役。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祸端，其实在楚庄王。起因是有一次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出使晋国的，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的，要路过宋国。庄王却吩咐二人，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这就是蛮不讲理了。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哪怕路过蕞尔小邦，也要借道，以示对该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岂非霸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只不过郑国在此刻，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多半会忍气吞声。宋国就不一样了。他们在两年前，跟晋国、卫国和曹国建立了攻守同盟。盟约规定，如果有谁被人欺负，当共救之，叫“恤病”；如果有谁背叛同盟，则共讨之，叫“讨贰”。这个条约，宋国执行得很到位，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以宋人之刻板叫真，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舟，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舟叫苦不迭：郑国聪明，宋国糊涂，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敢？他要杀了你，我就灭了他！

楚庄说这话，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一个士人，尚且可杀不可辱，何况是一个邦国？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理，宋国的执政华元说：途经我国而不借道，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等于是亡国。得罪楚人，引来兵祸，也要亡国。如果同样是亡国，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结果申舟被杀。

楚庄王闻讯，一甩袖子就往外冲，随从们追到前院才送上鞋子，追到宫门才送上佩剑，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气得发抖的楚庄王，下令立即发兵围宋。而九头鸟冲冠一怒，宋人是抵挡不住的。鲁国甚至赶紧表态，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依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华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晋景公倒是打算救宋，却被一位大夫拦住。这位大夫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事我们管不了。上天正眷顾楚国，我们岂能争锋？是河流湖泊，就要容纳污泥浊水；是山林草野，就要藏匿毒蛇猛兽；是美玉，就一定隐含瑕疵；是国君，就必须忍受屈辱。这是天道，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按兵不动一箭不发，只派了一个名叫解扬的使节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解扬路过郑国时，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楚人用重金贿赂解扬，要他去送假情报。解扬三拒不成，只好答应。然而当解扬登上楼车向宋城喊话时，喊出的却是：宋国弟兄们顶住！我军全部集结完毕，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勃然大怒，下令要杀解扬。庄王对解扬说，出尔反尔，什么意思？非我无情，是你无信。上刑场吧！

解扬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解扬说，君能发布命令，叫义；臣能完成使命，叫信；以诚信实现道义，叫利。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一个使臣受命而出，使命就是生命，又岂能被人收买？先前应付君上，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那才叫作守信！

于是庄王放解扬回国。

其实解扬喊不喊话都无所谓。事实上，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五月，楚人军粮已尽，也熬不住了，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舟的儿子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申舟是明知必死无疑，也硬着头皮前往宋国的。他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命难违臣道有责，另一方面也因为庄王夸下海口许下诺言。现在，申舟已慷慨赴死，庄王却言而无信，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这时，楚国的另一位大夫出了一个主意：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修水利，开荒种地，而且说干就干。传递给宋人的信息也很明确：申舟之仇，非报不可。你们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走；一年不投降，一年不走；一辈子不投降，一辈子不走。反正我就跟你们杠上了，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举国震惊，欲哭无泪。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宋都被围已八九个月，城中早已粒米无存。国人只能交换孩子杀了吃掉，拆解尸骨作为燃料，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请问谁能救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宋国执政华元挺身而出，半夜三更潜入楚营，把楚军统帅子反从床上叫起来。华元说，寡君派元来实言相告：敝国弹尽粮绝，只能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但即便如此，要我们签订城下之盟，无异于亡国，断然不能。如果贵军能够后退三十里，惟命是从。

现在轮到楚人震惊了。他们退军三十里，与宋国签订条约，相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并以华元为人质。至此，鲁、宋、郑、陈皆从楚，楚霸业成。5

但，这是怎样的霸业！





两笔账





围宋之役，有两个邦国的态度值得玩味。

这两个邦国，就是晋和郑。

晋国按说是应该救宋的。这不但因为晋宋之间有盟约，也因为晋楚两国有如冷战时期的苏美，既是霸权的代表，又是争霸的劲敌。实际上楚庄王称霸之难，就在于有晋。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争霸的邦国，不是五个，而是四个，即齐、楚、秦、晋。其中，晋国又最霸道。从文公创霸，襄公继霸，到厉公复霸，悼公定霸，霸权二字始终不离晋国，伴随他们走完春秋。

晋，是楚的死对头。

不过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晋国维持霸权之难，就在于有楚。楚，是从华夏诞生霸主之日起，就强行掺和进来的。跟齐桓公争霸的是他们，跟晋文公争霸的也是他们。所以，无论于情于理，于义于利，晋都应该抗楚援宋。

那么，晋国为什么作壁上观？

因为邲之战。

邲之战，是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国的第二次大战。它的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讲过，这里要说的是背景。背景，就是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春秋却像黑社会掰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郑国大夫子良就说，反正晋楚两个大国都是不讲道德只讲武力的，那就谁打过来我们跟谁吧！大国都不讲信用，我们守什么信？6

可惜中小邦国做墙头草的结果，是挨打的次数更多。因为没有哪个大哥会纵容小弟叛变，也没有哪个小弟会连巴掌都没挨过，世面都没见过，就乖乖地跟了某个大哥。何况跟了以后也不消停，得在大哥身边鞍前马后。于是，不服软，要挨打；服了以后转变立场，也要挨打；服了以后不转变立场，则要跟着去打别人。如果是中等邦国，则还可能仗势欺人，欺负一下小国，顺便捞点油水。

因此，中小邦国卷入战争的次数，不会少于大国。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参战的次数是七十二次，宋国是四十六次。这些战争，有的是自卫，有的是侵略，有的是因为要服从霸主的命令，还有的是因为左右摇摆。

摇摆也不奇怪，因为没有谁永远强势，永远胜利，永远是老大。比如城濮之战晋胜，邲之战就是楚胜。一方胜利后，另一方的小弟就会自动或被动地臣服依附于胜利者。失败的大国当然不干，就要教训这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弟。小弟扛不住，又归顺原来的老大。新老大当然也不干，就要来找他们算账。这个账当然总也算不清，最后只好两个大国再打一仗，算总账。

这就是所谓“晋楚争霸模式”。夹在当中两边挨打的，只能是中小邦国。7

郑国就是如此。

说起来郑在春秋早期，也是一条汉子。但到楚庄王时代，却已是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鲁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郑国虽然追随晋国、伙同卫国和陈国伐宋，但晋国仍然怀疑他们与楚国私通。郑国无奈，只好写信向晋国再三解释，那语气简直就是哀鸣。信的最后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大国如果总是不能体谅，那我们小国真是走投无路了。8

可惜大国从来就不体谅，而中小邦国也不能不替自己打算。两年后（公元前608年），宋国由于被晋国痛打，从了晋。郑国跟宋国是世仇。宋国从晋，郑国就从了楚。陈国和蔡国历来是宋国的跟班，于是陈国也从了晋。楚庄王见陈国和宋国叛变，就起兵侵陈侵宋。晋国为了救陈救宋，则起兵伐郑。楚国为了救郑，在北林（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跟晋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后被释放）。郑国则在第二年（公元前607年）奉楚国之命伐宋，大获全胜，还俘虏了宋国执政华元（后来逃走）。

这下子晋国火冒三丈，一连几次伐郑，一直打得郑国投降。郑国与晋国结了盟，楚国当然要教训他。于是从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起，楚国接二连三伐郑，也一直打得他投降。不过这回郑国服楚以后又叛楚。楚庄王岂能容他，便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春天将郑都团团围定。

后面的故事我们在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的第六章已经讲过。被围的郑人进行了占卜，然后在太庙里和城墙上大哭。三个月后，郑都沦陷。郑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前来救援的晋国三军咽不下这口气，与楚军开战，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这场战争，就是邲之战。

有邲之战，才有宋之围。实际上，楚庄王围宋之前，晋景公已在同一年伐过郑了。只不过没有真打，而是陈列部队，耀武扬威。晋人公开的说法，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情况，多半是被楚人打怕了。所以，围宋之役，晋国袖手旁观，郑国则甘当楚国的马仔。

邲之战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楚国成就了霸业。今后的历史，将是晋楚继续争霸。这是一笔账。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开始联吴，楚国开始联越。这是另一笔账。晋与楚是对手，吴与越是世仇。他们的背后，又有齐与秦。齐国常常帮助晋国，秦国则往往帮助楚国。9齐助晋，秦助楚，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大霸国。晋联吴，楚联越，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小霸主。有了他们，争霸战争的戏码将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而华夏文化的雨露，也将滋润到长江下游。

这两个小霸主，就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阖闾伐楚





阖闾称霸，是在楚庄之后八十八年。

这当然是楚庄王想不到的。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共王也想不到。否则，庄王没准就会成全了巫臣和夏姬，共王也不会听任子重和子反杀光巫臣的族人，瓜分巫臣的财产。总之，正如我们在《青春志》中讲过的，叛逃到晋又家破人亡的楚国大夫巫臣为了报仇雪恨，不但鼓动晋国联吴，而且亲自带着兵车到吴国，担任吴军的教官，教他们车战，教他们布阵，教他们反楚。10

吴国勃然兴起。

巫臣的叛楚助吴，有那么重要吗？有。事实上，吴国虽然号称周文王两位伯父之后，其实却是蛮夷，与中原诸夏并无交往，11文化相当落后，在国际社会中也没有地位。他们作为长江下游的水乡之国，以舟船逆流而战，亦非上游楚国之对手。然而巫臣使吴之后，吴人不但有了靠山，而且有了陆军，便对楚国不再客气。他们舍舟登陆，由淮南江北俯楚之背，楚国的东北部从此再无宁日。

吴国崛起的同时，楚国却开始内乱。

楚国之乱，是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之后开始的。这次大会，楚人虽然争得了歃血的优先权，却也由此盛极而衰。最早，是康王的弟弟王子围谋杀了当时的楚君郏敖，自立为君，这就是楚灵王。此君的骄奢淫逸和专横跋扈，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领教过了。结果是，当灵王在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阅兵围徐威胁吴国时，国内发生动乱。乱党杀死了灵王的太子，灵王的部队则在闻警回国的路上一哄而散，逼得灵王只好孤零零地自己吊死。

灵王死后，楚国继续动乱。统治集团自相残杀的结果，是公子弃疾夺取了王位，改名熊居，这就是楚平王。正是这位平王，给吴国送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最后弄得楚国一败涂地。

这个劲敌，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读如云），字子胥。他的祖父，就是辅佐楚庄王称霸、支持楚灵王上台的伍举。伍举的儿子是伍奢，伍奢的儿子是伍尚和伍员（子胥）。但伍奢的运气显然不如伍举。伍举辅佐的楚君，庄王是霸主，灵王是枭雄。伍奢事奉的平王，却是混蛋。这个混蛋先是受人怂恿，霸占了原本为太子迎娶的女人；然后又听信这奸人的谗言，要杀太子，以及太子的师傅伍奢全家。为此，平王抓住伍奢做人质，声称只要伍尚和伍员回来，就免伍奢一死。

伍尚和伍员，回还是不回？

很难抉择。不回，等于见死不救；回，则肯定同归于尽。这一点，就连傻子都看得明白。于是哥哥伍尚对弟弟伍员说：你快走，我去死。父亲危在旦夕，总要有人尽孝；我家惨遭不幸，总要有人报仇。依你我的能力，我能送死，你能复仇。兄弟你好自为之，你我各尽其责。

结果，伍尚和伍奢被杀，伍员则逃往吴国。12

这时的吴王，是僚。但伍子胥很快就看出，王僚其实帮不了自己。反倒是蛰伏已久的公子光，必将取僚而代之。为此，伍子胥替光找到了一位杀手，自己则暂时隐居起来。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四月，也就是伍子胥逃到吴国的第七年，公子光趁吴国出兵伐楚，国内空虚，发动了宫廷政变。吴王僚在宴席上被伍子胥收买的杀手刺死，公子光自立为君，是为吴王阖闾。13

阖闾决定与伍子胥联手倒楚。

子胥为阖闾定下的战略，是先打运动战，再打歼灭战。伍子胥说，楚国的执政，人多嘴杂，离心离德，还都不负责任。请君上组建三支军队，分别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第一支部队出击时，楚军必定倾巢而出。敌军一出动，我军就撤退。敌军撤退，我军第二支部队就从另一个地方出击。敌军又会倾巢而出，我军再撤退，然后在第三个地方出击。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打疲劳战和消耗战，永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和动向。这样用不了几年，楚军就会被我们拖垮。那时，吴国三军齐发，便可一举成功。

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楚军也果然疲于奔命。仅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一年间，他们就至少奔走于六（今安徽省六安县）、潜（今安徽省霍山县）、弦（今河南省息县）等地，伍子胥的策略成功了。14

与此同时，楚人也在自取灭亡。

我们知道，阖闾即位时，楚平王已经去世。继位的昭王是个孩子，哪里会治国？也根本听不进良言。15楚国的执政令尹子常，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蔡昭侯朝楚，子常向他索要玉佩。蔡侯不给，子常就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唐成公朝楚，子常向他索要好马。唐侯不给，子常也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蔡人和唐人无奈，只好交出玉佩和好马。但虎口脱险后，蔡侯就一状告到了晋国那里。晋国不肯受理，便又求教于吴。原因很简单：“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16

自作孽不可活，伐楚的时候到了。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大举进攻，步步为营深入楚境，从淮河打到汉水，从小别山打到大别山，再打到柏举（今湖北省麻城县）、清发（今湖北省安陆县）、雍澨（澨读如士，今湖北省京山县）。楚军节节败退，吴军锐不可当，直逼郢都。子常一败再败逃往郑国。昭王闻风丧胆逃往云梦。吴军将领大模大样地住进了楚国王宫。如果不是后来秦国出兵，越人袭吴，吴国又发生了内乱，楚人差一点就会亡国。17

伍子胥总算报了仇。18

当然，阖闾也称了霸。可惜他这个霸主，堪称昙花一现。因为十年之后他就兵败身亡，吴国也很快被灭。从称霸到亡国，他们只风光了三十三年。

这又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夫差亡国





吴亡，是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

灭吴之人，是越王勾践。

亡国之君，是吴王夫差（读如拆）。

这是一个霸权大国的瞬间陨落和彻底灭亡。从此，历史的舞台上再也不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实际上这时春秋已经结束，只剩下余音袅袅。而另一个超级大国晋，则即将被赵魏韩三家瓜分。19吴国之亡，可谓时当末世之秋，乱世之始。历史传递给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悲壮，还有凄凉。

凄凉之情笼罩着吴国国都姑苏城。事实上从鲁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5年）起，吴都就被越军团团围定。如果说当年楚庄王的围宋之役，还只是扬言要在宋都郊外盖房子，那么，越王勾践的伐吴，却是当真筑起了城墙。20这下子几乎谁都知道吴国要亡了。晋国的执政赵无恤（也就是《青春志》中豫让拼死拼活也要刺杀的赵襄子），甚至把自己的饮食规格降到比死去父亲还低，以表示对一个邦国即将灭亡的哀悼。无恤的家臣楚隆，则专程前往吴国送达慰问。

楚隆说：敝国寡德之君的老臣无恤，谨派卑微的陪臣楚隆，前来为他的不恭赔礼道歉。贵我两国先前确实有过盟约，誓言“好恶同之”。现在贵国蒙难，无恤并不敢推卸责任，只不过今日之事，实在不是敝国力所能及的。

夫差跪下来磕头说：寡人无能，没有事奉好越国，让贵大夫操心，愧不敢当！然后站起来送上礼物说：勾践是要让寡人生不如死，寡人不得好死啊！

说完这些需要使节传达的外交辞令，夫差又苦笑着对楚隆说了一句私房话：

快淹死的人，肯定会笑吧？21

这笑，凄厉瘆人。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的确，夫差原本不会败，吴国也原本不会亡，因为越国根本就不是对手。没错，在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的槜李之战（槜读如醉，在今浙江省嘉兴市）中，越王勾践不但大败吴军，还让阖闾受伤身亡，可谓第一次亮相就出手不凡。但是战败的吴人并没有气馁。接过阖闾战剑的夫差甚至命令部下站在院子里，只要自己进出，就大喝一声：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夫差则一定肃然回答：不敢！

这时的夫差，是刚毅的，果敢的，奋发图强和天天向上的，他又怎么会亡国？

骄狂放纵，刚愎自用，好大喜功。

实际上夫差曾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于夫椒（当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兵临越国国都会稽城下，越王勾践带着甲士五千人退守会稽山，几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这个时候，只要夫差再接再厉，亡国的就是越，不会是吴。

然而夫差却选择了放手。他牛皮烘烘地对伍子胥说，如果灭了越国，将来寡人搞军事演习，谁当观众？22

这就是骄狂了。

骄狂的结果必定是自我膨胀。在夫差看来，先王打败了楚国，自己打败了越国，吴国当然“老子天下第一”。要称霸，就得经营北方，让中原诸夏服服帖帖。蕞尔小邦越，不过大年三十的一盘凉菜，有没有它都过年。

于是，夫差不惜穷兵黩武大动干戈，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又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在邗江边筑城挖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23伐齐之后两年，他甚至不肯等到庄稼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带领三军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为此，他在宋鲁之间开通河道，连接起沂水和济水。24夫差踌躇满志。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的越国，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计划，单等夫差犯大错误。

这一点，其实早就有人看出。夫差与越媾和时，伍子胥就说越国一定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伐齐时，伍子胥又告诫夫差“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可惜夫差听不进去，还赐给伍子胥一柄宝剑让他去死。25

如此忘乎所以一意孤行，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蓄谋已久的越王勾践，也当然不会放过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事实上，当夫差趾高气扬前往黄池，与晋定公争当盟主时，国内只留下了守国的太子和老弱病残。于是勾践便在他背后狠狠地插了一刀。六月十一日，越军兵分两路，大举伐吴。二十一日，越人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国太子。二十二日，攻入吴都。26

这时的夫差，却仍在做他的霸主梦。他甚至一连亲手杀了七个国内前来报信的人，以防吴国兵败的信息泄露。然而在七月六日的盟会上，晋国大夫还是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了问题，坚持不肯让步。夫差的霸主梦，成了一枕黄粱。27

称霸不成的夫差匆匆回国与越议和。

勾践放过了他。夫差也以为越人既已捞回面子，就应该心满意足。于是黄池之会以后，夫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又做起和平梦来。这在夫差，也许是因为忏悔自己的好大喜功，要与民休息；或者是心灰意懒，要安享晚年。但越国君臣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夫差的放弃战备，更是灭吴的大好机会。越国大夫文种甚至对勾践说，臣不用占卜，就知时机已到。28

越王勾践笑了，他的心里当然也很清楚。而且这一回，他绝不会像夫差那样贪图虚名心慈手软，一定要置吴国于死地。

因为勾践不是夫差。





勾践灭吴





勾践与夫差，有什么不同？

夫差天真，勾践残忍。

越王勾践的名字，在华人圈内可谓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他那“卧薪尝胆”的故事，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案例口口相传。然而这是可疑的。不但《左传》和《国语》均无记载，就连司马迁也只说了尝胆，没说卧薪。29事实上关于勾践的可靠史料并不多。《左传》中只有寥寥几笔，《国语》的记载便已多疑团，《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书，《吴越春秋》更不靠谱。《左传》、《国语》之后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包括大名鼎鼎的色情间谍西施，姑妄听之可也，信以为真不行。

但可以肯定，勾践非同凡响。

勾践是第一位越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越王。因为勾践之前，越君并未称王；勾践之后，诸王毫无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国的历史，就是勾践的历史；越国的故事，就是勾践的故事。

实际上勾践之前的越国，其历史几乎一片空白；勾践之前的越军，在世人眼里也只算小股土匪。所谓“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30不过相互摩擦。就连越军趁吴人伐楚之机袭吴，估计也就是搔扰了一把，所以《春秋》和《左传》都只一笔带过。然而允常去世后，勾践的亮相，就让天下刮目了。

亮相是在槜李之战。

这是勾践即位后的第一战，也是越国对吴的第一次胜仗。正是由于这一仗，越国君主的名字也才得以第一次出现在正史，开始引起中原诸夏的注意。其实这时的越国，根本就不是吴国的对手。刚刚战胜了霸权大国楚的吴王阖闾，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之所以趁越国新丧之机伐越，大约是想把这些捣乱分子一举剿灭，从此落个清静吧！

可惜阖闾看错了人。

是的，勾践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前面说过，春秋的战争，是两军对垒，列阵而战。像宋襄公那样的，还要遵守规则，讲究礼仪。这种打法，越军当然不行。勾践的第一招，是先发制人，组织敢死队冲锋陷阵，一再挑战，结果训练有素的吴军阵营严整，纹丝不动。勾践便使出第二招，让罪人们在阵前排成三行，每个人都把剑架在脖子上，一齐向吴军喊话说：两国君王交战，我等触犯军令，不敢逃避刑罚，谨此自裁谢罪！说完，齐刷刷地集体自杀于吴军阵前。

吴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当时就看呆看傻了。越军趁着吴军发愣，呼呼啦啦冲了过去。吴军猝不及防，当场溃败，稀里糊涂就输了战争。31

如此狠招，也就勾践使得出吧？

也许，作为弱国和小国，勾践只能打“超限战”。但，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邦国，再小再弱，恐怕也想都不敢想。这是只有心狠手辣之人才做得出的。实际上勾践的所谓“罪人三行”，很可能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队员，是真正的敢死队。墨子就说，勾践训练军队时，为了考验他们的勇猛，故意放火烧船，同时擂鼓命令前进。结果，越军将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死在火里水里的不计其数。32墨子距离勾践时间并不久，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根据。

勾践也很懂得恩威并用。在灭吴战争中，他是这样带兵的：第一天，三军将士列队完毕，勾践在军鼓声中走到阵前，先将犯罪分子斩首示众，然后宣布父母年迈又没有兄弟的，回家赡养父母。第二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兄弟数人都在军中的，自己挑选一人回家。第三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眼睛不好的回家养病。第四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体力不支智力不高的统统回家，不必报告。第五天，再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如果有人要他回家他不回，留在军中又不安心，上了战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本人杀无赦，妻子为妾为奴。于是全军将士，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33越国的虎狼之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样看，勾践在报仇雪恨之前一直对夫差卑躬屈膝，并不奇怪。他把吴都整整围了三年，也不奇怪。拒绝吴国投降，毫不留情地灭国，就更不奇怪。据说，吴王夫差曾派人向勾践求和。夫差说，当年寡人听从君上您的命令，没敢断了越国的祭祀，现在能不能也不要毁了敝国的宗庙和社稷呢？勾践却冷笑一声回答说，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如今寡人又岂敢对抗天命？君上如果需要养老，寡人倒是把地方准备好了。34

心高气傲的夫差只好自杀。

夫差死了，吴国亡了。勾践要杀的，就只有自己人。这一点，他的得力助手范蠡（读如李）比谁都清楚。于是范蠡大夫逃离了越国。临走前，范蠡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先生快走。

可是文种没有走。

果然，勾践送去了自己的佩剑，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先生教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文种也只好自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35这句名言，用在勾践身上，或者用在勾践的时代，难道果真是应验的？

是。因为礼坏乐崩。



◎南方崛起





齐景公说，寡人的宫室美轮美奂，

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

晏婴说，田陈氏的吧？

田陈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

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灭吴以后，勾践也称霸了。

这是最后的霸主。据《史记》，胜利了的越王勾践带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国国君会盟于徐州（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周元王也来凑热闹，派人赐以胙肉，封为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认证，勾践可谓“真霸主”。相比较而言，吴王阖闾则只能算是“准霸主”。1

可惜此事《左传》和《国语》同样没有记载，因此勾践这个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个准霸主还可疑。其实这一点并无所谓。因为此时不但王权时代已经过去，就连霸权时代也进入尾声。即将开始的，是强权时代。勾践之霸，乃一个时代的强弩之末。他的子孙无所作为，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一个时间表，则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图霸；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称霸；2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称霸。

这七个人，宋襄公其实不能算数。剩下的六个，前三后三。前三齐桓、晋文、秦穆，都在北方；后三楚庄、阖闾、勾践，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时代，后半段是南方的时代。3

南方三霸，都是蛮夷。

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4而且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5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伐齐，战于艾陵（今山东省泰安县）。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夫差显然不懂规矩，这才闹出笑话。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6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7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8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是啊！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人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然而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越国同样难逃一死。9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

这实在意味深长。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姬姓外，其余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迷）。吴国号称姓姬，越国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10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的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是蛮夷。实际上，说吴人是姬周胄裔，原本就很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

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了，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1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向中原诸夏学习。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12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是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个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13所谓“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者，包括苏美尔、埃及、印度河、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

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14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里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当其冲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叫“天下有道”。15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再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西周东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庆贺，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子国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也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这两件事，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19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24而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是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

这四件事，涵盖了经济、军事、政治诸多方面。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作丘甲，则是普遍推行丘甲制。税亩制即按亩收税，丘甲制即按丘征兵（包括兵员和兵器）。27具体做法不清楚，但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28因此可以肯定，其结果是富国强兵。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交点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阴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

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晚什么？不晚。我问你，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有人问晋国的史官史墨怎么看。史墨居然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只因与姬周关系密切，世代通婚，休戚与共，这才成为华夏一员。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事至少在景公时代就开始了。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履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向他们家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给救济。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便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对此，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对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他私下里分给田地；对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他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办法，就是礼治。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遵守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用。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齐悼公和齐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齐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齐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41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42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霸道，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省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43两都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省淇县）。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叫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





店老板对商鞅说，商君有规定，

如果住店客人不能出示身份证件，

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

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

被诬告而逃亡的商鞅长叹一声说：

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三家灭知，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或与春秋同一时代，叫春秋战国。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战国与春秋的差别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包括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逐北、不擒二毛等，我们在《青春志》中讲过。诸侯们宣战的目的，则主要是炫耀武力，吓唬对方，拉帮结派，争当霸主。最卑鄙的动机，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春秋早期，中华大地上的邦国据说有上百，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便是证明。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是楚文王干的。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牵涉到的邦国有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蔡（今河南省上蔡县）、息（今河南省息县）。当时，陈国一位公主嫁到息国，路过蔡。碰巧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陈国公主，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可是这位陈国公主或者说息国夫人，实在是太漂亮了。蔡哀侯一见，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举止颇为轻佻。息侯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楚文王那里。楚文王受理了此案，当真去讨伐蔡国，还俘虏了蔡哀侯。蔡侯为了报复，则怂恿楚文王去抢息夫人。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居然当真灭了息国，把息夫人据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息夫人，后来被称作文夫人。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然而许多年下来，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楚文王问她为什么，息夫人回答：我一个小女子，事奉了两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说？楚文王无言以对。他出气的办法，是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1

不过，抢地抢钱抢女人，往往是顺手牵羊。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实战的。比如召陵之战，就没有真打；楚庄王伐陈，陈国也没有被灭。当然，庄王原本已经把陈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但被大臣一劝，又还给了陈人。他甚至没将夏姬收入宫中，尽管夏姬之性感未必亚于息夫人。2

这时的楚国，已经变成华夏了。

士和大夫参战的目的，在春秋主要为荣誉，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在整部《左传》中，可杀不可辱的史不绝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当然，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一个是卫国的太子蒯聩（读如愧）。当时，赵鞅发兵拦截给范氏和中行氏送粮的郑军，他俩和鲁国的阳虎都参战。赵罗单独一辆战车，蒯聩则担任赵鞅的车右。阳虎英勇奋战，那两个却吓得半死，蒯聩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蒯聩则被赵鞅的驾驶员拽上车去，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蒯聩重新上车后，表现却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鞅，还接替赵鞅指挥战斗，缴获军粮一千车。所以战后论功行赏，蒯聩便自称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赵鞅的驾驶员则说，骖马的肚带快断了，我还能控制战车，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骖马的肚带立即就断了。3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的确，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也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即便是城濮这样的大战，时间也只有一天。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绝不赶尽杀绝。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吴都一围三年，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做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一场战争打几个月，是很正常的。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国，从献公到嬴政，大规模歼敌的战争十五次，敌方死亡总人数一百零二万八千。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斩敌首级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四十万。4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5

世道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天子没了





为新时代加盖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签署命令，册封晋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原来的晋君也保留了名位，但仅有绛和曲沃。其他地盘，尽入赵、魏、韩。6

春秋时期的头号霸权大国，就这样没了。

三个新的国家，则在分裂中诞生。

没人知道周威烈王当时怎么想。也许，在这样一个礼坏乐崩的末世，天子还能行使封邦建国的权力，是应该窃喜的。但他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一回的封建跟当初封齐封鲁，后来封郑封秦完全两样。那时，是天子想封谁，就封谁。现在，却是让你封，就得封。一样吗？

其实，不但赵、魏、韩是崭新的，整个天下都今非昔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叫“城市国家”；7另一种则是中心城市（国都）加许多城市再加广阔农村，叫“领土国家”。春秋是两种国家并存的。那些霸权国都是领土国家，许多被吞并的小国则是城市国家。

这样的小国，战国时还有吗？

没有。战国七雄，都是领土国家。当他们横行天下时，不要说那些小小的城市国家，就连许多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也都被兼并或变相兼并。郑，不就被韩国灭了吗？卫，不是变成了附庸小国吗？

更重要的，是主权。

西周的邦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礼乐征伐都必须自天子出。春秋的邦国则有“半独立主权”，诸侯可以自由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甚至吞并小国，侵略天子，压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样，那些强大强悍的氏室，比如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也公然无视公室的存在，自说自话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吞并其他氏族。这哪里还是家？明明是国。

鲁、晋、齐的国君，岂非形同虚设？

这时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但，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起来也并不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王。这事楚人在西周时就试运行过，到东周则正式称王。以后，又有吴和越。当然，他们都是南方蛮夷，并不算数。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8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

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性质。从夏到秦，名号不断变更，性质也不断变革。大体上说，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春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这时，国家形态还不成熟，无所谓主权。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但诸侯国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国或邦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没错，独立王国。

一个由独立王国组成的天下，可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来也分裂为两个城市国家，分别叫东周国和西周国。他们的国君也不敢再称王，而是称君。这时，不但诸侯们都已成为国王，就连苏秦也死了。

这样看，当年威烈王册封三晋，周安王册封田和，其实是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这死刑判决，是给封建制度的，也是给邦国时代的，更是给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没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没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没有王。因此，国王们只能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打出一个天子来。

这个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国。

帝国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会建立的，却未必一定由秦来建立。比如楚和齐，便都有资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过在我们看来，最该后悔的却不是楚，更不是齐，而是魏。





这错不该犯





魏惠王最大的错误，是看走了眼。

的确，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个人，那么，在战国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实上，魏在战国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魏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雄才大略，奋发有为，礼贤下士。他不但自己拜在孔子学生子夏的门下，还请来子夏的两个学生做左膀右臂，这就是政治家李悝（读如亏）和军事家吴起。再加上大名鼎鼎的地方官西门豹，文侯的麾下人才济济，魏国的发展也蒸蒸日上。相反，这时的秦国还被视为戎狄，毫无起色。

这就像极了春秋。春秋，是郑国先崛起，然后让位于晋。战国，则是魏国先兴盛，然后让位于秦。战国的魏文侯，就是春秋的郑庄公。看来历史的选择并非先入为主，后来居上反倒极为可能。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那么，秦又为什么能后发制人？

因为商鞅。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顾名思义，可知他本是卫国的公族。但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又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于是年轻时的商鞅或公孙鞅，便只能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读如磋）的家臣。

这时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询问后事。魏惠王说：先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办？

公叔痤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了，一言不发。

于是公叔痤就请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说：王上，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跑掉。

魏惠王说：诺。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来，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然后抱歉地说，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你就赶快跑吧！

商鞅却淡然一笑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主公的话而用臣，哪里又会来杀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没杀他。不但不杀，还对身边人说：公叔怕是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孙鞅为相。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其实公叔痤一点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国连吃了两次败仗。第一次是败给齐国，结果是大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是军事家孙膑的杰作。

败给齐国的第二年，魏国又败给了秦。这一仗，则是商鞅的杰作。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卯（读如昂），与商鞅可能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卯说，你我在魏国，本是好朋友。现在成为敌人，实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们私底下讲和，然后各自回国去安定国家。公子卯以为然，毫无防备地前来赴宴。他哪里知道，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要打的，屏风后面也埋伏了甲兵。商鞅一声令下，甲士蜂拥而出，秦军也乘势出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子卯被俘。

商鞅这招，多少有点不地道。他是把交情变成了武器。但，兵以诈立。何况商鞅与魏国，也早已恩断情绝，哪有什么信誉可言？

然而一败再败对于魏国，后果却很严重。再也无力支撑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后来他也被叫作梁惠王。这时，他终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他自己。魏惠王一声长叹说：寡人只恨当初没听公叔痤的！

说这话时，估计他连肠子都悔青了。

是的。这个错误，他不该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后离开魏国的。他走的时候，没有依恋，也没有纠结。实际上从春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就连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过是离开鲁国的时候走得慢点，离开别国的时候走得快些。至于公孙鞅，就更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的留爷处，就是秦。





只能霸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来谈。先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座席都没有感觉。

这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时的秦，情况相当不好。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梦想破灭后，霸权就一直在晋楚两国手中。东边的晋，南方的楚，把秦国挤压在狭小的戎狄地区，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且，无论是华夏正宗晋，还是蛮夷之邦楚，都视秦人为夷狄，不邀请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中国的盟会。10这实在让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强国之道，甚至是强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强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制？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因此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因此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于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春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干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的办法，是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的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干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然而按照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则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变法的实际意义，则是中央集权。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原先隶属于领主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霸道。

不过商鞅又霸道得聪明，霸道得智慧，因为他的指挥棒是军功。军功与血统，有什么不同？血统与生俱来，军功全靠争取；血统有利于贵族，军功有利于国君；血统由家族遗传，军功由政府认定。以军功定爵禄，军民人等就积极上进奋勇杀敌，谁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结果必然是：风气改变了，国力增强了，国君的地位提高了，贵族的权势没有了，岂非一举多得一箭双雕？

当然是。





从此血腥





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方说，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方说，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左邻右舍都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按斩敌首级领赏。难怪秦国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11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12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刚开始，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新法好的，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





为谁改革





商鞅是被车裂的。

车裂即通常所谓五马分尸。行刑之法，是用绳子捆住受刑者的头和四肢，另一头系在马身上，然后同时鞭策五匹马，分裂人犯的身体。13商鞅所受，就是这种酷刑，而且是当众执行，分明有杀一儆百的意思。

商鞅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后来的惠王。之前，商鞅为了推进新法，并维护法律尊严，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贾脸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马上就一状告到了惠王那里，举报商鞅谋反。惠王原本就对商鞅恨之入骨，当然一告就准。于是下令通缉，全国搜捕，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同时灭族。

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说是作法自毙。因为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老规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顶多赐他自尽，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可惜，此人却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礼治行法治。那就请你以身试法。

是这样吗？

否。

没错，商鞅确实死于法治，也确实是作法自毙。比如举报别人，就是他鼓励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报要腰斩，积极告发则视为奋勇杀敌，那么，有人听说你要谋反，该不该举报？呵呵，你不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或许有人会问：举报商鞅谋反，有证据吗？没有。他们的原话，叫“商君欲反”。什么叫“欲反”？想造反。哪里想？心里想。心里想，能证明吗？不能。要证据吗？不要。因此，说白了就是莫须有，诬告。

或许又会有人问：诬告也能成立吗？能。因为商鞅的新法只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告发，没说要有证据。同样，商鞅也没规定一旦查明是诬告，举报者就要负法律责任。总之，奖励举报的政策是有的，制裁诬告的法律则是没有的。不难推测，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诬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会绝无仅有。

只不过，现在轮到商鞅了。

实际上，商鞅被诬告后，很清楚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只好逃亡。他跑到秦国的边境，想住店，却住不进去。店老板说，商君有规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条、护照或者身份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收留。如果违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14店老板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长叹一声说：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

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当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国，却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却被惠王派兵剿灭。作为反贼，他被秦军杀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国当众车裂。

这一下，商鞅的叛国罪坐实了。

其实，商鞅原本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在开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很难。面对“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证清白，几乎没有可能。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因为秦国的法律里没有辩护权这一条。请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时，这些人都经过了公开审判，由法庭核实了证据，律师进行了辩护吗？没有。

显然，商鞅虽然是作法自毙，但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法治有问题，而是秦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原因，则因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霸道，就不会有疑罪从无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得看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同样，不要以为立法就好，还得看为谁立，立什么，怎么立。不弄清楚这些根本问题，光说公正严明执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15

可惜这些都只能留待将来。

事实上，就连商鞅式的变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国王和枭雄们的需要。比起严刑峻法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阴谋诡计，是损人利己和巧取豪夺。

商鞅被杀五年后，张仪入秦，苏秦则担任了六国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了。





苏秦对燕易王说，

臣下我不讲诚信，

正是王上您的福分。

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

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押了最后一宝。1

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发横财的政客，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全国搜捕也一无所获。苏秦伤势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赌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齐王说，臣死以后，请将臣五马分尸，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死有余辜，凶手必定现身。齐王照办，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他不赌钱，也不赌命，赌国。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这一赌，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翻覆。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他策划的合纵连横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太行山以东六国燕、齐、赵、魏、韩、楚，从北到南合成一条纵向的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山东六国与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大十倍。如果坚持合纵，那么，按道理说，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在于，苏秦想出这办法来，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贵荣华，出人头地，众星捧月，奉为上宾，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苏秦不辞辛苦，奔走于六国之间，先后说服了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比如秦攻楚，则齐和魏出兵相救，韩断秦的粮道，赵和燕声援；秦攻齐，则楚攻秦军后路，韩守关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赵做声援。如此等等。方案既定，共识达成，苏秦佩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非常脆弱。六国不但各怀鬼胎，而且互不信任。现在能凑在一起，是因为有强秦的威胁。一旦警报解除，威胁不复存在，他们就会如鸟兽散，甚至会打起来，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到那时，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苏秦既要鼓吹合纵，又要破坏合纵。只有合纵被破坏，六国因分散孤立而挨打，才会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地单独结盟，从西向东连成六条横线。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得另外找人。这人必须可靠，还得跟自己一样诡计多端，厚颜无耻，唯利是图。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曾经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权术与权谋，才艺比苏秦还好，苏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苏秦出道早，张仪则运气不佳，甚至曾被疑为窃贼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用这样一个人来共同做局大赌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去“点拨”张仪：你的老同学在赵王那里正得势，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兴冲冲来到赵国，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反倒让他受尽羞辱。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苏秦大模大样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在堂下，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剩菜，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谋生路。

像乞丐一样被打发的张仪悲愤满腔。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前往秦国，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赞助，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惠王，而且成为秦国的客卿。直到这时，此人才告诉张仪，他是苏秦派来的。钱财、车马、礼品，也是苏秦赞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玩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万一张仪不解奥秘，不听招呼，或者穿帮露馅，岂非满盘皆输？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未稳合纵未成时按兵不动，看准了时机才出手。从此，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国王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张仪会骗。

所以，苏秦设赌局，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在公元前313年。这时，虽然苏秦已经去世，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因为六国的合纵，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让他们合，就可以让他们散。张仪的办法，是向楚怀王许诺，只要与齐国绝交，他便请求秦王割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楚怀王却喜出望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虑，他却得意洋洋地说，闭上你的嘴巴，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张仪一回国，便称病不朝，闭门谢客。楚国的使节苦苦等了三个月，却半点动静都没有。楚怀王又自作聪明，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于是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宣王无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与楚绝交，与秦连横。消息传来，张仪的“伤病”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楚使说：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献给大王。

楚使说，下臣谨奉敝王上之命，前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

张仪答，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发现是上当受骗了。怒不可遏的怀王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结果被秦齐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让两座城邑与秦国议和。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时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关之外的土地来交换。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秦强楚弱，众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靳尚。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线人。办法，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郑袖做工作。

靳尚对郑袖说，你快要失宠了，知道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袖天天在怀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张仪有什么罪？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人家就把人送来了，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张仪一死，秦王必怒，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张仪能骗，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说服了楚怀王连横，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先后搞掂韩襄王、齐宣王、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时秦惠王却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讨厌张仪，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国见张仪失宠，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张仪不但功亏一篑，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个国家，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军也果然伐魏。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齐国，对齐王说：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因为张仪到魏国，是去做诱饵的。贵国与魏国鹬蚌相争，秦国就能渔翁得利啊！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楚国却万劫不复。张仪死后十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到武关，又被劫持到咸阳，最后客死在秦国。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这怎么能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2

没错，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并不等于别人也是；张仪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冯（读如欢）。3





食客冯





冯是穿着一双草鞋去见孟尝君的。4

孟尝君名田文，是齐威王的孙子，父亲田婴被封为郭靖君。张仪相秦后五年，田婴去世，田文继位，号为孟尝君。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首，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四公子的共同爱好，是把社会上闲散的士人，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叫养士。开养士风气之先的就是孟尝君，被养的士人则叫食客，冯就是其中之一。

冯来时，孟尝君照例亲自接待。

孟尝君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是问冯有什么本事。

冯却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穷，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就是来混饭吃的。于是孟尝君安排他住在传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尝君向管事的问冯的状况。管事的回答说，冯先生确实太穷了，穷得只剩下一柄剑。每天，他都弹着那剑唱：“长铗（读如夹，剑或剑把）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让冯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鱼吃。冯还是不满意，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又让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车。谁知冯并不领情，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这就未免有些过分，所以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归不高兴，对冯还是款待如故。

冯却继续让孟尝君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因为财政困难，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处理债务。薛邑的人大多很穷，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年纪又比较大，派他去很合适。

孟尝君便把冯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说：诺。

可是冯到了薛邑，却把收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那些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于是孟尝君感慨地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

于是冯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活动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势不两立，不可能同时并存的。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国和秦国，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

在吕不韦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一干。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然而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

冯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6

这可能是冯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但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7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战国的时代特征。

什么特征？

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其实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12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

这就是战国──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14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15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原因之一。16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17简直就是核武器。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18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如果食客表示怀疑，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19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田子方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20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

不奇怪。

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国家》在北京首发时，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记者问：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撰写三十六卷本中华史，不难吗？我答：难，当然难。记者又问：不累吗？我答：累，当然累。记者再问：有办法吗？我答：有，当然有。

我的办法，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星出版社的谢刚和褚盟听说，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刑侦手段。具体方法，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画上若干格子，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而且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于写作。《祖先》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夏娃、女娲、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六格。《青春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也是六格。

只不过，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而应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田陈代齐和三家灭知，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至于开春秋之篇的郑庄公，终战国之世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晋文、秦穆、楚庄、阖闾、夫差、勾践、子产、三桓、苏秦、张仪等等，都非说不可。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已是满满当当，济济一堂。

剩下的，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秦王嬴政，还可以留待将来；也好在申包胥哭秦、信陵君救赵、蔺相如会渑池等等，读者多有耳闻，不妨舍去。至于同为食客，为什么选冯而非毛遂，则因为冯更具有代表性，故事也更有看点。因此，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两个成语，我仍然选择冯。

代表性、典型性和故事性，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先秦毕竟古远，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办法之一，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实际上，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请君检验。





注　释





总注


本卷所据史实及部分观点，请参看《左传》、《国语》、《史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史》。


第一章


1．本节与下节事见《左传·隐公元年》。

2．语见《左传·隐公十一年》。

3．郑立国，是在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去世，是在公元前701年（周桓王十九年）。

4．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克段，是在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

5．本节事见《左传·隐公四年》、《史记·卫世家》。

6．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元年至桓公二年，《史记》之《鲁世家》、《宋世家》。

7．以上复杂关系，系根据《左传》及杨伯峻的注所推定。

8．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桓公五年。

9．鲁隐公九年，郑庄公伐宋，便借用了王命；隐公元年，郑庄公伐卫，便动用了王师。

10．翦伯赞《先秦史》称，《左传》一书中有关名词的出现次数，侵60次，伐212次，围40次，入27次。

11．本段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12．郑国兼并戴国，是在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齐国兼并谭国，是在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从此，《春秋》开始使用“灭”的概念。

13．请参看《左传》之隐公九年和十年。


第二章


1．事见《史记·齐世家》。

2．文姜嫁到鲁国，是在鲁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当时做父亲的齐僖公曾一路相送而至于（读如欢，鲁国地名，约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似乎对文姜不太放心。实际上此前他曾想把这个女儿嫁到郑国，却被婉拒。鲁桓公携文姜访齐，则是在公元前694年。此间襄公与文姜兄妹，应有十五年不曾见面。这次重逢，自然如干柴烈火，不可自制。

3．事见《左传·鲁桓公十八年》。

4．鲁桓公死后，鲁文姜与齐襄公的偷情，《春秋》的记载有：鲁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逊，私奔）于齐；二年十二月，会齐侯于禚（读如酌）；四年二月，享齐侯于祝丘；五年夏，如齐师；七年春，会齐侯于防；七年冬，会齐侯于。齐襄公被杀后，文姜曾于鲁庄公十五年如齐。此行是否意在与齐桓公偷情，不详。但此年系齐桓公始霸之年。此后，文姜又于庄公十九年和二十年，两年之间两次到了莒国。去干什么，不清楚。一年后，即鲁庄公二十一年，文姜去世。

5．鲁桓公是鲁惠公的嫡子，鲁隐公的弟弟。公元前712年，鲁国大夫羽父谋杀了隐公，立桓公为君。桓公在位十八年，无大政绩亦无大过错。他的窝囊，当是鲁国的窝囊。

6．以上管仲的治国方略请参看《国语·齐语》。

7．请参看《国语·齐语》。

8．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9．齐桓公设女闾一事，见《战国策·东周策》，亦请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10．请参看《国语·齐语》。

11．见《国语·齐语》。

12．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3．见《论语·宪问》。

14．见《左传·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训》称：“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象麟虫。”

16．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17．事在鲁桓公二年，《左传》称“始惧楚也”。

18．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19．事见《左传·僖公九年》。

20．事见《左传·昭公四年》。

21．请参看《史记·齐世家》。

22．本节所述，均见《左传》之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23．一战而霸，语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4．详见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

25．古人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二十乘即二十辆车，八十匹马。

26．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出土文物子犯钟。该文物部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部分由台北收藏家陈鸿荣先生收藏。

27．《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践土之盟事，无秦；《左传·定公四年》言践土之盟盟书，也无秦。

28．城濮之战，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二日；践土之盟，则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29．以下所述事见《左传》之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六年。

30．见《史记·秦本纪》。

31．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左传·成公六年》。


第三章


1．事见《左传·鲁文公元年》。

2．楚穆王灭江，在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灭六，灭蓼，在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伐郑，侵陈，在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伐麇，在鲁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6年）；围巢，在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

3．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4．事见《左传·宣公三年》。

5．以上事见《左传》之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6．语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请参看《左传·文公十七年》。

9．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0．请参看《左传·成公七年》。

11．《左传·昭公三十年》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12．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13．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4．伍子胥之谋，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扰楚，事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5．实际上，就在伍子胥为阖闾出谋划策时，楚国的政治家子西就提醒过昭王。子西说，吴公子光初得王位，非常亲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不能不多加小心。昭王根本不听。

16．以上事见《左传》之定公三年、四年。

17．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18．《史记·伍子胥列传》称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19．春秋止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但《春秋》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最后一行是“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三家分晋，则在鲁悼公二十八年（公元前440年），距离吴国灭亡三十三年。

20．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苏州市西南胥门外越城，即越军围吴时所筑。

21．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年》。

22．事见《国语·吴语》。

23．夫差伐陈，在鲁哀公六年；伐鲁，在鲁哀公八年；城邗，在鲁哀公九年；伐齐，在鲁哀公十年和十一年。战事之频繁，国力之消耗，可想而知。

24．事在鲁哀公十三年，事见《国语·吴语》。

25．事见《左传》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26．事见《左传·哀公十三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7．此事《国语》，有不同说法。

28．事见《国语·吴语》。

29．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0．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1．事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32．请参看《墨子·兼爱下》。

33．请参看《国语·吴语》。

34．请参看《国语·吴语》、《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勾践为夫差安排的养老处是甬东，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35．见北岛《回答》。


第四章


1．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有学者认为，楚灵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则此处亦可改为“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称霸”。

3．如果在齐桓公前面加上郑庄公，在楚庄王后面加上楚灵王，结论也一样。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疆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25．语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26．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28．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29．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30．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31．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3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34．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5．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36．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

37．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38．事见《左传·昭公十年》。

39．以上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0．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

41．以上请参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2．据《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鲁国和卫国的政策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国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就是开启；疆，就是疆理；索，就是法则。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制度，用姬周的法则区划土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是沿用部落国家时代的政治制度，用戎狄的法则区划土地。

43．晋是西周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始封之地为唐（今山西省太原市），后改名晋。成侯时迁都曲沃，穆侯时迁绛（翼），景公时迁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亦称绛，旧都则为故绛。

44．事见《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

45．事见《左传·成公八年》。

46．事见《左传·定公十三年》。

47．春秋时，县大于郡；战国和战国以后，郡大于县。

48．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9．事见《史记·赵世家》。


第五章


1．事见《左传》之庄公十年、十四年。

2．事见《左传·鲁宣公十一年》。

3．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据《史记》之“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并请参看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5．请参看《荀子·议兵》。荀子是反对屠城的。但他特别提出“不屠城”，则说明屠城之事已经发生。

6．赵籍是赵襄子侄孙，魏斯是魏桓子之孙，韩虔是韩康子之孙，绛即今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即今山西省闻喜县。

7．楚国令尹子西说，楚在西周封建时的国土面积只有方圆五十里，可见那时的楚也是城市国家。见《史记·孔子世家》。

8．北方诸国的称王时间已无法确知，司马迁说最早是秦惠王（请参看《史记·周本纪》）。但秦惠之前，齐威和魏惠，还有韩和燕，似乎已都是王衔，只有赵国称王最晚。

9．本章涉及的商鞅事迹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商君列传》。

10．请参看《资治通鉴·周纪二》，原文是“皆以夷狄遇秦，摒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11．荀子比较过不同王国的军事制度，认为像齐国那样用钱奖励的雇佣军式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那样用免税来奖励的是“危国之兵”；用赐爵来奖励的秦军最有战斗力。正如齐军打不过魏军，魏军打不过秦军，秦军也不可能战胜齐桓和晋文，更不可能战胜商汤和周武的军队。因为齐桓、晋文靠的是纪律严明，商汤和周武的则是仁义之师。请参看《荀子·议兵》。

12．请参看刘歆《新序》。

13．车裂有分裂死尸和活人两种。

14．关于连坐的解释，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15．关于对商鞅变法及其立法和执法的评价，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里面有更详尽的论述。


第六章


1．本节与下节所述史实，请参看《史记》之《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

2．请参看《孟子·滕文公下》。

3．冯的，是欢的异体字。《战国策》作冯谖（读如宣）。

4．本节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和《战国策·齐策四》。两书所载多有不同，本书取材以《史记》为主，参考《战国策》。

5．本节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

6．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7．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亦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8．事见《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秦策一》。

9．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0．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1．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2．请参看刘向《战国策·序》。

13．请参看沈长云、杨善群《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14．关于周代贵族的成年礼，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15．请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刘向的《战国策·序》就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此说甚为有理。

17．见王充《论衡·效力》。

18．据说，田成子是“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19．请参看《史记·孟尝君列传》。

20．请参看《史记·魏世家》。





附　录





本卷大事年表





上　春秋





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郑庄公灭共叔段，春秋开始。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五年），曲沃庄伯联合郑、邢伐翼，周桓王令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晋国事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韩氏始祖韩万驾驭戎车。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

公元前705年（鲁桓公七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君小子侯，次年春灭翼，周桓王另立哀侯庄弟于晋（今山西省太原市）。

公元前701年（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被杀。

公元前685年（鲁庄公九年），齐桓公立。

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始霸。

公元前678年（鲁庄公十六年），王令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

公元前676年（鲁庄公十八年），晋献公即位。

公元前672年（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是为田陈氏始祖。

公元前669年（鲁庄公二十五年），晋献公尽杀桓叔、庄伯之后。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庆父杀公子般，立公子启，是为鲁闵公。

公元前660年（鲁闵公二年），鲁庆父杀闵公，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晋献公命太子申生伐狄。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楚成王伐郑。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战。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公元前651年（鲁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齐桓公称霸；晋献公去世，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

公元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被楚军俘虏，图霸失败。

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战败受伤。

公元前637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宋襄公去世，晋惠公去世，晋怀公即位。

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送晋文公回国即位，杀晋怀公。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王子带叛乱，东周京城被狄人攻破，周襄王避难郑国。

公元前635年（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王子带，送周襄王复国。

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宋国“叛楚即晋”。

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文践土之盟，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秦撤军，秦晋开始有裂痕。

公元前628年（鲁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去世。

公元前62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袭郑，弦高救之。秦军灭滑。晋军联合姜戎击秦，虏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葬晋文公。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楚商臣弑其君父成王，自立为君，是为楚穆王。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二年），秦晋彭衙之战，秦败。

公元前624年（鲁文公三年），秦穆公伐晋，胜。

公元前623年（鲁文公四年），秦穆公征服西戎，遂霸西戎。

公元前621年（鲁文公六年），秦穆公去世，秦康公即位。晋襄公去世，晋灵公即位。

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

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被杀。

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郑灵公被杀。

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公元前598年（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伐陈，掳夏姬。

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

公元前595－前594年（鲁宣公十四至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宋死战后降。鲁、宋、郑、陈诸国皆从楚，楚霸业成。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

公元前584年（鲁成公七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其国名始见于《春秋》，其君主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583年（鲁成公八年），晋灭赵氏，后复封赵武。

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

公元前565年（鲁襄公八年），郑伐蔡。

公元前562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作三军，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弭兵大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郑国上卿授权子产执政。

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楚灵王称霸，郑子产作丘赋。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鲁舍中军，卑公室，公室再次为三桓瓜分。楚伐吴，越随楚，此为越人第一次出现在史册。

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刑鼎。

公元前534年（鲁昭公八年），楚灵王灭陈。

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杀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公元前529年（鲁昭公十三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陈、蔡复国。晋昭公与齐、鲁、刘、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会于平丘。晋合诸侯止于此。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孔子称其为“古之遗爱”。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伐季孙氏，败，流亡国外。

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楚昭王立。

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吴始用兵于越。

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吴王阖闾伐楚，五战五胜，入郢都，楚昭王逃亡，阖闾称霸。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鲁国阳虎政变。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范、中行攻赵，知、韩、魏救之。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吴越槜李之战。吴王阖闾受伤身亡，吴王夫差继位。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吴越夫椒之战，吴王夫差差一点灭亡越国。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赵鞅大败救援范氏和中行氏的郑军，范氏和中行氏败局已定。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越军攻入吴都。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田恒杀齐简公，立齐平公，田陈氏实际上代齐。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子路战死。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春秋》止于此年。

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楚惠王灭陈。

公元前476年（鲁哀公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开始。

公元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越王勾践围吴。

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吴王夫差自尽，吴亡，勾践称霸。

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鲁哀公奔越，投靠勾践。《左传》止于此年。

公元前458年（鲁悼公十年），赵、知、韩、魏四家尽分范氏和中行氏之地，知氏得地最多。





下　战国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知。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

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灭杞。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称西周桓公。

公元前431年，楚简王灭莒。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赵襄子侄孙赵籍、魏桓子之孙魏斯、韩康子之孙韩虔为诸侯，赵、魏、韩建国。《资治通鉴》开始。

公元前391年，齐国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彻底灭亡。齐威王立。

公元前376年，晋靖公被废，晋亡。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立。

公元前367年，周威公少子争立，即位于巩，称东周惠公。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贤，商鞅入秦，次年变法。

公元前346年，卫自贬为侯，臣服于三晋。

公元前341年，齐韩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

公元前340年，商鞅大败魏公子。魏惠王悔不用商鞅。商鞅受封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惠王杀商鞅。

公元前336年，孟子见魏惠王。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伐楚兵败身亡，越国臣服于楚。

公元前333年，张仪入秦，苏秦任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

公元前332年，秦联合齐、魏伐赵，纵约解除。

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公元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公元前321年，齐郭靖君田婴卒，子田文继位为孟尝君，开养士风气之先。

公元前320年，卫更贬号为君。

公元前319年，宋称王。

公元前316年，苏秦卒。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立，周王室分裂为东西周。齐宣王向孟子问政。

公元前313年，张仪用欺骗手段让楚怀王与齐绝交。

公元前309年，张仪卒。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遭软禁。

公元前298年，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

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灭中山。楚怀王病逝于秦。

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称西帝，尊齐王为东帝，不久又取消帝号，仍称王。

公元前286年，齐闵王灭宋。

公元前280年，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相赵王。

公元前276年，魏王封其弟为信陵君。

公元前263年，楚王封黄歇为春申君。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国，楚考烈王灭鲁。

公元前254年，卫沦为魏国附庸。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卒，孝文王继位。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庄襄王继位。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国，周亡。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

公元前241年，卫沦为秦国附庸。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后因李斯而收回成命。

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秦王嬴政逼迫自杀。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天下一统，始皇称帝。


?易中天中华史：百家争鸣





当孔夫子对学生宣讲自己的主张时，当然想不到这将开启一个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孔子感慨万千地说：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东奔西走？





天子剑




庄子一身剑客装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



赵王按剑以待。

王问：先生求见，打算用什么来教导寡人？

庄子说：剑。

王问：先生之剑如何？

庄子说：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说：天下无敌呀！

庄子说：不妨一试。

王问：不知先生用长剑，用短剑？

庄子说：长短不论。但臣剑有三，不知王要哪种？

王说：请问哪三剑？

庄子说：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

王问：天子之剑如何？

庄子说：燕国为锋，齐国为刃，魏国为脊，宋国为环，韩国为柄，渤海为鞘，北岳为带，以五行制寰宇，以造化御群生，故触类旁通，上下无碍。此剑一出，诸侯正，天下定。此乃天子之剑。

赵王茫然。

又问：诸侯之剑如何？

庄子说：智勇为锋，清廉为刃，贤良为脊，忠圣为环，豪杰为柄，上法苍天以顺三光，下法大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方。此剑一出，如雷霆之怒，四海之内无不唯命是从。此乃诸侯之剑。

赵王再问：庶人之剑如何？

庄子说：蓬头垢面，怒发冲冠，瞠目结舌，义愤填膺，上取项上人头，下取腹中心肝，名为用剑，实为斗鸡。此种庶人之剑，大王手下比比皆是吧？

赵王听完，拉着庄子的手请他上殿，自己却绕着餐桌团团转，半天静不下心来。

庄子说：大王安坐定气，剑事臣已奏完。1

这当然不是史实，甚至不是庄子本人所讲，而是庄子学派后人编撰的寓言。是寓言，就有寓意；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也就是说，《庄子》书中这篇《说剑》，无妨看作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

什么是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这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们后来被分为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

诸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他们的名字在全球华人地区家喻户晓。事实上，他们的时代固然遥远，他们的影响更为深远，深远到至今仍能处处看到其烙印。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约在北纬30度上下），南亚有释迦牟尼，西亚有犹太先知，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

是的，轴心时代，也叫枢纽阶段。2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犹太、印度、希腊和华夏民族的精神领袖，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不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因此，他们遥远，却不陌生。但同时，他们亲切，却不清晰。有多少人能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说出其思想、观点和方法呢？恐怕不多。

这当然不行，必须梳理。

大体上说，四百年的轴心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同时，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同时，《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同时，3孟子和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进。第三阶段，希腊人也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我们的荀子和韩非。

这又是一大奇观。

奇观的出现因于孔子。是啊，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没有对手，古希腊哲学家则师弟相承。唯独孔子，既有继承者，又有挑战者。挑战者之间当然也有分歧，但反孔则是一致的。墨子、庄子和韩非“三剑客”，更是剑剑直指孔丘。百家争鸣由此而起，并延绵不绝。

那么，孔子究竟怎么了？

他，也有天子之剑吗？





孔子的遗志


孔子临终前见到了子贡。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是听到孔子病重的消息后，从外地赶来的。子贡赶到时，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见到子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赐，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4

这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四月。初夏的夕阳正沉稳地落入辽阔的原野，有点儿无奈，也有点儿倔强，却还是给头顶上的阴云镶上了金边。

是的，金边。

实际上，孔子就是“金边”，那颗即将坠落的“太阳”则是周制度和周文化。这一点，孔子心里非常清楚。唯其如此，他才要向子贡交代后事。

那么，孔子有什么事放心不下？

救世。

记得还是周游列国那会儿，孔子一行从楚国的叶县（叶读如社）返回蔡国，找不到渡口。这时，随行并担任驾驶员的是仲由（字子路）。孔子便接过缰绳，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

子路走到田边，向两个肩并肩耕地的人请教。这是两位隐士，叫长沮（读如居）、桀溺。

长沮问：拿缰绳的那位是谁？

子路说：孔丘。

这时，子路是在对长者说话，所以直呼孔子其名。

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那他知道渡口在哪！

这是话里有话。意思是：你们家孔夫子不是给天下人指点迷津的吗？还找不到渡口？或者说，孔某人早就知道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

两种解释，都通。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

桀溺问：先生哪位？

子路答：仲由。

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子路说：对的。

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又跟谁一起去改变？与其像孔丘那样，只是拒绝坏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拒绝整个社会。

说完，两人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

子路无奈，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感慨万千。孔子说：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东奔西走？5是啊，正因为天下无道，才要救世嘛！

问题是，救得了吗？

救不了。

这一点，就连子路也明白。子路的说法，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一个君子，是有担当的。挺身而出，只不过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士人的责任而已。6

义不容辞，也只能坚持。有一次，子路没能赶在关门之前进城，便在鲁城的外门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

子路说：从孔子那里。

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7

好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也有人尊敬。有一个镇守边疆的小官就曾对孔子的学生们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是一定要让先生做人民导师的。8

这位职务叫“仪封人”的小官并没有说错。汉武帝之后，孔夫子真的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可惜他这位人民导师却只是一道华丽的金边，中看不中用。何况这金边装饰的，还不是孔子要恢复的周制，而是他想都没想过也不会喜欢的秦制或汉制。

无疑，这不是孔子的遗志。

可惜这由不得他。

的确，历史并非英雄所创造，英雄人物的模样反倒是由历史来塑造的。历史要求他是什么形象，他就只能是什么形象。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孔子，那么，他给子贡留下的遗言应该是靠谱的──天下无道很久了，没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张。9

那么，孔子的主张是什么？





儒家的药方


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0 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因此，这段话是儒家的纲领。

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却“礼坏乐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四个字还是他学生说出来的。

这个学生叫宰予。

宰予是言语科的学生，能言善辩，也喜欢较真，常常让孔夫子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居然说，父母亲去世，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时间太长了吧？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啊！

礼坏乐崩，出处就在这里。

宰予恐怕是诡辩。因为坚持三年之丧，本身就是尊礼和守礼，怎么会礼坏乐崩？然而丧期内不能作乐，包括不能饮酒和做爱，是事实。

这多少有点麻烦。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乐也就没有礼。何况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不做爱哪来的儿子？于是孔子只好耐着性子问宰予：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细粮穿那丝绸，心里好过吗？

宰予说，好过呀！

孔子无话可讲，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汝安则为之！一个君子在居丧之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不进音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安理得，那就为所欲为好了！

宰予听完，一声不吭就出去了。

孔子却不能平静。

在他看来，宰予真是没有爱心。孔子说，丧期为什么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是的，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了。爹妈抱了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何况实际上还只有二十五个月。这样合情合理的事，宰予怎么就想不通呢？11

然而这场不了了之的辩论，却为我们开启了智慧之门，也为礼乐制度找到了人性的根据。

什么根据？

爱必须得到回报。

这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爱与爱的回报就必须设定为道德，这就是仁；必须设立为制度，这就是礼。礼是仁的制度保证。因为爱，或者仁，或者孝，都是无形的，内在的。不彰显出来，就无法确认；不诉诸行为，就无法培养。礼，岂能可有可无？

但更重要的，是仁。

仁为礼乐之本。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牺牲和玉帛吗？乐，难道就是钟鼓和舞女吗？12 当然不是。那是什么？爱。因此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拿礼乐当回事。这层意思，他是用反问的语气说出来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3

那么，爱心从何而来？

天性。

出自天性的爱，叫天良。没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因此，孔子很奇怪宰予为什么会反对三年之丧。他甚至反思：宰予难道就没得到过三年之爱？应该也得到过吧？或许，他真没得到过？14

总之，礼坏乐崩绝不是礼乐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出了问题。但只要人性依旧，天良尚存，这世界就有救。只不过，救世先得救心。

仁爱，就是拯救世界的“速效救心丸”。

问题是，这药丸找得到吗？

孔子认为找得到。因为它的原材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就是对父母、对子女、对亲人的爱，叫“亲亲之爱”。这种爱是天然的，固有的，不需要讨论和证明的。只要纳入古已有之的礼乐制度，就万无一失。

合逻辑吗？

合。

有问题吗？

没。

都赞成吗？

不。

墨家、道家、法家，全都反对。





墨子：不要仁爱要兼爱




第一个站出来反孔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跟孔子一样，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因此，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这世界有救，救世的药方就是爱，应该以救世为己任。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

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比方说，礼制规定，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叫“割不正不食”；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坐，叫“席不正不坐”。这些都没什么道理，却是孔丘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15

那么，这些繁文缛节，儒家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墨子说，孔丘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时，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来路就吃了。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后来回到鲁国，却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俨然君子。子路问他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孔丘居然说，那时求生，此刻求义呀！

好嘛！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16

当然没有。

问题是，这故事可靠吗？

不可靠。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用于嘲笑儒家的。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则没有问题。17

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是赞成和反对两种。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你对他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也只能弱弱地问一句：先生当真相信自己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庄子：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也因此，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那你就不要瞎折腾。

对！不救才有救。

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这就好比鱼儿，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相互救助过吗？没有。只有当泉水干涸，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才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用唾沫滋润，叫“ 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呴读如需）。这，又哪里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24

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嘛！

但即便如此，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相反，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25 这句话，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

庄子这样说，对吗？

对。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自己固然视死如归，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

因此，庄子还有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26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27

那么，前面的问题，韩非怎么看？





韩非：治国还须庶人剑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讲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这故事说，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28

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

韩非，是矛盾论者。

但，这跟仁爱、礼乐，有什么关系？

也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买椟还珠”。第一个故事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结果，晋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第二个故事说，楚国的商人卖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还要“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退回珍珠。29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

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那么，仁爱和礼乐，哪个好？

都不好。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为什么？用不着！这就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相反，如果必须装饰，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一个人长得丑，才要化妆；鱼虾不新鲜，才放佐料。这就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30

结论又很简单：如果仁爱很好，何必要有礼乐？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几个回合下来，公输盘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为了正义，为了公平




十天十夜后，墨子到了郢都。1



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是楚国的国都。墨子千里迢迢赶到郢都，是为了救宋国。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请先生做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在下愿付黄金二百两。2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他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鄙人恪守正义，从不胡乱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发明了云梯，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去争夺多余的，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

公输盘没有话说。

于是，墨子又请公输盘带他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家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家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家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病人。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进攻人家，这跟那病人有什么两样？

楚王也没有话说。

然而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墨子便解下腰带围作城池，用小木片作为器械，跟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下来，公输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他以为那样一来，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读如骨，釐读如离）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正驻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送死。

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成功营救了宋国的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回家。路过宋城时，天降大雨。墨子想进城避雨，守城的不让进。可见至少这时墨子并不是宋国大夫，宋人也不认识他。他的救宋，当然也非宋国所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这闲事？

为了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是墨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便正在于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墨子说，一个人，如果溜进人家的果园偷桃窃李，大家都说他不对，官府也要追究责任，因为他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罪过又重；偷牛偷马，更重。如果杀人放火，那就罪大恶极。

这，就叫公平正义。

所以，杀一个人，就有一重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罪。那么，杀一万个人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万重罪？

不，无罪。

岂止无罪，而且有功，因为这一万个人是在战场上杀的。于是人们都说，这叫英雄业绩，叫为国争光，完全不管那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春秋战国，有正义战争吗？没有，都是侵略战争。发动侵略战争，跟打家劫舍有区别吗？没有。只不过由于明火执仗，只能更无耻。这种无耻行径，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就变成正义的了吗？3

更无耻的是，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屠杀别国的人民，掠夺人家的财产，还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后代炫耀。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人抢粮抢东西，然后也记录在案，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事，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侯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小民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4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是没有爱；而救世之方，则只能是兼爱。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5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公平正义，是不是要靠兼爱来实现，也只有兼爱才能实现？

墨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因为兼爱无差别，仁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级；不平等，就难公平。没有公平，又哪有正义？其结果，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因此，墨子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兼爱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八个大字：互爱互利，公平正义。

请问，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墨家社会主义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墨子高度肯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墨子说，动物是不必男耕女织的，因为羽毛就是衣服，蹄爪就是鞋子，水草就是粮食。人，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劳动则不得食。6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就应该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出力最少甚至完全不出力，叫“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7 墨子称为“无故富贵”。8

这很不合理，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

首先，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做贡献。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贡献则有分工不同，叫“分事”，比如君王搞政治，士人当助理，农民种庄稼，妇人做纺织。这些都是劳动，也都有理由有资格按照贡献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是自食其力，按劳分配。9

其次，既然按劳取酬，那么，为了体现公平，社会也应该保证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各尽所能。10

第三，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便地位卑贱如农民、工人、商贩，只要有能力，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官。总之，尊卑贵贱，都必须根据能力、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是机会均等。11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堪称振聋发聩，不能不让人惊叹。故此说一出，便立即风靡天下，成为孔子之后与杨朱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杨朱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三章）。

然而好景不长。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墨子本人也被遗忘。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的生平甚至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2

杨朱更惨，一个字都没有。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事实上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义和践行都有问题。

首先是没有依据。儒家的主张是有依据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就是历史依据；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就是人性依据。墨子的主张，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既无依据，也没有办法。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没有一件能成功，没有一件能推广，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太苦太累太难：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木屐，整天干活不休息，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非如此不能叫“禹道”，不能算“墨者”。13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墨子主张公平正义，这是我们要的；主张人类幸福，也是我们要的。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却要靠吃苦耐劳、赴汤蹈火去实现；他许诺的人类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苦哈哈的。也许，在墨子看来，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这样，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芸芸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感恩戴德。可惜他想错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既要平等，也要过好日子。人人破衣烂衫，餐餐粗茶淡饭，天天劳动不止，还不准有娱乐活动，14 这样的日子没人想过。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奈天下何！15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道家是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领导的。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不喜欢。他们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没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没有。形象的说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16 标枝，就是树顶上的叶子。它存在吗？存在。管事吗？不管。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道家的观点，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形同虚设，或若有若无，至少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这句话，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下知有之，则是仅仅知道有领导而已，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叫“侮之”。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17

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罢，都说明政府和领导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不要政府，但主张政府不要作为。老子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18 总之，天下大乱，就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但，统治者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一切作为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这就叫“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9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这东西，其实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

为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不选贤任能。因为只有不推崇贤能，人民没有学习榜样，才不会竞争。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宝物。因为只有不把奇珍异宝当回事，才不会有人想着来偷。这就叫“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不炫耀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让人民清心寡欲。这就叫“不见（现）可欲，使民心不乱”。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统治者寡欲，而且希望他们弱智。因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21

看来，最好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浑浑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对于民众，要简化其思想，填饱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强壮其身体，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为了让“知者不敢为”，必须“常使民无知无欲”，当然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22 但如此这般，岂非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正是。

问题在于：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装，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3

至少，也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能行吗？

当然行。老子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话：“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无为而治”好。无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里，但凡“大”，必是“无”，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27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为大治。

实际上，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因此老子的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看来，老子并非真无为。他是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跟庄子有所不同。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么，要政府干什么？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有为”和“无为”的不同排列组合：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至于“以有为求无为”，则将由禅宗来代表。

那么此刻，墨子、老子、庄子，谁结出了果实？

老子。

果实是谁？

韩非。





无为的专制




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首先，君无为，才尊贵。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乎上，群臣竦（悚）惧于下”。29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须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可能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31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32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33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却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34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

人不专制，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必须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

没错。四体不勤大腹便便稳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蚁后；那些什么想法都没有，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序做贡献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蚁。

这样的社会，也会有人喜欢吗？

有。

谁会喜欢？

墨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墨家主张的，也是“蜂蚁社会”。



没错，法家在墨家之后，墨子在韩非之前。法家兴起时，墨家已经衰亡。因此，墨家不可能去赞成韩非。但如前所说，墨法两家，既根本对立，又相互同情。那么，他们殊途同归，不可能吗？

完全可能，主张“蜂蚁社会”就是。

当然，这种相同，只是不约而同。事实上，墨法两家的蜂蚁社会，只有结构相同。其余，则性质不同，起因不同，实现方式也不同。韩非是“国家主义者”。他的主张只能用于国家，也只能靠君主去实现。墨子却是“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自己就能实践。

在哪里实践？

在组织中。

与儒、道、法三家不同，墨家不仅是学派，也是团体，甚至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组织的成员叫“墨者”，组织的领袖叫“巨子”。巨子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导师，又是首领，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一呼百应，绝对权威。

墨子本人就是这样。

据说，墨子当巨子时，手下有一百八十人。他们忠心耿耿，训练有素。只要墨子一声令下，跳进火海走进刀山，脚后跟都不会转一下，迎着死亡就上去了，叫“赴火蹈刃，死不还踵”。35

照这架势，如果领袖要他们做人肉炸弹，估计也干。

黑社会吗？恐怖组织吗？

不，和平组织。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组成墨家团体的应该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爱和平，勤劳动，能吃苦，守纪律，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墨子本人，更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就跟商鞅和韩非要建立和维护的王国完全两样，怎么也是蜂蚁社会？

因为理想，因为价值观。

那么，墨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又是什么？

公平与正义，还有平等。

的确，墨家是追求平等的。他们反对仁爱，主张兼爱，就因为仁爱有等级，兼爱讲平等。墨子主张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也为了追求平等。

墨家的这一追求，倒是跟法家相同。法家也是讲平等的。法家的主张，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已由商鞅的实践证明。商鞅虽然没能法办太子，却法办了太子的师傅，也算“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何况法家的主张，还有“君主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更不难做到。因为在法家的系统中，臣民本来就是君主的工蜂和工蚁，有什么区别？

所以，法家讲平等，没问题。

法家没问题，道家也没有。道家的主张，是“道的面前人人平等”。这可是只需要一个念头。同样，儒家也没问题，因为儒家根本就不讲平等。他们的主张是对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看来，有问题的，唯独墨家。

什么问题？

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一旦意见分歧，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现实，不能不回答。

韩非的办法是“唯法”，墨子的办法是“尚同”。

唯法好理解，就是一切听法的。包括君主，也得依法行政，唯法是从。这就叫“动无非法”，也就叫“以法治国”。实际上，只要能“奉公法，废私术”，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就平等。36

那么，什么是尚同？

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即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最终统一于上天。而且，这种统一是绝对的，毫无价钱可讲，叫“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显然，这是一种绝对的服从。

绝对服从对于一个准军事组织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完全必需的。问题是，下级固然人多嘴杂，上级也并非只有一人，那又怎么办？

墨子的办法，是“逐级尚同”。

所谓“逐级尚同”，就是村民意见分歧，由里长统一意见。里长统一不了，听乡长的。乡民意见分歧，由乡长统一意见。乡长统一不了，听国君的。国民意见分歧，由国君统一意见。国君统一不了，听天子的。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37

这办法，可谓“墨家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看，这里面有“民主”。墨子规定，下级和群众有意见，可以提，上级也要听。但他同时又规定，如果下级和群众不反映情况，要受惩罚。38 那么请问，这种所谓的“民主”，是权利呢，还是义务？

何况更重要的是“集中”。而且，按照逐级尚同的逻辑，最高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裁判权，还在天子。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这是什么？

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甚至独裁。

在这样的制度下，组织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领袖的权力也必定是绝对化的，墨家团体变成蜂蚁社会更不足为奇。因为那些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基层群众，本来就像工蜂和工蚁。39

墨法两家，终于殊途同归。尽管那蜂蚁社会，墨家的是民间团体，法家的是国家组织；墨家是为了平等，法家是为了集权。但最终会走向专制，是一样的。

这时，也许就该听听儒家的主张了。





儒家小康社会




如果说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么，儒家的主张便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这就是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也是宗法社会，至少西周的是。按照西周封建制，周王是上天的儿子，天子。诸侯是周王的儿子，王子。大夫是诸侯的儿子，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儿子，士子。呵呵，他们本来就是父子。40

何况不是父子也没关系，可以看作是，因为配套的还有礼乐制。礼乐制讲“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亲人；尊尊，就是尊敬尊者。没有父子关系的人如何尊尊亲亲？把君看作父，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是人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会，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41

大同和小康，是两种社会，也是两个时代。在大同之世，人们讲诚信，爱和平，男人有职业，女人有归宿，弱势群体有人照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样的社会，墨家当然也喜欢。因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很符合兼爱的原则；“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符合尚贤和非攻的主张。至于“谋闭而不兴（没人搞阴谋诡计），盗窃乱贼而不作”，说明是“无为而治”，因此道家也喜欢。

儒、墨、道都喜欢，大同社会岂非很好？

看起来是。

可惜好景不长。夏以后，中国进入小康。从此，所有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只疼自己的孩子，人人为己，财产私有，职位世袭。于是，人们筑建城池，确定礼义，划分领地，豢养爪牙，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保护财产，不能够规范关系。结果是什么呢？

阴谋也有了，战争也有了。

这样看，小康岂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么是大同？什么是小康？按照儒家的说法，前者“天下为公”，后者“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就是公有；天下为家，就是家有。与公有相反的，原本应该是私有（个人所有）。但在中国，却从来只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这是中国式所有制的紧要之处。

那么，什么东西由公有变成了家有？

财产和权力。

因此，小康之世有两大特点，一是财产家有，二是职位世袭，其实是财产和职位都在家族内代代相传。这就叫“家天下”。由此产生的，是“家国一体”的制度。至于建城和制礼，不过配套措施。

然而这配套措施，却揭示了一个秘密──

小康之世是文明时代。

是的，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小康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岂非证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其实是由野蛮进入了文明？

这是一种进步。

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的帷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来揭开。因此，为了文明，人类不得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42

但道家不这么看。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43

意思很清楚：道德一旦滑坡，就刹不住车。事实上儒家也承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为“大道既隐”。所以，前者才叫大同，后者才叫小康。一大一小，岂非高下立现？



更要命的是，历史完全证明老子所言不虚。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时代”，小康就是“德的时代”。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到荀子的时代，岂非早就一塌糊涂？

以德治国，仁爱救世，都相继破产，似乎出路只能是退回道的时代。但，大同之世就当真那么好？尧舜禹不就明争暗斗，黄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没错，女娲或伏羲那会儿，确实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用的。大同之世为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物质匮乏，根本就没得偷。

这样的时代，你还想回去吗？

就算想，又回得去吗？

法家认为回不去。在他们看来，不要说大同，就连小康，也一去不复返。能争取到治世，就不错。既然是治世，那就要治。谁来治？君王。怎么治？依法。反正，大道没了，就不要谈道，谈谈术就好。

儒家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大道没了，还可以有中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这是中等之道，也是中庸之道，而其他三家却总是剑走偏锋。比如墨子尚同，韩非实君，结果是有君权无民权。庄子无君，老子虚君，结果是君权和民权都没有。

那么，什么社会能兼顾君权和民权呢？小康。这个问题，孔子说得不多。讲得多的，是孟子。

那就来听孟子说。





第三章 君权、民权、人权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这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





国王培训班




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



这时的魏国已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叫梁惠王。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五年前，他们败于齐国孙膑；第二年，又败于秦国商鞅。梁惠王很是着急。

因此，孟子来见他时，梁惠王开口便说：老伯！不远千里而来，总该对寡人的国家有点好处吧？

孟子却顶回去：王！何必言利，讲讲仁义就好。1

这真是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是肯定的。因为梁惠王的切肤之痛，是“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很需要有些管用的东西，哪有工夫听这老头慢慢吞吞讲仁义？2

呵呵，梁惠王有实际需求，孟柯则空谈误国。

但，孟子却非讲不可。

这是他的使命。

孟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曾两次说，老天爷诞育万民，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让我们这些社会精英去启迪和教育人民。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又有谁能做？3

是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

所以孟子要办“国王培训班”，给他们换脑子，讲王道和仁政。培训班起先开在齐国，学员是齐宣王，授课方式则是一起聊聊。

哈，启发式。

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聊音乐。

孟子说：听说王上喜欢音乐，有这事吗？

宣王马上就脸红了。因为他喜欢的并非古典音乐，而是流行歌曲。这在贵族，是丢人的。

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臣想问一个问题：王上认为欣赏音乐，是一个人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啦！

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啦！

孟子说：那么好了，跟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与民同乐，就是王道呀！

齐宣王问：王道和仁政，怎样实行呢？

孟子说：减轻人民负担，放宽各项政策，关注弱势群体，就像周文王当年那样。

宣王说：先生这话说得真好！

孟子说：王上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

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

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5

齐宣王无话可说，但也不照做。

孟子只好去培训梁惠王。

梁惠王那里就更谈不拢。想想也是，秦国用谁？商鞅。楚国用谁？吴起。齐国用谁？孙膑。结果怎么样？富国强兵，转败为胜，称霸称王。这样的事孟子做得了吗？做不了。那梁惠王为什么要听他的？6

也只好霸王硬上弓。

孟子问：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没有。

孟子又问：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也没有。

孟子就说：现在，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7

呵呵，这哪里是上课，明明是训人。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教训国王？

难道他要革命么？

也许是的。





无民权，就革命




孟子确实像革命党。



有一次，齐宣王问：武王伐纣，有这事吗？

孟子说：史书上有。

宣王又问：臣弑其君，也可以吗？

孟子马上硬邦邦地回答：破坏仁的叫作贼，破坏义的叫作残，贼仁残义的就叫作独夫。我只听说打倒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不弑君的！8

又一次，邹穆公遇到难题。

邹穆公告诉孟子，前些时我们跟鲁国发生冲突，寡人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民众却袖手旁观。这事让寡人左右为难。杀了这些见死不救的吧，杀不完；不杀吧，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先生，请问该怎么办？

谁知孟子却幸灾乐祸。

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9

晚清的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吧？

但，为什么？

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君权。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

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养尊处优，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11 但，如果他不合格，就不能享受这份尊崇，人民也就有权利革命。

这，也是国王培训班的课程内容。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后却发现老婆孩子在挨饿，在受冻。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

宣王说：绝交！

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该怎么办？

宣王说：撤职！

孟子再问：一个国家政治搞不好，又该怎么办？

齐宣王该怎么回答？

王顾左右而言他，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12

但孟子还有机会。

又一次，齐宣王问：公卿都相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同宗之卿，有异姓之卿。但他们的职责，都是君王有了大的过错就要劝阻。如果反复劝阻还不改，就要采取行动。

宣王问：同宗之卿会怎么样？

孟子说：废了那王！

宣王一听，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

孟子说：王上不必紧张。王上问臣，臣不敢不实言相告。照道理说，是这样。

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

又问：如果是异姓之卿呢？

孟子说：拂袖而去！13

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毫无疑问，孟子从来就没反对过君主制，也不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但他跟孔子一样，不讲平等，却讲对等。对等，就是我有义务，你也有；你有权利，我也有。大家礼尚往来，谁都不能盛气凌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4

忠诚与客气，不平等，但对等。

孟子却没那么温良恭俭让。他的说法是──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5

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什么人，我就把你当什么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

呵呵，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但，这也顶多是翻脸，为什么要革命呢？

更重要的是，人民为什么就有权革命呢？

因为君权来自民权。

有一次，学生万章问：尧把天下让给舜，有这事吗？

孟子说：没有！没人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说：那么舜的权力，是谁给的？

孟子说：天给的。

万章问：上天授权时，反复叮咛告诫了吗？

孟子说：没有。天是不说话的，但上天会看人民群众的反应。民众满意谁，天就授权谁。天子之权是上天和人民共同授予的，叫“天与之，人与之”。16

对，双重授权，或共同授权。

这很了不起。

更了不起的是，孟子还引用了《尚书·泰誓》的一句话，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一来，上天和人民的共同授权，就其实是民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堪称伟大。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关键就看授权主体。政权民授，就民主；神授，就君主；自授，就专制；不讲授权，黑社会都不如。

然而，自从周人确立了“君权天授”的观念，授权问题就不再有人讨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明确把授权主体界定为上天和人民，而且“名为天授，实为民授”，孟子是第一，也是唯一。

但，古代中华史的民主传统，也就仅此而已。

君权来自民权，故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谓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

先看韩非。





守住你的王冠


其实，韩非也有“国王培训班”。

学员里，也有梁惠王。

当然，韩非出生时，梁惠王早已去世，韩非不可能给他上课。上课的人，叫卜皮。

卜皮也是法家。

梁惠王说：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

卜皮答：臣听说王上是慈惠的人。

梁惠王听了十分高兴，洋洋得意地问：那寡人的慈惠到了什么地步呢？

卜皮答：到快亡国的地步了。

惠王大吃一惊：慈惠不是行善吗？怎么会亡国？

卜皮说：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什么呢？必然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如此“有过不罪，无功受赏”，岂有不亡之理？17

此事不知是真是假，但被韩非编进了教材，用来培训各国国王。只不过，韩非的课程内容跟孟子是相反的。孟子讲王道，韩非讲霸道，而且是横行霸道。

为什么横行霸道？

因为社会风气如此，时代精神也如此。

韩非说，有一年齐国伐鲁，鲁国派孔子的学生子贡去进行外交斡旋。子贡滔滔不绝说了半天，齐人却一句话就打发了他。齐人回答说，先生的话确实说得漂亮，但我们就是来抢地盘的，漂亮话管什么用？

结果，齐把国境线划到了鲁国都城门前十里。

这，难道不是横行霸道？

于是韩非说，别再扯什么仁义道德，扯什么兼爱天下，扯什么温良恭俭让，谁讲谁倒霉，因为时代变了。这个变化，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8

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也好，国际关系也好，都是利益关系。只不过，利益的获取，最早是“揖让”，后来是“巧取”，现在是“豪夺”。如此而已。

是啊，所有的脸都撕破了，何必再来粉饰太平？

君臣关系，也如此。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君臣是被看作父子，邦国是被看作兄弟的。对此，韩非的反应是一声冷笑：亲如父子？就算真父子、亲兄弟，又如何？楚成王，不是被他亲儿子逼死了吗？19 齐桓公，不是把他亲哥哥杀掉了吗？20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友，管用吗？

不管用。

什么东西管用？

利益。人君最大的利益，是称王称霸；人臣最大的利益，是富贵荣华。只要协调好关系，让双方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就OK。爱不爱的，没什么意思吧？

于是韩非得出结论──

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21

哈！孟子培训班的课桌，都要掀翻了。

不过，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臣下不安于位，也想为君，怎么办？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天底下最大的利，莫过于为君为主。故臣弑君，子谋父，弟篡兄，史不绝书。从春秋到战国，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各路诸侯真不知如何守住自己的王位。

对此，韩非有办法吗？

有。

什么办法？

两面三刀。

所谓“两面”，就是奖与惩，赏与罚，也叫德与刑，韩非称为“二柄”。这当然管用。因为人之常情，无非趋利避害；刑德二柄，则无非威胁利诱。这里面有甜头也有苦头，唱红脸也唱白脸，所以是“两面”。22

与“两面”相配套的是“三刀”，即势、术、法。势就是威势，术就是权术，法就是法规。其中，威势是前提也是基础。韩非说得很清楚，飞龙和腾蛇一旦掉到地上，就跟蚯蚓、蚂蚁没什么两样。由此可知，权力和威势才是靠得住的，其他都靠不住。23

有了权威，还得会用。怎么用？用权势建立威望，用权术对付臣下，用法规制服人民。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都是人君手中的指挥刀。

看来，韩非的治术，有明有暗，软硬兼施。刑罚就是公开的硬控制，权术就是暗地的软控制。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24

但，术和法虽然两手都要硬，用法却不同。权术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叫“潜御群臣”；25 法规是用来对付民众的，叫“一民之轨”。26 所以，权术要暗藏心底，法规要公之于众。实际上韩非的法，就是输入臣民们头脑中的程序。有此程序，他们将自动成为工蜂和工蚁。

韩非的蜂蚁社会就这样建成。在这个社会里，很显然只有君权没有民权。韩非的心目中，也根本就没有民权两个字。他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君主。他对君主要说的也只有一句话：守住你的王冠！

君权至上，君主唯一，这就是法家。

这样的主张，墨子也会赞同吗？

恐怕不会。





人治出特务


没错，就算再世，墨子也多半不会赞成韩非。

这是可以猜出来的。

有一次，墨子问田齐的太王田和：现在这里有把刀，用它试着砍人的头，一刀就砍断了，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又问：一路砍过去，都是一刀就断，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再问：刀是锋利了，谁会倒霉呢？

田和说：试刀的人。

于是墨子最后问：兼并别人的国家，消灭别人的军队，残害别人的百姓，谁会倒霉？

田和低头又抬头，想了又想说：我会倒霉。27

墨子讲这故事，当然是为了反战，并宣传他兼爱的主张。但他讲的道理却有普遍性，那就是轻易不要动刀。兵者凶器也，用之不祥。试刀的人有危险，献刀的也有，何况献的还是“两面三刀”！

法家，岂能被墨家所欣赏？

实际上，墨法两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家是“为君主谋”，墨家是“为天下谋”。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28 这样的思想家，说他维护民权，好理解；说他不要民权，想不通。

可惜这是事实。

毫无疑问，墨子从来没说过不要民权，更不可能公开主张专制。可以说，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主义和践行，最终会导致独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又确确实实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了蜂蚁社会。那么请问，蜂蚁社会有可能是民权社会吗？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工蜂和工蚁也会有公民权吗？

当然没有。但，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就因为墨子跟儒法两家一样，都主张社会要有序。只不过这个秩序的维护，儒家主张靠礼，法家主张依法，墨子却寄希望于人。

什么人？

领导人。

在墨子看来，领导人很重要。

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没有政治制度，也没有领导人（无政长）。于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人越多，主义就越多。所有人都说自己对，别人不对，互相攻击，互相批判。结果“天下之乱，若禽兽然”。29

这就是没有领导的严重后果。

可见，社会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相爱”，二是“无政长”。不相爱，就斗，因为没有人道主义；无政长，就乱，因为没有统一意志。

也因此，墨子开出了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无政长的，是尚同。

尚同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也已经清楚，那就是村民的意见由村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由乡长统一，国民的意见由国君统一，全民的意见由天子统一。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诸侯“一同其国之义”。以此类推，所有的意志都能统一，天下秩序井然。

墨子认为，这就是政治的起源，也是政治的意义。政治，就是由英明的领导来统一意志。

这样的政治，当然是人治。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按照墨子的说法，人类之所以要政府，是为了统一意志；要天子，是为了统一思想。这就必须事先假设，政府一定是正确的，天子一定是圣明的，他们也一定都是兼爱的。否则，要他作甚？

那么，这个前提有保证吗？

墨子说有。因为从一开始，天子就是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他既贤良又圣明。比方说，一个村民做了好事或坏事，家里人不全知道，乡里人也不全知道，天子却清清楚楚，直接下令或赏或罚。于是大家都说“天子之视听也神”。30

奇怪！他怎么知道的？

天知道！

墨子自己也知道说不过去。但为了维护人治，便又补充说，天子其实也不是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我们还是要问：是谁通风报信告诉他的？人民群众吗？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前面说的这些事，可是“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的。群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去说？

只有一种解释：天子安排了卧底。

这岂不可怕？

其实，如果是群众去告发，就更恐怖，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特务。这就比蜂蚁社会还要等而下之。工蜂和工蚁虽然没脑子，却也不会做特务。

可以类比的，是商鞅治下的秦国。那也是所有人都服从和听命于最高领导人的。只不过，在商鞅和商鞅以后的秦国，全民都是战士，或警察；在墨子和墨子设计的天下，全民都是特务，或卧底。哪个更可怕？

都可怕。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社会也是不会讲民权的。这当然与墨子的初衷相去甚远，却又是逻辑的必然。因为墨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也不知道没有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就不会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那么，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吗？

有。

谁想到了？

杨朱。





一毛不拔错了吗


先秦诸子中，杨朱最受误解。

已经没人知道杨朱的生平，我们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影响力则跟墨子一样大。31 当时的思想界，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32完全没孔子什么事。这可真是好生了得！

那么，杨朱的主张又是什么？

一毛不拔。

什么叫“一毛不拔”？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33 一毛不拔的成语，就从这里来。

这确实一语惊人，更难让墨家接受。

是啊！墨子是为了天下，恨不得把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的；34 杨朱却即便有利于天下，也不肯拔一根毫毛。35 墨子一毛不留，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毫不利己，杨朱毫不利人，当然针锋相对，百家争鸣也就由此而起。

挑战杨朱的，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36

这位学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带领三百个同学驻守在宋城的墨家大弟子。

禽滑釐问：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干吗？

杨朱说：世道不是一根毫毛就能拯救的。

禽滑釐说：如果能，愿意吗？

杨朱不理睬他。

禽滑釐出门，把这事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

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笔巨款，你干吗？

禽滑釐说：干！

孟孙阳又问：砍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

禽滑釐不说话。

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微不足道；与肢体相比，肌肤又微不足道。这道理谁都懂。但，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那么请问，难道因为毫毛微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

禽滑釐表示无话可说。

事实上，当孟孙阳问他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行不行时，禽滑釐就已经清楚，后面等着他的问题必定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干不干？

那也能同意吗？

好嘛！脑袋不能砍，腿就能剁吗？腿不能剁，肉就能挖吗？肉不能挖，皮就能撕吗？皮不能撕，毛就能拔吗？要能就都能，不能都不能。

这就是逻辑。

墨家是讲逻辑的，所以禽滑釐无话可说。

孟孙阳的话，却意义重大。

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局部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是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请问那整体利益最后还有吗？

所以，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大江大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如果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还会有长江、黄河吗？

同样，如果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牺牲了，请问，还有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天下大利吗？

因此，别把小民不当人。

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权利。

没错，相对于国家和天下，个人或许有如毫毛。然而毫毛也是命，小民也是人。谁要把我等小民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意义。

但，如果拔一根毫毛就能拯救天下，也不干吗？

当然干。

只不过，得问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拔一毛真能救天下吗？好像不能，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既然不能，为什么要拔？

其次，谁来拔？如果是自己，那叫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应该尊敬。如果是别人，是集体，是国家，是公权力部门，那就要问他们凭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不问。要知道，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的。公民让渡权利之总和，即国家权力。那么请问，我们让渡了生命权吗？没有。除去法定必须缴纳的税款，让渡了其他财产权吗？也没有。

那么请问，凭什么拔我们的毛？

当然，军人、刑警、消防队员等等，是让渡了生命权的。参军入伍，即是签订让渡协议。但他们没有让渡财产权。他们的生命，也不是用来挥霍的。

这就必须问第三个问题：拔下毫毛干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用于满足大小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这是一种剥削，甚至掠夺。只不过，这种剥削和掠夺打着“大公无私，利国利民”的旗号。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过圈套和陷阱：先哄骗我们献出毫毛，再哄骗我们献出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

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干脆把话说到底：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也许，这就是杨朱他们寥寥数语背后的思想逻辑。

这样看，一毛不拔有错吗？

没错。

于是杨朱的思想，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


杨朱的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37

这份宣言言简意赅，总共只有两段话。第二段无须解释，那就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后来由庄子这样表达：真正的好社会，就是所有人都相忘于江湖，谁也不用救助，谁也不用牺牲。由此推论，当然也谁都可以一毛不拔，因为根本就无须一毫。

庄子与杨朱，一脉相承。

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第一段。

第一段包括两句话，它们可以这样理解和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版。

很显然，杨朱在这里又是极而言之。他设置了两个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极端：损一毫，悉天下。悉天下，就是尽取天下，或遍取天下。这实在超乎想象。损一毫，则微不足道。天壤之别呀！

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匪夷所思无人企及的“悉天下”，是不是托？因为在杨朱这里，悉天下和损一毫，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反对悉天下，就得赞成不损一毫。做不到悉天下，就得支持一毛不拔。

这，岂非逻辑陷阱？

显然，要想侦破此案，就得问杨朱一个问题：不悉天下，只取一毫，行不行呢？

可惜没人问过。

但答案却不难得知。因为按照孟孙阳的逻辑，拔一毫就会断十指，断十指就会奉五脏，奉五脏就会献全身。那么同样，可以取一毫，就可以十毫、百毫、千万毫，最后势必是尽取天下。

所以，既然一毛不拔，那就一毛不取。

讲得通吗？

讲得通。

实际上，杨朱虽然毫不利人，却也毫不损人。岂止不损人，甚至不损物。杨朱说，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这就叫“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当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利用他人和他物。但，可以利用，不能占有。如果蛮横地私自占有，就叫“横私”（横读去声）。

横私就是霸占。而且，一切占有都是霸占，因为产权不是我们的。不但小动物和自然界，就连我们的身体也不是。那是谁的？天下的。因此，蛮横地占有自己，就叫“横私天下之身”；蛮横地占有自然，就叫“横私天下之物”。

这两种，都是杨朱反对的。

那该怎么办？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把原本属于天下的还给天下，变成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所有。

对，天下为公。

这不是墨子的理想吗？

正是。杨朱与墨子，分道扬镳，殊途同归。

实际上墨子与杨朱，就像孟子与韩非，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孟子与韩非，是民权与君权。孟子捍卫民权，韩非保护君权。墨子与杨朱，是公权与私权。墨子主张公权，杨朱维护私权。他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就既是人权宣言，又是维权声明。

是这样吗？

是。事实上，这句话是有主语的。主语就是“古之人”，即古代领导人。我们知道，借古是为了讽今。因此，它又可以这样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满足天下，我不干；你们尽取天下满足自己，也不行。

这，岂非维权？

当然是。而且，他维护的还不是笼而统之的民权，而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私权。

私权重要吗？

很重要。

私权是相对于公权而言的。前者叫私权利，后者叫公权力。没有私权利的让渡，公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必要性。因此，公权力绝不能侵犯私权利。哪怕你号称大公无私，也不行。

没有私权，就不会有公权。

没有私权，也不会有人权。

可惜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甚至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我们历史上的所有制，既非公有（公共所有），又非私有（个人所有），而是家有（家庭所有，或家族所有）。没有私产（个人财产），哪有私权（个人权利）？

因此我们的文化内核，必然是“群体意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讲公权就政治正确，讲私权则难免风险。于是，我们就不敢讲，不想讲，甚至不会讲了。

由是之故，杨朱的私权论一发表，就震惊天下。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很快就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人们一知半解地嘲讽着他的“一毛不拔”，不知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才真该是理想。

承接了杨朱思想血脉的，也许只有庄子。

庄子是超凡脱俗的，他似乎并没有卷入这场君权与民权、公权与私权的论争。但作为诗人哲学家，他却诗意地思考和回答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有一天，庄子和惠子在桥上休闲。

庄子说，你看那浪里白条，从从容容地游来游去，这就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说：你又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也不是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鱼乐？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庄子的太太死了。



朋友死了太太当然要吊唁，因此惠子去看他。

惠子就是惠施。

惠施是宋国人，学派属于名家。他没能留下著作，我们只能到别人的书里去看。不过，作为庄子的朋友和论敌，他在《庄子》一书中总是输家。

有一天，庄子和惠子在桥上休闲。

那时还没有工业污染，河水想必很清澈，可以清楚地看见鱼在水里游。于是庄子便说，你看那浪里白条，从从容容地游来游去，这就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说：你又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也不是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鱼乐？

惠子说：这就对了！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鱼，也当然不知道鱼。

庄子说：不对！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你一开始就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在这里，在这桥上和水里知道的！1

显然，庄子这是诡辩。因为惠子所谓“汝安知鱼乐”，是问“怎么知道”，不是问“从哪知道”。回答“从这里知道”，岂非文不对题？

但庄子的强词夺理，却表明了他的态度。

什么态度？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是这样吗？

是。

实际上，庄子未必不知道自己是诡辩，也未必真知道鱼是否快乐。他说“鲦（读如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不过因为当时他自己很快乐。

这就叫“移情”，是一种审美的态度。有此态度，则万物无不有灵，也无不有情，还无不有趣。

这样看，惠子反倒是煞风景的。

所以庄子要强词夺理。他其实也是在表明态度：人活着，要开心。开心就好。为什么开心，别问！

要问，也问你自己。

对！我行我素。

因此，当惠子前来吊丧时，便看见庄子正以一种傲慢的姿势坐在那里，敲打着瓦罐唱歌。

这似乎太不像话。

于是惠子说：人家跟了你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不幸去世。你不哭已是不近人情，居然还要唱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呀！她刚去世时，我又何尝不悲痛。只是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从无到有，又从生到死。这生老病死，不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吗？现在，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踏踏实实地睡着了，我却在这里鬼哭狼嚎，岂非太不懂得生命的真谛？2

这可真是看透了死亡。

死亡即大限。看透了死亡，也就看透了人生。

也许，这又是对杨朱的继承。

杨朱说，天下万物虽然生态各异，但终有一死则完全相同。活十年是死，一百年也是死；仁者圣人要死，恶棍傻瓜也要死。活着时是尧舜，死了是腐骨；活着时是桀纣，死了也是腐骨。腐骨跟腐骨，有什么区别？3

好嘛！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下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

既然难免一死，那又何必纠结。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你死了我可以哭，也可以笑，还可以唱歌。我死了也一样。因为我的人生与你无关，你的人生也只属于你自己。我们各人过好各人的吧！

但，既然终归要死，那又何必活着？

这得想想。

杨朱的回答是：既然有了生命，那就只能活着，还得好好活着。这就叫“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过好当下每一天，别管死后怎么样。

那么，什么叫好好活着？

或者说，人活着，为什么？人生一场，干什么？

对此，先秦诸子也有不同的态度。这些态度，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只不过，他们有的是发表宣言，说给我们听；有的是身体力行，做给我们看。

先看孟子。





要做就做大丈夫




孟子的主张，是要活就活出个样儿来！



什么样儿？

大丈夫。

什么是大丈夫？

万物皆备于我；不怨天，不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

孟子是大丈夫吗？

是。

有一次，齐宣王派人来说：寡人原本应该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先生肯来，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让寡人见到先生不？

孟子马上说：不好意思，碰巧臣也不能吹风。

其实孟子没病。

而且，他还原本是准备去见齐宣王的。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装病？

因为直觉告诉他，齐宣王是“托疾以召”，5 也就是借口生病来召见他。这当然不行。

对此，孟子曾做出解释。

孟子说，天底下最尊贵的有三样：爵位，年龄，道德。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因此，哪怕贵为国君，也只能登门求教，哪有随随便便把有德之士呼来唤去的道理？6

所以孟子宁肯装病，也绝不迁就。

孟子还说，一个士人要想游说诸侯，就先得不把他放在眼里，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7 因为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义。我们又不比他少什么！8

难怪他能办“国王培训班”了。

其实孟子的培训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齐宣王和梁惠王，算是上了分数线。惠王的儿子襄王，孟子就看不上眼，说是“望之不似人君”。9 所以，孟子还有个说法：我不屑于教育他，那就是教育他。10

孟子不屑于教诲的，都有谁呢？

上不了培训班的国王。

如果考试及格呢？

也不能跟孟子平起平坐。孟子曾借孔子之孙子思的口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哪敢跟你交朋友？论道德，你是徒，我是师，怎么能够做朋友？11

这就是傲骨了。

傲骨，是士人的气节。

的确，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是为大丈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大丈夫？

养浩然之气。12

有了浩气，会怎么样？

浩气充盈胸中，就是“美人”，叫“充实之谓美”。如果还能放射光芒，就是“大人”，叫“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如果这光辉还能感化影响别人，就是“圣人”，叫“大而化之之谓圣”。如果这感化和影响还不知不觉，就是“神人”，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美、大、圣、神，是人格修养的四种境界。13

境界是需要提升的，但只要有此浩然之气，就会以天下为己任，以正义为担当，至大至刚，至正至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当然，他也任何时候都会敢于直言。

于是，孟子所向披靡。

有一次，孟子到齐国某地视察。

当地的地方官，叫孔距心。

孟子问：如果手下的战士，一天之内三次失职，大夫您会开除他吗？

孔距心说：等不到三次。

孟子说：大夫您已经超过三次了。因为贵地的灾民和难民，老弱暴尸荒野，青壮流离失所，已近千人。

孔距心说：这不是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说：替别人放牧牛羊，却找不到牧场和水草，是该把牛羊还回去呢，还是看着牛羊死去？

孔距心说：距心明白了，这是距心的罪过。

孟子回到国都，对齐宣王说：王的地方官，臣认识了五个。知道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

齐宣王说：这也是寡人的罪过。14

呵呵，这是怎样的侠义，又是怎样的坦荡！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为行义，活见鬼




孟子行侠仗义，墨子装神弄鬼。



这样说，也许冤枉了墨子，因为他可能是真的信鬼信神。为了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曾经讲了大量活人见鬼的故事。15 结果，却让他狼狈不堪。

有一次墨子病了，一个名叫跌鼻的学生便来质疑：先生为什么会生病？先生怎么可以生病呢？

这话奇怪！

是人就会生病，墨子怎么就病不得？

因为墨子说，鬼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谁要是实行兼爱，做好事，鬼神就奖赏他，让他走运；谁要是不兼爱，做坏事，鬼神就惩罚他，让他倒霉。

生病，就是鬼神的惩罚。

于是跌鼻问：先生不是圣人吗，怎么会生病？是先生的言行有什么不对，还是鬼神瞎了眼睛？

墨子当然不能认账。他对跌鼻说，我生病，不能证明什么。一个人生病，原因多得很。天气变化啦，工作太累啦，等等。这就好比一栋房子有一百个门，你只关了其中一扇，那贼从哪个门不能进来！16

这话不通。

是啊，你生病，并不是鬼神的惩罚，那么请问，谁生病就是？或者说，张三生病就是工作太累，李四生病就是鬼神惩罚，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怎么证明？

何况就算能证明，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按照刚才的逻辑，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可能有上百个原因，鬼神的赏罚不过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怕呢？

然而在墨子看来，人不怕鬼，才可怕。

墨子说，现在的天下之所以大乱，就因为人们都不信鬼神，不知道鬼神是“赏贤而罚暴”的。如果相信，怎么会这样胆大妄为？17

这同样经不起推敲。

比如警察，是要抓坏人的。难道因为犯罪分子不相信世界上有警察，警察就不抓他了？同样，世界上如果真有鬼神，它哪里会管你信不信！

警察，并不一定要别人相信才起作用。

鬼神也一样。

那么，墨子为什么还要讲鬼神？

为了行义。

行义就行义，为什么要怕鬼？

因为行义太难。这一点，墨子心里很清楚。实际上已经有人对他说，现在普天之下都不行义，只有你一个人自讨苦吃，不如算了吧！墨子却说，比如一家十口，一个人种地，九个人闲着，那唯一种地的，能不拼命干吗？万事莫贵于义。我不做，谁做？18

可惜以此为使命的，大约也只有墨子和他的学生。芸芸众生，便只能靠鬼神来约束。鬼神是有威慑力的。官员知道有鬼神，就不敢不廉洁，也不敢玩忽职守；民众知道有鬼神，就不敢不守法，也不敢淫暴寇乱。敬神怕鬼，是“治国家利万民之道”。19

但，鬼神当真“赏贤而罚暴”吗？

未必。

比如墨子本人，似乎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和他的学生，过的是最苦的日子。他们的行义，则可谓孤苦无援，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帮忙。

于是前面说过的巫马子，便提出质疑。

巫马子说：先生做那些义事，“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先生还做个没完，有病吧？

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个？

巫马子说：当然是后一个。

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20

好嘛！既然一个助理，无论主人是否看见都应该做事，那么，一个心中充满正义的人，他的行义需要鬼神看见吗？也不需要吧？

可见墨子的鬼神论，其实是对付不义之人的，当不得真，尽管这“装神弄鬼”值得我们敬重。

至于墨子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万事莫贵于义”。为此，他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奋斗终生。他的救宋，就是义不容辞；批孔，则是义无反顾。

做一个正义的人，这就是墨子的人生态度。

我们祝他一路走好。





天命与使命




墨子讲鬼神，孔子讲天命。



孔子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1

他还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2

前一句是直接说的，后一句是子夏的转述。

至于鬼神，孔子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23 如此存而不论，其实是不信。

这就跟墨子不同，所以墨子要质疑孔子。

墨子说，天命论是暴君和懒汉的主张。因为暴君倒台，懒汉受穷，一定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只会说自己命不好，把所有的过错都赖到老天爷头上。24

所以墨子说，如果赞成天命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非批判不可。25

其实这是歪曲，或误解。

前面说过，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明知不可还要去做，怎么会消极怠工？

当然不会。

那么，孔子又为什么要讲天命？

为了使命。

周游列国时，孔子曾经被困在匡（疑在今河南省长垣县）。孔子说，我们有没有危险，就看天命了。如果天命在我，匡人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那么，天命在他那里吗？

在。

孔子的逻辑是：文王去世了，文明不还在吗？可见老天爷并不打算让它亡。更何况，如果上天不想要这文明了，为什么会让我掌握它呢？

后来，孔子果然脱险。26

类似的话，孔子还讲过一次。也是周游列国时，孔子到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读如颓）要谋杀他。孔子便说：天赋孔丘使命，桓魋能把我怎么样？27

显然，天命即使命。

因此，主张天命论的孔子反倒很有使命感。他的使命，首先是传承和延续华夏文明，并把它发扬光大。其次，才是匡正时弊，平治天下。

第一种使命，孔子无疑成功了。第二种却很抱歉，可以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这就需要解释，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

怎样解释？如何安慰？什么说法？

天命。

某年，一个名叫公伯寮的人，在鲁国的执政季孙大夫那里诽谤子路，出卖孔子。有人愤愤不平，表示他可以让公伯寮暴尸街头。孔子却说：我的主张能够实现吗？听天由命。我的主张不能实现吗？也听天由命。

所以，谋杀公伯寮，是没意义的。

这就叫“道之将行也与（欤）？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8 也是天命论的一部分。

那么，这是宿命论吗？

不是。

天命是使命，不是宿命。

是使命，就义无反顾。对结果不抱幻想，就更加义无反顾。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做，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仅仅在于：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

这就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选择能做的，一种是选择该做的。

选择能做的，就要看结果，看利害。有好处，能成功，则做；没好处，会失败，就不做。选择该做的，则看过程，看道义。只要是道义所在，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是孔子的“听天由命”。

可见，听天由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不过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重结果，只重过程。事实上，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因此，他们也不抱幻想，随遇而安。

其实真能随遇而安，也就无所谓命不命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总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这又是一种人生态度。

按照这种态度，行义是本分，也是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只能听老天爷的。就算有所求，也只求问心无愧。

是的，不求如愿，但求心安。

这就又跟墨子不同。前面说过，墨子和韩非一样，都是重功利讲实用的。在墨子看来，既然要做事，那就得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

但，不能成功怎么办？

请鬼神帮忙。

于是，墨子把结果交给鬼，孔子把命运交给天。所以，他们一个讲天命，一个讲鬼神。

那么请问，他俩谁对？

庄子说，都不对。





没用才好




庄子才真是超功利的。



没错，孔与墨，很不同。墨子信鬼神不信天命，孔子信天命不信鬼神。但无论哪种，都是要做事，也都要有用。孔子就说，我又不是那种内瓤空空如也的苦葫芦瓜，哪能只挂起来看，不吃？29

庄子却认为，没用才好。

为了证明这一点，庄子讲了个故事。

庄子说，有个名叫石的木匠带着徒弟到齐国去，路上看见了一棵大树。那棵树，树冠大得可以给数千头牛遮阴，树干粗得有上百尺，树尖几乎跟山顶一样高。四面八方前往观看的人，多得就像赶集。

匠石却不屑一顾。

徒弟们看不懂，问师傅为什么。

匠石说，没用。木质疏松，什么器物都做不了。

晚上，树来托梦。

树说：石师傅，你认为我没用？

匠石说：是的。

树说：呵呵，我要是有用，能活到今天吗？30

想想也是，早被木匠砍了。

因此，庄子不求有用，也不求有名。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马。有什么关系呢？31

这样的庄子，当然也不想做官。

庄子做过官吗？做过。据说，他曾短时间地做过宋国蒙地（今河南省商丘市）的漆园吏，后来就终身不仕。楚威王拜他为相，他也不干。32

不做官，做什么？

钓鱼。

在哪里钓？

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

奉威王之命前来传达聘意的两位楚国大夫，便是千里迢迢来到宋国，在濮水边找到庄子的。

庄子却自顾自钓他的鱼。

两位楚国大夫说：敝国寡德之君，很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

庄子继续钓鱼。他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吗？

两位楚国大夫说：有。

庄子说：请问这只乌龟，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潭里打滚呢？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那还用问吗？

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自己的尾巴在泥潭里打滚的。33

这就跟惠子不同。

惠子是做了大官的，而且还很在意那官位。他做梁国国相时，有人对他说，庄子要来夺你的相位。惠子便大为恐慌，竟派人在境内搜捕了三天三夜。

于是，庄子去见惠子。

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读如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时，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猫头鹰看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便对着鹓鶵一声“嚇”。

嚇读如贺，是动物的怒拒声。

于是庄子说：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嚇”我吗？34

惠子面红耳赤。

呵呵！官位不过死老鼠，高官不过死乌龟，最没用的才是最有用的，庄子为什么这样主张？

也许还得再讲故事。

这故事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的回答是：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还能够吗？35

庄子的理想，难道是做一只孤独的小牛？

不会吧！

那么，他的追求是什么？





若为自由故


庄子的追求，是真实而自由。

这是人生的价值，也是生命的价值。

比如马。

庄子说，马，它的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在草原上撒欢。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呀（此马之真性也）！

这样的生活，真实而自由。

可是来了个伯乐，说自己会驯马，又是钉马掌，又是套缰绳，这马就死了三分之一。然后又训练它立正稍息齐步走，令行禁止，服服帖帖，这马就死一半了。

为什么？

既不真实又不自由。

所以，就算这马得了奥运冠军，也是不快乐的。

庄子说，这是“伯乐之罪”。36

那么，我们该怎样活着？

率性。

所谓“率性”，就是秉承天赋，顺其自然。比如鹰，就该在天上飞；鱼，就该在水里游。这就是真实，也就是自由。真实而自由，就快乐。因此，乌龟在泥地里打滚，猪在圈里哼哼，都是快乐的。相反，如果让它们过人类规定的好日子，则是痛苦的。

就说猪。

庄子说，有一头猪，被光荣地选为祭祀的牺牲。

这样的猪，通常待遇都很高。

但，猪很郁闷。

于是一位主管祭祀的官员，便衣冠楚楚来到猪圈，给猪做思想工作。

这官员说，猪啊猪，你又何必怕死呢？从今天起，我会好好地喂养你三个月。宰杀之前，我会十天上戒，三天作斋。你死的时候，我会在你身子下面，铺上洁白的茅草。你的前肩和后腿，会庄重地放在最好的盘子里，那上面还雕着花，你看怎么样？

猪不说话。

当然不说话，因为不怎么样。

没错，真正替猪着想，就该把它留在圈里吃糟糠！

那才是它想要的。

庄子说，活着就该真实而自由，这道理猪都明白。可惜很多人，却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不惜扭曲了自己的天性，去做不想做的事情。他们就不想想，所谓“生前富贵，死后哀荣”，不就是身子下面铺着白茅草，前肩后腿放进了花盘子吗？这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这些人，岂非猪都不如？37

还有鸟。

庄子说，有一只海鸟飞到了鲁国，鲁国国君又是设酒宴，又是奏音乐，生怕怠慢了它。结果怎么样呢？那鸟不吃不喝，三天以后就吓死了。38

请问，这是爱鸟呢，还是害它？

当然是害它，因为这不是它的生活。所以，野鸡宁肯走十步才吃一口食，走一百步才喝一口水，也不愿意关在笼子里当什么鸡王。39

若为自由故，草鞋走山路。

实际上，问题不在苦不苦，而在真实不真实，自由不自由。所以，强迫别人过苦日子固然不对，便是强迫他们过所谓的好日子，也不对。

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庄子当然没说过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孔子说的。40 后一句，没人明确说过。但从庄子和庄子学派那里，我们能逻辑地推演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当他们对世俗的追求嗤之以鼻的时候，也一定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

什么最可宝贵？

生命。

什么最有价值？

自由。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问题是，有可能吗？

如果不能，又该如何？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商容张开嘴巴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说：在。

又问：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不在了。

商容再问：你明白了吗？

老子大悟：是不是“刚亡而弱存”？





弱者生存


据说，老子也有老师。



老子的老师叫商容。

商容病重时，老子去看他。

老子说：先生可有什么遗言要教导学生的？

商容问：经过故乡要下车，明白吗？

老子说：是不是不要忘本？

商容又问：经过大树要趋行，明白吗？

老子说：是不是应该敬老？

商容又张开嘴巴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说：在。

又问：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不在了。

商容再问：你明白了吗？

老子大悟：是不是“刚亡而弱存”？

没错。刚硬的就灭亡，柔弱的就存活。天择物竞，弱者生存。商容就是这观点，老子也是这观点。

但，这故事是真的吗？

不知道，正如我们不知《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李耳？老聃（读如单）？太史儋（读如单）？老莱子？或者这故事中的老子？可能是，更可能不是。

种种迹象表明，《老子》一书应该完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杨朱还要晚一些。杨朱、老子和庄子，分别代表着先秦道家的三个阶段。只不过老子其人身份不明，甚至有可能是若干人或一个团队。打着李耳或老聃等人的旗号，是为了“借壳上市”。1

那就姑且叫他“老子”。

贯穿《老子》一书的思想，确实就是刚亡弱存。想想看，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再坚固的城池，洪水漫过来，也没了。再坚硬的石头，水不停地滴，也能滴穿。

这就叫“弱之胜强，柔之胜刚”。2

那么，弱为什么能胜强，柔为什么能克刚？

不争。

比如水，跟谁争呢？不但不争，还让。水，总是往低处流，把高处让给别人。它也总是待在人们不想去和看不起的地方，叫“处众人之所恶”；同时，又把大家都想要的送给大家，叫“善利万物而不争”。

所以老子说──

上善若水。3

那么，跟水最像的是谁？

女人。

是的，女人和水，至少有四点相同：柔软、弱势、被动、居下。比如做爱，最常规的是女下位，女人躺着让男人上。这就叫“为其静也，故宜为下”。

结果怎么样呢？

女人吞没男人，男人筋疲力尽，一泻千里。何况男人再有力气，再有劲头，总有不行的时候，女人则不会。所以，女人比男人厉害，也比男人持久。

因此老子说──

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

牝（读如聘），就是雌性或女人；牡（读如母），就是雄性或男人。以静制动，以下制上，赢在女人，这就是普天之下性关系的规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女人比男人好，下面比上面好，不动比乱动好。

老子认为，这是普遍真理。

于是老子说──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4

下流就是下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国应该像江河的下游，成为天下的女人或雌性。

下游好吗？

好！那是“百谷王”。

百谷就是百川，王就是往。百川所汇，就是江河的入海口。众望所归，即为王。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水都往江里海里流？当然是“以其善下之”，即谦恭自下，善于放低身段，做低姿态。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5

也许，这就是老子的王道。

它当然是生存之道。

谁的生存？

弱者。

这并不奇怪。毕竟，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 那么请问，这样的社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最晚也是邦国时代初期，甚至远在部落和氏族时代。到战国，氏族、部落和方国（部落国家）还有吗？早就没了，只能凭吊。

于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便成了王道。

因此，老子不厌其烦地说，大国和君王，一定要“去甚，去奢，去泰”，7 也就是不要贪得无厌，不要骄奢淫逸，不要飞扬跋扈。相反，作为强势者，一要慈，二要俭，三要不敢为天下先，8 最好还能“为之下”。9 居于下才近于道，也才能持久。

换句话说，大国即便要兼并，也请你低调一点，温柔一点，缓慢一点，不要霸道，好吗？

呵呵，这当然是王道。

奇怪的是，它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被看作兵道。10





兵道与兵法




的确，老子像孙子。



孙子就是孙武，《孙子兵法》的作者。据说，他当过吴王阖闾的军事顾问、教官和将领，年代比《老子》一书的作者早，所以说老子像孙子，而非孙子像老子。

老和孙，都喜欢水。孙子就说──

兵形象水。

这里说的兵，就是用兵作战；形，则是战略战术、方式方法。所以，兵形就是形兵，即指挥战斗；象则是象形，即模拟和仿效。所谓“兵形象水”，也就是用兵之道和形兵之法，要向水学习。

学习也容易。比方说，水“避高而趋下”，兵就要“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就要“因敌而制胜”。水并不一定非得怎么流，仗也不一定非得怎么打。这就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因此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像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又变幻莫测。只要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就是用兵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于是孙子又说──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11

呵呵，他也崇尚无。

但，“上善若水”跟“兵形象水”，一样吗？

不一样。

表面上看，老和孙都主张“水往低处流”。然而老子的“为之下”，是真的低姿态，甚至当真与世无争。孙子的意思，却是专挑敌人虚弱的地方下手。就像水，哪儿低，哪儿有空隙，就往哪儿去。

那么，空隙在哪儿？

孙子列了五条。

第一条叫“必死可杀”，就是还没开战，先想牺牲，这样的人不难让他去死。第二叫“必生可虏”，就是还没杀敌，先想活命。这样的人，一抓一个准。第三叫“忿速可侮”，就是但凡性急、暴躁、易怒的人，都可以戏弄。第四叫“廉洁可辱”，就是对那些爱惜羽毛看重名誉的人，可以用羞辱的办法让他中计。第五叫“爱民可烦”，就是可以利用对方的心软，进行骚扰和要挟。12

类似的话，老子也说过。

只不过，是反过来说的。

老子说，善于当兵的，不英武；善于作战的，不愤怒；善于胜敌的，不与敌人交锋。这就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13

为什么要不武、不怒、不与？

如果按照孙子的思路，当然是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孙子有句名言，叫“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14 也就是说，败不败，在自己。胜不胜，在敌人。自己不犯错误，就不会失败。敌人不犯错误，我方也不可能胜利。胜与败，不看谁有本事，全看谁犯错误。

这就不能武，不能怒，不能与。因为武，则“必死可杀”；怒，则“忿速可侮”；与，则“廉洁可辱”。如此这般，岂非把胜利送给敌人，失败留给自己？

如果孙子来做解释，理应如此。

老子也是这意思吗？

不是。

在老子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谋略，也不在策略，甚至不在战略，而在如何看待战争，看待勇敢。战争当然需要勇敢。两军相敌勇者胜，也几乎是常识。然而老子却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勇敢，一种叫“勇于敢”，一种叫“勇于不敢”。老子说──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15

这段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活命哲学：胆敢冲上去的就死，不敢冲上去的就活。但如果本意如此，则原文就应该是“敢则杀，不敢则活”。那么，老子为什么还要在这两句话的前面，加上“勇于”二字呢？

因为真正的勇敢，不是“敢做”，而是“敢不”。不敢当然是胆怯，敢不却更需要勇气。事实上，不敢不过本能，敢不才是境界。显然，勇于不敢，才是最大的勇敢。用苏东坡的话说，就叫“大勇若怯”。16

这就不是兵法，而是兵道了。

所以，老子懂兵而不用兵。他的观点很明确：以正道辅佐君主的，不穷兵黩武，不争强好胜，不以武力争霸于天下。17 因为兵乃“不祥之器”，只能“不得已而用之”。18 因此，天下有道，战马都会用来耕田，叫“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则怀孕的母马都会被征用，小马驹都会生在疆场上，叫“戎马生于郊”。19

这就不但是兵道，而且是王道了。

王道，就是王者之道，也是王者之师的兵道。其核心，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20 慈即慈爱，俭即节制；不敢为天下先，则其实就是“不打第一枪”。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我不敢主动进攻，只敢被动防守；不敢前进一寸，只敢后退一尺。 21

此即王师，将有天助。

老子这样说，丝毫都不奇怪。因为他的主张，原本就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因此在战争中，谁是弱者，老天爷疼爱呵护谁。这就叫“天将救之，以慈卫之”，22 也就叫“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23

王道即天道。天道偏爱哀兵，岂非很仁慈？

不，无情无义。





两种活法两种道


老子的天，当真无情吗？

无情。

老子说得很清楚──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4

刍（读如除），本义是割草。引申为喂牲口的草，叫刍草；引申为割草的人，叫刍荛（读如饶）。荛，就是柴火。刍荛，即是打草砍柴的人。所以，一个人说自己地位卑微，就自称刍荛，意思是草野之人；说自己言论浅薄，就自称刍议、刍言、刍论，意思是渔樵之言。这当然是谦辞。就像鄙人，意思是身居边鄙没见识的小地方人。

那么，什么是刍狗？

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是草和狗；第二种说是刍豢（读如换），也就是家畜、牲口，或祭祀用的牺牲品。其中，吃草的叫刍，比如牛马；杂食的叫豢，比如猪狗。所以，刍狗就是祭祀用的牛马和猪狗。

第三种解释，是草扎的狗，叫刍灵，相当于现在的花圈。祭祀时，刍狗披红挂绿，人模狗样。活动一结束，就弃之路边，任牛踩，任马踏，轻贱至极。25

三种解释，都通。

而且无论哪种解释，刍狗都很贱。

因此，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意思就是说，万物虽为天地所创造，所生成，天地却始用终弃，漠然视之，完全不当回事。这当然不仁，也无情。

问题是，天地既然无情，为什么又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弱者都会得到呵护和救助？

因为天道原本如此。

老子说得非常清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26 这就是规律。规律没有感情，也不讲感情。天若有情天亦老。以为天道有情，那是自作多情。

天道无情。人呢？

也该这样。

所以老子说──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意思也很清楚：统治者和领导人，应该效法天地。天地轻贱万物，则君主无视万民。但，轻贱不是糟践，无视也不是无道。如果把“以为刍狗”理解成践踏、蹂躏、迫害、致死，就大错特错。

那是什么？

不爱而已。

所谓“不爱”，也不是恨，而是不爱不恨，没心没肺。说得再准确一点，就是不管。

不管就对了。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这不就是老子的思想吗？只不过，以百姓为刍狗，话说得太难听而已。

也许，这与老子的个性有关。先秦诸子中，老子和韩非是最冷的，正如墨子和孟子最热。墨子古道，孟子热肠，韩非冷峻，老子寡情。他的道，冷冰冰的。

那么庄子呢？

庄子却是有情人。他的道，充满情趣。

且看庄子。

庄子当然也主张君无为。但他更在意的不是君主把人民看作什么，而是自己把自己看作什么。这可比别人怎么看，领导怎么看，重要得多。

请问，看作什么呢？

是什么，就看作什么。是鲲鹏就看作鲲鹏，是燕雀就看作燕雀，是西施就看作西施，是丑女就看作丑女。如果原本是刍狗，那就看作刍狗。鲲鹏、燕雀、西施、丑女和刍狗，在道的面前没有区别。

所以，东施效颦，是可笑的；燕雀认为鲲鹏不该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也是可笑的。因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叫“齐物论”。27

这样的道，有情还是无情？

不好说。但可以肯定，庄子的活法与老子不同。在老子看来，既然认定弱者生存，那就必须装傻充愣，装聋作哑，讨好卖乖。只不过，阴谋家装叫韬晦，有钱人装叫低调，老百姓装叫卖傻，但都是“装孙子”。

总之，谁会装，谁就活下去。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这就是老子的生存之道。

庄子却从来不装。庄子说，你看那野猫和黄鼠狼，装出谦恭的样子匍匐在那里，其实是想捕捉小动物。结果怎么样呢？一头撞进了兽夹和罗网。28

人也一样。聪明的自以为是，弱智的斤斤计较，雄辩的盛气凌人，嘴笨的里八嗦，正所谓“大知（智）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29 但共同特点，是忘了本真。结果，小人为利，士人为名，大夫为了家，圣人为了天下，都丢了性命。30 这是何苦？

生活就该真实而自由。所以庄子说，不要做名人，不要做谋士，不要做负责人，不要做青年导师。31 这些头衔和责任，都是害人的。

那该怎么活？

腰上绑只没有用的空心大葫芦，在江湖上飘；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或者到无人的旷野找棵大树，在它旁边转悠，在它下面睡觉。32

这样的活法，就叫“逍遥游”。

显然，庄子的“逍遥游”，与老子的“为之下”，是两种活法。活法不同，即道不同。道不同，就不相与谋。老和庄居然都是道家，也算一个奇迹。

那么儒家呢？





中庸与反调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

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33

那么，什么是中庸？

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

第一句话好理解。孔子有句名言，叫“过犹不及”。34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做过头了，等于没做到，没准还更糟糕。怎样才对？不缺位，不越位，不过头，不掉队。凡事恰到好处，就是中庸之道。

就说做人。

做人很难。一个人，质朴是好的，真诚是好的，坦率也是好的。但如果一点修养都没有，就会粗鄙、粗俗、粗鲁。这在孔子那里，就叫“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太讲修饰，过于文雅，便难免装腔作势，显得虚伪。这在孔子那里，就叫“文胜质则史”。

那又如何是好？

文质彬彬。

彬彬，就是文质兼备，一家一半，配合适宜。这条原则不但适用于文雅与质朴，也适用于文与武、刚与柔，以及一切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孔子说──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5

这就是“中”。

再说“庸”。

有一次，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

孔子反问：何以报德？

也就是说，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请问，又拿什么去回报恩德？当然，你也可以“以德报德”。但，恩德和仇怨都用恩德回报，公平吗？

不公平。

当然，以德报怨和以德报德，未必矛盾。因为一个人的恩德，并不见得都回报了仇怨。问题是这样一种道德高标，却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做不到，又提倡，那就是唱高调。结果，是只能造就伪君子。36

但，以德报怨做不到，以怨报怨也不能提倡。因为以怨报怨的结果，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孔子说了八个字──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7

以直报怨，就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回报，也能够怎么回报，那就这么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以德报怨，也可能是以怨报怨，还可能是既不德，也不怨，干脆不报。至于是哪一种，全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

这就大家都能做到了，因此是“庸”。

庸，就是不唱高调。

于是我们要问，以德报怨，是谁的主张？

老子。38

那么，老子是唱高调吗？

不，反调。

的确，老子也是不唱高调的。他的主张，是水往低处流，人也往低处躲。这又岂是高调？却恰恰是反调。这种反调，《老子》一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说弱肉强食，他说弱者生存；都说应该阳刚，他说不如阴柔；都说男尊女卑，他说女人更有优势；都说与时俱进，他说最好退回原始时代。总之，正言若反。39 反话看似有悖常理，其实顺乎天道。这就是老子的思想方法。

因此，上德不德，大义无义，多情无情。

这些都是反调。

但，唱反调是为了得正道。因此，既不能讲以怨报怨（这是正调），也不能讲以怨报德（不是正道），只能讲以德报怨。以德报怨，报的是怨，得的是德。

这就是天道。

可惜天道远，人道近，因此孔子要讲以直报怨。可见孔子说中庸，是因为讲人道；老子唱反调，是因为讲天道。那么，有没有天道和人道都讲的呢？

当然有，荀子就是。





君子当自强


荀子发言时，百家争鸣已近尾声。

争鸣是从墨子批孔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但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战国早期，有老子；战国中期，有庄子。孟子虽然与庄子同时，却批墨不批道。他既没跟庄子过招，也只字不提老子。如果没有荀子，争鸣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荀子却要来算总账。40

我们知道，荀子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作为战国晚期的思想家，他很希望做一次总结性发言，何况儒家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历史的使命，就交给了荀子。

那么，荀子要回答什么问题？

天道与人性。

这恰恰是孔子不讲的。子贡就说，从没听老师提过这两个话题。41 其实准确地说，孔子是讲天命不讲天道，懂人心不讲人性。为什么不讲？值得琢磨。

先看什么是天命。

天命，包括天和命。命，有两种。一是性命，二是命运。前者表现为生与死，后者表现为贫与富、贵与贱、穷与达。贫富，指有钱没钱；贵贱，指地位高低；穷达，指有路没路。大道康庄就叫达，走投无路就叫穷。

那么，命由谁定？

生死、贫富、贵贱、穷达，都看天意，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2 既然如此，那就听天由命。因此，孔子虽然讲天命，却只关心命，不关心天。

不关心天，当然也不讲天道。

问题是你不讲，人家讲。老子讲，庄子也讲，还讲得头头是道。这就让儒家在争鸣中落了下风。

事实上，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到战国晚期，荀子就代表儒家来讲天道。

荀子讲天道，跟道家一样吗？

有异有同。

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天道说人道”；不同之处，则在于对天道的理解。道家的理解，是“天道无为”；荀子的理解，则是“天道自为”。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43

这里面的意思非常清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社会的集体意志或某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荀子说，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地，也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那么，一个君子，难道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吗？当然也不会。

由此，荀子得出结论──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

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也就是说，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天、地、人，都自为。

对！是自为，不是无为。这就既接过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又与道家划清了界线。

那么，君子的常体又是什么？

自强。

荀子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敬其在己者”，小人“慕其在天者”。也就是说，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这才能天天向上。整天盼着天上掉馅饼，那是小人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荀子的生存之道：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

这当然很励志。

于是，它在后来便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4

没错，天自为，则人自为；天行健，则人自强。这就是荀子思想的逻辑结论。荀子之后，有《易传》，有董仲舒，有“天人合一”，都不是偶然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





死期就在眼前


荀子之后，是韩非。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虽然生逢乱世，荀子的人生态度总体上是乐观的。他甚至这样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45

意思很清楚：对于自然界，与其推崇而思慕，顺从而赞美，盼望而等待，不如把它当作牛马来豢养、控制、利用和役使。人，是可以成为世界主人的。

呵呵，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韩非就没有这么乐观。

在韩非看来，人的生存其实很难。而且，真正难对付的不是天，而是人，尤其是身边那些居心叵测笑里藏刀防不胜防的人。因此，每个人的生存都如在丛林。无论贵为王侯，还是贱如蚁民，都如此。

比如某厨师。

有一次，晋文公吃饭，膳食官端来的烤肉上却缠有头发。文公震怒，叫来厨师说：你想噎死寡人吗？

这当然罪无可恕。

好在那厨师沉得住气。他磕着头说，小人该死，死罪有三：刀磨得飞快，却只切得开肉，切不断头发；用铁钎穿肉，却只看见了肉，没看见头发；把肉放在火上烤，却只烤熟了肉，没烧掉头发。小人真是罪该万死！

这就明摆着是有人陷害他了。幸亏文公不糊涂，下令调查，那厨师才算躲过一劫。

某美女，就没那么好运。

这美女大约是魏襄王送给楚怀王的，楚怀王一见便宠爱有加，王后郑袖也跟她亲如姐妹。郑袖拿出各种漂亮衣服和奇珍异宝让她挑，比怀王对她还要好。

怀王很高兴，说郑袖堪比忠臣孝子。

美女也很感动，觉得郑袖真是个好姐姐。

有一天，美女和郑袖聊天。

美女问：姐姐你看我还有哪些地方不够好？

郑袖说：妹妹你真是国色天香，只是大王不太喜欢你的鼻子。如果遮住鼻子，就更加楚楚动人了。

于是那美女一见怀王，就以袖掩鼻。

楚怀王莫名其妙，便问郑袖：这新来的美人，怎么见了寡人就捂鼻子？郑袖装模作样地说：臣妾不知。楚怀王一定要她回答，她这才说：那姑娘嫌王上口臭。

结果可想而知，这美女从此没了鼻子。

倒霉的还有李季。

李季是燕国人，喜欢旅游，却不知太太在家偷情。有一次他提前回家，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披头散发裸奔而出。李季问太太和姬妾：这人是谁？大家都说：没有人。李季说：难道我活见鬼？大家又都说：正是。

结果，是李季被浇了一身狗血。46

这样的故事，韩非讲了很多。但要说明的道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险恶。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的死期就在眼前。

所以，无论君王还是草民，生存之道都不是也不能是老子的示弱，庄子的逍遥，孔子的中庸，荀子的自强，或者墨子的行侠，孟子的仗义。

那该是什么？

防范。尤其是防范身边的人。

这可是一门技术活。因此韩非的书中，便讲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这些都主要是说给王侯们听的。毕竟，《韩非子》一书可是国王培训班的教材。

当然，这些方法和案例都是术，更重要的还是法，即制度。制度从来就不可或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周公为华夏文明奠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制度。问题是到战国，这些制度早已崩溃。那么，我们应该恢复旧制度，还是建立新制度？

这又牵涉到对人性的理解。正是在制度和人性这两个问题上，孟子、荀子和韩非意见分歧。他们的各抒己见和针锋相对，是诸子的最后争鸣，也是极其重要的争鸣。

那就来看他们怎么说。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韩非也许不会想到，把他送进监狱的，是老同学李斯。他或许更不会想到，秦王嬴政没想要他的命，李斯却送来了毒药。

这位深知人心险恶的思想家，一定死不瞑目。





人是靠不住的


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



他的同学叫李斯。

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正如庞涓和孙膑都拜在鬼谷先生门下。而且，就像后来李斯嫉妒韩非，庞涓也嫉妒孙膑。其结果，是庞涓设计陷害这位同学，让他受了膑刑（砍断双脚），从此失去本名，叫作孙膑。

大难不死的孙膑秘密地逃到了齐国，成为齐将田忌的幕僚。公元前341年，孙膑用计大败魏将庞涓于马陵，魏太子被俘，庞涓自尽。商鞅见魏国遭此重创，也趁火打劫，在第二年大败魏公子，逼得魏国迁都大梁。1

这时的魏君，便正是梁惠王。梁惠王一败于孙膑，二败于商鞅。孟子跟他讲仁义，他当然听不进去。

韩非却比孙膑惨。

与孙膑不同，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可惜当时的韩国已奄奄一息。他的主张，韩王不能用。他的著作，秦王嬴政读了后却爱不释手。于是嬴政发兵猛攻韩国，非得一见韩非不可。韩王恐惧，赶紧派韩非使秦。

李斯就紧张了。

这时的李斯，已是嬴政的客卿。他知道自己的才干比不上韩非，便对嬴政说：此人是韩国公子，会死心塌地帮助秦国吗？弄不好是韩国的卧底吧？

嬴政跋扈惯了，不假思索便将韩非下狱。

其实嬴政并无杀意，李斯却心狠手辣。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韩非想对秦王解释，也不得批准，只能饮药而死，终年四十七岁。

对此，司马迁很是感慨。司马迁说，韩非怎么就不能自救呢？他可是写过《说难》（说读如税）的呀！2

的确，韩非应该知道人不可靠。

比如弥子瑕和卫灵公。

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两人好的时候，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当时那昏君还说：弥子瑕爱我，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的说法却是：弥子瑕简直混蛋，把吃剩下的给寡人。

人，怎么靠得住？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难》中讲的。

这故事说，有一次郑武公问群臣：寡人要用兵，哪个邦国可以讨伐？某大夫说：胡国。郑武公勃然大怒：胡说！胡国是兄弟，你说可以讨伐，什么意思？

于是，郑武公把那大夫杀了。

胡国很高兴，觉得郑武公够哥们。谁知道胡国刚一放松警惕，郑武公就动手了，而且一举拿下。原来他的愤怒和杀人，都是烟幕弹。3

这就是所谓兄弟。

看来，同学是靠不住的，兄弟是靠不住的，君臣也是靠不住的，哪怕那君臣是情人。

那么夫妻呢？

也靠不住。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有一百布币。老公说，你这人也真是老实，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一百布币就够我们花的了。钱赚得多，你还不拿去讨小老婆？4

夫妻靠不住，父母呢？

同样靠不住。韩非说，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父母对子女，岂非也是“计算之心以相待”？5

所以韩非说，千万别相信人。

韩非甚至还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尤其是那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

是这样吗？

是。道理很简单：男人“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三十而美色衰矣”。所以王后过了三十，就会失宠。母后失宠，则太子难保。储君之位，很可能归于新宠。

显然，只有君王驾崩，母为太后，子为新君，才能高枕无忧。如果老天爷不长眼，就只好自己动手。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要做点手脚，是很便当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6

好一个韩非！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些儒家最为看重的人际关系，在他的眼里和笔下，都变成了赤裸裸、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计，没有半点美丽和温馨。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地撕开了，露出来的，是尔虞我诈，是巧取豪夺，是刀光剑影，是你死我活。

这可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历史上，似乎没人这样直白地说出了人性的恶，还说得那么不动声色，那么理所当然，丝毫都不顾及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

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冷峻。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于是，在韩非这份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着，庄子的浪漫，都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事实上，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吗？不觉得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吗？不觉得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

也许，只有老子那句话还有点意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7

刍狗的哲学，该是什么？

人性的善恶，何以知之？





孟子：人性向善


人性问题，是告子提出来的。8

告子的态度很明朗，观点也很鲜明：一、人性是存在的，也是天生的，它就是人的天性；二、人的天性就是饮食男女，即自然属性，叫“食、色，性也”；三、作为自然属性或人的天性，人性无善恶。9

对此，孟子不能同意。

于是，辩论在告子和孟子之间展开。

告子说：天生的就叫作性。

孟子反问：天生就叫性，好比白就叫白，是吗？

告子说：正是。

孟子又问：因此，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是吗？

告子又说：正是。

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告子怎么回答？

不知道。

从《墨子》开始，诸子讲述的辩论案，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终。像《论语》那样如实记录的，罕见。

不过，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

第一，不要抽象地谈性质。抽象地谈，羽毛、雪花和玉石，没有区别，都是白的。由此及彼，白羽、白雪、白玉，跟白马、白羊、白狗，也没有区别，也都是白的。那么请问，这样的性质，有意义吗？

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并无区别。比如吃东西和生孩子，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做，还不差。如果把这看作“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所以，要么别谈人之性，要谈就谈社会性。

那么，人的社会性，有善恶吗？

孟子认为有，告子认为没有。

告子说，天生的人性就像水，东边开了口子就往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就往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听起来，这很有道理。

于是孟子接过了话头。

孟子说，没错，水的流动，确实无所谓向东还是向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要分的吧！水尚且要分上下，人难道就不分善恶？也要分吧！

怎么分？

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所有的水，都是往低处流的。因此，所有的人，也就都要往高处走。水，有往高处流的吗？没有。那么，人也没有不向善的。

呵呵，有问题吗？

有。

先请问：照此说来，人性本善吗？

不，向善。正如水性，并不是“本下”，而是“向下”。人性亦然。水的特性，是趋向于低处；人的特性，是趋向于善良。这就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性向善，才是孟子的观点。本善不是。

那么，所有人都向善吗？

是。这就叫“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

环境和条件使然。这就好比水，如果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但，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只能叫“其势则然也”。

同样，人性向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善。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他就善。反之，则可能恶。也就是说，性善，只是“可以为善”。

这就要问：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这就是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这四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这就是共同人性。由此产生的，是共同价值，即仁义礼智。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10

相反，舍弃向善可能性的，就成为恶人，这就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1

这就是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也就在这里。

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因为把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了。

现在，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要问：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人的社会性，不是并非天生吗？那么，他为什么无须教育，就会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怎么就“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

这，岂非漏洞？

当然是。如果不堵住，儒家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谁来填补漏洞？

荀子。





荀子：善能胜恶


荀子的主张，是把人性分成两半。

哪两半？

一半叫性，一半叫伪。

什么叫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2 什么叫伪？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不在天而在人的，谓之伪。13 也就是说，天生如此的就叫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很清楚，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在荀子那里，就叫“性伪之分”。

这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解决善恶问题。

怎样解决？

恶来自性，善来自伪；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性则恶，伪则善，这确实高明。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也就是说，荀子主张性恶，不是说人性恶，更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就还有希望。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还有伪。性战胜伪，就是恶人；伪战胜性，就是好人。一个人是善是恶，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么，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性起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人类自为，君子自强。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化性而起伪”，就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

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结果，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满盘皆输。

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军事家吴起，据说是爱兵如子的。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就跪下来，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在一旁哭天抢地。

有人问：将军爱兵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当年吴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结果他战死了。我的儿子，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韩非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讲了另一段话。韩非说，雇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雇工吗？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够多卖力气。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14

由此可以推论，吴起为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也不是爱士兵，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晋人王良号称爱马，越王勾践号称爱民。结果怎么样呢？马和人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15

于是韩非接着说：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不是的。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仁义不仁义，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16 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17 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18 人们的追求，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19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20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21 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22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23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24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7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9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是：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臣民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臣民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31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32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33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4 荀子主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5 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36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37

老子的方法论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8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百家争鸣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国的争论，虽然由秦皇汉武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三百年的争鸣，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很正常。实际上，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问题是，在诸子的时代，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实现价值的可能吗？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韩非都主张的。平等再加自由，则是庄子的价值观。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此刻能做的，是先来看看秦皇汉武们，如何缔造出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秋天一到，雨就来了。

大小川流的秋水汇入黄河，黄河变得非常宽阔。站在岸边和沙洲隔水相望，已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

黄河之神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

志得意满的黄河伯决定去拜访北海之神。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

黄河伯望洋兴叹。

他对北海若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1

我读先秦诸子时，也正是这种感觉。

的确，诸子的思想就像那北海之水，浩渺无边，不见际涯。何况北海若还告诉黄河伯，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太仓一粟。那么，我会不会也“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极有可能。

很小的时候就读诸子书。最早吸引我的，是那些成语故事，比如孟子讲的杯水车薪，庄子讲的朝三暮四，韩非讲的守株待兔、老马识途和郑人买履。

后来，就开始背书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比如《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 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 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4荀子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5等等。好处是写作文用得上，也挺励志。我甚至曾经猜想，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什么感觉？

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后来就评法批儒了。评法批儒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内容是评论法家，批判儒家。这时，便有机会重读了诸子。虽然公开的发言必须把儒家骂得狗血喷头，但私下里还是觉得，至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6总不错吧？

何况那时的生活真苦。于是更觉得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云云，7 真是说得太好了！孔孟之道，也不能一概否定吧？

我不知道孟子是不是当真挨过饿，有没有像我当年那样饿得仰望星空，吃外星人的心都有。但有一句话，却是很久以后才真正有共鸣的。

这句话叫：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8

不虞之誉，就是意想不到的赞扬；求全之毁，就是过于苛刻的诋毁。这两条，我在这些年都体验过了。本中华史将要面对的批评，大约也会如此。尤其是本卷，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那是可以千刀万剐的。因为先秦诸子是太平洋，本书则还算不上黄浦江。

那就悉听尊便。

唯一要交代的，是这个话题并没有讲完。比如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仁学结构，还有儒法两家后来的关系，将安排在第八卷。因为这两个问题，只有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看得清楚。至于对百家争鸣及其影响的总评价，也许要到最后一卷。

但，先秦诸子将在后面的历程中，时时陪伴着我们。





附录


本卷人物年表

公元前586年－前538年，犹太先知，摩西五经。

约公元前580年－约前500年，毕达哥拉斯。

约公元前565年－约前485年，释迦牟尼。

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孔子。春秋晚期，孙武，《孙子兵法》作者。

公元前469年－前399年，苏格拉底。

约公元前468年－约前379年，墨子。与墨子同时代，杨朱。

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柏拉图。战国初期，《老子》成书。

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商鞅。公元前384年－前322年，亚里士多德。

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孟子。

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庄子。公元前341年－前270年，伊壁鸠鲁。

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屈原。

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荀子。

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韩非。



注释

第一章

1.以上见《庄子 ·说剑》。



2.这个说法，是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也翻译为“枢纽阶段”。



3.老子是否确有其人，《老子》一书系何人所写，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认为《老子》一书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它的思想源头可能来自李耳，或老聃，或太史儋，或老莱子，但也可能只是打着他们的旗号，借壳上市。



4.请参看《史记 ·孔子世家》。



5.事见《论语 ·微子》。此时定为由叶返蔡之时，从司马迁说。



6.见《论语·微子》。



7.见《论语·宪问》。



8.见《论语·八佾》。



9.见《史记·孔子世家》。



10.见《论语·颜渊》。



11.见《论语·阳货》。



12.见《论语·阳货》。原文是：“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



13.见《论语·八佾》。



14.见《论语·阳货》。原文是：“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此处所言，是对这句话的三种理解。



15.请参看《论语·乡党》。



16.见《墨子·非儒》。但学术界普遍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



17.请参看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 ·先秦编》。



18.见《墨子·耕柱》。



19.见《孟子·滕文公上》。



20.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礼乐制度在进入帝国时代后也没有被废除，儒学反倒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



21.见《庄子·外物》。



22.见《庄子·箧》。



23.见《庄子·天运》。



24.见《庄子·大宗师》、《庄子·天运》。



25.见《庄子·人间世》。



26.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 ·杨朱》）。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 ·第十三章》）。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 ·在宥》）。对老子和庄子的理解，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



27.请参看李零《人往低处走》。



28.见《韩非子·难一》。



29.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30.见《韩非子·解老》。



31.见《论语·颜渊》。



32.比如有人批评《墨子》没有文采，韩非就借他人之口为之辩护，认为墨子的语言之所以质朴，是因为担心人君“览其文而忘有用”，“怀其文而忘其直”，所讲故事则正是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见《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33.见《墨子·兼爱中》。



34.以上均见《韩非子·五蠹》。



35.见《韩非子·说林上》。



第二章

1.墨子救宋故事，见《墨子·公输》。



2.此处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



3.见《墨子·非攻上》。



4.见《墨子·鲁问》。



5.见《墨子·兼爱中》。



6.见《墨子·非乐》。



7.见《墨子·天志下》。



8.见《墨子·尚贤下》。



9.见《墨子·非乐上》。



10.见《墨子·节用中》。



11.见《墨子·尚贤上》。



12.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3.见《庄子·天下》。《墨子 ·备梯》中也说，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追随老师三年，手上脚上都起了老茧，脸黑得像煤炭，做牛做马服侍先生，什么问题都不敢问。最后就连墨子自己都看不下去，备酒设宴请他吃饭，禽滑釐这才说自己想学守城。



14.关于墨子反对娱乐，请参看《墨子·非乐》。



15.见《庄子·天下》。



16.见《庄子·天地》。

17.见《老子·第十七章》。引用《老子》一书，最大的麻烦是版本问题。本书所引，多数原则上都根据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做了校正，与一般读者所见流行版本不尽相同。但为读者检索方便，各章所标序号仍沿用流行版本。以下均如此例，恕不一一说明。



18.见《老子·第五十七章》。



19.见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



20.见《老子·第三章》。



21.见《老子·第五十八章》。



22.见《老子·第三章》。



23.见《老子·第六十五章》。



24.见《老子·第二章》。



25.见《老子·第五十七章》。



26.见《老子·第三十七章》。

27.见《老子 ·第四十一章》（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此处通常作“大器晚成”，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作“大器免成”， “免成”更符合老子辩证法。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



28.以上均见《韩非子·扬权》。



29.见《韩非子·主道》。



30.见《韩非子·扬权》。



31.见《论语·为政》。



32.见《韩非子·扬权》。



33.见《韩非子·五蠹》。



34.见《韩非子·大体》。



35.见《淮南子·泰族训》。



36.见《韩非子·有度》。



37.以上均见《墨子·尚同中》。



38.《墨子》一书的《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及这一点。



39.本段论述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40.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41.本节所述大同与小康，均请参看《礼记·礼运》。



42.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43.见《老子·第三十八章》。



第三章

1.见《孟子·梁惠王上》。



2.请参看《史记·魏世家》。



3.孟子这话说了两次，一次在《万章上》，一次在《万章下》。



4.见《孟子·公孙丑下》。



5.见《孟子·梁惠王下》。



6.请参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7.见《孟子·梁惠王上》。



8.见《孟子·梁惠王下》。



9.见《孟子·梁惠王下》。



10.见《孟子·尽心下》。



11.见《孟子·万章上》。



12.见《孟子·梁惠王下》。



13.见《孟子·万章下》。



14.见《论语·八佾》。



15.见《孟子·离娄下》。



16.见《孟子·万章上》。



17.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18.见《韩非子·五蠹》。



19.见《韩非子·内储说下》。



20.见《韩非子·难四》。



21.见《韩非子·六反》。



22.见《韩非子·二柄》。



23.见《韩非子·难势》。



24.见《韩非子·定法》。



25.见《韩非子·难三》。



26.见《韩非子·有度》。



27.见《墨子·鲁问》。



28.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



29.见《墨子·尚同上》



30.见《墨子·尚同中》。



31.实际上，《墨子》一书没有提到杨朱，孟子则把杨朱和墨子相提并论，可见杨朱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



32.见《孟子·滕文公下》。



33.见《孟子·尽心上》。



34.见《庄子·天下》，原文是“腓无，胫无毛”。



35.见《韩非子·显学》，原文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



36.本书所引杨朱事迹及观点，除注明者外，均据《列子·杨朱》。由于不少学者视《列子》为伪书，故杨朱的思想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讨论，这其实也是可以商量的。



37.这段话前面还有两句，但可以看作对宣言的解释，不引。



第四章

1.见《庄子·秋水》。



2.见《庄子·至乐》。



3.见《列子·杨朱》，下引不注者皆同。



4.分别见《孟子》之《尽心上》、《公孙丑下》、《滕文公下》。



5.见朱熹《孟子章句集注》。



6.见《孟子·公孙丑下》。



7.见《孟子·尽心下》。



8.见《孟子·公孙丑下》。



9.见《孟子·梁惠王上》。



10.见《孟子·告子下》。



11.见《孟子·万章下》。



12.见《孟子·公孙丑上》。



13.见《孟子·尽心下》。



14.见《孟子·公孙丑下》，文中所说齐国某地是平陆，当在今山东省汶上县北。



15.见《墨子·明鬼》。



16.见《墨子·公孟》。



17.见《墨子·明鬼》。



18.见《墨子·贵义》。



19.见《墨子·明鬼》。



20.见《墨子·耕柱》。



21.见《论语·尧曰》。



22.见《论语·颜渊》。



23.见《论语·雍也》。



24.见《墨子·非命中》。



25.见《墨子·公孟》。



26.见《论语·子罕》。



27.见《论语·述而》。



28.见《论语·宪问》。



29.见《论语·阳货》。



30.见《庄子·人间世》。



31.见《庄子·天道》。



32.请参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3.见《庄子·秋水》。



34.见《庄子·秋水》。



35.见《庄子·列御寇》。



36.见《庄子·马蹄》。



37.见《庄子·达生》。



38.见《庄子·至乐》。



39.见《庄子·养生主》。



40.见《论语·颜渊》。



第五章

1.关于先秦道家三阶段说，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2.见《老子·第七十八章》。



3.以上见《老子·第八章》。



4.以上见《老子·第六十一章》。



5.以上见《老子·第六十六章》。



6.见《老子·第八十章》。



7.见《老子·第二十九章》。



8.见《老子·第六十七章》。



9.见《老子·第六十八章》。



10.唐代的王真，宋代的苏辙，现代的章太炎、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兵书，或有兵书性质、兵书意味、兵书要素。请参看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1.以上见《孙子兵法·虚实》。



12.见《孙子兵法·九变》。



13.见《老子·第六十八章》。



14.见《孙子兵法·军形》。



15.见《老子·第七十三章》。



16.见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17.见《老子·第三十章》。



18.见《老子·第三十一章》。



19.见《老子·第四十六章》。



20.见《老子·第六十七章》。



21.见《老子·第六十九章》。



22.见《老子·第六十七章》。



23.见《老子·第六十九章》。



24.见《老子·第五章》。



25.此种解释亦请参看《庄子·天运》。



26.见《老子·第四十三章》。



27.见《庄子·齐物论》，并请参看《逍遥游》和《天运》。



28.见《庄子·逍遥游》。



29.见《庄子·齐物论》。



30.见《庄子·骈拇》。



31.见《庄子·应帝王》。



32.请参看《庄子·逍遥游》。



33.见《论语·雍也》。



34.见《论语·先进》。



35.见《论语·雍也》。



36.请参看康有为《论语注》。



37.见《论语·宪问》。



38.见《老子·第六十三章》，原文是“报怨以德”。



39.见《老子·第七十八章》。



40.荀子算的总账，主要在《荀子 ·解蔽》篇，请参看。



41.见《论语·公冶长》。



42.见《论语·颜渊》。



43.见《荀子·天论》，下引不注者皆同。

44.见《周易·乾卦·象辞》。郭沫若和李泽厚都认为，《易传》思想深受荀子影响，本书表示赞同。请参看郭沫若《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荀易庸记要》。



45.见《荀子·天论》。



46.以上均见《韩非子·内储说下》。



第六章

1.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商君列传》。



2.以上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见《韩非子·说难》。



4.见《韩非子·内储说下》。



5.见《韩非子·六反》。



6.见《韩非子·备内》。



7.见《老子·第五章》。



8.告子其人，身世不明。但他在《墨子》一书中出现过，因此其年龄应该比墨子小，比孟子大。



9.见《孟子·告子上》，下引不注者均同。



10.见《孟子·告子下》。



11.见《孟子·告子上》。



12.见《荀子·正名》。



13.见《荀子·性恶》，下引不注者皆同。



14.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5.见《韩非子·备内》，下引不注者皆同。



16.见《韩非子·解老》。



17.见《韩非子·奸劫弑臣》。



18.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9.见《韩非子·难四》。



20.见《韩非子·说林下》。

21.战国晚期，君臣关系与春秋和战国前期不同，卿大夫的世袭制已逐渐改为任命制，各国甚至有实行客卿制的，故云。



22.见《韩非子·饰邪》。



23.见《韩非子·显学》。

24.关于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关于“以法治国”，请参看《韩非子·有度》。



25.见《韩非子·难三》。



26.见《韩非子·五蠹》。



27.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28.见《论语·为政》。

29.道，就是引导。齐，就是规范。格，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说是“达到标准”，李零先生《丧家狗》说是“遵守规定”，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说是“人心归服”，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说是“认同归依”，我认为是“自觉遵守道德律令”。请参看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30.见《韩非子·五蠹》。



31.见《韩非子·五蠹》。



32.见《论语·颜渊》。



33.见《荀子·非相》。



34.请参看本书第二章。



35.见《荀子·礼论》。



36.见《韩非子·显学》。



37.见《论语·阳货》。



38.见《老子·第五十八章》。



后记

1.见《庄子·秋水》。



2.见《论语·颜渊》。



3.见《孟子·公孙丑下》。



4.见《庄子·养生主》。



5.见《荀子·劝学》。



6.见《论语·子罕》。



7.见《孟子·告子下》。



8.见《孟子·离娄上》。



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秦始皇的尸体被秘密运往咸阳，身边堆满了鲍鱼。
　　但他的事业却被刘邦全面接手，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第一章 始皇革命
　　
　　秦始皇的三大革命：
　　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2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3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4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5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6那么，嬴是什么？
　　请看金文的嬴字——
　　◎金文的“嬴”（从貝 庚赢卣赢字重见）。 ◎金文的“嬴”（嚣伯盤）。
　　◎金文的“嬴”（筍伯盨）。 ◎金文的“嬴”（子弔嬴芮君）。
　　◎金文的“嬴”（嬴氏鼎）。 ◎金文的“嬴”（樊夫人龍嬴鬲）。
　　◎金文的“嬴”（嬴 伯卫父盉）。 ◎金文的“嬴”（成伯孫父鬲）。
　　◎金文的“嬴”（嬴季簋）。 ◎金文的“嬴”（樊夫人龍嬴壺）。
　　◎以上引自《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7页。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7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8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9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26页图制作。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10晋，其实也是“混血儿”。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1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2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3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4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5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6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7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8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9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20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鴃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1，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
　　◎鸟书，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282页。 ◎蝌蚪文，侯马盟书摹本。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2
　　◎布币 ◎刀币 ◎圜钱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周篆 ◎秦篆 ◎秦隶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做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陈胜、吴广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5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6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7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8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9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它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机，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10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11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2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驩、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13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14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15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16
　　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 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17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18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19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20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民残酷。秦的忠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酷吏。因为不是酷吏，便执行不了那些严刑峻法。
　　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也就理所当然。
　　难怪蒯通会这样对徐公说：大人做范阳令十年了，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县里的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把刀捅进足下肚子里，无非畏惧秦法。现在天下大乱，秦法不施，你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死定了。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民众便纷纷杀掉帝国政府派来的那些官员，以此作为响应。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21
　　这，就是秦始皇他们种下的恶果。
　　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
　　陈胜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他的失败呢？
　　为什么是楚
　　陈胜的造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萧何”，就是楚。
　　楚，是陈胜曾经借用的名义。起义之初，他的旗号叫“大楚”。称王之后，他的国号叫“张楚”。所以，陈胜也是楚王。只不过，为了区别项梁所立之楚怀王，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史家多称陈胜为陈王。
　　称为陈王并不错。陈胜姓陈，国都也在陈。
　　其实陈王就是楚王，因为陈一度是楚的国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顷襄王不能抵抗，只好迁都到陈。之后，楚都又继续东迁。前253年，迁都钜阳；前241年，迁都寿春。
　　显然，陈之于楚，意义非凡。
　　意义在哪里？
　　看看地图就知道。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钜阳，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这说明什么呢？
　　很清楚，从郢到陈，是往东北走；从陈到钜阳，再到寿春，则是一步步走向东南。
　　这是一个曲线图。
　　曲线图标志的，正好是楚的国运。
　　事实上，楚国迁都钜阳后，势头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都陈之时，却一度挽回颓势。顷襄王收复了失地十五城，考烈王也灭了鲁。如此说来，陈岂非“复兴之都”，可以建成“反秦复楚”的基地？
　　陈的豪绅贤达、父老乡亲，大约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主张陈胜在陈称王，他们的“劝进表”则高度评价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陈胜也从民所欲，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的意思。
　　可惜，这并非陈胜的真心。
　　实际上，陈胜号称“大楚”或“张楚”，不过“借壳上市”再加“收买人心”。因此，他并没有恢复楚国社稷。相反，谁要是当真立个楚王，他就把谁杀了。22
　　这当然让人失望。
　　陈胜的失败，也被认为是活该。
　　说这话的人叫范增。
　　范增也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原本是一个隐士，同时也是策士，出山的时候已经七十岁。正是由于他的建议，项羽的叔叔项梁，才到田间地头找回了楚怀王一个名字叫心的孙子，立为楚王，也叫楚怀王。
　　结果，项梁威望大增。
　　相反，后来项羽杀了怀王，则人心尽失。
　　这，又是为什么呢？
　　范增的解释是：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楚怀王是被骗到秦国，软禁客死在那里的。因此楚人耿耿于怀，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因此，谁兴楚，谁就能成功。陈胜不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当然“其势不长”。23
　　这话有问题。
　　什么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难道其他五国是有罪的？都没有。如果有，那也是狼在上游喝水时，羊儿不该喝了下游的水。是啊，春秋尚且无义战，战国的战争还讲什么道德？罪与非罪，不是原因。
　　那么，为什么“亡秦必楚”的说法会广为流传，起兵反秦者也多在楚境？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但，在秦不在楚。
　　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对秦恨之入骨。他们痛恨秦始皇，痛恨秦二世，痛恨秦的军官和地方官，更痛恨秦的制度和政治，恨不得秦制和秦政早早灭亡。
　　秦政和秦制，为什么就这样可恨呢？
　　因为秦制是专制，秦政是苛政。这种制度和政治能够在秦国实行，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特殊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乃秦人共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国就得集权，强兵就得专制，富国就顾不上富民。集权、专制再加聚敛，执法势必苛严，国民也只能克制自己作出牺牲。是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国为熊掌，民就是鱼。鱼，也可以对政治说三道四吗？
　　何况牺牲是有补偿的。物质的补偿，是加官晋爵，分享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心理的补偿，则是可以在他国面前以“大国民”自居。所以秦王国的苛暴，秦国民可以忍受。这一点，想想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就不难理解。
　　但是天下一统后，物质和心理的补偿都没有了。没有了兼并战争，就没有了战利品；没有了国际社会，就无所谓大国民。这时再过苦日子，谁干呀？
　　原来六国的国民就更不干，他们以前过的可不是这种生活。六国虽然也变法，但多半“寓封建于郡县”，没那么集权，更没那么专制。尤其是楚，山重水复，地广人稀，人民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哪里受得了秦那一套？
　　显然，秦制和秦政即便适用于秦（即便而已），也不适用于天下。因此，汉的高、惠、文、景四朝，便都放弃法家主张，推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武帝更把秦制改为汉制。所有这些，都可谓事出有因。
　　不过这是后话。
　　当时，则只有六国人民对秦制和秦政的满腔仇恨。
　　对新制度不满，就会怀念旧制度，并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对新君主不满，就会怀念旧君主，并同样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比如楚怀王，哪有范增他们说的那么好？他其实也是一个混蛋。24
　　很清楚，怀念楚，是因为痛恨秦；抬出楚怀王，是为了对抗秦始皇。这并不奇怪。正如马克思所说，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人们总会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穿着他们的衣服，喊着他们的口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25
　　陈胜就是这样，他甚至借用过楚将项燕的旗号。只不过，此人刚刚成功就过河拆桥，把这件衣服扔了，自己给自己加冕。最后，却被别人摘下了王冠。
　　不，脑袋。
　　大泽乡起义六个月后，失去楚人支持的陈胜被章邯统领的政府军击败，陈县失守。陈胜本人则先是逃到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市），然后逃到下城父（今安徽省涡阳县），最后被自己的驾驶员谋杀在那里。
　　这时，他还能想起那件“借来的衣服”吗？
　　想不想得起都无所谓了。因为项燕的后代已经登场，而且将演出更大的场面来。
　　这个人，就是项羽。
　　
　　第三章 项羽争雄
　　
　　项羽为我们留下了四个成语：
　　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还乡，沐猴而冠。
　　兵起江东
　　项羽是跟着他叔叔项梁一起造反的。
　　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九月，也就是大泽乡起义的两个月后。当时，蕲县周边得到消息的民众，纷纷杀了秦帝国派来的郡守和县令，以响应陈胜，史称“江西皆反”。1
　　这时，项梁和项羽却在江东。
　　江东和江西，是古代的两个概念。我们知道，万里长江经过鄱阳湖以后，有一段（主要在今安徽省境内）是斜行向北的。于是，从九江到镇江，就形成了一条偏南北方向的水路。以此为界，两岸分别称为江东和江西。江东即今苏南和皖南（后来苏南叫江南），江西即今苏北和皖北（后来苏北叫江北）。古代的江西跟现在的江西毫不相干，正如古代的江南其实是现在的湖南。
　　项梁和项羽所在的吴县，当然是江东。
　　吴县就是现在的苏州，春秋时期是吴国的国都，秦代则是会稽郡的郡治（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听到江西皆反的消息后，郡守便请项梁来议事。
　　为什么要请项梁呢？
　　因为项梁是地方豪杰，社会名流。
　　项梁一族原本是很显贵的。他们家世代都是楚将，因功勋卓著而被封在项，故以项为氏。项，即今河南省项城市。两千多年后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便是项城人。
　　项梁的父亲项燕，更是楚国名将。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破楚，俘虏了楚王。项燕便另立昌平君为王，组织流亡政府在淮南一带进行反秦斗争。第二年，流亡政府兵败，昌平君被杀，项燕也以身殉职。
　　所以，项燕在楚人心目中威望很高。陈胜起义要打他的旗号，原因就在这里。
　　项燕兵败殉职后，项氏家人也流落民间。项梁则因为杀了人，带着项羽避仇到了吴县，并很快成为当地最有声望的人。现在天下大乱，郡守当然要找他来商量。
　　这郡守的打算，是要造反。
　　会稽郡的郡守为什么要造反，不清楚。也许，他很清楚人民对帝国和帝国的官员有多么痛恨，不愿意落得其他郡守、县令那样的下场。也许，他清醒地意识到大秦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势在必行，想趁机捞一把。也许，这两种想法他都有。总之，这郡守决定起兵，而且希望项梁和另一个人做自己的左右手。
　　看来，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确实靠不住。至少，会稽郡这位就是。而且，如果他是最早背叛帝国的，那就还是“首叛”，尽管未遂。
　　未遂，是因为项梁不打算让他得逞。
　　项梁为什么不肯支持郡守？也不清楚。也许在项梁看来，与其你造反，不如我造反。你反叫叛国，我反叫起义。恰好郡守要找的另一个人，很可能是帝国的通缉犯，此刻正躲藏在深山老林或江湖沼泽之中。
　　于是项梁说，你说的那人在哪，只有我侄儿知道。
　　郡守便请项羽进来。
　　结果是，项羽进来后，项梁只看了项羽一眼，项羽就拔出剑来，一剑砍下了郡守的脑袋。
　　众人大惊失色，乱作一团。
　　项梁却笑了，因为他太知道自己的侄儿是什么人。
　　与陈胜不同，项羽原本是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的，项梁对项羽的培养也很用心。可惜项羽对任何学习都毫无兴趣。他先是学字，没几天就不干了。转为学剑，没几天也不干了。项羽说，学会了写字，不过可以记下别人的名字，有什么用？学会了剑术，也不过战胜一人而已，不值得学。要学，就学可以战胜千万人的。
　　项梁想想也有道理，就教他兵法。项羽这才大喜，但同样浅尝辄止。于是就连兵法，项羽也没学完。2
　　然而项羽的天赋却极好。据说，他身长八尺余（一米八四以上），才气过人，力能扛鼎（单手就能把鼎举起来）。吴县的世家子弟和小混混，都不得不让他三分。
　　项羽力气大，胆子也大。公元前310年，秦始皇南巡到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项羽和项梁一起混在人群中围观。当时二十三岁的项羽看得兴起，竟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吓得项梁马上捂住他的嘴巴。
　　这样的愣头青，杀个郡守真是小菜一碟。
　　项梁则一把拎起郡守的人头，同时将郡守的印绶挂在身上。印，就是官印；绶，就是绶带。秦和汉的制度，是一官一印。不像后来，新官旧官都用同一颗印。但是项梁并非朝廷命官，没人给他铸印，只好先用旧郡守的。
　　有了这颗官印，项梁便自任会稽郡守，任命项羽为裨将（裨读如皮，裨将即副将）。这时，旧郡守的部下和侍从百十人，已被项羽一口气杀个精光；反抗暴秦，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是吴县上下，都拥护项梁。
　　项梁起义成功。
　　起义成功的项梁后来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那就是接受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王。这是他们起兵九个月后，即秦二世二年六月的事。这时，陈胜的死讯已经得到证实，陈胜部下另立的一个楚王也兵败身亡。项梁立楚怀王，就等于填补了空白，也接过了旗帜。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反秦的事业，从此更加波澜壮阔，声势浩大。
　　实际上在此之前，项梁的队伍就不断在壮大。原来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部队和将领，也纷纷加入项梁的行列。其中有一些，便成了叱咤风云改写历史的人。
　　比如英布。
　　英布是六县人（六读如陆，在今安徽省六安市），本是平民。后来因为犯法受了黥刑，所以又叫黥布。英布率领的是一支土匪部队，但英勇善战。英布本人，则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最后被刘邦所杀。
　　英布的加盟，十分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刘邦。3
　　刘邦来了
　　刘邦也是秦二世元年九月起义的。
　　如果说项羽是贵族也是混混，那么，刘邦是平民也是流氓。他的父母，据说分别叫太公和刘媪（读如袄），其实就是刘大叔、刘大妈，可见是无名之辈。
　　刘邦自己，则据说“小字季，即位易名邦”。4也就是说，他当了皇帝之后，才正式有了名，叫“邦”。季，也不是字，是排行最小的意思。所以，刘季就是刘小。5
　　刘小的出生，十分可疑。
　　正史的说法，是有一次刘大妈睡在湖边，梦中与神相遇做爱。当时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刘大叔跑过去，只见一条蛟龙正在他太太身上。
　　结果，刘大妈有了身孕，生下刘小。6
　　显然，这是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是开国帝王们伪造历史的惯用手段，目的无非是要证明自己命系于天，君权天授，理当奉天承运。可惜话说过了头，就会露出马脚。也许，刘大叔当年确实看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看到的不是龙。
　　这就是刘邦，或刘小，或刘季。
　　事实上起义之前的刘邦，确实是叫刘季的。之后，则随着身份的变更，依次叫沛公、汉王、皇帝、高祖。但为了读者方便，本书一律称为刘邦。
　　少年时代的刘邦，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花钱倒很大方（喜施，意豁如也），以至于酒店的老板常常敲他竹杠，加倍收他的酒钱。
　　不过刘邦的命运，显然比陈胜好。成年后，他居然当上了泗水（在今江苏省沛县东）的亭长。秦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基层干部，而且不占国家编制，不是官，是吏，还是小吏。
　　问题是当小吏也不容易。前面说过，秦的制度，是县以上设流官，县以下用土著。但土著为吏，必须或者有产业，或者有德行。韩信就因为“家贫无行”，而“不得推择为吏”。7 刘邦又凭什么当亭长呢？
　　这是一个谜。
　　其实亭长也不是什么美差。管着巴掌大一块地方，受理家长里短的民事诉讼，8权不大，事不小，好处不多，麻烦不少，一般体面人家的子弟不屑于做，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又做不了，最合适刘邦这样的痞儿和混混。
　　刘邦自己，似乎也当得不亦乐乎。他甚至发明了一种竹皮冠，装模作样地戴在头上。除此之外，刘邦倒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依然嬉皮笑脸，吃喝嫖赌，打情骂俏，在酒馆里打白条赊酒吃。就连本朝太史为他作传，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最大优点是“好酒及色”。
　　刘邦身上，实在编不出什么励志的故事来。
　　然而刘邦的天赋却很高，尤其是悟性极好。张良讲兵法，出主意，其他人都不得要领，只有刘邦一听就懂。于是张良认定刘邦是天才，一辈子为他出谋划策。9
　　何况刘邦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作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这些人的绳子统统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岂非英雄气概？
　　当然是，至少也是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豁得出去。就算天塌下来，也敢拿命去赌。这样“二”的人，如果遇到乱世，那才真叫“生逢其时”。
　　二世元年的九月，便正是这样一个时候。
　　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后，沛县的县令就慌了手脚。因为其他郡县响应号召的民众，都把自己的郡守和县令杀了。于是沛县县令决定投靠陈胜。
　　这又是一个“叛吏”。而且，由于沛县起义比吴县可能还早几天，因此他才是“首叛”。看来，柳宗元所谓“有叛人而无叛吏”，也只能解释为“没有存心反叛的”。
　　可惜沛县的这个县令，也没做成叛徒。
　　没做成的原因，在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都是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当时则是沛县的吏员。他俩对县令说，大人本是秦的官员，现在起兵反秦，恐怕难以服众。因此就算要反，也得多找些人来帮忙。
　　于是县令说，那就把刘季找来吧！
　　奉命去找刘邦的人叫樊哙。此人也是大汉功臣，当时却是狗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放跑了囚犯的失职亭长刘邦藏在哪里，当然只有樊哙这样的人知道。
　　刘邦欣然前往，县令却出尔反尔。反悔的原因，当然是害怕刘邦进城以后，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因此他紧闭城门，坚守城池，还打算杀了萧何、曹参。
　　然而这时的沛县，已不是这个狐假虎威的县令可以做主的了。萧何和曹参逃出沛城与刘邦会合，刘邦则将一封帛书用箭射入城中，遍告父老乡亲。而且他号召沛人的口号，也是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
　　于是沛人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
　　沛县起义了。
　　剩下的问题，是谁当领袖，谁来牵头。刘邦谦让，其他人则不敢。萧何也好，曹参也罢，都是读书人。读书人，是没几个敢造反的。樊哙倒可能敢，可惜威望不够。推来推去，刘邦成了“众望所归”。
　　从此，刘邦被称为沛公。
　　这就跟项梁的情况极为相似。项梁起义后，便率兵从江东到了江西，与陈婴的部队联盟。陈婴原本是东阳县（今江苏省盱眙县）的书吏。东阳人民起义后，陈婴像后来辛亥时的黎元洪一样，被强迫革命，当了义军领袖。
　　陈婴与项梁联盟后，东阳人又要陈婴称王。当时，陈婴有兵两万人，项梁只有八千，当然该陈婴做老大。但是陈婴打死也不肯干。他母亲对他说，暴得大名，不是好事。不如跟在后面，事成可以封侯，兵败也不难逃亡。
　　于是以项梁为领袖。
　　也就在这时，英布加入了项梁的队伍。
　　之后，刘邦因势单力薄，也来加盟。此前，项梁已经收编了陈胜的旧部，占据了陈胜的故地，拥有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胡陵（今山东省鱼台县）、薛（今山东省滕州市）、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刘邦的到来，正是如虎添翼。
　　有了英布又有刘邦，再加上有楚怀王为旗帜，项梁的事业风生水起，项梁的部队所向披靡。他取亢父（读如刚斧，今山东省济宁市），救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屠城阳（今山东省菏泽市），侵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略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攻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数破秦军而斩李由（丞相李斯之子）。中原半部，尽入囊中。
　　大秦帝国的形势，却相当不好。到二世二年六月，原来的六国都已恢复。而且，除燕王韩广外，齐王田巿，赵王赵歇，魏王魏豹，韩王韩成，楚王芈心（芈读如米），都是王室旧族。秦始皇的革命成果，全部打了水漂，地盘也丧失殆尽。帝国岂非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也在加速灭亡。
　　秦二世找死
　　加速帝国死亡的是三个人：胡亥、赵高、李斯。
　　首先是李斯。
　　前面说过，胡亥那里，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但事情真闹大了，恐怕想瞒也都瞒不住，各地纷纷起义的消息终于传进了咸阳宫。但胡亥是照例不负责任的。他的办法是拉下脸来痛斥丞相无能，并让他拿出方案来。10
　　这时，李斯开始犯浑。
　　李斯给出的对策，是加强君主的专制，加重人民的负担，加大责罚的力度，加剧刑法的苛严。他说，如果官员和民众都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和能力造反？
　　这真是混账逻辑，一派胡言！
　　胡亥却龙颜大悦。
　　李斯为什么这样出主意？也许是要讨好皇帝，也许是他真没办法。但不管怎样，后果都很严重：抽税重的，被视为能员；杀人多的，被视为忠臣。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过刑的；咸阳的街市，有一半躺着死尸。天下原本就苦秦久矣，现在岂不更加咬牙切齿？李斯之所为，岂非助纣为虐，与天下人为敌？
　　助纣为虐的结果，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立芈心为楚王。是年冬，胡亥下令将李斯入狱法办。公开的罪名是“剿匪不力”，内定的罪名是“通匪谋反”，办案人则是赵高。
　　赵高早就想陷害李斯了。
　　李斯和赵高原本不是一路人。仅仅因为当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在今河北省广宗县），他们要废扶苏而立胡亥，这才勾结在一起，因此只是共犯，不是同党。
　　实际上李斯和赵高，连狼狈为奸都谈不上。就在反秦浪潮此起彼伏之时，他们也在窝里斗。只不过，赵高更加心狠手辣，胡亥也更加宠信赵高。
　　赵高很清楚胡亥的软肋在哪里。他对胡亥说，当年的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当了皇帝，丞相却并没有封王封侯，他会没有想法吗？
　　胡亥心里一动。
　　赵高又说，丞相李斯是哪里人？楚人。反贼陈胜是哪里人？也是楚人。丞相的长子李由在三川当郡守，从来就不肯积极剿匪，这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胡亥心里又一动。
　　如此再三的结果，是李斯终于下狱。但李斯问心无愧，自认为真相可以大白。于是他给胡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为认罪，实为辩诬，倒是很值得一读。
　　然而这些都没有用。赵高把李斯的“认罪书”往地上一扔，不屑一顾地说：一个囚犯，上什么书！
　　于是李斯只好去死。
　　李斯是以五刑论罪，腰斩于咸阳的。五刑，就是除了刺字涂墨、割掉鼻子、斩去脚趾之外，再加割掉舌头，因为李斯犯了“诽谤罪”。当然，腰斩之前还要痛打，腰斩之后也仍然要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
　　据说，李斯受刑前曾对他的二儿子说：如果我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到东门之外追逐狡兔，还能够吗？
　　当然不能。
　　一代名相李斯，就这样被诬陷而死。他为大秦所做的所有贡献，也被帝国忘得一干二净。作为被害人，他当然死不瞑目。但他应该知道，按照他们法家思想缔造的帝国，是没有人性的，也是不讲道理的。那根本就是一架绞肉机。在这架绞肉机里，谁都没有安全感。想当年，那位天才的思想家韩非，不也被诬陷而死吗？诬陷韩非的人，不正是李斯吗？诬陷的手段，不是跟赵高一模一样吗？那么，李斯临死前，还会想起他那位老同学吗？
　　李斯死了，下一步就轮到胡亥。
　　胡亥是被赵高发动宫廷政变逼死的。这时，赵高已接替李斯做了丞相，刘邦的部队也已经攻下了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胡亥则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于是赵高的同伙冲进宫中，历数胡亥的种种罪状，逼他自尽。
　　胡亥说：还能见丞相一面吗？
　　政变者说：不能。
　　胡亥又说：给我一个郡，做王，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万户侯，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老百姓，可以吗？
　　政变者说：算了吧！我等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来杀足下的。足下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胡亥也只好自杀。
　　据说，胡亥临死之前，身边只剩下一个宦官。
　　胡亥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吗？
　　宦官说：知道。
　　胡亥说：怎么不早告诉我？
　　宦官回答：臣不敢。要是早说，还能活到今天吗？
　　胡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一个人，如果半句真话都听不到，岂能不失败？一个政权，如果弄得人人都不敢说话，岂能不垮台？
　　其实胡亥原本也没那么混蛋。当年赵高怂恿他矫诏篡位，他再三不肯。胡亥说：废兄立弟，是不义；不遵父命，是不孝；弄虚作假，是无能。就算得到了皇位，天下也不服，自身也难保，国家也危险啊！
　　这些都是明白话，怎么后来就鬼迷心窍了呢？
　　同样，“后李斯时代”的大秦，也原本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没有李斯，还有章邯。
　　不幸的是，章邯也不被赵高所容。
　　更不幸的是，章邯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加英勇善战的人。这个人就是项羽。而他们俩一决雌雄的地方，则是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
　　巨鹿之战
　　巨鹿是章邯的滑铁卢。
　　章邯是在帝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之前，他的官职是少府，掌管着山林湖泊的赋税。当时，陈胜的一支部队突破函谷关，进军到戏（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眼看就要攻进咸阳。情急之中，秦二世只好启用章邯为将，让他带兵前往平叛。
　　这一回，胡亥总算聪明。
　　章邯确实是军事天才，刚一上阵就连连得手，杀陈胜于下城父，灭魏咎于临济，破项梁于定陶。当时在临济（今河南省封丘县），齐王田儋和楚将项它（读如驼）都应魏王魏咎之请来救援，共战章邯。结果怎么样呢？
　　田儋战死，魏咎自杀。11
　　章邯，岂非也是一代名将？
　　然而要战胜项梁，却不容易。临济之战后，项梁率领楚军继续作战，先后破章邯军于东阿、濮阳、定陶。项羽则与刘邦并肩作战，破秦军于雍丘，还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认为章邯会胜的。12
　　项梁自己，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在节节胜利之后，项梁已不把章邯放在眼里。每次提起章邯，都是一脸的不屑。他没想到，章邯并没有气馁。他更没有想到，秦二世会大批调兵增援。结果章邯反败为胜，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也战死在沙场。
　　章邯战胜楚军后，便乘胜前进渡过黄河，一鼓作气攻入赵境。这时，原来的赵王武臣已死，新赵王是赵歇。张耳和陈馀，则一为相，一为将。赵军被章邯击败后，赵歇、张耳、陈馀都逃进了巨鹿城，并向楚王频频求救。
　　唇亡齿寒，楚怀王不能坐视。
　　问题是，项梁已死，谁来将兵？
　　怀王选择了宋义。
　　宋义这个人，以前是做过楚国令尹（丞相）的。他早就劝告项梁不可轻敌，也料定项梁必定失败。他甚至在出使齐国的途中，对迎面相遇的齐使说：大人慢慢走。到得晚还能幸免，早早赶到定陶只怕就没命了。
　　这当然是先见之明，也可谓知兵。
　　于是，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率兵救赵。其他各部也都归宋义统领，号称“卿子冠军”，也就是“公子上将”的意思。
　　项羽却看不上这公子哥儿。
　　宋义也似乎让人看不起。他率领部队走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并非今河北省安阳市），便按兵不动，一停就是四十六天。他的想法，是要静观其变，让赵军和秦军先打了再说。秦军败了，就趁机打落水狗。如果赵军败了，秦军也会疲惫不堪，楚军仍可乘虚而入，捞他一把。
　　于是，宋义不理军事，天天设宴饮酒。
　　项羽忍无可忍。
　　在项羽看来，宋义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以秦军之强大，赵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哪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分享？秦军灭了赵国以后，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又哪来的可乘之机？什么“我承其敝”，简直放屁！
　　何况赵国盼救援，望眼欲穿；怀王忧社稷，坐不安席。现在天寒地冻，大雨倾盆，战士们饥寒交迫，只能吃豆子和野菜。你宋义却觥筹交错，酒绿灯红，有心肝吗？
　　更糟糕的是，宋义还下了一道命令：但凡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不听指挥的，杀无赦。
　　这当然绝非项羽所能接受。
　　他的回应也很简单：一剑砍下了宋义的脑袋。
　　对此，无人表示异议。
　　楚怀王也只能硬着头皮，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担任了上将军的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等人率兵两万火速救援巨鹿，然后亲率全军渡过黄河。过河的时候，项羽下令凿沉所有的渡船，砸碎煮饭的鼎锅，烧掉居住的房屋，只带三天的口粮，以示拼死一战的决心。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楚军兼程北上，一到战场就与敌交手，破其防线，毁其壁垒，断其粮道，乱其阵脚。结果，秦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闲自焚，巨鹿解围。
　　项羽一战成名。
　　是的。项羽真正成为历史人物，起点就在此战。当时，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在巨鹿城外建起的壁垒不下十余座。秦楚两军作战时，他们都“从壁上观”。楚军在战场上杀声震天，锐不可当，诸侯军在壁垒上看得心惊肉跳，气都透不过来。等到战后他们来拜见项羽时，无不战战兢兢匍匐在地，只敢用膝盖着地跪行进入辕门。
　　于是，项羽当之无愧地成为诸侯联军的总司令。
　　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现在轮到章邯纠结了。
　　章邯兵败的消息传到咸阳，胡亥龙颜大怒，谴责之令频频下达。章邯派人到咸阳解释，赵高却拒不接见。章邯的部下司马欣说：赵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胜了，他嫉妒；败了，他治罪。何去何从，请将军三思。
　　陈馀也给章邯写信。陈馀说，秦最冷酷无情。想想看吧，白起和蒙恬，曾经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最后怎么样呢？死路一条。为什么？功劳太大，封无可封，只好强加罪名。现在，将军您可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为什么不弃暗投明？难道还看不出天要亡秦吗？
　　于是章邯投降。
　　军粮已尽的项羽，也决定与章邯握手言和。两人相约见面，互诉衷肠。说到赵高，章邯竟泣不成声。
　　项羽安抚了这位过去的对手。他立章邯为雍王，并让他留在军中效力。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春秋时期曾经做过秦国的国都。所以，雍王其实就是秦王。
　　章邯当然想不到，这很可能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项羽许给他的地盘，马上就要归刘邦了。
　　沛公入秦
　　刘邦是秦二世三年十月进入咸阳的。13
　　这事说来话长。项梁兵败被杀后，楚怀王迁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西进攻秦。同时与诸将约定，谁能够最先平定关中，谁就是那里的王。14
　　怀王这话，口气太大。此刻，诸侯还很弱小，暴秦还很强大，章邯的气焰也还很嚣张，哪里谈得上“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就算能，也是期货或风投。
　　因此，响应号召的只有项羽和刘邦。而且，态度最积极的是项羽。他说，我去，我和沛公一起去！
　　怀王手下的老将却另有看法。
　　老将们说，项羽这人太彪悍也太残忍。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掠抢，杀人如麻。上次屠襄城，竟然一个活口都留不下。后来又屠城阳。秦的人民，已经被欺压得够苦的了，岂能再雪上加霜？不如派一位忠厚长者，扶义而西，以仁抗暴，说不定能仁定天下。
　　他们的看法并不错。后来项羽“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便是证明。
　　那么刘邦呢？
　　刘邦当然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项羽屠城阳，他就是帮凶。但他的作风，确实跟项羽不同。刘邦入秦后，不但秋毫无犯，就连当地民众送来劳军的酒肉，也都统统璧还。刘邦说，敝军粮草充足，不敢破费大家。
　　这实在让人惊喜。更让秦人喜出望外的是，刘邦宣布废除秦帝国的所有严刑峻法。刘邦说，各位父老乡亲过去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现在与诸位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害罪和盗窃罪判刑，仅此而已。请大家放心，我刘季是来安良除暴的，不是来恃强凌弱的。
　　不难想象，当时的民众，肯定是一片欢呼。
　　对于秦的官员，刘邦也没有进行报复。秦王子婴被妥善安顿，各衙门的吏员也照样办公，人民群众更是安居乐业，于是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那么，刘邦的成功，当真是“仁者无敌”吗？
　　也是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事实上，刘邦进入咸阳宫时，原本是不想走的。那么多的奇珍异宝，那么多的美食佳肴，那么多的漂亮姑娘，哪一个不是他刘邦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想当年，他到咸阳服役看见秦始皇，就曾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现在可以“如此”了，岂有不尽情享受之理？
　　因此，樊哙劝他出宫，他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还是张良说服了他。张良说，秦亡，就因为贪暴无道。秦王骄奢淫逸，您才得以入秦。因此，我军胜利之后，必须反其道而行。秦暴则我仁，秦贪则我俭，万万不可死于安乐，请沛公听从樊哙的建议。15
　　刘邦也想明白了。这会儿天下未定，政权不稳，还不是享受的时候。于是退出秦宫，还军霸上（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白鹿原，因地处霸水西部高原而得名）。而且，他干脆大方潇洒到底，连劳军的酒肉也不要了。
　　这其实正是刘邦的优点。
　　是啊，刘邦这人，既没有高尚品德，又没有一技之长，凭什么最后成功，富有天下？因为他识好歹。而且，一旦他接受意见，甚至会做得比你想要的还到位。
　　正是靠着这一点，他步步走向胜利。
　　也正是靠着这一点，他网罗了众多人才。
　　比如郦食其（读如丽异基）。
　　跟蒯通一样，郦食其也是纵横家。纵横家都是要靠三寸不烂之舌，为枭雄们出谋划策，翻云覆雨的。但郦食其看不上项羽，却喜欢刘邦。所以刘邦路过他家乡高阳（今河南省杞县高阳乡），他就去求见。
　　刘邦问看门的：来的是个什么人？
　　看门的说：看起来像是读书人。
　　刘邦说：不见！老子忙着打江山，见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如实回报。
　　郦食其两眼圆瞪，一手按剑说：滚回去重新禀报！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吓得名片都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回去禀告。
　　刘邦便请郦食其进来。
　　郦食其进去时，刘邦正大大咧咧坐在那里，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郦食其也不下拜，而是拱拱手说：足下千里迢迢，是专程来助大秦一臂之力的吧？
　　刘邦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说：放屁！天下同心，苦秦久矣，这才有诸侯联盟，谁他妈的帮助暴秦！
　　郦食其说，要灭秦，就不该以这种态度见老先生。
　　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变脸比变天还快。他马上起身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再三道歉，然后问策。
　　郦食其的主意，是拿下陈留。
　　陈留，即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春秋时期原本是郑国的留邑，因为被陈国兼并，所以叫陈留。陈留是交通要道，又是天下粮仓。刘邦在郦食其的帮助下占领陈留之后，果然获得大量粮草和武器，变得兵强马壮起来。16
　　在陈留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后，刘邦西进到洛阳。这时张良陪同韩王韩成也来到刘邦军中。韩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张良则跟随刘邦一起南下，攻克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然后向西北挺进，攻破武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兵临峣关（在今陕西省蓝田县）。
　　这就到了关键时刻。
　　刘邦的打算，是用两万人进攻峣关，张良却反对。张良说，现在秦军仍很强大，不可轻敌。峣关的守将是屠夫的儿子，而市侩总是要算计的。因此，不如多设疑兵虚张声势，然后让郦食其带着贵重礼物去讲价钱。
　　郦食其也果然买通了峣关的守将，那守将甚至还愿意与刘邦合兵攻秦。张良却不敢大意。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乘其不备一举大破秦军，攻下峣关。
　　峣关是秦都最后的门户。峣关失守，刘邦就顺利北上，从蓝田直逼咸阳，同时下令沿途不得掠抢。这时，秦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子婴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这就是团队的功劳。
　　刘邦的团队好，运气也好。他的入秦，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因为巨鹿之战时，秦朝廷“悉起兵益章邯”。帝国的主力部队都在巨鹿，反秦战争的主战场也在巨鹿。没有项羽在巨鹿的奋战，大秦实际上是不可能灭亡的。现在，胜利果实怎么就成了刘邦的？
　　这口气，项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他甚至还因此跟怀王结下梁子。后来他谋杀楚怀王，也因为有此积怨。是啊，如果当初怀王派自己攻秦，哪有刘邦什么戏？
　　但，此刻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刘邦。
　　正好刘邦也犯了错误。他听从一个小人的主张，派兵把住函谷关，以为这样一来关中就是自己的了。他根本没想到，英布轻而易举就破了关。项军蜂拥而入，驻军鸿门，与刘邦的驻地霸上不过四十里。当时，刘邦军号称二十万，其实只有十万；项羽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势，傻子都能明白。
　　刘邦只好去赴鸿门宴。
　　鸿门宴
　　现在看来，鸿门宴的故事更像一个传奇。17
　　鸿门在今天陕西省临潼县的境内，北临渭河，南依骊山，原本是一个小村落。如果不是因为两千多年前的那个饭局，这村子恐怕鲜为人知。
　　其实，项羽原本也没打算请客吃饭。他已经下达命令，要在第二天一早就把刘邦灭了。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只不过不该让某个人得到消息。
　　这个人就是项伯。
　　项伯是项羽的叔叔，也是张良的朋友。当年，项伯犯了杀人罪，是张良救了他。于是，项伯连夜跑到刘邦军营通风报信，以免第二天张良与刘邦同归于尽。
　　是的，他没打算救刘邦，只想救张良。
　　张良却不肯独善其身。
　　这一点，项伯倒也能理解。张良如果不仗义，当年就不会救项伯。项伯既然赞许和感激张良的义气，也就不能不同意张良去打声招呼。不辞而别，总不够意思吧？
　　结果，是张良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刘邦。
　　刘邦大惊失色。
　　张良问：沛公当真打算背叛项羽吗？18
　　这句话问得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张良的态度，也决定着刘邦的生死。麻烦在于，刘邦如果认账，就等于坐实了罪名；撒谎，则无法取得张良的信任。
　　刘邦，该怎么回答？
　　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
　　幸好刘邦的情商和智商都极高。他很明白，这时最重要的是实话实说。自己诚心诚意，人家才一心一意；自己和盘托出，人家才全力以赴。但，又不能没有退路。
　　于是刘邦如实回答：确实有个小王八蛋给我出了馊主意，说只要把诸侯挡在关外，我就能在秦称王。
　　张良松了一口气。
　　因为误听谗言，顶多算是糊涂虫，总比自作主张处心积虑要谋反的好。这就还有回旋余地。
　　最重要的，这是实情。
　　于是张良又问：老实说，沛公打得过项羽吗？
　　刘邦沉默了大半天，然后说：固不能也！
　　这里的“默然良久”，意味深长。刘邦无力对抗项羽，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要沉默很久呢？盘算？评估？要面子？表示认真？但，默然良久，是真实的。
　　接着刘邦问：为之奈何？
　　张良说：也只能请项伯帮忙了。
　　这时，刘邦再次表现出他的情商和智商之高。他问张良：君与项伯，谁的年纪大？
　　张良说：项伯年长。
　　刘邦立即表态：那我就把项伯看作兄长。
　　显然，这话是说给张良听的，因为刘邦并没有比较自己和项伯的年纪。意思也很清楚，我刘邦和你张良，铁定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至于我和项伯谁的年纪大，根本就不重要。
　　当然，以刘邦的沛公身份，尊项伯为兄，也给足了项伯面子。刘邦不愧危机公关的高手。
　　项伯也很快被刘邦搞掂。
　　刘邦说，臣入关中，秋毫不犯。查清吏民户籍，封藏库府财物，就是等待项将军来接收呀！至于派兵把守函谷关，那是防贼，哪里敢背叛项将军呢？
　　这些话，刘邦说得大言不惭。
　　没错，一文不取，退出咸阳，还军霸上，都是事实。但真实的原因，只有他和张良心知肚明，而张良是不会点破的。此刻的刘邦，确实应该感谢张良和樊哙。
　　项伯也全盘接受了刘邦这一套花言巧语。他只是告诫刘邦：明天一定要早早来向项羽谢罪。
　　刘邦起身致敬说：诺！
　　第二天刘邦与项羽的见面，气氛非常融洽。刘邦的态度自然是诚恳而谦恭，同时又一副老朋友口气。项羽则已被项伯解除了思想武装，十分宽宏大量。他甚至还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刘邦军中，有人告密。
　　刘邦记住了这个名字，决定回去跟那家伙算账。
　　项羽却很释然，也很放松。
　　实际上，项羽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就因为有人密报刘邦意欲在秦称王，这才惹得项羽怒火中烧。也就是说，项羽的决定是“激情杀人”，不是“预谋杀人”。现在，项羽既然没了脾气，哪里还有杀意？
　　于是，项羽请刘邦吃饭。
　　至此，事情原本已毫无悬念。刘邦和项羽，也大可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谁都没想到，这餐饭并不好吃。
　　不好吃的原因，在范增。
　　范增是极力主张杀刘邦的。范增早就对项羽说，刘邦其人，原本流氓地痞。他在老家的时候，酒色财气，无所不贪。这次进入咸阳，居然秋毫无犯，这可是想要更大的东西呀！这样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岂能不防？
　　可惜，这是范增的看法，不是项羽的。
　　因此，范增在席间频频使眼色，项羽视而不见。项羽视而不见。范增又频频举玉玦，项羽也视而不见。玦读如决，暗示决断。三举玉玦而不应，那就是没有决断了。
　　范增只好自己动手。他出门找来项羽的弟弟项庄，要他进去舞剑，伺机谋杀刘邦。可惜范增的用心却被项伯看破，便也拔剑起舞掩护刘邦，项庄无法得手。
　　张良却坐不住了，他出门去找樊哙。
　　樊哙问：事情怎么样了？
　　张良说：不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樊哙说：这可是生死关头，臣愿与沛公同生共死。
　　于是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向上直立，眼眶几乎爆裂。
　　项羽按剑而起问：来者何人？
　　张良说：是沛公的驾驶员和警卫员。
　　项羽说：壮士！赐酒。
　　樊哙拜谢，接过酒一饮而尽。
　　项羽又说：给他一条猪腿。
　　手下人就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樊哙一屁股坐在地上，拔出剑来在盾牌上切猪腿，边切边吃。在场的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只有项羽大为欣赏。
　　项羽说：真他妈的壮士！还能喝一杯吗？
　　樊哙说：臣死都不怕，酒算什么！
　　接下来，樊哙长篇大论，慷慨陈词，痛斥项羽。樊哙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不多，刑律唯恐不酷，这才众叛亲离。现在，沛公奉命入秦，封关以待将军。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寸土之封，反有性命之忧，天理何在？将军听信谗言而欲诛有功之人，又岂非亡秦之续？
　　项羽无言以对。
　　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刘邦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留下张良继续公关。临走时，刘邦还为是否告辞而犹豫。樊哙却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现在人家是菜刀和案板，我们是鱼肉，告什么辞！
　　刘邦很以为然，一路小跑回到军营。
　　鸿门宴就此落幕。
　　败亡倒计时
　　鸿门宴的故事留下了许多谜团。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恐怕还是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
　　是啊，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
　　但樊哙的闯入，应该算一个。事实上，此前对于杀不杀刘邦，项羽还在两可之间。范增频频示意，他装没看见。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并不阻止。项伯舞剑，掩护沛公，他也不叫停。刘邦的命，他交给了天。
　　然而樊哙却让他大起喜爱之心。因此，对于樊哙的痛斥，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决定不杀刘邦。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条硬汉的崇敬和赞赏。
　　这是英雄对英雄的惺惺相惜。
　　的确，是英雄，就该敬惜，哪有谋杀的道理？就算要杀，也得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拼杀，又哪有在自己军营里酒席上，鬼鬼祟祟杀人的道理？那也太掉价了。
　　显然，这也是一种孩子气。
　　项羽确实孩子气。包括他的杀人，也是。他一辈子杀人如麻，但往往是一时兴起，很少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跟范增的老谋深算完全两样。结果，是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乱杀，比如屠城。
　　实际上孩子的天真，就是不懂事。因此，孩子往往残忍。他们会满不在乎地弄死一只蝴蝶，因为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你明确告诉他这是犯罪，再要他去做，他就下不了手。所以，项羽能屠城，不能杀刘邦。
　　甚至就连当年分配任务时，项羽提出“愿与沛公入关”，也是孩子气。他的目的，是要为项梁报仇，并非怕刘邦抢了先。所以，诸侯联席会议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刘邦那笨蛋也能打败秦军。
　　但是，当他听说刘邦先入关中，“珍宝尽有之”时，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杀了刘邦。这跟一个孩子被抢走了玩具要号啕大哭，没什么两样。所以，刘邦把玩具还给他，他就笑了，还要请刘邦吃饭。
　　孩子，就这么好哄。19
　　难怪范增要说“竖子不足与谋”了。
　　范增说的臭小子是谁？项羽？项庄？可能都是，也可能明指项庄暗指项羽。不过就算明指项羽，他也不会在乎。因为他的心，已经飞回了彭城。
　　在屠杀了咸阳人民，烧毁了咸阳宫室以后，项羽决定带着抢劫来的财宝和女人回彭城去。有人劝他说，关中沃野千里，易守难攻，是周、秦两代的发祥之地。建都于此，可以称霸天下，何必还要回到彭城去？
　　项羽却说，富贵了而不回故乡，那就好比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走，谁看得见？
　　这就不仅是孩子气，简直堪称“孺子不可教也”！于是有人评论曰：大家都说楚人是大马猴戴高帽子，果然！项羽听说后也不含糊，直接把那人扔进了油锅。
　　谢谢项羽！他现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四个成语：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还乡，沐猴而冠。
　　不过项羽回家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这件事，就是分封诸侯。这事非做不可，因为此刻的情况跟秦初不同。秦是灭六国而得天下，当然可以不再分封。现在却是六国灭秦，岂能由谁独吞？
　　但，怎么封，谁来封，是个问题。
　　楚怀王的意见，是照以前的约定办。
　　项羽当然不能同意。如约，就意味着刘邦成为天下之王，这哪是项羽想要的结果？
　　于是他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宣布立怀王为皇帝。这时已是帝国时代，立皇帝并无问题。但，秦始皇叫“秦帝”，楚怀王就该叫“楚帝”，然而项羽却叫他“义帝”。义，有假借的意思，比如义父、义子、义齿、义肢。
　　所以，义帝就是“假皇帝”。
　　既然是假皇帝，就管不了真问题。项羽便对将领们说：怀王是我家项梁立的，一点战功都没有。立他为义帝，已经很够意思。灭秦定天下，都是诸位和兄弟我的功劳。所以，应该我们自己分封。
　　将领们都说：很好！
　　项羽便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这是他的第二步。第三步，是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这样一来，似乎就回到了春秋时代，天子、霸主、诸侯，共享太平。
　　可惜项羽的这个政治模式，实在不伦不类，分配的结果也不公平。项羽倒不自私。他自己的地盘并不大，楚军集团的将领也只有四人封王。然而他分封的方式和原则却没有章法，既有孩子气，又有防范心。
　　比如刘邦，是第一个入秦的。即便不能如约让他王天下，至少也该让他王关中。然而怎么样呢？刘邦被封为汉王，拥有巴（约今重庆市）、蜀（约今四川省）、汉中（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即湖北省西北部）三郡，都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因春秋时期郑国人南逃到此而得名）。
　　其实就连汉中这地方，也是刘邦通过张良向项伯行贿，走后门才得到的。项羽封给他的，原本只有巴和蜀。当时，巴郡和蜀郡北阻山险，东扼三峡，穷乡僻壤，历来被当作流放罪人之地，岂能用来酬劳大功臣呢？20
　　这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不过刘邦很清楚，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项羽也不是讲道理的人。他只能忍气吞声，先去汉中再说。21
　　汉元年四月，也就是秦帝国灭亡半年后，各路诸侯怀着不同的心情走向自己的封国，项羽也动身回彭城。这时的项羽，心中一定充满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喜悦，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败亡，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
　　
　　第四章 刘邦称帝
　　
　　刘邦虽然无情，却并不冷酷；
　　虽然现实，却也有诗意。
　　韩信拜将
　　项羽分封诸侯一个月后，天下就乱了。
　　乱，并不奇怪，不乱才怪。因为项羽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只凭一己之好恶，卖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赵国的国号也被取消，国土则一分为二，岂非胡闹？
　　更不像话的，是对待韩成。
　　韩成原本就是韩王。但因跟过刘邦，项羽便不让他到封地去，而是裹挟到彭城降为侯爵，然后谋杀，另立郑昌为韩王，终于把张良逼入汉营，跟他作对到底。1
　　还有齐国。
　　齐国也原本是有王的。项羽却把齐国一分为三，其中两块封给帮过自己的人，原来的齐王则贬为胶东王。至于齐相田荣，寸土不封。因为当年项梁跟章邯作战时，田荣不肯出兵，项羽要报复他。
　　结果田荣大怒。
　　汉元年四月，各路诸侯离开咸阳奔赴封地，五月田荣就反了。六月，田荣自立为齐王。七月，田荣把项羽分裂的三齐重新统一。此前，他还收编了彭越的土匪队伍，让他们去攻击项羽，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2
　　与此同时，陈馀也反了。
　　陈馀当然要反。因为他与张耳“一体有功”，然而张耳封王，张耳的部下也封了王，陈馀却只封侯，赵歇也被贬为代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于是陈馀向田荣借兵，把项羽册封的张耳赶跑，把赵歇迎回来重做赵王。3
　　东边的齐，归了田荣；北边的赵，归了陈馀；西边的秦，则归了刘邦。八月，也就是田荣称王两个月后，刘邦兵出故道，拿下陈仓（故道和陈仓均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全面出击。结果，雍王章邯战败，另外两个王投降。三秦大地“城头变幻大王旗”，都归了汉。
　　哈，项羽不是不肯把关中封给刘邦吗？
　　那好，他自己拿。
　　这是项羽没想到的。没想到，是因为张良放了烟雾弹。当时张良跟随韩成去彭城，与刘邦话别。张良便建议刘邦去汉中时，烧掉沿途的栈道，表示自己安心于汉并无反意。项羽哪里想得到，那只是做姿态呢？4
　　他更想不到，帮刘邦夺取天下的，会是韩信。5
　　韩信是项羽的老部下，项梁时代就参加了楚军，却只是一个站岗放哨的侍卫，正所谓“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他也曾多次建言献策，但项羽根本就不予理睬。
　　因此，当刘邦去汉中时，他就投奔了刘邦。
　　然而韩信在刘邦那里也不得志，只做了连敖，相当于现在的公关经理。如果不是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他也许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韩信犯了什么罪？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当时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处决。轮到韩信时，他抬起头来，正好一眼看见了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
　　于是韩信便大声喊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
　　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不但释而不斩，还把他介绍给刘邦。刘邦仍然没把韩信当回事，但韩信总算官升一级，成为管粮饷的治粟都尉。好嘛，先是接待员，后是军需官，韩信依然郁郁寡欢。
　　幸运的是，他从此有机会认识了萧何。
　　萧何才是韩信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韩信与萧何，似乎有一种奇缘（他俩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韩信是HX，萧何是XH）。后来把韩信骗进长乐宫杀害的是萧何，此刻把韩信推荐给刘邦的也是萧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现在，是成。
　　事实上，当时韩信是准备离开刘邦的，因为他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韩信打算上哪？不清楚。总之，他不辞而别。萧何闻讯，大吃一惊。他甚至来不及跟刘邦打声招呼，心急火燎地拔腿就追。
　　刘邦却以为萧何逃跑了。
　　实际上自从刘邦一行离开咸阳前往南郑，军心就不稳定。刘邦的部下多半是南方人。项羽都知道衣锦还乡，他们难道不想？因此，开小差的接连不断。现在，连丞相萧何也跑了，刘邦岂能不气急败坏，手脚冰凉？
　　所以萧何回来后，刘邦又喜又怒，破口大骂。
　　刘邦说：萧何，你他妈的为什么逃跑？
　　萧何说：臣不敢逃，臣去追人。
　　刘邦问：追谁？
　　萧何答：韩信。
　　刘邦又骂：扯淡！那么多将领逃亡，没见你追，追什么韩信？你骗谁？
　　萧何说：韩信跟他们不一样。
　　刘邦问：有什么不一样？
　　萧何说：众将寻常人等，韩信国士无双。王上如果只想在汉中了此一生，那就没韩信什么事。如果还想有所作为，那就非重用韩信不可。就看王上怎么想了。
　　刘邦说：寡人何尝不想东进，谁肯一辈子待在这里。
　　萧何说：既然如此，那就必须重用韩信。能重用，韩信就留。不能，他迟早还会走。
　　刘邦挥挥手说：看你面子，就让他当将军好了。
　　萧何说：当将军他也会走。
　　刘邦又说：那就当大将军好了，你叫他进来吧！
　　萧何说：你这个人，向来就简慢无礼。如今要拜大将军，怎么就像使唤小孩子？怪不得韩信要走了。
　　刘邦这才择吉斋戒，设坛具礼，正式拜将。
　　拜将以后的韩信，与刘邦有过一次长谈，全面评论了刘邦与项羽的长短，更加坚定了刘邦的信心。韩信还说，现在是争权天下的最好时机。因为将士们思乡心切，恨不能插翅高飞。这种心理完全可以利用。等到天下一统，人心思定，就没法用兵了。6
　　刘邦听了欣喜若狂，连连表示相见恨晚。他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出故道，下陈仓，首先打击民愤最大的雍王章邯，一举平定三秦，势力扩展到咸阳。
　　刘邦成功地走出了困境。
　　这就是韩信的功劳，更是萧何的功劳。
　　所以，后来刘邦论功行赏，萧何便排名第一。众人不服，说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攻城略地，才打下江山。萧何并无汗马之功，凭什么第一？
　　刘邦笑呵呵地问：诸位知道打猎吗？
　　众人都说：知道。
　　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
　　众人又说：知道。
　　刘邦说，抓住野兔，当然是猎狗的功劳。但猎狗去抓野兔，却是猎人的指挥。所以，你们这些人，只能算是“功狗”。萧何，那才是“功人”。7
　　不过此刻的萧何倒更像“猎头公司”，他为刘邦找到了最好的CEO。但，这是需要业绩来证明的。没有战功，刘邦不信，众人不服。韩信必须漂漂亮亮地打一仗。
　　韩信当然做得到，而且机会很快就来了。
　　天下乱作一团
　　得到韩信后，刘邦一路凯歌。
　　请看时间表——
　　汉元年八月，雍王章邯败，塞王司马欣降，翟王董翳（翳读如依）降。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
　　三月，魏王魏豹降，殷王司马卬被俘。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一项所谓改革，就是把十月份作为每年的岁首。传统史学家的纪年，则是把秦亡以后算作汉的元年。因此，汉元年，是从十月到第二年九月。
　　也就是说，子婴投降，项羽分封，诸侯就国，刘邦出汉中，都在汉元年。但按照公历，则跨了年份，分别在公元前的207年和206年。
　　这很重要吗？
　　重要，因为它能说明形势变化之快。
　　实际上，从子婴投降到项羽分封，是三个月；从项羽分封到诸侯就国，也是三个月；从诸侯就国到刘邦出汉中，四个月。之后的半年，项羽所封之王就有一个战败，六个或者投降，或者被俘，可谓神速。
　　项羽这边，则麻烦多多。他封的常山王张耳被陈馀驱逐，辽东王韩广被燕王杀害，齐王田都、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则统统被田荣干掉，田荣还让彭越在梁国（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进行骚扰，天下乱作一团。8
　　作为霸王，项羽不能不出来收拾局面。
　　但，是先对付刘邦，还是田荣？
　　项羽很犹豫。
　　这时，张良又发挥作用了。他故意误导项羽说，汉王只不过想按当年的约定，当关中王。侥幸得了关中，哪里还敢再东进？齐国和赵国，却要联合灭楚。
　　于是项羽一心伐齐。9
　　项羽的伐齐照例暴戾凶残。他烧城郭，坑降卒，伤人民，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这当然不得人心。所以，田荣虽然兵败被杀，他弟弟田横却另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继续进行斗争。项羽陷在齐国战场，几乎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项羽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项羽对义帝（即原来的楚怀王芈心），是怀有深深憎恶的。因此，项羽把他撵出彭城，迁到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仍不解恨，竟秘密下令让英布等人将其谋杀。
　　这事做得既野蛮又愚蠢。没错，楚怀王是没有什么功劳，却也没有什么过错。一个毫无能力的孤儿，已经被弄得可怜兮兮的了，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呢？
　　何况义帝毕竟曾经是反秦斗争的旗帜，项羽本人也曾高高举起。现在，难道因为这面旗帜不再有用，就弃如敝屣吗？如此卸磨杀驴，天下人不寒心吗？我们都见过没脑子没心肝的，但没见过这么没脑子没心肝的。
　　刘邦的机会来了。
　　汉二年三月，刘邦兵至洛阳，公开为义帝发丧。他发表宣言说，义帝乃天下共立，杀义帝即与天下为敌。因此凡我同志，均应精诚团结，共诛楚之杀义帝者！
　　是的，杀义帝者，这就是项羽的新头衔。
　　项羽被刘邦死死地摁在了被告席，大旗则被刘邦高高地举在了头顶上。在此大旗之下，刘邦竟集结了各路诸侯军五十六万众，一口气打进了项羽的老窝彭城。胜利了的联军将领弹冠相庆，天天搂着美女开酒会。
　　西楚霸王，眼看就要兵败如山倒。
　　然而项羽毕竟是项羽。他得到消息后，留下大部队继续作战，自己则亲率三万精兵迅速赶回了彭城。
　　结果怎么样呢？
　　刘邦兵败如山倒。
　　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汉军将士尸横遍野，把河水都堵塞得无法流动。如果不是后来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扑向楚军，刘邦可能连命都没了。
　　事实上当时刘邦非常狼狈。他逃出战场的时候，身边只有数十骑。可见所谓五十六万众，早已溃不成军。他想路过沛县接走家人，也不能如愿，只在途中遇到一儿一女，这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但就连这两个孩子，也差一点没能保住性命。由于当时楚军追得急，刘邦怕跑不掉，竟几次三番把孩子推下车去，又被他的驾驶员夏侯婴救上车来。夏侯婴说，就算事情再紧急，又怎么能丢下孩子呢？
　　刘邦这才住手。
　　这就是那位为义帝之死拍案而起，一身正气讨贼伐逆的刘邦。他那伸张正义的宣言，是何等的掷地有声，催人泪下！那时的凛然大义，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原本就没有。
　　刘邦没有的，其他人也不会有。八个月前投降了刘邦的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这会儿又立马向项羽投降。被硬拉进联军的魏王魏豹见刘邦战败，也开小差溜回魏国叛汉降楚。可见刘邦的诸侯联军原本乌合之众，否则以五十六万人之多，怎么就敌不过项羽的三万精兵？
　　为义帝报仇雪恨，当然也是靠不住的。
　　死里逃生的刘邦退守荥阳（在今郑州市古荥镇），靠着萧何的增援才站稳脚跟。但他的父亲太公和正妻吕后，却被项羽俘虏扣为人质，两年多以后才放回。10
　　这是汉二年四月的事。
　　此后，刘邦和项羽便胶着在中原地区，相持不下。刘邦的幸运在于他有了两个帮手，这就是彭越和英布。英布原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却被刘邦策反。彭越则是刘邦任命的魏相国。魏王魏豹反汉，彭越却不叛变，反倒在项羽的地盘打游击战，并为刘邦供应粮草。后来刘邦灭项，功劳最大的除了韩信，就是彭越和英布。
　　不过，刘邦有帮手，也有后顾之忧。
　　如果说项羽的麻烦在东方的齐国，那么，刘邦的麻烦就在北方的魏国和赵国。赵国出麻烦，不仅因为刘邦兵败，还因为赵相陈馀恨刘邦不杀张耳。陈馀和张耳原本是亲密战友，但反目为仇以后，却比敌人还敌人。刘邦既然收留了张耳，陈馀就决心与刘邦作对。11
　　这两个麻烦，必须解决。
　　更何况，刘邦在荥阳前线，也需要补充兵员。这就要从赵、魏征兵。于是，刘邦在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攻魏，俘虏了魏王魏豹。九月，韩信又与张耳联手，攻下了代国。下一步，就该解决赵国问题了。
　　井陉之战，由此而起。
　　一战成名
　　井陉是韩信的巨鹿。
　　陉（读如形），就是山脉中断的地方。井陉即井陉口，也叫井陉关，为太行八陉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是在井陉，韩信大败赵相陈馀，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智慧，打出了神勇，让所有的将领都口服心服。
　　但，这一仗并不好打。
　　不好打不在陈馀，在李左车。
　　跟韩信一样，李左车也是天才的军事家。他很清楚韩信和张耳来者不善，便提醒统帅陈馀不可轻敌。
　　李左车说，汉将韩信渡西河，掳魏王，擒代相，喋血千里，转而攻赵，这叫乘胜前进深入敌后，其势锐不可当。因此，只可智取，不可强争。
　　那么，智取有可能吗？
　　有，因为韩信有软肋。
　　韩信的软肋在粮草。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当时属恒山郡，离现在的石家庄市不远。汉都栎阳（栎读如月），在今西安市。主战场荥阳，在今郑州市。看看地图就知道，从栎阳运粮到井陉有多难，何况还要先满足荥阳。
　　这就是远离大本营作战的问题了。李左车说，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就地取材，师不宿饱。吃不饱饭的军队能打仗吗？不能。粮草是韩信的大问题。
　　韩信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他肯定准备了粮草。问题是就算有粮，也得能运进来。井陉口的地形，却是“车不得方轨（不能并排），骑不得成列”。先头部队只要走上几百里，粮草就一定落在后面。
　　因此李左车建议：由他自己率三万人马，出奇兵劫韩信粮草，断其后路。陈馀在井陉坚壁清野，坚守岗位。这样一来，韩信和张耳进不能战，退不能回，漫山遍野找不到东西吃。不出十天，他俩就只能献出人头。
　　然而陈馀却不听。
　　陈馀说，义兵不用诈谋！何况韩信兵号称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千里来袭，早就疲惫不堪。遇到这样的敌人都不敢正面作战，岂不被人小看？以后还怎么办？
　　李左车无可奈何。
　　其实李左车的计谋，正是韩信担心的。听探子报陈馀不用李左车，韩信喜出望外。他立即下令：大家伙儿先简单吃些点心垫垫，今儿个击破赵军再大会餐！
　　这话当然鬼都不信。
　　于是众将领都应付说：诺！
　　韩信又下令，一万人渡过河水，背水列阵。
　　这就更像胡闹了。历史上，没人这么打仗的。因此就连赵军将士远远看见，也笑成一团。
　　韩信却竖起将旗，擂鼓进军。这时的赵军，哪把韩信放在眼里？也打开营门接战。韩信和张耳且战且走，边打边退，一直退到河边，军旗和军鼓也丢了一路。
　　在赵军看来，这时谁胜谁负已成定局，于是倾巢出动争抢汉军的旗鼓。他们哪里想得到，韩信头天晚上埋伏在旁边的两千轻骑兵，趁机进入空无一人的赵营，把赵军的军旗全部换成了汉军的红旗。
　　与此同时，退到河边的汉军已无路可退，一个个拼了命殊死搏斗。赵军前不能胜，后无可退，军心大乱，斗志全无，如鸟兽散。汉军的斗志却更加昂扬。他们从河边和赵营两面夹击，赵军阵脚大乱，非死即降。
　　韩信大获全胜，斩陈馀，擒赵歇。
　　事后，众将领向韩信求教，问他这是什么战术。
　　韩信说，兵法里面其实有，只是诸位不留意。《孙子兵法》怎么说？置于死地而后生，置于亡地而后存。我们这支部队，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等于是驱赶着一群乌合之众去打仗。不把他们逼到死路，哪能战胜？
　　这就是井陉之战。跟项羽的“破釜沉舟”一样，韩信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背水一战。
　　井陉，确实是韩信的巨鹿。
　　韩信却并没有得意忘形，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胜利。因此，当李左车作为俘虏被押来时，他亲自解开绳索，请李左车坐在西席，自己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求教。
　　李左车却不敢当。
　　李左车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左车是将军的战俘，岂敢胡言乱语？
　　韩信说：不然。做战俘的，差一点是韩信。
　　李左车这才说：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将军如此错爱，左车愿效愚忠。在左车看来，百战百胜，将军之长；兵疲师老，将军之短。因此无论强齐还是弱燕，都不是将军现在可以进攻的。
　　韩信问：那该怎么办？
　　李左车说：解甲休兵。
　　这是对的。正如李左车所说，韩信的上上之策，莫过于原地休息，养精蓄锐，扩军备战。兵强马壮后，再展开外交攻势。届时，便可不战而屈燕、齐之兵。
　　韩信采纳了这个建议。他虚心向战败者请教，更值得肯定。事实上，成大事者，必须无一日敢懈怠，无一事敢马虎。韩信做到了这一点，他没理由不成功。
　　可惜刘邦不同意。
　　刘邦有刘邦的道理。当时，楚汉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刘邦的大军也被项羽围在荥阳，急需兵力增援，打破僵局，哪有时间耐心等待韩信厉兵秣马？
　　于是八个月后的某天早上，韩信和张耳一觉醒来，便发现自己的将印和兵符都不见了，刘邦却在军中调兵遣将。原来，刘邦只带滕公夏侯婴一人，自称汉使驰入军营，趁韩信和张耳睡得迷迷糊糊，夺取了兵权。
　　韩信只好去打齐国。
　　齐国却投降了。
　　劝降齐王田广的，就是当年帮助刘邦灭秦的高阳酒徒郦食其。郦食其说，知道将来天下会归谁吗？汉。知道为什么会归汉吗？因为项羽吃独食，刘邦与人分享天下。所以，先降汉的占便宜，后臣服的先灭亡。
　　田广觉得有道理，便降了汉。12
　　这时，韩信就师出无名了，他准备退兵。
　　然而蒯通却反对。
　　蒯通也是纵横家。在陈胜的时代，帮武臣劝降范阳县令徐公的，就是他。纵横家总是要搅局的。蒯通说，郦食其三寸之舌，便下齐七十余城；将军率兵数万，才下赵五十余城。难道将军的数年奋战，竟不如郦某一席话？
　　韩信说：可是齐国已经投降了呀！
　　蒯通说：那么汉王下令收兵了吗？
　　韩信恍然大悟。
　　汉四年十月，也就是井陉之战一年后，韩信入齐。齐王田广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便把郦食其扔进了油锅。然而毫无戒备的齐，哪是韩信的对手？项羽派来的援兵，也被打得狼奔豕突。齐国七十余城，全部归了韩信。
　　韩信成为了齐王。
　　关键的一票
　　韩信的王衔，其实来得不太正当。
　　平定齐国后，韩信给刘邦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得有人镇住，因此申请代理齐王。
　　刘邦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敲诈勒索。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带兵来救，韩信却在这时要当什么代理齐王，不是敲竹杠是什么？
　　于是刘邦破口大骂。
　　这时，张良和陈平都在刘邦身边。
　　张良和陈平，分别是在汉二年的十月和三月投奔刘邦的。他们当然都知道此刻不能得罪韩信，也挡不住韩信称王，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结成统一战线。
　　两人便暗中踹了刘邦一脚。
　　刘邦马上醒悟。
　　但，先前骂都骂了，也只好继续骂：韩信臭小子太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耀祖光宗，要当就当个真齐王，当什么代理的？
　　结果，是张良持印赴齐，封韩信为王。
　　韩信封王，是在汉四年的二月，也就是入齐之后四个月。这时，实力最雄厚的人变成了三个：楚王项羽，汉王刘邦，齐王韩信。韩信的地位骤然上升。
　　谋士和说客，也都来了。
　　说客叫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谋士即蒯通，是韩信身边的。两人来历不同，判断则一致，都认为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可以权衡天下。韩信的脚投向刘邦，则汉胜；投向项羽，则楚胜；中立，则谁都不胜。
　　这可真是“举足轻重”。
　　不过两人的建议却不同。武涉希望韩信助楚，蒯通则不然。所以武涉的提案，很快就被否决。
　　韩信对武涉说，当年臣服侍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臣上将军印，数十万兵，言听计从，臣才有了今天。臣为什么要背汉归楚呢？请先生替臣向项王谢罪吧！13
　　然而对蒯通的建议，韩信却很犹豫。
　　蒯通的方案是什么？
　　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这方案，有理，有利，有节，还具有可操作性。
　　蒯通说，义兵初起之时，英雄豪杰振臂一呼，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如同云合雾集，如同鱼鳞密凑，如同烟至风起。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只是要灭亡暴秦而已。
　　现在呢？无辜之人肝胆涂地，父子兄弟暴尸荒野，全因为楚汉相争，以至于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意思也很清楚：这样的战争，应该结束。
　　谁来结束？
　　韩信。
　　怎样结束？
　　先按兵不动，谁也不帮。然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旦时机成熟，便据强齐，携燕赵，出兵西进，为民请命。那时，势必“天下风走而响应矣”。
　　问题是，这方案可行吗？
　　可行。蒯通说，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已经三年。双方都损兵折将，智殚勇磨，正所谓“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怨声却载于道路。他们能够动用的力量都全用完了。齐王不动作，谁都不敢先动。
　　这简直就是天时。
　　所以，蒯通劝韩信拿定主意。因为天与不受，反受其咎；天与不行，反受其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是这样吗？
　　是。因为韩信已经谢绝了项羽。不守中立，就只能帮助刘邦。而刘邦这人，是靠不住的。武涉就说，刘邦野心极大而品行极差。项王多次可怜他，他却刚刚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韩信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还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韩信！
　　蒯通则进一步指出，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都是靠不住的。张耳和陈馀，不就反目为仇吗？文种和范蠡，不就兔死狗烹吗？为什么？“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嘛！
　　韩信就正是这样。他的威望，已名高天下；他的成功，已经举世无双。蒯通说，具有这样的“震主之威”，又拥有那样的“不赏之功”，归楚则楚人不信，归汉则汉人震恐，只能守中立。不守中立，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历史证明，他们说得没错。
　　然而韩信犹豫再三之后，还是投了刘邦一票。
　　韩信为什么既不听武涉的，也不听蒯通的，读者自可见智见仁。也许，他不忍背汉。也许，他心存侥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恩图报。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跟武涉和蒯通说的。
　　韩信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分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让出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我听说，坐了人家的车子，就要承担人家的祸患；穿了人家的衣服，就要分担人家的忧虑；吃了人家的饭菜，就得拼出命来。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
　　但，韩信没有背汉，也没有出兵。
　　刘邦无奈，只能请教张良。张良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让刘邦许下诺言：胜利之后，陈县以东归韩信，睢阳以北归彭越。刘邦当场同意。两个月后，韩信的齐军，彭越的魏军，相继到位。汉、齐、魏三军齐发，会师垓下（垓读如该，垓下在今安徽省灵璧县），拜访项羽。14
　　项羽的死期到了。
　　霸王别姬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甚至不败的。15
　　事实上，楚汉战争打到汉四年八月，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尤其是项羽，兵疲粮绝。于是达成协议：项羽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楚汉中分天下。
　　中分天下的分界线，叫鸿沟。鸿沟原本是一条古运河，是战国时期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凿的。故道从今河南省荥阳市引黄河水，至淮阳县流入颍水。以此为界，西为汉，东为楚，这就是所谓“楚河汉界”。
　　协议达成，楚军山呼万岁。
　　张良和陈平却对刘邦说，汉已有天下大半，粮草也很充足，项羽则其实撑不下去。这是上天亡楚之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不能放虎归山。
　　刘邦认为有道理，决定打过鸿沟去。
　　汉五年十月，即和平协议达成后两个月，刘邦单方面毁约，率兵尾追楚军到固陵（今河南省淮阳县）。又两个月后，韩信和彭越的部队赶到，三军合围项羽于垓下。
　　西楚霸王只能别姬了。
　　此时，夜色已经深沉，四面都是楚歌，王的帐内点起了巨大的蜡烛，帐外燃起了通明的火把。已知回天无力的项羽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惦记的是那位名叫虞的姑娘，还有那匹名叫骓（读如追）的骏马。
　　项羽饮尽杯中之酒，起身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歌是项羽自己创作的。他反复唱了好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歌唱，悲壮而苍凉。闻者被深深打动，无不潸然泪下，没有一个人能抬头看他们的王。
　　项羽泪流满面。
　　啊，虞兮虞兮奈若何！
　　没人知道虞最后怎么样了，只知道骓回到了江东。项羽和他的弟兄们，则永远留在了江西。16
　　当晚，项羽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他们渡过淮河到达了阴岭（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却又在阴岭迷失道路。于是项羽毅然引兵东向，杀回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了。
　　他的斗志，却也昂扬到了极点。
　　项羽对随扈将士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战必胜，攻必克，从没败过。这一回，大概是天要亡我了！那好，我就为诸位痛痛快快再打一次，看看是我不会打仗，还是天要灭我。
　　说完，大呼驰下，汉军望风披靡，人头纷纷落地。
　　项羽笑了。
　　他回过头来得意地看着将士们说：怎么样？扈从将士一起拜倒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如大王言。
　　这真是孩子气得可以！
　　很难猜出项羽此时的心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仗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也许，他原本就没把那天下和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和退出人生的时候，有一个精彩的谢幕。
　　唯其如此，他才会放弃“决战”，选择“快战”。17
　　同样，他也才不肯过江东。
　　实际上项羽来到乌江时，有一条船正在那里等他。而且驾船的乌江亭长告诉项羽，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这一条小船，汉军是无论如何也追不过江的。
　　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骓带过江去，自己却不肯上船。项羽说，天要亡我，我过江干什么！想当年，我项籍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如今并无一人生还，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我难道就无愧于心吗？
　　项羽决定战死。
　　视死如归的人是不可抵挡的，身负重伤的项羽仍让他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把项羽团团围定，却谁也不敢动手。项羽又笑了。他对汉将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
　　说完，项羽一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
　　就在王翳抢得项羽人头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拼死争夺。最后，五个人瓜分了项羽的尸体，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
　　一个英雄，就这样不得善终。
　　这是项羽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事实上，自从越王勾践杀死了大夫文种，苏秦和张仪靠诈骗和权谋出将入相，一个时代便已终结。那个被终结的时代充满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就像虎和豹；后来的时代却像狼和羊，崇尚利欲和权欲，越来越粗鄙而平庸。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头代表着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他们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请赏。而在不久前，他们根本就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
　　这群狼和羊的首领，就是刘邦。
　　刘邦与项羽
　　刘邦跟项羽，是两种人。
　　这一点，韩信和陈平最清楚，因为他们都是从楚营转向汉营的。他们的说法，也大体相同。18
　　先看韩信。
　　韩信拜将后，曾与刘邦有一次长谈。刘邦问韩信，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有什么计策教导寡人呢？
　　然而韩信并不直接回答这问题，却是起身一拜反问刘邦：如今与大王争权天下的，岂非就是项王？
　　刘邦说：是。
　　韩信又问：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如果论个人的勇猛和兵势的精强，比得上项王吗？
　　刘邦默然良久，然后实话实说：我不如他。
　　韩信又起身再拜说：这就对了。便是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但项王有两条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因此，项王必败无疑。
　　什么叫匹夫之勇？说白了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项羽眼里，天下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因此项羽身为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但结果是什么呢？
　　别人不是饭桶，便是草包，都没了用武之地。
　　这其实是自己孤立自己。
　　逞匹夫之勇者，必行妇人之仁。将士们生病受伤，项羽送饭送药，问寒问暖。将士们有了功劳应该封赏，他却把官印紧紧捏在手里摸来摸去，印角都磨圆了也舍不得给人，简直就是小家子气。
　　小家子气的，多半都小心眼儿。郦食其就说，项羽的特点是“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谁愿意跟着他干呢？19
　　刘邦则不同。他那里，张良是贵族，陈平是寒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游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却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
　　没错，刘邦是流氓，却是流氓中的英雄，甚至天生就是领袖。他能决策，会用人，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而且一旦任用，就给足政策和奖赏。
　　对此，陈平深有体会。
　　陈平是从楚营叛逃到汉营的。来后不久，就因为遭人嫉妒而被举报，罪名是“盗嫂受金，反复无常”。刘邦接到举报，便叫来介绍人魏无知，责问他是怎么推荐人的。
　　魏无知却满不在乎。他说，陈平有没有情人，收没收红包，臣不知道，只知道他有才能。王上要的是人才，那又何必去管人家的私生活？
　　于是刘邦找陈平谈话。
　　刘邦问陈平：先生起先事魏，后来事楚，现在又跟了寡人，难道忠实诚信的人会如此三心二意吗？
　　陈平回答说：不错，臣是先后事奉过魏王和项王。但是，魏王不能用人，臣只好投奔项王。项王又不能信任人，臣只好又投奔大王。臣是光着身子一文不名逃出来的，不接受别人的资助，就没法生活。臣的计谋，大王如果觉得可取，请予采用。如果一无可取，就请让臣下岗。别人送给臣的钱全都没动，臣分文不少如数交公就是。
　　刘邦一听，马上起身向陈平道歉，厚赠礼物，还委任陈平为监统军队的护军中尉（宪兵总司令）。
　　后来，陈平又建议刘邦用反间计对付项羽，刘邦立即拨款铜四万斤，任由陈平使用，不用审计也不用报销。结果陈平略施小计，就让范增和钟离眜都失去了信任。
　　所以陈平跟韩信他们一样，都认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但陈平说得更透彻。陈平曾当着刘邦的面这样点评：项王恭敬爱人，大王粗俗无礼。然而项王吝啬小气，王上出手大方，因此大家都到汉营来。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没错，论个人能力和魅力，刘邦是比不上项羽。但天下大事，却不是一个人可以搞掂的。那么请问，一个能够纵横天下的团队，又靠什么集结起来？
　　刘邦靠的是利。
　　这一点，刘邦集团的人都不讳言。刘邦称帝后，曾经问过群臣一个问题：朕与项王，为什么一成一败？
　　将军高起和王陵说，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打下来就赐给他，这就是与天下同利。项羽呢？打了胜仗不论人家的功劳，占了城池不给人家好处，当然要丢天下了。
　　刘邦表示同意，但补充了一条：会用人。20
　　其实他的会用人，就包括多给好处（饶人以爵邑）。所以项羽身边，不乏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刘邦身边，则多是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
　　只不过，这些人都很能干。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用人，以什么为标准？
　　魏无知替刘邦回答了。
　　面对不该推荐陈平的指责，魏无知说：臣看中的是才能，王上问的是品行。那么请问，现在有一个大孝子，却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王上用他吗？
　　刘邦一言不发。
　　是啊，一个“盗嫂受金，无德无行”的人都当了宪兵总司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21
　　但这绝不意味着刘项之别在德与才，事实上项羽干的缺德事也不少。刘邦曾当面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比如弑主、杀降、背约、贪财等等，大体都是事实。22他的个人魅力，是审美魅力，不是道德魅力。
　　项羽确实是好看的。包括他的征战，别姬，酷，孩子气，都好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刘邦，则一点都不好看。因此，后世之人多半同情项羽，不喜欢刘邦。他们在表达同情和欣赏时，也忘掉了项羽坑杀降卒二十万，多次屠城，纵容军队烧杀掠抢和强奸妇女的罪行。23
　　很显然，讲审美，选项羽；讲实惠，选刘邦。贵族的时代讲审美，平民的时代讲实惠。历史选择了刘邦，只能说明时代变了，而且非变不可。
　　汉五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七年半以后，已定都长安的他回到故乡沛县，尽召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之际，刘邦亲手击筑，自为歌诗——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24
　　看来，刘邦虽然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然现实，却也有诗意。但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将延续两千多年。
　　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从秦开始的。
　　
　　第五章 大秦没死
　　
　　韩信仰天长叹：
　　狡兔死，走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也叫“郡国制”。它跟西周“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了。2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3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极尽臣子之忠。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甚至开口就骂。这就引起了赵相贯高等人的不满。他们去见张敖，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贯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并承担一切后果。汉八年冬，刘邦平叛路过赵国，贯高他们便准备在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实施谋杀。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行程，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张敖和贯高都被逮捕。贯高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刘邦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贯高问：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是。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也赦免足下。
　　贯高却说：臣之所以体无完肤仍然苟活，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赵王出狱，臣的责任已尽。身为人臣而负篡逆之名，哪有脸面侍奉皇上？
　　于是贯高自杀。4
　　张敖总算死里逃生。但同时，他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刘邦把他贬为侯爵，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这当然很冤，却还不是最冤的。
　　最冤的是彭越。
　　彭越根本就没想造反，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平息叛乱时，称病不肯从军。彭越怎么想的，不清楚。也许，他确实是累了。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但这顶多也只能算消极怠工，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而且，刘邦不但诛灭彭越三族，还将他剁成肉酱赐给诸侯。5
　　这，岂非丧心病狂？
　　好像不是。
　　杀戒因何而开
　　事实证明，刘邦并非精神病，也不是杀人狂，因为有许多可杀之人他都没杀。
　　比如贯高，比如栾布。
　　栾布是梁国的大夫。梁王彭越被捕时，他正出使齐国。等他使齐归来，彭越的人头已经挂在了洛阳城楼。同时刘邦还下令：有胆敢收尸或探望的，杀无赦！
　　然而栾布置若罔闻。他来到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痛哭一场。
　　这在栾布，是理所应当。于公，彭越是他的国王，他当然要面对彭越奏事，履行程序。于私，彭越是他的恩人，他当然要沉痛哀悼，上一瓣心香。有什么不对吗？
　　但在刘邦，这就是公然抗命。
　　因此，当负责现场的官吏将栾布逮捕，送到刘邦跟前时，刘邦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
　　栾布从容地问：可以说一句话再死吗？
　　刘邦说：你讲！
　　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城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还有今天吗？
　　刘邦没有话说。
　　栾布又说：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就不该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还屠灭三族，就不怕天下功臣人人自危吗？
　　刘邦也无话可说。
　　栾布再说：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
　　刘邦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6
　　还有蒯通。
　　前面说过，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时，蒯通曾经力劝韩信严守中立，鼎足而居。韩信临死前，也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刘邦得知这一故事，便将蒯通捉拿归案。
　　刘邦问：当年，是你教韩信谋反吗？
　　蒯通说：一点不错！可惜那小子不听臣的。如果他肯听臣之计，今天哪有陛下什么事？
　　刘邦说：烹之（杀了他）！
　　蒯通说：冤枉！
　　刘邦说：你教韩信谋反，有什么冤？
　　蒯通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个时候，当然是谁个子高跑得快，谁就得手啦！所以那时节，臣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再说了，当年磨快了刀子想干陛下这营生的，多了去，又岂能尽烹？
　　刘邦说：置之（放了他）！
　　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也不因为栾布和蒯通的顶撞而恼羞成怒，这难道是丧心病狂？
　　因此他的杀人，就只有一个原因：政治需要。
　　这一点，可以从彭越案看得很清楚。
　　彭越被捕后，刘邦其实也知道他是冤枉的，因此并没有杀他，而是贬到蜀郡为庶民。彭越西行路遇吕后，向吕后哭诉自己的冤屈。吕后听了却对刘邦说，彭越这人能量很大，如不斩草除根，只怕后患无穷。
　　于是重新审理此案，将彭越置于死地。
　　再看韩王信。
　　韩王信反，是因为打不过匈奴，只能降胡反汉。但韩王信的封地原本在颍川，跟匈奴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屡遭侵略，以至于降了匈奴呢？
　　因为刘邦把他的封地从颍川郡迁到了太原郡。
　　那么，刘邦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颍川郡北近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县）、洛阳，南迫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叶读如射，今河南省叶县），东有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皆天下劲兵处），刘邦不能不捏在自己手里。7
　　这就是刘邦大开杀戒的真实原因。
　　很显然，迫于无奈，刘邦在胜利之后册封或承认了七个异姓王。但，除长沙王吴芮国小力弱外，他对其他六个王都是不放心的。这才徙封韩王韩信，夺国赵王张敖，诬陷梁王彭越。徙韩夺赵是要地，杀害彭越是防人。
　　刘邦的贪婪、防范和猜忌，已是毫不掩饰。
　　结果，淮南王英布反。
　　英布是倒数第二个被消灭的异姓诸侯王。此前，依次是燕王臧荼、韩王韩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之后，则还有燕王卢绾。卢绾是臧荼被灭以后封的，又在汉十二年被灭，新封的燕王则为刘邦的儿子刘建。
　　那么，英布如果不反，刘邦会灭了他吗？
　　难讲。因为英布的王国，拥有长江下游的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相当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西两省。这么大一块地方，刘邦是迟早要吞并的。
　　英布则不反也不行。夏侯婴曾经问一位长者，皇上待他不薄，英布为什么还要造反？长者说，英布感到了危险嘛！当今天下功高震主的，就是韩信、彭越和英布。那么想想看，去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今年不就轮到英布了吗？那还不如自己造反算了。
　　然而英布毕竟是英布。他可是在陈胜的时代就已经起义，项梁的时代就已经从军的老革命。所以，他与刘邦战于庸城（今安徽省宿州市）阵前相见时，竟毫无愧色。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8
　　这话说得漂亮，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汉十二年十月，英布战败而死，淮南国则封给了刘邦的儿子刘长。
　　英布失败了。
　　但受过黥刑的土匪英布，却比韩信潇洒得多！
　　韩信之死
　　韩信没想到自己会死。
　　事实上刘邦原本也没打算杀韩信，韩信最后是被吕后谋杀的。建国之初，刘邦只是把他从齐王徙封为楚王。这当然是耍了心眼。齐国何等重要，岂能放心地交给韩信？再说这王位是韩信勒索来的，刘邦也不爽。
　　不过刘邦的理由却很正当：义帝没有后代，韩信又是楚人。楚人治楚，衣锦还乡，都说得过去吧？9
　　韩信自己，似乎也很满意这安排。他回到家乡，找到当年帮助和羞辱过自己的人，重谢前者，宽恕后者，堪称与民同乐，并没有辜负刘邦的一番好意。10
　　可惜好景不长。韩信大约只做了半年楚王，就有人上书朝廷举报他谋反。谁写的举报信，出于什么动机，都已无法确知，但朝中将领们的反应却相当一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请皇上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
　　韩信的人缘，看来并不好。
　　刘邦却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问陈平。
　　陈平推辞再三。
　　刘邦执意要问。
　　陈平问：举报韩信谋反，有其他人知道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问：韩信自己知道吗？
　　刘邦说：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
　　刘邦说：不能比。
　　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
　　刘邦说：比不上。
　　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的精，将不如人家的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逼着撵着人家造反吗？
　　刘邦说：为之奈何？
　　陈平说：如果只是对付韩信，用不着百万雄兵，一名战士就够了。请皇上伪称巡狩云梦泽。天子巡视，诸侯必须郊迎。到时候，秘密逮捕就是。
　　刘邦然其计，立即昭告天下，随即南巡。11
　　诏书传达到楚，韩信慌了。
　　韩信并未做贼，为什么心虚？因为楚国名将钟离眜（眜读如末；亦写作眛，读如妹）藏在他那里。这是刘邦下令全国通缉的要犯，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为了自保，韩信只好昧着良心杀了钟离眜，带着他的人头去见刘邦。
　　刘邦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韩信也被立即捆绑起来扔进车里。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说：少废话！你以为反迹还不彰明吗？
　　不过韩信并没有被杀，仅被贬为淮阴侯。看来，刘邦只是想要他的权、他的地，并不想要他的命。
　　韩信自己，却起了谋反的心思。
　　汉十年九月，汉将陈豨在边地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
　　吕后接到密告，便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和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结果刚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并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
　　韩信之死，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更被文学艺术作品一再演绎。不少人甚至认为，韩信的谋反根本就是冤假错案。想想看吧，他最有实力也最有条件的时候不反，现在等于软禁在家，反什么呢？只不过，这错案已被刘邦和吕后铸成铁案，司马迁也翻不过来。
　　关于这个问题，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大约可以肯定，此事确系吕后所为，或吕后与萧何合谋。当年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为什么要与吕后联手，也不清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刘邦对这一结果既感到惊喜，又略有遗憾。
　　对，且喜且怜之。
　　那么，刘邦临行前是否对吕后有过授权、交代或者暗示？同样不清楚。但吕后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通气，自然有原因。总之，吕后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
　　是啊，他只知道讥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这毛病自己也有，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刘邦的对手。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刘邦经常找他聊天。他们共同回忆过去的岁月，议论诸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超不过十万。
　　刘邦又问：你呢？
　　韩信说：越多越好。
　　刘邦笑：好一个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
　　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好嘛，那你还要谋反？
　　韩信被杀，是在汉十一年正月。与此同时，韩王信也被杀。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又过四个月，即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三个月后，即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与英布会战。英布兵败被杀，刘邦则因为被流矢所中，在半年后不治身亡。
　　一个个英雄或枭雄就这样谢幕退场，不是身败，便是名裂，真不知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得去问秦始皇。
　　秦主义
　　秦始皇的尸体运到咸阳时，早已腐臭。
　　当然要臭的。他崩于沙丘是在七月，葬于骊山是在九月。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路，又是热天，不臭才怪。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尸体根本就没运回去，也不可能运。坐在车里和埋在皇帝陵的，其实都是替身。12
　　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无论秦始皇本人埋在了哪里，他的事业都没有被埋葬。祖龙虽死秦犹在。刘邦和他的后继者接手了秦始皇的所有遗产，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秦始皇也有理想吗？
　　当然。13
　　没有证据证明，夺取了天下的秦始皇，像当年的周武王一样举行了开国大典。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懵懂的。相反，秦始皇清楚地认识到了三点：第一，他做的事情前所未有；第二，他建立的制度将延续下去；第三，他的事业如果成功，将永远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14
　　如此理想，岂非远大？
　　没人知道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作为战火中成长的一代，他对战争有着别样的看法。在他看来，战争是可恶的；而战争的总根源，就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制。
　　秦始皇说对了吗？
　　有一定道理。据统计，春秋时期八十多年间，仅郑国参加的战争就多达七十二次以上，宋国的参战也不少于四十六次。他们进行这些战争，有时是要服从霸主的命令，有时是为了自卫，有时则是侵略别人。15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几乎都是侵略战争，战国就更是。抵抗外族入侵的反侵略战争也有，但更多的是华夏民族窝里斗。开始不过争当老大，后来就变成兼并别国。也就在前面说的八十多年间，仅楚国一家，就灭了江、六（读如陆）、蓼（读如瞭，第三声）、庸、萧五国，以及群舒（分布在今安徽省北部的少数民族）。
　　其他邦国也不含糊。齐灭莱，秦灭滑，鲁灭邾（读如朱），莒（读如举）灭鄫（读如增）。莒，后来是被楚灭了的。但在这会儿，也不放过兼并别国的机会。16
　　那么，这是中国国情，或君主制的罪恶吗？
　　也未必，并非君主制的古希腊同样战火纷飞。那些独立、自由、平等的城邦，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一样大打出手。民主制的雅典与贵族制的斯巴达为了称霸全希腊，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跟我们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有得一拼。
　　更不像话的是，为了在这自相残杀中胜出，他们竟不惜勾结希腊的宿敌波斯。这跟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原本就是例外。17
　　相反，从分散弱小的部落国家，到相对强大的独立王国，再通过战争变成统一大帝国，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埃及、印度、巴比伦，都如此。就连罗马，虽然坚持共和政体五百年，最后还是扛不住。希腊人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转变，便只好由马其顿人代劳。18
　　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穀，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19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20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1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2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3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4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5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26
　　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27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从这一卷开始，本中华史进入第二部。
　　第二部叫“第一帝国”。1
　　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的分量很重。它历时长达两千一百三十二年，是三千七百年的大约十分之六。之前的战国，是邦国向帝国的转变阶段。战国之前，西周、东周、春秋，是邦国时代。西周之前，是早期国家时代，其中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夏是部落国家。再往前追溯，所谓“三皇五帝”是在史前史，不在文明史。
　　因此，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可以统称为“前帝国时代”。夏以前，则是“前国家时代”。
　　前帝国时代和前国家时代的故事，构成了本中华史的第一部“中华根”。这是一段艰难而迷人的旅行。《祖先》是破冰之旅，《国家》是巡航之旅，《奠基者》是寻根之旅，《青春志》是心灵之旅，《从春秋到战国》是高手过招，《百家争鸣》是头脑风暴。百家争鸣之后，秦并天下。
　　进入帝国时代，海面便变得开阔。
　　是的。本中华史第二部六卷将要展现的，是八百年的历史。这里面，有两个短命的王朝（秦和晋），一个或两个长命的王朝（西汉和东汉），还有天下三分（三国）和南北对峙（南北朝），内容足够丰富，视野足够开阔。
　　但，开阔未必是好事，因为容易迷失方向。
　　把握方向的唯一办法是看清目标。目标是什么呢？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因此，当我们走到秦并天下的历史关头时，不禁要问：有选择吗？
　　好像没有。
　　没错，我们确实选择过，也探索过，实践过，西周创立的封建制度或邦国制度就是。是啊，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包产到户，处处都与帝国制度相反。这种制度如果试验成功，岂非可以走上另一条路？
　　可惜，并无可能。
　　为什么没有可能，本卷已经作了解释：通过战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不同的是，我们民族在帝国之前还有过邦国。
　　邦国制度是中国人的独创，正如城邦制度是希腊人的发明。邦国与城邦的明显区别，也包括东周列国与印度列国的区别，以及与西亚的区别，就在于各邦国之上，还有一个“天下共主”，这就是周王国和周天子。
　　这样一个“莫非王土”的天下，以及“奉天承运”的天子，是世界其他民族在“前帝国时代”所没有的，更是城邦制度的希腊没有的，堪称独一无二。
　　结果是什么呢？
　　与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孔雀帝国等等相比，中华帝国更具有法理上和心理上的正当性。是的，天子原本就有，也必须有。战国无天子，天下就争战不休，乱作一团。帝国的诞生，无非是把天子从周天子变成了秦始皇，或者汉高祖，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看起来处处相反的邦国制度，反倒成了帝国的奠基石和铺路石。中华帝国，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帝国都要成熟，都要更像帝国。
　　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这是命运，还是选择？
　　也许，只有驶进开阔的海面，回过头才能看清楚。此前，却不妨回忆一下刘邦与英布的阵前对话。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
　　呵呵！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前770年，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许以岐山西面之地，秦建国。
　　前750年，秦文公攻西戎，收复周之失地，岐山以东归周，以西归秦。
　　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
　　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
　　前359年，商鞅变法。
　　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
　　前343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伯。
　　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迁都陈。
　　前276年，楚顷襄王收复失地十五城。
　　前256年，楚考烈王灭鲁。
　　前253年，楚迁都钜阳。
　　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年十三，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吕不韦。
　　前246年，嬴政元年，凿郑国渠，秦益富。
　　前243年，秦蝗灾，令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中国历史上买卖官爵从此开始。
　　前241年，楚、赵、魏、韩、卫五国联军合纵攻秦，秦人开函谷关迎敌，联军不战而走。楚迁都寿春。
　　前240年，《吕氏春秋》问世。
　　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李斯上书后收回成命。
　　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前233年，韩非入秦，被杀。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秦始皇称帝，大秦帝国建立，帝国时代开始。
　　前219年，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长生不死之药。
　　前218年，张良刺秦未遂。
　　前214年，任李斯为丞相。
　　前213年，焚书。
　　前212年，坑儒。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继位，杀扶苏、蒙恬。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群雄纷纷响应。刘邦起兵于沛县，项梁起兵于吴县。
　　前208年，秦二世诬杀李斯，任赵高为相。陈胜被杀。项梁立楚怀王心。秦将章邯攻楚，杀项梁。楚怀王心令刘邦攻秦关中。
　　前207年，巨鹿之战，项羽大破秦军，章邯降楚。赵高杀秦二世，立子婴，去帝号，称秦王。
　　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亡。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自称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将，叛西楚。
　　前203年，刘项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
　　前202年，刘邦越界与项羽战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称帝，大汉帝国建立。
　　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侯。韩王信反。
　　前200年，叔孙通制朝仪。
　　前199年，汉朝廷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
　　前196年，刘邦杀陈豨。吕后杀韩信。刘邦杀彭越。淮南王英布反。
　　前195年，刘邦杀英布。刘邦卒，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前193年，相国萧何卒。
　　前189年，留侯张良卒。
　　前188年，吕后临朝。
　　前187年，诸吕封王。
　　前180年，吕后卒。太尉周勃灭诸吕，立刘恒，是为汉文帝。
　　前157年，汉文帝卒，汉景帝立。
　　前154年，七国之乱。

　　注释

　　第一章
　　
　　1.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本章所引凡未注明者，均同此。
　　2.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古人以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为南楚，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3.这三个王国分别是雍、塞、翟。
　　4.见《资治通鉴·卷六》。
　　5.见《史记·秦本纪》及注，下同。
　　
　　6.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7.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7－749页。
　　8.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及注，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9.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99页。
　　10.《左传·定公四年》称，晋国始祖唐叔虞的政策是“疆以戎索”，也就是按照游牧路线规划道路，或者按照戎狄习俗分配牧地，而非按照周法分配耕地。
　　11.见《史记·秦本纪》。
　　
　　12.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3.《史记·秦本纪》在叙述商鞅变法时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14.请参看《史记·商君列传》、张荫麟《中国史纲》。
　　15.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张荫麟《中国史纲》。
　　
　　16.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7.商鞅规定秦的爵位为二十级，其中最低的一到五级用于奖励士卒。所谓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应该在这五级之内，不可能杀二十人晋级到彻侯。
　　
　　18.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19.请参看拙著《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20.《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是“秦初并天下”，《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是“秦兼天下”，出土文物“秦始皇铜方升铭文”的说法是“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邱隆、丘光明等《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21.许慎《说文解字》。
　　22.请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第二章
　　
　　1.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2.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3.贾谊《过秦论》。
　　4.以上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其中“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一句，《秦始皇本纪》作“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
　　5.杜牧《阿房宫赋》。
　　6.见《史记·项羽本纪》。
　　7.关于陈胜事迹均见《史记·陈涉世家》。
　　8.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台湾弘扬图书公司。
　　9.贾谊《过秦论》。
　　10.秦代是否有陈郡，学术界有争议。本书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11.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同时参考《陈涉世家》，下同。
　　12.据《资治通鉴》卷七，大泽乡起义是在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的下属武臣自称赵王是在八月，故可推算。
　　13.以上均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4.见《史记》之《陈涉世家》与《田儋列传》。
　　15.以上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6.见《史记·陈涉世家》。
　　17.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8.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9.见《汉书·刑法志》。
　　20.见《史记·陈涉世家》。
　　21.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22.见《史记·陈涉世家》。
　　23.见《史记·项羽本纪》。
　　
　　24.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25.请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三章
　　
　　1.请参看《史记·项羽本纪》。下引凡同此者，不另注。
　　2.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中华书局版《史记》和王伯祥先生《史记选》均断句标点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不妥。似应断句标点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3.英布加盟在前，刘邦在后，然后立楚怀王。
　　4.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唐）司马贞索隐。
　　5.古人的排行，曰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或老小。刘邦的长兄名伯，次兄名仲，并无三兄名叔，故刘季即刘小。也因此，古人避讳，易邦为国，但不避讳季。
　　6.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下引凡同此者，不另注。
　　7.请参看《史记·淮阴侯列传》。
　　8.《史记·高祖本纪》（唐）张守节正义称：亭长的职责是“民有讼争，吏留平辨，得成其政”。
　　9.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10.本节述李斯、胡亥、赵高事，请交互参看《史记》之《李斯列传》和《秦始皇本纪》，下引相同者不另注。
　　11.见《史记》之《秦始皇本纪》、《魏豹彭越列传》。
　　12.以下无注者，均请参看《史记·项羽本纪》。
　　13.从这个月起，《史记》等书均改称“汉元年”。
　　14.以下无注者，均请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
　　15.此处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16.此处请参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7.本节史实请交互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郦滕灌列传》。
　　18.此处《项羽本纪》和《留侯世家》的记载不同，取《留侯世家》。
　　19.关于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我在《品人录》一书中另有心理分析，这些分析也成立，请参看。
　　20.此处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21.刘邦原本是打算跟项羽一决雌雄的，但被萧何、樊哙、灌婴、周勃等人劝阻，见《汉书·萧何传》。
　　
　　第四章
　　
　　1.见《史记·项羽本纪》。
　　2.见《资治通鉴》卷九。
　　3.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4.见《史记·留侯世家》。后人并据此编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
　　5.本书所述韩信故事均据《史记·淮阴侯列传》。
　　6.本段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
　　7.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8.以上时间表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九。
　　9.请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留侯世家》。
　　10.以上见《史记》之《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
　　11.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2.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3.武涉的话，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蒯通的话，是“当今二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意思完全相同。
　　14.见《史记·项羽本纪》，同时可参看《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15.本节述项羽事均见《史记·项羽本纪》。
　　16.所谓虞姬歌罢自刎，以及《楚汉春秋》所载虞姬和歌歌词，均系小说家言，不可靠。
　　17.此处之“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也有版本作“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快战与决战的区别，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18.韩信的说法，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陈平的说法，均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19.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0.见《史记·高祖本纪》。
　　21.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22.见《史记·项羽本纪》。
　　23.关于刘邦和项羽的比较，亦请参看拙著《品人录》。
　　24.见《史记·高祖本纪》。
　　
　　第五章
　　
　　1.见《史记·高祖本纪》，下同。
　　2.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称帝是在汉五年正月，臧荼造反是在十月；据《资治通鉴》卷十一，刘邦称帝是在汉五年二月，臧荼造反是在七月。
　　3.臧荼本是燕将，后来被项羽封为燕王，原来的燕王韩广则被贬为辽东王。韩广不肯去辽东，臧荼就把他杀了，连同辽东也一起吞并。见《史记·项羽本纪》。此人在楚汉战争中大约是守中立的。
　　4.张敖、贯高事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5.彭越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被剁成肉酱见《黥布列传》。
　　6.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7.韩王信之事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8.见《史记·黥布列传》。
　　9.见《史记·高祖本纪》。
　　10.本节述韩信事，如无另注者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1.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12.请参看马兆锋《英雄时代》。
　　13.台湾学者杜维运先生即称，秦始皇君臣在公元前221年的建树“背后实具有一种纯粹远大的理想”。见杜维运《中国通史》，台湾三民书局版。
　　14.第一点，可由李斯等人的话证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第二点，可由秦始皇的话证明：“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第三点，也可由秦始皇的话证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5.这八十年间，是从城濮之战到湛阪之战。详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6.江，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六，在今安徽省六安市；蓼，在今河南省固始县；庸，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萧，在今安徽省萧县；莱，在今山东省黄县；滑，在今河南省偃师县；邾即邹，在今山东省邹城市；莒，在今山东省莒县；鄫，在今山东省枣庄市。
　　17.请参看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18.请参看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一文，已收入《顾准文集》。
　　19.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20.请参看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21.请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2.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
　　23.亦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
　　24.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25.据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人民群众也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请参看贾谊《过秦论》。
　　26.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7.关于亚述帝国因使用暴力而灭亡，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
　　后记
　　1.西方学者把从秦到清，称为中华帝国时期。黄仁宇先生则把中华帝国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是第一帝国，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请参看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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